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印體
印體的高矮尺寸，自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有漸次增高的趨勢，凡過高過厚、過矮過薄都不可靠。
7．印文
從文字入手進行璽印“辨偽”和斷代是很重要的手段，而且一直以來甚至被認為是鑒定古璽印唯一有效的途徑，對於很多書法篆刻家而言就更是舍此而別無它途了。雖說並非所有印文藝術水準差的印都是偽作，但偽印的印文藝術水準普遍較差，甚至醜陋不堪，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就是有些書法篆刻家僅憑印文拓本就能識別印章真偽的重要原因。仍以《山東新出土古璽印》為例，第76號漢代“建安司馬”印、第80號魏晉“典祠令印”、第97號魏晉“駙馬都尉”印、第99號晉代“上穀學官令印”、第102號魏晉“陷陣中郎將”印，印文皆拙劣不堪，一望而知是贗品無疑。對古代璽印文字還有“誤讀”現象（這種“誤讀”不是將文字讀錯，而是將其時代風格搞錯），如寧夏固原草廟曾出土一枚“伏波將軍章”，考古工作者據文獻記載認為西漢時在北地郡（轄今固原）生活過的伏波將軍僅有馬援一人，遂推定為東漢馬援遺物。但細讀文獻，馬援拜伏波將軍是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而其往北地郡卻是西漢末以督郵之職私放囚犯而逃亡之際，況且馬援卒葬於河南洛陽，北地郡故地發現一方伏波將軍章怎能斷定就與他相幹呢？再從印文風格來看，此印當為一方時代、地域特色都十分鮮明的十六國時期的將軍章，也就是說，在馬援死了約三百年後，此印才“問世”。再如內蒙古赤峰曾出土“雁門郡記”一印，當時出土報告稱為漢印，但該印用陽文，並且印章稱“記”，其時代在宋、遼、金之間，而不是在漢，當然這些都是斷代之誤，並非做偽。有的因為仿製者的馬虎或不具備專業知識，而造成明顯錯字入印，也可以看出作偽的痕跡。這裏麵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南京市博物館收藏的標為東漢的鼻鈕銅質“平原令印”，此印鼻鈕符合穿小邊厚台高的東漢特征，但細細玩味卻可以發現此印文字肥滯臃腫，全無東漢官印的遒勁氣勢，而且漢魏印麵往往以留紅形成的“十”字界格，在此印中竟不得見，特別是“原”字所轄“泉”部中豎，在兩漢、新莽銘刻文字上，多寫作不連的兩段短豎，而此“原”字中豎卻一通直下，露出了贗偽的馬腳。印體真而印麵偽是並不矛盾的，出土古印常見印文漫滅或原本無字的素麵印，古董商為牟利常持以偽刻印文，這和青銅器中以真器刻偽銘及無款字畫中添署名家款題的情況十分相似。“平原令印”亦當屬舊印新刻之屬。總之，印章的風格演變是有規律可循的，隻要材料積累得多，注意橫向、縱向的比較，在古代文化的研究中是可以起到如銅鏡、錢幣那樣的斷代標尺作用的。
8．內容
有的偽印，其內容往往於史無征，出於杜撰，這樣的辨偽尚屬比較容易。如仿西漢“武陵郡長”印，漢製郡一級長官稱郡守或太守，縣一級長官才稱令或長，作偽者不通古代官製，而將縣級長官之名安到郡長官頭上去了。還有些“偽印”在印文內容上故作驚人之筆，如漢代“衛青”玉印、“楊喜”玉印以及所謂關羽的“壽亭侯印”等，都是借“名頭”欺世，絕無真品之可能。倒是傳世有“嶽飛”陽文名印，曾經羅繼祖先生介紹，印主名頭雖大，但印文倒是仿《汗簡》與《古文四聲韻》的，一時也看不出什麼問題。
隨著時代的發展，工藝技術的進步，古代璽印作偽的方法也愈來愈精到，有些印章甚至能夠做到“亂真”程度，所以相應的辨偽水平、辨偽技能甚至用於辨偽的儀器，也要“水漲船高”才行，至於有些標準如能做到量化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