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一生，都有沒齒難忘的經曆。大約1670年，已入清的計六奇這樣寫道：
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園，忽聞河間、大名、真定等處相繼告陷，北都危急，猶未知陷也，舅氏乃罷宴。廿八日，予下鄉，鄉間亂信洶洶。廿九日下午，群徵叔雲：“崇禎皇帝已縊死煤山矣。”予大驚異。三十日夜，無錫合城驚恐，蓋因一班市井無賴聞國變信，聲言殺知縣郭佳胤，搶鄉紳大戶。郭邑尊手執大刀，率役從百人巡行竟夜。嗣後，諸大家各出丁壯二三十人從郭令，每夜巡視，至五月初四夜止。[1]
“四月廿七日”，指的是舊曆甲申年四月二十七日，置換為公曆，即1644年6月1日。文中所敘，距其已二十餘載，而計六奇落筆，恍若仍在眼前，品味其情，更似椎心泣血，新鮮殷妍，略無褪色。
之如此，蓋一以創巨痛深，二與年齡有關。事發之時，作者年方二十二歲，正是英姿勃發的大好年華。在這樣的年齡遭逢塌天之變，其銘心刻骨，必曆久如一而伴隨終生。時間過去將近三十年，計六奇漸趨老境，體羸力衰，患有嚴重眼疾，“右目新蒙，兼有久視生花之病”，而愈如此，那種將青春慘痛記憶付諸筆墨的欲望亦愈強烈。從動手之始到書稿告竣，先後四五年光景，“目不交睫，手不停披，晨夕勿輟，寒暑無間，賓朋出人弗知，家鄉米鹽弗問，肆力期年，得書千紙。”[2]他曾回顧，庚戌年（1670）冬天江南特別寒冷，大雪連旬，千裏數尺，無錫“一夕凍死”饑民四十七人，即如此，仍黽勉堅持寫作，“嗬筆疾書，未嚐少廢”；而辛亥年（1671）夏季，又酷熱奇暑，計六奇同樣不肯停筆，自限每日至少寫五頁（“必限錄五紙”），因出汗太多，為防洇濕紙頁，他將六層手巾墊於肘下，書畢抬起胳膊，六層手巾已完全濕透……須知，這麼曆盡艱辛去寫的上千頁文字，對作者實無任何利益可圖——因所寫內容犯忌，當時根本無望付梓，日後能否存於人間亦難料定。他所以這樣燃燒生命來做，隻不過為了安妥自己一段揮之不去的記憶。
今天，不同年齡層的人，每自稱“××一代”。作為仿照，十七世紀中葉，與計六奇年齡相近的那代中國人，未必不可以稱為“甲申一代”。他們的人生和情感，與“甲申”這特殊年份牢牢粘連起來。令計六奇難以釋懷，於半盲之中、將老之前，矻矻寫在紙上的，歸根到底便是這兩個字——當然，還有來自它們的對生命的巨大撞擊，以及世事雖了、心事難了的苦痛情懷。
若盡量簡短地陳述這兩個字所包含的要點，或可寫為——
公元1644年（舊曆甲申年，依明朝正朔為崇禎十七年），4月25日清晨，李自成攻陷皇城前，崇禎皇帝以發蒙麵，縊死煤山。自此，紫禁城龍床上不複有朱姓之人。5月29日，從山海關大敗而歸的李自成，在紫禁城匆匆稱帝，“是夜，焚宮殿西走。”[3]6月7日，滿清攝政王多爾袞率大軍進入北京。
某種意義上，這樣的曆史更迭隻是家常便飯。之前千百年，大大小小搬演過不下數十次，1644年則不過是老戲新齣而已。就像有句話總結的：幾千年來的曆史，無非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就此而言，明末發生的事情，與元、宋、唐、隋、晉、漢、秦之末沒有什麼不同。
作為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出生的中國人，我們有幸讀過不少用這種觀點寫成的史著或文藝作品，一度也隻能接觸這種讀物。對於明末的了解，筆者最早從一本叫《江陰八十天》的小冊子開始，那是1955年出版的一本通俗讀物，寫江陰抗清經過，小時候當故事來看，敘述頗簡明，然每涉人物，必塗抹階級色彩，暗嵌褒貶、強史以就。中學時，長篇小說《李自成》問世，同儕中一時搶手，捧讀之餘，除了階級愛憎，卻似無所獲。晚至九十年代初，某《南明史》出版，當時專寫南明的史著還十分稀有，抱了很高熱忱拜讀，發現仍然不棄“階級分析”，於若幹史實文過飾非。
將幾千年曆史限定為“一部階級鬥爭史”，無法不落入窠臼，使曆史概念化、臉譜化。就受傷害程度而言，明末這一段似乎最甚。這樣說，可能與筆者個人感受有關，所謂知之深、痛之切。但感情因素以外，也基於理性的審視。在我看來，明末這一段在中國曆史上有諸多突出的特質：時代氛圍特別複雜，頭緒特別繁多，問題特別典型，保存下來、可見可用、需要解讀的史料也特別豐富。
明代是一個真正位於轉折點上的朝代。對於先前中華文明正統，它有集大成的意味，對於未來，又有破繭蛻變的跡象。沒有哪個時代，思想比明代更正統，將中華倫理價值推向純正的極致。同樣，亦沒有哪個時代，思想比明代更活躍、更激進乃至更混亂，以致學不一途、矯誣虛辯、紛然聚訟，而不得不引出黃宗羲一部皇皇巨著《明儒學案》，專事澄清，“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聽學者從而自擇”[4]。
這一思想情形，是明朝曆史處境的深刻反映。到明代晚期，政治、道德、製度無不處在大離析狀態，藉善惡之名殊死相爭，實際上，何為善惡又恰恰混沌不清，乃各色人物層出不窮，新舊人格猛烈碰撞、窮形盡相，矛盾性、複雜性前所未見。
別的不說，崇禎皇帝便是一個深陷矛盾之人，曆史上大多數帝王隻顯示出單麵性——比如“負麵典型”秦始皇、“正麵典型”唐太宗——與他們相比，崇禎身上的意味遠為豐富。弘光時期要人之一的史可法，也是複雜的矛盾體；有人視為“完人”、明代文天祥（如《小腆紀年附考》作者徐鼒），有人卻為之扼腕或不以為然（批評者中，不乏像黃宗羲那樣的望重之士）。即如奸惡貪鄙之馬士英，觀其行跡，也還未到頭頂長瘡、腳底流膿的地步，在他臉上，閃現過“猶豫”之色。
明末人物另一顯著特色，是“反複”：昨是今非，今非明是；曾為“正人君子”，忽變為“無恥小人”，抑或相反，從人人唾棄的“無恥小人”，轉求成為“正人君子”。被馬士英、阮大铖揪住不放的向來以清流自命，卻在甲申之變中先降於闖、再降於滿的龔鼎孳等，即為前一種典型。而最有名的例子，莫過錢謙益。數年內，錢氏幾經“反複”，先以“東林領袖”獻媚於馬士英，同流合汙，複於清兵進占南京時率先迎降，可兩年之後，卻暗中與反清複明運動發生關係。武臣之中，李成棟也是如此。他在清兵南下時不戰而降，不久製造驚世慘案“嘉定三屠”，此後為清室征平各地，剿滅抵抗，一路追擊到廣東，卻忽然在這時，宣布“反正”，重歸明朝，直至戰死。像錢謙益、李成棟這種南轅北轍般的大“反複”，固然免不了有些個人小算盤的因素，卻絕不足以此相解釋，恐怕內心、情感或人格上的糾結，才真正說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