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說，這時明朝軍隊有賬麵內（計餉）和賬麵外（未計餉）之分。後者超過前者多少，沒有翔實數據，但依“傳聞”推想，多上幾倍大概不成問題。而賬麵內（計餉）兵力，《三垣筆記》提供了確切的數字：
江北四鎮：各三萬，共十二萬。
楚鎮：五萬餘。
京營：六萬。
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逵、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鎮：共十二萬。[14]
以上合計三十五萬。如按多三倍算，明朝實際兵力這時仍超百萬。這樣估計似乎並不誇張。
盡有天下膏腴之地、國家組織完好、擁兵百萬——這樣一個朝廷，距“滅亡”二字不亦遠乎？而它的對手或敵人：李自成已經潰不成軍；張獻忠始終抱定流寇哲學；滿清剛剛入關、立足未穩，且與李自成繼續纏鬥、脫不開手。四大勢力的處境，明朝可謂最好。
所以，雖然教科書為求簡便可以把1644年當做一個重要標識，作為史實我們卻應知道，這一年明朝不僅仍然健在，而且底氣頗足。它的確遭遇嚴重危機，但不能與“滅亡”混為一談。對它來說，類似的危機過去就曾有所經曆。1449年，“土木之變”致英宗被俘，嚴重性相仿，明朝卻起死回生，又延祚二百年。那麼，怎見得1644年最終不可以是另一次“土木之變”？
為何費這些筆墨，反複辨析不當以1644年為明亡標誌？第一，這知識本身是錯的，是年，明朝不過死了一位皇帝，卻很快又有了新皇帝，國家機器繼續運轉。第二，雖然政治中心從北京轉到南京，並且失去對黃河以北的控製，但這政權既不支離破碎，更沒有陷於流亡境地，某種意義上，其客觀條件比對手們更優越。第三，倘若以為明朝隨著崇禎自縊而亡了，不知道至此它其實仍然活得好好的，甚至有能力和大把的機會去收複失地、重整山河，那麼我們不光在史實上出錯，實際也無法搞懂明朝怎樣滅亡以及為何而亡。
申明1644年明朝未亡，不單是弄清史實或糾正一個錯誤知識。不能因滿清占領了北京，就立刻將它奉為中國權力的正統。僅以北京的得失為這樣的標誌，既有誇大之嫌，更是提前用後事看當下。1937年，中國也曾失去國都，是否可說中國就此亡國？這一類比，因後續曆史的不同，也許不甚恰當；然而僅就1644年而言，其實並無不可。對清朝在中國曆史的二百六十年整體存在如何定義，可另外討論，但在1644年，它是入侵者，是漢民族的敵人，是中國正統權力的顛覆者，此一曆史原態沒有含糊其辭的必要。
關注這個問題，不必說確與民族感情有關，南明這段曆史兩次形成熱點，一次在清末民初，一次在抗日時期。前者本身就是民族原因所致，滿清統治中國後，嚴厲禁蔽明末真相，將明史截斷於崇禎之死，由清廷欽定的《明史》隻寫到莊烈帝（崇禎），也就是說，今之所謂明亡於崇禎的框架，正是來自滿清。與此同時，滿清決然封殺弘光、隆武、永曆等南明諸朝，以及清初“明遺民”有關這段的史著，為此不惜製造一起又一起文字獄。這種遮蔽與掩殺，一直維持到同光之際，因其自身強弩之末才漸有鬆弛。所以，一旦清室遜位、進入民國，與排滿思潮相呼應，學界立即湧起挖掘、修複這段曆史的強烈願望。等到日寇侵華、國府西遷，相似的情境再次觸動曆史記憶和心靈體驗，使人們從新的層麵看待和感悟明末。這種記憶與體驗包含民族認同和精神溯源的可貴價值，正像明末清初諸多愛國者，每每追憶著嶽飛、文天祥去激勵自己那樣。這時，崇禎死後的明代曆史，隱然具有如何看待中華正統的意味。雖然國運日蹇、虎狼在前，愛國誌士卻不改堅貞，且不說國猶未亡，即便江山易手，國統也猶存心中——這是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談遷、方以智等許許多多“明遺民”所樹立的榜樣和傳統。較之於此，輕言滿清占據北京、明朝即告滅亡，置曆史於何地，又令先賢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