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而言，本書為一史傳敘事作品，但筆者私衷卻是史傳敘事其表，思悟認知其裏。蓋所謂史傳者，大開大闔，奇崛跌宕，人易以故事視之，猶如讀小說、聽說書，目眩神迷，不覺而將其文藝化。其實，史傳乃是有力的思想認識方式和工具。許多以讀書為業、自命足以勝任思考的人，往往將思想等同於理論，甚而隻知從理論上求之。這種誤區，尤當思想、學術嚴重格式化，讀書和著述僅為博取功名之器藝的時代，益滋其彰。其表現，我們不必到遠處去找，眼下就很典型。歲歲年年，從學術考核製度，從學位、晉職競爭中生產的論文汗牛充棟，而內容空疏、言不及義者累累。當下知識者中每可見兩種情形：一、與現實有繭疥之隔，搔不到癢處、揭不了瘡疤，論來論去，思想隻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術語中打轉，和科舉製藝如出一轍，此謂“無補於世”；二、對曆史，不光觀念混亂、錯誤而不自知，又陶醉於某些徒具其表的義理，從理念到理念，從空想到空想，據之對曆史東拚西湊、強以就我，甚而不惜昧實而論，此謂“學不成器”。黃宗羲說：“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三十多年前“文革”結束時，國人精神世界絀於“讀書不多”，而今，病根卻在“不求於心”——讀書不少，心思仍舊昏憒。何以如此？有的是被應試教育所害，讀書不為求知，目的盡在出身、文憑。有的則是根須紮錯了地方。黃宗羲說：“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古人是拘執經術，今人是拘執義理，而實質總歸一條，即頭腦已被格式化，雖然也思考，也貌似產生思想，但根須卻紮於先入為主的理念，不是紮在客觀事實的土壤中。這就是“迂儒”，他們有些人的表現，往往比“迂”嚴重得多，其對義理的癡迷、對客觀的排拒，可能達於偏執的地步。為了不至於此，或已然如此而願意有所改益，有效辦法是接受黃宗羲的建議“必兼讀史”。
讀史，首先是樁令人愉快的事，有著如對小說一般甚至超過它的樂趣，但這是極次要的。它真正的好處是使人離真相更近從而明辨是非，搜讀益多益廣，這功效益發明顯、確鑿，世間最不容易蒙蔽之人，便是飽於讀史之士；其次，讀史能夠大大彌補空頭理論的各種不足，甚至回過頭反思理論，重估它塞到我們腦中的那些觀念。言及此，想起梁啟超的評論：“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3]我從這句話所得，不隻是兩大師治學各有所重，進而更在於，黃宗羲何以要將最大氣力用於史學？這很值得深思。以他學問之廣之深，這一定是出於鄭重、特別的選擇。我以為，那是對自己時代現實審視、判斷的結果。明亡之後，痛定思痛，一代碩學依各自認識展開反思和總結；而在黃宗羲看來，明代近三百年人文的弊端，主要在於空談許多義理，對曆史卻認知力嚴重不足。所以他的批判，不特別致力於理論，而集中在史學層麵，通過摸索曆史，得到和浮現真知。體會、揣摩這一思路，我覺得對於當代有極大參考意義。回看半個多世紀以來，根本問題也是義理過剩而史學不足。陳雲曾講“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這是從國家政治層麵對曆史教訓的總結，倘從精神思想層麵看，相通的問題其實便是在義理與史學之間更應依憑和尊重什麼。考諸現實，令人意外的是我們在國家政治層麵基本已能采取“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態度，反倒是精神思想層麵義理過剩而史學不足的情形沒有多少改變。在“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不必說義理壓倒一切，史學則完全沒有空間抑或是被義理“掛帥”的史學。