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印刷業也有所發展，元朝人王禎選擇優質木料刻字，以防止沾水伸縮，這就避免了泥活字、錫活字的缺點，使活字印刷術向前推進了一步。稍後，馬稱德也鏤活字版至十萬字，印成了大部頭的《大學衍義》等書。
套色印刷技術的發明是元代印刷術發展的另一成就。1340年（後至元六年）中興路（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無聞老和尚注解《金剛經》，首卷的靈芝圖和經注都用朱墨兩色木刻套印。它比西歐第一本帶色印的聖詩，要早170年。
中國是瓷器的國度，技術的發展自然少不了燒瓷技術，並且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從唐三彩到宋的青瓷和白瓷，元代瓷器的特點以青花瓷器為代表作。它的製作無論在顏料的煉製和燒造方麵，都較宋代有了很大的發展。它色彩明快，釉質光潤，燒造技術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江西的景德鎮是當時的瓷都，官府命令選取細白質膩之陶土，精製為薄質精美的進禦器呈進。它們是千中選一的精品，故非一般民器所可比擬。
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鏤空大蓋罐、青花八棱執壺和1970年北京出土的青花鳳頭扁壺、青花托盞等都反映了當時燒造的水平。它不僅行銷國內，而且還大批遠銷到海外。
元代農業生產的技術也有所提高。從天時地利與農業的關係，到選種、肥料、灌溉、收獲等各方麵的知識，都已達到新的水平。棉花很早就自南北二道傳入中國，宋時棉花種植除西域、海南外，主要在閩廣一帶，元中後期已遍及全國，耕種方法也隨之傳布。
由於手工業生產的發達，商業上交換的頻繁，元朝實用算術方麵也有很大的進展。最能夠代表這一特點的是算盤在元朝開始使用，劉因《靜修先生文集》中有算盤詩。元末明初陶宗儀的《輟耕錄》已論算盤珠。
元朝經濟的繁榮帶來的一個直接結果是醫學的進步。其中有成就的可推朱震亨、危亦林等人。朱震亨主張“陽有餘而陰不足”，創“滋陰養火”方法。後世稱他為滋陰派。他所用的有些藥劑如大補陰丸、瓊玉膏等，到現在還流傳服用。
劉完素的寒涼派、張從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補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陰派，號稱金元醫學的四大學派。
元朝後期，統治集團內部為爭權奪利而展開了激烈的拚殺。他們的爭鬥，嚴重影響了統治機構的正常運轉，加上官吏貪汙成風，很快激起了全國範圍的農民起義。蒙古鐵騎的霸氣已經在長期養尊處優中消磨殆盡，麵對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軍，曾經不可一世的蒙古鐵騎一觸即潰，而元朝的皇帝這時還沉浸在後宮的淫樂之中，直到起義軍逼近大都，才如夢方醒，但為時已晚，隻好倉皇帶著後宮妃子逃回到蒙古草原。
元朝的末代皇帝拋棄了先輩苦心經營的大都，馬背上的民族也結束了在城市中的輝煌，重新回到草原開始了遊牧生活。
名家回眸
邱樹森指出：由於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元代的城市規模是很大的，城市經濟也很繁榮。元大都就是其中的典型。元大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宏偉繁榮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都的經濟繁榮，商業尤為繁盛，全國各地以及波斯、阿拉伯、高麗、緬甸等外國的許多貨物都集中到這裏。元大都的文化生活也非常豐富，戲院裏演出雜劇、散曲，是元朝前期雜劇的中心，擁有許多著名的雜劇作家和演員。
馬可·波羅與《馬可·波羅遊記》
中唐以後，中國開始處於分裂割據局麵，經由中亞通往波斯等地，到達歐洲的陸路交通一度衰落，到了元代始得恢複，而且交往更為頻繁。至此，中國和歐洲各國的關係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13世紀前期，蒙古統治者經過三次西征，在俄羅斯建立了金帳汗國，從中亞到小亞細亞建立了伊利汗國，加上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共建立四大汗國。
金帳汗國的版圖從西伯利亞西部達到多瑙河一帶。伊利汗國的版圖則從阿姆河以西瀕臨地中海。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以和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西南，鄂爾渾河上遊西岸）為中心，跨越歐亞兩洲的大汗國。忽必烈在上都（原開平府，在今內蒙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所在地東約四十華裏處的閃電河北岸）即位後，把首都遷到大都（今北京），大都成了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
蒙古統治者在他們所管轄的範圍內，設立完備的驛站製度，且駐軍保護和維持治安。隻要帶有大汗的金牌，沿途可以役使官馬，享受各種特權，不受國際關卡的限製，自由馳騁。一向阻塞、中斷的中西交通，經過蒙古統治者三十多年的經營，這時已暢通無阻，各國使臣、商人往來絡繹不絕。
元朝來華的歐洲人多是商人、傳教士和旅行者。蒙古西征後，1245年初，教皇英諾森四世在法國裏昂召集宗教大會，決定派遣傳教士普蘭諾·卡爾平尼等人攜帶教皇給蒙古可汗的兩封信出使蒙古。這一時期，由於被蒙古人的西征所震撼，他們迫切地需要了解蒙古，了解這個來自東方的征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