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死了。他在李自成軍攻陷皇城時，毅然自縊。作為皇帝，這樣死去史不多見，說到曆來以身殉國的皇帝，他算一個。
崇禎的死，被當成明朝滅亡的標誌。姑以《現代漢語詞典》為例，這部已印三百餘次、總發行量據信超過四千萬冊、流傳極廣的辭書，於其卷末《曆代紀元表》，將明代的起迄標注為“1368—1644”，所列最末一位君主即是思宗朱由檢，也即通常人們所說的崇禎皇帝。對此，大中學校曆史教材如出一轍，每位學生所得知識，都是在崇禎上吊的那天，明朝滅亡了。
然而，這並非事實。
崇禎的死與明朝滅亡之間，不能劃等號。史家以崇禎死國為明亡標誌，是為求簡便而將曆史以整數相除。真實的曆史卻往往不是整數，還有許多的事實，如同隱藏在小數點後麵的數字，隻求整數，這些事實就被抹去或省略。對專業治史者來說，求整數隻是一種簡化，他們對曆史的了解，不會受此影響。然而，以外的人卻不免陷入錯誤知識而且並不自知，他們會認真地以為，在崇禎自盡或者清兵進入北京那一刻，明朝就此亡掉。這是一個占據現在絕大多數人頭腦的錯誤知識。
當時的情形，其實是這樣的：
4月25日清晨，崇禎死後，北京為李自成所占。大順軍控製了黃河以北、山海關以南，包括陝、晉、魯、北直隸和約一半河南在內的數省區域。如果手頭有明朝版圖，你立刻可以直觀地看到，這是一片不大的區域；而且，這種控製並不牢固，總的來說還相當脆弱。
5月22日（甲戌日）至27日（己卯日）[1]，明軍吳三桂部和滿清聯軍，與李自成大戰於山海關一片石，將後者擊潰。李自成敗退北京，於5月29日匆匆稱帝，“是夜，焚宮殿西走。”
一周之後，清軍進入北京。但是，大順軍潰逃所留下的地盤，並未立即納入滿清控製之下。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滿清對原屬明朝疆土的掌控微乎其微；大致，僅北直隸（以今河北為主）一地而已。其左近處，晉、陝兩省尚在爭奪中（與李自成），而河南和山東的大部，一時間滿清、大順和大明誰都不能據有，互有交錯。至於此外的廣邈地方，滿清幹脆連一隻腳印也還不曾留下。
反觀此時明朝，雖旬月中，京師兩番易手，從朱姓先改李姓，複改愛新覺羅氏，但亦僅此而已。所謂巨變，除了京師周遭可算名副其實，其他地方都談不上。關外（所謂“建州”）後金崛起已近三十年，陝晉之亂也有十多年，張獻忠1640年就攻打了四川……這些，均不自1644年始。如果說明朝是個爛攤子，則崇禎在世即已如此，而他殉國之後，暫時也沒有變得更糟。
大部分地區，到此仍是明朝之天下。自荊楚以至浙閩，從淮河迄於粵、桂、滇，都還姓朱。它們不單麵積廣大，尤其重要的是，皆係中國富饒之地，天然糧倉幾乎悉數在此（除天府之國已成甌脫），工商於茲為盛，稅賦根基未嚐動搖，換言之，在這亂世之中，明朝財力仍屬最強。對此，當時一位民間戰略家“布衣陳方策”，上書史可法，這樣分析形勢：
東南歲輸糧米數百萬，金錢數百萬以供京邊，動稱不足。今我糧運、銀運盡行南還，賊將存倉之餘粒、栲索之金為泉源乎？賊其饑矣，貧矣。[2]
言下之意，北事失利未必隻有害處，一定意義上，竟也等於甩掉個包袱。北地苦瘠，物產不豐，遷都後，一直靠南邊通過運河輸血供養。如今，南方錢糧再不必北輸，“盡行南還”，豈非卸掉大大的包袱？這位陳布衣又說：
舉天下之大，賊僅竊十之一二，我猶居十之八九。且賊瘠我肥，賊寡我眾，賊愚我智，賊饑我飽，賊邊我腹……[3]
語氣稍嫌輕浮，所論則大皆事實。
此外，明朝為兩京製，北京之外，還有南京。朱棣以北京為京師後，南京舊製保存未變，從六部到國家禮器一應俱全。過去二百多年，這種疊床架屋的配製不免糜耗冗費，誰承想，當初這因朱棣篡位而形成的製度，現在意外起到“係統備份”的作用，使明朝免於崩潰。事實上，因著南京這套備用係統的存在，麵對京師淪陷乃至國君殞命，明朝所受到的打擊並非想象的那麼嚴重。
最後再看武裝力量。福王南京稱帝後，史可法對兵力重新部署，將江北明軍主力設為“四鎮”，每鎮兵額三萬，四鎮兵力計十二萬。但這是計餉的定額，每個年度“每名給餉二十兩”[4]，十二萬部隊一年耗銀二百四十萬兩，而朝廷整個財政年入六百二十萬兩[5]，此已用掉三分之一強，所以必須嚴格控製額度。然而，計餉的兵額並不是各鎮實際兵力。《小腆紀年附考》有一處提到，“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6]，絕非區區之十二萬；另一處說，單單四鎮中最強的高傑所部，便計“十三總兵，有眾四十萬”[7]。四鎮之外，明軍主力還有一個“巨無霸”，這便是駐紮湖北的左良玉部。左部之強，四鎮加起來也抵不過——“良玉兵無慮八十萬，號稱百萬”[8]（陳方策給史可法上書中，也說“左鎮擁兵數十萬”[9]）。以上數字應有水分，未足信憑，但反過來說，朝廷出於財政原因所定下的江北四鎮各三萬、楚鎮五萬餘兵力[10]的額度，同樣不代表真實的數字。因各鎮實際兵力原不止此，何況他們為增強自身實力，還都有擴軍之舉。例如，“澤清在淮安，選義坊之健者入部，肆掠於野。（淮撫田）仰無如何，乃為請餉。”[11]但朝廷拿不出錢來，對軍紀的敗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除了搶掠，軍方還在各地自行征稅，“時四鎮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劃分地，商賈裹足，民不聊生。”[12]其實，“私設”二字無從談起，在史可法的“四鎮”規劃中，“仍許各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13]一語，載於明文，可見並非“私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