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倡導海運的民族英雄
“閉關鎖國”是西方列強強加在清朝頭上一頂不光彩的“頂冠”。平心而論，若把清朝和明朝作一比較，不難看出清代前期基本上還是倡導和實行開海政策的。清朝自1644年立國，到1912年滅亡，共曆時26８年。除從順治12年（公元1655年）至康熙23年（公元1684年）之間，曾實行過一段時間的海禁和遷海之外，其餘200多年時間，基本上是實行開海政策的，因而在船舶建造、船隊規模、運載能力、航海技術等方麵都超過了曆代水平，遠比鄭和時期的航海實力大。不過在衰老的封建製度束縛下，中國航海事業與當時世界航海事業的發展規模和水平相比，距離越來越大。
當清朝“辮子軍”入關後，舉國上下便舉旗抗清。在眾多的抗清義軍中最有影響，並和航海事業關聯最大的莫過於民族英雄——鄭成功了。
鄭成功，原名鄭森，福建泉州南安縣石井人。他的父親是明末赫赫有名的大海商鄭芝龍，母親為日本平戶侯藩士田川七左衛門的女兒。鄭成功1624年7月14日生於日本平戶島千裏濱，7歲時被父親接回國內讀書習武，15歲中了秀才，21歲入南京國子監（太學）。鄭芝龍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時，鄭成功剛22歲，被賜姓朱，名成功，封為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從此中外又稱他為“國姓爺”或“賜姓爺”。
1646年，清軍攻進福建，隆武帝朱聿鍵撤退逃亡到汀州時被俘而死。鄭芝龍因留戀田產、貪圖富貴而投降了清廷。鄭成功義無反顧、大義凜然，斥責他父親“不顧大義”，並呈“報父書”，與其父決裂。這年他才23歲，僅聚眾300餘人，占據於南安縣一小塊立足之地，後來又兼並了幾股地方武裝。1646年12月，移兵駐泊到鼓浪嶼。1650年8月，又占領了金門、廈門兩島嶼，吞並了鄭聯的部屬4萬餘人，兵勢日盛、聲威大振，從此更堅定地開展反清複明的鬥爭。
鄭成功為了在軍事上取得更大的進展，十分注重經營航海貿易，以獲取厚利來養活軍隊。1651年12月，鄭成功占領漳州、泉州兩處著名海港以後，稅收逐年增多，兵力日益擴充。但是投靠、參軍者越來越多，僅靠關稅一項遠遠滿足不了糧餉的需要。鄭成功決定“通洋裕國、以商養軍”。他先後搜羅了幾十艘能經營航海貿易的商船，其中一部分是漳州、泉州等沿海各地海商的船舶，一部分是原來鄭氏海商集團內各家的船舶；另一部分屬於鄭成功個人家庭的，包括他父親鄭芝龍留在海外的貿易船。
就當時鄭成功船隊活動範圍來看，直接或間接與其發生貿易聯係的，仍然主要是日本和東南亞兩個地區。
鄭成功船隊對東南亞貿易的活動範圍相當廣闊，像今天的泰國、越南、柬埔寨、印尼、菲律賓等處都是鄭成功貿易船隊經常往來之地。他們利用這些地區與中國國內貨物之間的差價，長途販運，賺取巨額利潤。為了適應各市場行情的變化和軍需采購的要求，鄭成功船隊不斷靈活地調整和變化航線。總體來說，這些航線可分為直達航線和三角航線。直達航線有從廈門到日本，廈門到南洋兩條，這可以說是鄭成功船隊的主要活動路線。三角航線是從廈門到南洋各地，再轉道到日本，然後再返回廈門。在這條航線上，鄭成功船隊稱得上一本萬利：即將中國貨物運銷南洋，在當地銷售後，換取香料運銷日本，再由日本換取金銀或各類物資運回廈門。
據一位研究鄭成功的日本學者調查統計表明：當年，鄭成功經營中日航海貿易的商船，約在50─60艘之間，最多時每年有70艘，最少時也有42艘。經營南洋航線的商船在20艘左右，而經營中國、南洋、日本三角航線的商船也在10艘上下。若將這些海船進行分類的話，又大致分為“口船”和“奧船”兩種。“口船”的個頭較小，載重量在50─300噸之間，平均為175噸，主要用作直達航線上的貿易船。“奧船”的個頭要大得多，載重量約為600噸至1000噸之間，平均為800噸，是三角航線上的“主力軍”。
鄭成功船隊運往日本的最主要商品是生絲和綢緞，還有從南洋三角航線上運過去的香料。生絲的利潤率為140％,香料為450％,綢緞為90％,這些貨物每年約可獲利96萬兩。返航途中，船隊又從日本運回中國黃金，利潤率是83％，銅為48％，軍器為80％，又可獲利45萬兩。這兩項相加，每年約可獲利141萬兩白銀。
鄭成功運往南洋的貨物，基本上也是以生絲和絲織品為主。它們的利潤率均在100％左右，比運往日本的要低一籌。從南洋返程捎帶的則是香料，利潤率是60％。根據估算，運貨去南洋約可獲利64萬兩至80萬兩，返航回貨也可獲利29萬兩至48萬兩。兩項共計約可得白銀93萬兩至128萬兩。把南洋和日本兩處的貿易利潤相加便可得出，鄭成功海運船隊每年可獲純利234萬兩至269萬兩白銀。
當時，鄭成功麾下共有18萬兵馬，約需軍餉開支360萬兩，加上其它政務開支，至少總需約為400萬兩。如前述獲純利269萬兩計算，約占鄭成功全軍總支出的62％以上，由此可見航海貿易活動，是維持鄭成功及其政權的主要財政支柱。在鄭成功的悉心經營下，廈門島成了中國對東南亞地區航海貿易的吞吐和周轉中心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