“文革”終結，改革開放，思想學術似乎漸至多元，但深入觀察，尚好主義的風氣依然獨大，基於事實的討論迄無多少餘地，某些慷慨激昂之士，盛氣淩人、泰山壓頂，以至詈以粗口而有恃無恐，其所恃者何？無非是義理握於其手。但義理在手為何就如此強勢？將根由追索到最底層，我以為是曆史檢討不足。因為曆史檢討不足，許多事實沒有厘清，或雖已厘清卻沒有進入公共知識領域、向社會普及，致一般人的曆史認識仍處於某些義理覆蓋之下而非來自曆史事實本身。既有此“知識背景”為雄厚社會基礎，就難怪有些人出言強悍，氣吞山河，總有“朕曰”口吻，動輒置人罪不容誅。當下中國精神思想如欲走出這種氛圍，別無辦法，非得像黃宗羲那樣，紮實地做史學功夫，辨偽訂訛、澄清史實，同時帶動社會有讀史的意識，逐漸建立不論什麼義理都要附麗於史、接受曆史檢驗，否則就是空頭說辭的認識。
中國能否更智慧、更清明，頗待乎一個全民讀史的浪潮。極而言之，詩歌、小說、哲學、道德……將這些暫時放下不讀，都不要緊，但一定要讀史。眼下我們不急於理想，甚至也不急於情感，所急者首先是事實。基本事實都不甚清楚，卻憧憬理想、抒發情感，又如何靠得住？讀史，就是尋找並確定事實的過程。有些人的談吐和舉動，一眼可見起於對曆史了解不夠。關於“文革”就是這樣，我們在身邊屢能發現有人心中至今為“文革”義理留一塊領地，乃至還以此為批判現實的武器。這固然可悲，但我想其中相當的一部分（特別是年輕人）未必真的了解“文革”，使他們有如上思想感情的根因，其實是“文革”史學的不足，令那種義理仍能有所附麗。
總之，史學確是當代思想一個關鍵方麵。幾十年來，義理對史學深度注入，形成許多定式，令人們以為自己在接觸曆史，實際不過是接受義理。這遠非在當代史中如此，現代史、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存在從某種義理而來的固定格式。舉個很明顯的例子，曆史教科書一直把到1840年為止的中國定義為“封建社會”，把相應曆史稱為“封建史”。其實，自嬴政這位“始皇帝”起，中國就廢止了封建製，漢代初年略有反複，不久也徹底取消實封，以後曆代封王建國都僅為虛封，亦即受封之王有爵號有封地，但並非政治經濟上的獨立國。1973年8月5日，毛澤東有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雲：“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5]說得很清楚，秦以後中國已經沒有封建製，“百代”所行，都是贏政始創的中央集權或大一統君權專製。那麼，為什麼教科書會無視這一點，而將二千年來中國冠以“封建社會”“封建時代”之名？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建立了一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大階段的社會發展史模型。本來，這一番總結，所依據的主要是歐洲史；在歐洲，直到近代資本主義之前，確實處於完整的封建形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曾係統研究過中國曆史，並不了解帝製中國的集權形態，他們的理論無從考慮和吸收中國的曆史經驗，這本來沒什麼，問題是，當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意識形態，上述社會發展史模型被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必由之路”，隻能遵守，不能旁生枝節。因此，便讓中國曆史削足適履，將明明不屬於封建形態的中國帝製史硬套為“封建社會”。其實，以中國曆史實際，不單“封建社會”之說是穿鑿附會，連“奴隸社會”的存在，也並不能從史料上落實。顧名思義，“奴隸社會”即應以奴隸製為社會基本關係，但至今不論文字上還是器物上，我們都不能完全地證明，中國曾經有一個奴隸製階段。否則，其始於何時、崩於何時，曆史上會有確切的標誌和概念，可是並無任何曆史學家對我們能夠以此相告。
