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遺民現象,呂留良頭一個特殊性來自他的身份。跟徐汧、楊廷樞或錢謙益、黃宗羲這些人比,他顯然不在前朝“遺老”的行列。明亡時,他年方十六,還不曾有何社會經曆。這也是後來雍正所亟表不解的:“當流寇陷北京時,呂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澤,始獲讀書成立”[77],這樣一個人,怎麼對“本朝”抱有那樣的敵意?其實,稽其行跡,遺民立場在呂留良那裏原非一直就有,包齎說:“在明朝亡國的初年很少見到他民族思想的表示,而他在二十五歲的那年還在清政府的統治下考過秀才(生員)”。[78]雖然參加科舉考試這件事,有家人逼使的因素,但那個時候呂留良自己意識的不清晰,也確係事實,等後來思想成形,再回首此事,他就自視“失足”而引為終身缺憾。他認識上確有一個發展過程,雍正就此貶他“何曾有高尚之節”[79],是不能損其毫毛的,相反恰因有此變化,我們才覺得他身上有特別發人深思之處。
我們需要從背景上,一點一點找根據。這裏,首先矚目於一個人的影響,那便是他的三哥呂願良。留良乃是遺腹子,父親在他出生的頭一年死了。後來,兒子呂葆中為其所撰《行略》雲:“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他自己則在《戊午一日示諸子》中自述:“吾遺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墮地之日,即繈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80]但是,三哥願良於他的意義,遠不止於存其命、養其身,更在精神生活方麵,給予有力的示範——呂願良為當地青年學子的領袖人物,崇禎十一年,與同誌結創“澄社”,社中文士千餘人,齊名於應社(張溥等)、複社(張貞慧等)、幾社(夏允彝等)。換言之,呂願良正是明末方興未艾的知識分子社團運動中一位風雲人物。
有關明末清初,東南知識分子尤其青年學子中精神覺醒和獨立的盛況,《柳南筆記》寫道:
自前明崇禎初,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其名較雅,而實自黃太衝始之。太衝《題張魯山後貧交行》雲:“誰向中流問一壺,少陵有意屬吾徒。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弇州記不觚。”自注雲:“同學之稱,餘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81]
裏頭出現了兩個特定的時間概念。“崇禎初”,恰當閹黨覆滅,經過一個極黑暗時期,知識分子痛定思痛,開始深刻究詰社會正義和極權之惡,以此,開啟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順治末”,則如前所說,“雄才大略”君主康熙踐祚,文字獄陰霾趨於濃重,中國從自身文明苦悶中形成的朝氣蓬勃又極可能意義深遠的思想探索,就此終止、夭折。
“同學”,如此富於精神探尋氣息、像朝露那樣清新鮮靈的稱謂!對於一個萌芽與騷動的時代,是何其生動的表征!然而,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我們由是懂得錢謙益何以有“千古江潮恨朔風”之歎。
呂留良其實是趕上了它的尾聲。對他來說,這不知幸與不幸。總之,因了三哥的精神影響和人脈線索,他得以與俊彥相交,接續上了這股思想之風十三歲那年,即與侄宣忠(願良之子)、同鄉前輩孫子度先生等十餘人組織“征書社”;同年,在三哥的聚會上,見到了餘姚黃晦木(宗炎,黃宗羲弟)這樣的大名士,從而為十八年後與黃氏兄弟的密交埋下種籽。1647年,他遭遇平生最大慘痛,三哥愛子、和他共同組織“征書社”的宣忠侄,“因反清激烈被清軍所執”,殺害於虎林;時年十九的他,在文中悲愴寫道:“偷息一日,一日之恥。”[82]這時,他或許有了反清的情緒,但還不能說對為何反清有一種理性的認識。他的生活軌跡說明這一點。一直到三十歲,他的履曆都沒有什麼特別閃光的亮點,需要提及的內容隻有兩條。一是1653年二十五歲時,他參加了科舉考試,“考取邑庠生”。[83]一是與朋友熱衷於做“選文”的工作,並且取得很大成功。所謂“選文”,是供學子們參加科舉考試用的參考書,類乎今天各式各樣的教輔書、試題大全,他編的這類書效果很好,大受歡迎,應該掙了不少錢,這就是為什麼雍正罵他“賣文鬻書,營求聲利”[84]。
然而三十五歲那年,他終與這樣的生涯分手,開始一種全新的存在。他寫下一首著名的詩,以明其誌:
誰教失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識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85]
“失足”,指當年應試之事。“衣帽改”、“姓名非”都是山河易色的表現。“苟全”語出諸葛亮《出師表》“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與下句“餓死”相連,意思是“苟全”並不容易,人究竟無法僅為肉身之軀而活。“醒便行吟”和“無慚尺布”,無疑是以知識者使命和精神自礪了,但凡還不失清醒和理性,便應發出與心靈相稱的聲音,無愧於曆來從讀書中懂得的道理。
那麼,他為何在三十五歲上能夠寫出這樣的詩?由年譜知,三十一歲那年,他重新遇見黃宗炎,彼此正式訂交為朋友,複於次年經黃宗炎介紹,到孤山去會見黃宗羲,從此開始了密切的往來。我想,呂留良的覺醒就在這個時候。他自己胸中無疑早就藏著許多的苦悶,但還沒找著出口,還需要一個契機被撥亮,而與黃氏兄弟的接交應該就起到了這樣決定的作用。他就像一塊煤,被燃燒後,發出更大的光和熱。思考的深入和思想的熱忱,使他投身曆史和人文使命的火爐,“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86]。在燃燒與釋放中,他漸漸趨近了自己思想的內核:夷夏之防。“他認定孔子的重要思想在於夷夏之防四個字上,孟子是擁護夷夏之防最出力的人,孟子辟楊墨,正是辟楊墨忘了夷夏之防四個字。”[87]
