三、唐朝海運勝前期
1978年10月，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的廖承誌訪問了日本奈良著名的唐招提寺，應該寺長老森本孝順之請，決定讓鑒真和尚幹漆造像回國“探親”，與闊別1200多年的故鄉會麵。消息傳開，航海界轟動了，文化界轟動了，學術界轟動了……
鑒真，俗姓諄於，揚州江陽（今江蘇揚州）人，出生於一個商人家庭。他14歲時隨父親到揚州大雲寺，見佛像後敬仰之至，求父親允許他出家。他父親見他決心已定，聰慧過人，答應了他的要求。從20歲起，鑒真隻身前往洛陽、長安各寺潛心研究佛學，他26歲回到揚州時，已成為學識淵博精深的大和尚。他在江淮一帶講經弘法，經他剃渡出家和授戒的弟子先後有4萬餘人。
公元742年10月，日本僧人榮睿、普照到揚州大明寺拜謁鑒真，邀請他到日本去傳揚佛法。鑒真環顧左右弟子說：“你們誰願應他們的邀請，到日本去傳法？”那些弟子默不作聲。過了一會兒，一個弟子說：“日本路途遙遠，滄海淼漫，百無一至。人生難得，中國難生，更為難得。我們修行不夠，造詣不深，所以都默不作答。”鑒真見此情形後，毅然決然說：“為傳揚佛法，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去！”鑒真的決心和勇氣使弟子們極為感動，也紛紛請求一道前去。
鑒真為東渡日本，從公元743年起，曾五次啟航，但都失敗了。特別是第五次東渡，船隻在海上遇到颶風，一直飄流到海南島。此次行程一萬多裏，費時三年多。日本僧人榮睿與弟子祥彥相繼在端州與吉州途中去世。鑒真大師也因暑熱煎熬而雙眼失明。
鑒真曆盡苦難，仍矢誌不渝、毫不灰心。公元753年，這位66歲高齡的“盲聖”又第六次東渡，終於在這年12月到達日本薩摩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南部）。鑒真大師留居日本十年。公元763年，他在奈良唐招提寺坐東朝西，麵向祖國而逝。
鑒真大師是盛唐時期海上友好交往和貿易運輸空前高漲中的傑出代表，是一位通曉三藏、學問淵博的高僧。之所以能湧現和產生這樣一個人物，不能不與當時的曆史環境和社會狀況緊密相關。鑒真生於初唐，成長在盛唐,處在我國中古世紀一個政治上穩定、經濟上繁榮、文化上發達、對外交往十分活躍的年代。
唐朝初期，以唐太宗李世民為代表的統治集團，吸取了一時強大的隋朝很快滅亡的曆史教訓，勵精圖治，在隋文帝改革政體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封建製度。並著手製訂了有關土地製度、戶口、手工業、商業和中外交通等一係列唐律規定，網絡和重用各種人才，納諫如流，很快就出現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李世民死後，一直到唐玄宗即位後的最初３０多年間，唐朝國力繼續上升，創造了“國泰民安，歌舞升平”的局麵，其軍事、經濟、科技、文化、海上運輸等方麵都得到空前的繁榮，程度遠遠超過漢武帝盛期。
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唐朝海運業的日趨發展、繁盛，還有一個極重要原因：與唐王朝相對應的西方當時也迅速崛起了一個大食帝國（古阿拉伯帝國）。居住在大食帝國的阿拉伯諸民族也是一個善於駕帆駛舟的民族，早在上古時代，他們就通過地中海、紅海、阿拉伯海、波斯灣，把阿拉伯半島南部的瀕海文明，與印度和非洲聯係起來了。到了五六世紀，由於彼此都打通了東、西亞之間的海上航路，中國與古代阿拉伯世界的航海交往開始加快進行。尤其是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國，創造了阿拉伯世界的高度文明和經濟成就，成為西方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後，兩個帝國之間的友好航海交往更為頻繁。據統計，從公元651年到798年的148年中，大食帝國對中國正式派遣的使團就達39個之多，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這對於遙隔數萬裏，處處充滿驚濤駭浪的遠涉航行來說是極其不易的。
加之當時橫貫亞洲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沿途各國戰火不熄，時斷時滅，以致常常梗塞不暢。這樣，從唐朝中期開始，“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量便迅速增長，並逐步超過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
唐開元年間，一位名叫賈耽的著寫《廣州通海夷道》一文，詳細地記錄了從廣州通向南洋、西亞和東非的國際海上航線：即從廣州出發，經今越南沿海，穿過馬六甲海峽，航行過斯裏蘭卡及印度西岸，到達忽魯謨斯和烏刺。從東向西航程約90餘天。從烏刺再向西航行48天，便到達東非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這條航線航程之長、航區之廣，突破了亞洲範圍的航行，真正開始實現了洲際航行,這在當時的技術和航海知識條件下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