郭沫若曾將一些論文編在一起，取名《奴隸製時代》，但裏麵的論述多不令人信服。我們見到的常常是一些字形字義的詮釋，某字像是奴隸情形的表現，某字有受人奴役的含義等。他唯一肯定的結論是：“殷代是奴隸製”[6]，但即使在殷代，連他自己都說：“‘當作牲畜來買賣’的例子雖然還找不到，但‘當作牲畜來屠殺’的例子是多到不可勝數了。”[7]我們知道，奴隸是奴隸主的財富，是奴隸主的生產工具，奴隸主擁有奴隸絕不是用來殺掉的，如果連買賣奴隸的跡象都找不到，卻以“當作牲畜來屠殺”為奴隸製存在的證據，那麼中國及世界上的奴隸製不知要延續到何年何月了——希特勒集中營裏的猶太人不也是“當作牲畜來屠殺”的嗎？其實在很長時間中，確切講，整個世界來到“現代”階段以前，奴隸或奴仆的社會身份都不曾消除，但這與整個的“奴隸製”或“奴隸社會”究竟是兩碼事。難道我們可以因為直至明清仍能見著太監這種奴隸式現象，而稱那時中國為“奴隸社會”麼？或者，把林肯以前的美國稱為“奴隸社會”？總之，過去教科書所劃分的中國史，除了原始社會，都未必合於實際。像奴隸社會的問題，本身史料不足，尚可存疑，以俟進一步的文獻發現或考古發現。但“封建社會”之子虛烏有，卻確確實實、一目了然。連偉大領袖都教導我們，秦始皇之後“百代”再無封建製，封建製在中國是遠在周文王時代的事情。這正是我們史學中一個為遷就義理而強扭事實的充分例子。這錯誤好像至今仍在延續，和筆者當年一樣，一代代學生仍然從課堂接受對一種並不存在的曆史的認識。如非後來在教科書外多讀多想，我亦無從知道所學知識裏包含如此嚴重的不實，一旦意識到，我即自誡日後凡涉及中國帝製以來曆史，堅決不用“封建”一詞——借此機會，同樣提醒讀者諸君。[8]從中我還反思，它不光給了我們錯誤的知識，更阻隔或關閉了對中國曆史真境況和真問題的探究。大家都去談論並不存在的“中國封建社會”，而置二千多年的集權專製、大一統君權這一真正的“中國實際”於不論。我們身處中國卻跟在歐洲曆史後頭研究“封建社會”，本身讓人啼笑皆非，更不幸的是，我們因而不去認識自己的曆史，不清楚它究竟是怎樣形態、存在什麼問題。至今，我們的曆史批判所以不深不透，恐怕與此有很大關係。
可惜，情況到現在也還沒有顯出多大的改良。中國史學界，不乏刻苦用功的人，也不乏學問滿腹、鑽研精深的專家，但似乎始終缺乏當代黃宗羲，缺乏那種能將史學提升為一種思想認識管道的人物。在局部的一件事、一個問題，或一個曆史人物的研究上，我們每每能見精詳豐贍的成果，但從全局高度提出切合中國史實際的方向性、規律性的命題與論證，則難得一遇。我所能找出的原因，主要在於學者不能擺脫義理，直接用曆史材料說明曆史。由此造成的疑惑、浮辭、偽說實在太多，不僅包括剛才所說的中國曆史形態這樣宏大的方麵，即在具體的朝代史方麵，我們的認識和解說也總是鑽籠入套。比如由明入清，或所謂“明清鼎革”這一段，以我所見，真正從當時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無拘無束、直麵曆史本相的研究，基本沒有。所以這樣，是因這段曆史與兩個很大的義理有關，而大家都不能夠從中走出。一是農民起義問題，一是民族衝突問題。這兩個問題，在當下曆史語境及國家意識形態中舉足輕重，有很嚴格的界限。絕大多數史家，囿於其中，小心翼翼，瞻前顧後。我曾將建國後明清史研究與孟森那時加以比較，發現史家敢於創見的精神流散甚大。孟森先生《明清史講義》、《心史叢刊》一二三集、《清朝前紀》、《明元清係通紀》諸著，隻要考之有據、言有所本，所論無不明快，一則一，二則二，不諱、不隱、不忌，學術自由心態立然。他的書和文章，我每讀必有獲益，因為都是直麵事實、不抱成見、不戴帽子而來。反觀建國後，五十年代中期起到“文革”結束那段時間，不用說盡屬以“理”入史、以“理”入學問，即便後來，束縛之痕仍曆曆可見，思想窒礙難行。令我們對脫略義理以外、一空依傍的真知灼見之盼，頗感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