說起夷夏之防,我們多半沒有太好的印象,在我們記憶中,它是與狹隘、封閉、無知乃至莫名其妙的大漢族主義這樣一些內容和形象聯係著的。鴉片戰爭以來,正是這種思維和論調,阻礙中國進步,造成諸多可悲可笑的情形。然而這裏麵有一種語境上的天壤之別,卻為今天的我們渾然不覺了。亦即,同樣是夷夏之防這個話語,鴉片戰爭後的使用,和明朝亡國後的使用,意義根本不同。在後者,是與更進步的文明處在相背的方向;在前者,恰恰是要守住文明的水準和成果,不甘、不忍其發生滑坡與倒退。
這層意義,在呂留良那裏不單被表述得非常明朗,而且也因著他而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作為一種老話,夷夏之防在中國講了二千多年,每遇外族入侵、民族危機,都會提出。應該說,實在並不是新的思想。但我們也知道,過去一經提及,總帶著強烈的排外色彩,似乎隻是一種民族情緒,有著不由分說、不問青紅皂白的非理性意味。呂留良爬羅剔抉,正本清源,真正廓清了夷夏之防的理性層次。他說:
孔子何以許管仲不死公子糾而事桓公,甚至美為仁者?是實一部《春秋》之大義也。君臣之義固重,而更有大於此者。所謂大於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國於被發左袵也。[88]
這或許是明清之際最重要的一段思想表達。它有兩處耀眼的亮點。其一,明遺民們或曰愛國誌士所忠者,並非君主,而是中華文明;皇帝的死不足論、不足惜,關鍵是中國是否將從文化昌繁而被拖向野蠻落後。其二,尊夏攘夷,不是出於狹隘的民族情緒,不是為尊而尊、為攘而攘;尊夏攘夷的本質,在於文明與愚昧的衝突;所謂“夏”者,文明也,所謂“夷”者,蒙昧也,亦即所反對的不是特定種族,而是“被發左袵”的原始與落後。假如把“攘夷狄救中國”,換寫成“攘蒙昧救文明”,我們對呂留良夷夏之防理論的真正內涵,便不存誤解;根本上,它與我們今天堅持的去蒙昧、遠離黑暗,更文明、向往進步,並行不悖、略無軒輊。
這徹底解釋了明亡後浩大的遺民現象——至少是其主流——所包含的曆史悲情。首先,它肯定不出於忠君慣性;其次我們得說,它排外,但不盲目——按當時曆史與世界格局,很難以今日胸襟繩之,其存有一定民族與文化歧視色彩理當詬病,但在主要方麵,的確並不是一種非理性的情緒宣泄,而植根於對文明進步的追求和對文明方向的執著。
古代條件下,文明進步的腳步遠比現代艱難,而文明遭燔毀之事則遠較今日容易。此一難一易,惟知識者識之,亦惟有他們最懂得去珍惜文明。曆史上,中國文明屢挫於暗黑蒙昧之力,幾度命懸一線,孔子臨終憂而涕歎:“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89]秦朝“首尾僅十五年”,卻能毀掉以往數百年的文明積累——私學統統禁止,各國史書和諸子書概送官府焚燒,聚談詩書者斬首,是古非今者滅族,民間求學“以吏為師”,思想通道盡行堵死,觀點言說皆以官家為準[90],及至西漢,從武帝到成帝,費了幾十年時間在全國征書,四處搜訪,又經諸多學問家的整理、鑒辨、疏證,“古文”始得重傳,然而縱是如此,也仍留下許多真偽難斷的文化懸疑。正是有此慘痛經驗,知識者深知文明較之野蠻,何等弱不禁風。雍正《大義覺迷錄》引了韓愈一句話:“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91]意思是,中國如變得野蠻,便是“夷狄”;“夷狄”如足夠文明,其實也就是中國。引用者希望借這句話駁斥夷夏之防,我們倒從中看到,中國知識者孜孜談論夷夏,根本目的僅在於推崇文明。
呂留良那樣的“明遺民”,正是秉承這一認識而來。如同時參以“君臣之義固重,而更有大於此者”一語,我們更能認清他們的憂患完全發自文明的憂患。從他們認為有比君臣之義更高、更重要的道義看,我們知道他們的嚴夷夏之防,不是簡單的民族情緒,而是出於對任何黑暗、倒退的擔慮。無論那種情形緣於異族,還是本國惡劣的政治,都將是他們加以抗爭和排拒的對象。
從這裏,我們見到了明末尤其崇禎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觀念質的飛躍。這種飛躍,無疑正醞釀著政治、文化乃至社會組織層麵的變革,它也許是古典形態中國的終極變革。那遍布東南(江浙皖閩)、在豫鄂贛湘等處亦頗形其盛的社團,呈現著罕見的思想活躍,以及社會新精神的流布。而這大轉換、大蛻變,卻在滿清“朔風”勁吹之下,戛然而止。雍正皇帝可以高談闊論“天下一家,萬物一體”[92],以“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93]、“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94]等古遠之事混淆視聽,卻不能抹掉當下滿清與中國文明水平和狀況的巨大落差。
進而言之,呂留良等的悲戚甚至不是針對滿清,而是針對中國自身。他們以親身的體會,感知並了解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他們目睹帝權這巨大的膿包已然熟透,僅剩一層薄皮,麵臨潰破,汙穢即將一流而盡。證據就是他們已經有了文化上的覺醒,而且齊心協力、力學篤行做著精神思想的探尋與挖掘(明末思想風氣之盛,學術反芻之深,確有中國文化批判總結意味)。但突然間,一個不久前還茹毛飲血的民族的入侵,不但把中國從很高的平台上拉到幾百米下,而且出於對異族統治可想象到的情形,一個黑暗期隨之而來很難避免。
這樣特別顯明地從“文明與野蠻”衝突的意義,來闡述夷夏之防,是呂留良獨到的地方。此即為何他能成為一代精神偶像的原因。他的所論,在死後四十多年仍光芒不減,讓學子之心怦然動於衷。他確將裏麵的內容徹底翻新了,從而提供一種切合時代的思想。“時代”在此,不光指明亡清興的特定變故,也涉及中國曆史經二千年漫漫長路終於抵於某個關口這一較抽象的層麵。曾靜在深受呂留良思想影響的著作《所知錄》中,寫有這麼一段話:
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95]
這當中的思想,我們不可泥於字麵,以為呂留良一派的意思是以書生取代皇帝。那就可笑了。當時話語有其局限,還沒有我們今天的一些詞彙、字眼。我們的理解,要穿過語詞,抓握其內在所指;顯然,那就是反帝王、反帝權,要求結束它們的曆史,以體現曆史和文化理性的力量(吾學中儒者)取代之。“吾學中儒者”所表示的類似治國者,對社會所抱態度,能著眼於公平、正義、合理、健康和善,而皇帝或“世路上英雄”這種人,“不知學”,心中不存“道理”而隻有私利,巧奪豪取,貪得無厭,實質與流氓無賴、社會渣孽無異。
遠在那時,能對皇帝、皇權有此直搗龍門之論,可謂駭人聽聞。要之,自秦始皇創立“皇帝”及其一套權力體係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就一直在反思這個曆史,認為中國之壞,就壞於此事。曾靜引述的呂留良“複三代”思想,亦是此意;所以主張“複三代”,是因“三代無君”,“無君”的社會,善意猶存,還不至於被極度自私而巨大無邊的權力所獨霸、所戕害。也就是說,社會權力應該發生變革,變得理性、文明、講道理。這與黃宗羲的君權批判,源出蓋同。
換言之,民主意識在中國,非待西風東漸、由外鑠我始有,而是在明末時代,中國經由自身曆史苦悶,已經破繭欲出。此為筆者堅信不疑者,同時也是經清代三百年統治被逆轉、被遮蔽、最終被遺忘者。經過二百年(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及至鴉片戰爭,由西方文明強迫,中國被動轉型,其間喪失的不僅僅是兩世紀光陰,更從本來的主動求變淪至被動或屈辱之變,因之而生的文化及心理上種種沮喪以至病態,難以言表。而這一切,恐怕都得追溯到清之代明所帶來的中斷與擾亂。
假由呂留良這一個案的探察,我們驚訝發現,明遺民現象所包含的主題,根本不是表麵看上去的對明王朝之忠,甚至也不僅僅是反清那樣狹隘;在本質上,這是對中國自身曆史與文化大變革、大覺醒在即,卻突然陷於絕境而生出的大悲涼、大不甘。
至少從思想的材料中,我們認定十七世紀初葉中國已經出現使帝權終結的苗頭。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篇”,至有接近於議會政治的議論。他所設想的“學校”,將不再僅為朝廷“養士”之地,裏麵也不複隻有一群食祿報恩、惟命是從的人,而是麵向“是非”、獨立參政的人: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96]
“公其非是”幾個字,我們如說其中已含初步的憲政意識,當不為過。長久以來不乏一些論調,指中國沒有原生態的民主思想資源,中國曆史不能自發形成向現代的轉型,乃至中國人天生隻有帝王思想、隻適合帝王專製,凡此種種謬言,讀讀明末文史當可大白於天下。我們不會誇大其辭,認為中國在明末已經自發踏上現代轉型之路,然而卻不難確認,這樣的苗頭真真切切地出現了。若非滿清入主,稍假以時日,比如再經過半個世紀,這種苗頭從思想幼株長為大樹,乃至從社會實踐以及製度層麵有所嚐試,絕非毫無可能。因此,明遺民之痛,不單痛在家破國亡,更痛在黎明前夜突然向另一種抑或是雙重的黑暗墜落。至於滿清,除因自身文化上的低矮和簡陋而拖累中國,我認為它還無意間扮演了打斷中國曆史自我更生步伐、挽回已處破落的王朝政治之命運這樣一個角色。
十
稿甫畢,複想到章太炎為《明遺民錄》所作序中的鉤沉,覺得有些話題意猶未盡,而添足於此。
章氏首先指出,遺民思想源於孔子,然後點出個中緣由:“彼孔子者,殷人也。”
當是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有一二士(即伯夷、叔齊)焉,義不食周粟,武王不得而臣,而孔子心儀之矣,何也?彼文王者,西夷人也。孔子著《春秋》,嚴夷夏之辨,有能攘夷狄者,孔子予之。[97]
這既是有趣的知識,也提醒人們“遺民”話語具有曆史的屬性,是隨曆史一起發展演變的。
從孔子起,到明末清初以至現代,遺民心態及現象一直與中國知識階層相伴,成為一種特殊文化資源,意蘊繁駁,頭緒多端。茲信手拈來數點:一、文化歸屬感;二、忠義、自潔等操守;三、狷介人格;四、不合作立場或對現實之拒絕及懷疑;五、曆史觀;六、抱殘守缺的美學態度……凡此,皆關乎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及倫理之獨有根基,而與西方知識分子礙然有別。且舉一例,當代史學巨子陳寅恪,畢生所著,以一部演述明遺民的《柳如是別傳》作結,意味便極深長。總之注意和了解遺民現象,對回視、認識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實有見微知著之效——在全球化的現時代,或尤如此。
【注釋】
[1]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473頁。
[2]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17頁。
[3]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51頁。
[4]秦佩珩《明代米價考》,《明清社會經濟史論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第199—210頁。
[5]秦佩珩《清代銅錢的鑄造、行使問題考釋》,《明清社會經濟史論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第193—194頁。
[6]王宏誌《洪承疇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第409—410頁。
[7]清國史館編《貳臣傳》卷三,清代傳記叢刊影印本,台北明文書局,1986,第151頁。
[8]《清實錄》第二十一冊高宗實錄(一三),中華書局影印,1986,第693—694頁。
[9]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6—7頁。
[1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04頁。以下相關引文同出此不贅。
[1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77—278頁。
[12]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4頁。
[13]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245—246頁。
[14]孫靜庵《明遺民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73頁。
[15]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824頁。
[16]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76頁。
[17]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56頁。
[18]王鴻緒《明史稿》,《夏內史集》附錄,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八年(1939),第83頁。
[19]侯玄涵《吏部夏瑗公傳》,《夏完淳集箋校》附錄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19頁。
[20]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824頁。
[21]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77頁。
[22]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504頁。
[23]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68頁。
[24]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504頁。
[25]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82頁。
[26]葉尚高《獄中自述》,陳光熙編《溫州文獻叢書·明清之際溫州史料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第59頁。
[27]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1183頁。
[28]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1183頁。
[29]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03頁。
[30]錢謙益《觀閩中林初文孝廉畫像讀徐新公傳書斷句詩二首示其子遺民古度》,《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34—35頁。
[31]錢謙益《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文貞路公神道碑》,《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218—1224頁。
[32]錢謙益《答山陰徐伯調書》,《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349頁。
[33]錢謙益《角黍詞哀瞿臨桂》,《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301頁。
[34]錢謙益《角黍詞哀瞿臨桂》,《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301頁。
[35]《國語集解》,周語上第一,韋昭注,中華書局,2002,第27頁。
[36]錢謙益《複方密之館丈》,《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321—1322頁。
[37]錢謙益《與族弟君鴻論求免慶壽詩文書》,《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339—1342頁。
[38]錢謙益《複李叔則書》,《有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343頁。
[39]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286頁。
[40]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286頁。
[41]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255頁。
[42]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55頁。
[43]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出版社,1985,第372頁。
[44]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73頁。
[45]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13頁。
[46]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40頁。
[47]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40頁。
[48]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162頁。
[49]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63頁。
[50]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11頁。
[51]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24頁。
[52]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73頁。
[53]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121頁。
[54]王夫之《永曆實錄》,嶽麓書社,1982,第48—49頁。
[55]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126頁。
[56]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109頁。
[57]孫靜庵《明遺民錄》附錄原序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72頁。
[58]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261頁。
[59]孟森《科場案》,《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391頁。
[60]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中華書局,1983,第165頁。
[61]孟森《科場案》,《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391頁。
[62]王先謙《東華錄》,《續修四庫全書》三六九·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87頁。
[63]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435頁。
[64]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434頁。
[65]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435頁。
[66]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436頁。
[67]董含《三岡識略》,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436頁。
[68]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436頁。
[69]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中華書局,1983,第171頁。
[70]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439頁。
[71]孟森《奏銷案》,《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451頁。
[72]以上均自《哭廟紀略》,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615—625頁《。丹午筆記》所述亦應本此。
[73]顧公燮《丹午筆記》哭廟異聞,《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60頁。
[74]顧公燮《丹午筆記》哭廟異聞,《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61—162頁。
[75]楊念群《何處是江南》,三聯書店,2010,第42頁。
[76]包齎《清呂晚村先生留良年譜》序,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3頁。
[77]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422頁。
[78]包齎《清呂晚村先生留良年譜》序,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4頁。
[79]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422頁。
[80]包齎《清呂晚村先生留良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27頁。
[81]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中華書局,1983,第171頁。
[82]包齎《清呂晚村先生留良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39頁。
[83]包齎《清呂晚村先生留良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43頁。
[84]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423頁。
[85]包齎《清呂晚村先生留良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65頁。
[86]包齎《清呂晚村先生留良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71頁。
[87]包齎《清呂晚村先生留良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129頁。
[88]包齎《清呂晚村先生留良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129頁。
[89]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520頁。
[90]範文瀾《中國通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2004,第19頁。
[91]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16頁。
[92]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1頁。
[93]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4—5頁。
[94]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9頁。
[95]愛新覺羅·胤禛《大義覺迷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六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6,第161—162頁。
[96]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0頁。
[97]孫靜庵《明遺民錄》附錄原序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