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腆紀年附考》曾引乾隆皇帝的話：“謙益一有才無行之人。”徐鼒且附以“真萬世斧鉞之公哉！”的評論。[29]如僅至乙酉年止，此論允謂精當。然通觀錢氏一生，則既不精當，更談不上公正，實際反倒應說是惱羞成怒的潑汙之言。為什麼？因為錢謙益於其後期生涯，大覺昨非，深切懺悔，抽身而退，以遺民姿態終死。對此，作為清朝皇帝的乾隆，詈以“無行”頗自然，而在錢氏本人，我們卻認為是去“無行”而就“有德”。
錢氏投降後，官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但在職僅六月，即以病為由辭歸。那時他五十三歲。康熙三年卒，終年八十四歲。注視這一時間表，我意識到兩點：一、錢氏抽身極早；二、他用剩下的絕大多數光陰證實並守住了氣節。
他的告歸，名為身疾，實出心病；這樣的消息，可以透過歸裏後的詩作而看出。《有學集》有兩首寫給著名遺民林古度的詩：
抗疏捐軀世所瞻，裳衣戌削貌清嚴。可知酌古陳同甫，應有承家鄭所南。
文甫為人陳亮是，興公作傳水心同。永康不死臨安在，千古江潮恨朔風。[30]
詩題《觀閩中林初文孝廉畫像讀徐興公傳書斷句詩二首示其子遺民古度》。初文是林古度之父林章的表字，嘉靖間抗倭誌士。詩中，“陳同甫”和“永康”都是指南宋愛國者陳亮（他是永康人）；鄭所南是南宋遺民，曾有詩句“此世隻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水心”即南宋大儒葉適，他與陳亮為摯友並給他寫了墓誌銘，也是當時有力的主戰者。抗倭、陳亮、鄭所南、葉適……這樣一些故事、英名布滿詩行，所堆砌起來的是什麼意象，不待明言。更況最後那句“千古江潮恨朔風”，“朔風”之指一目了然，“千古江潮”四字則道盡東晉以來長江所見證的一攬子曆史，至於“恨”字，簡直就溢於言表了。此詩之作，據編者目錄所示，時間範圍“起乙酉年，盡戊子年”，亦即最遲不超過1646年。
倘使詩篇由於用典的緣故，語意多少有些曲折，那麼到了文章裏，錢謙益的“立場”就徹底袒露無遺了。我們來看他為路振飛寫的一篇紀念文章。據文首“故太傅路文貞公薨於粵。後十年，長子澤溥，迎柩來吳，葬洞庭之東山，屬昆山歸莊撰行狀，請餘書其墓隧之碑”，可知寫作時間為1659年（路振飛卒於永曆三年，即1649年）。路振飛以前我們多次提到，他在甲申國變至南都定策這段非常時期，扼淮陰要衝，整甲繕兵，保民全境，一切井井有條、氣象甚嚴，但因忤犯馬士英，被後者以其黨田仰所代，弘光末，更遭到馬黨糾問，險興獄；南京、杭州繼失，他追隨朱聿鍵於閩粵，1646年“道卒於順德”。錢氏此文，對這位南明良臣極予褒揚，強烈突出“善類”之誼以及對立麵“醜類”之惡，如雲：
當是時，閣部史可法以孤鎮揚州，倚公為左右手。公每奏捷，閣部飛章亦至。士英忌滋甚。
而比之褒善貶惡，更驚人的是錢謙益毫不屑於隱諱他的明之遺民態度，對清朝軍隊公然以“北兵”相稱，且全文一律奉明朝正朔。如曰：“乙酉八月，唐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專門稱頌路振飛“造隆武四年曆，用文淵閣印頒行，所以係人心、存大統也”；對路振飛生卒年，則書為：“公生於萬曆庚寅九月二十五日，卒於永曆三年己醜四月二十二日”，將清朝紀年徹底摒而不用。其果敢也若此！文章又特意記存、彰顯路振飛的臨終遺言：“生為明臣，沒為明鬼。”複於末尾自稱：“崇禎之終，永曆之始。有臣一個，敬告青史。”而與傳主求得完全的精神認同與共鳴。[31]
假如碑文墓表這類東西，還有作秀或被懷疑作秀的餘地——在古人，此類文章不少實屬虛文——那麼，他為門生瞿式耜所寫悼文就沒有任何作秀的必要，而完全是真情的流露了。此蓋出三點：其一，隻是寫給自己看的，不是為了拿去示人；其二，作者與對方情誼非同一般，無秀可作；其三，此文之寫，純因感興迸發，積鬱之深，而致筆不能不命。
說到南明後期的曆史和政治，瞿式耜便是最最重要的人物；如果弘光間第一人是史可法，那麼永曆朝的這個位置該屬於瞿式耜。他們兩位，品格、價值、作用都極相似。瞿氏在南陲獨撐大局，行狀堪比劉備托孤之後的諸葛亮，永曆四年（1650）在桂林被捕，慷慨就義於仙鶴嶺。
早在三十年前，瞿式耜即拜錢謙益為師，師生間情深誼厚，牧齋第一部文集《初學集》，即由瞿式耜率眾同門熬心費力為老師刻成。晚年錢謙益憶及當初，仍為之銘膚鏤骨：
《初學》往刻，稼軒（式耜號）及諸門人，取盈百卷，敢假靈如椽之筆，重加刪定，汰去其蘩芿駛，而訶其可存者，或什而取一，或什而取五，庶斯文存者得少薙稂莠，而向所自斷者，亦藉手以自解於古人。[32]
而在政治和仕途中，多年來瞿式耜無愧師門，反倒是錢謙益作為老師尊嚴掃地。乙酉後，師生二人，一個曾覥顏苟且，一個卻履仁蹈義，可謂渭濁涇清。我沒有憑據說錢謙益幡然省悔，中間有學生刺激的作用，但推而想之，如此義肝忠膽的學生，必能令為人師表的錢氏捫心難安。
自從瞿式耜南下抗清，錢謙益即與之消息睽隔。他自然知道這位得意門生在做什麼，隻是無由溝通交流。而痛悔以來，他其實必有滿腹心曲想對式耜言說。事實上，他連瞿式耜犧牲就義的消息也毫不知情，而是足足過了十年，突然聞此噩耗。刹那間，苦痛傷悲，百感交集；此正是文前之序所言：
瞿臨桂（瞿氏受封臨桂伯）以庚寅（1650）十月殉義於桂林。越十年辛醜，厥孫昌文以《粵中紀事》一編，繕寫來請。於時五日（端午節），方食角黍，放箸而歎，援筆憑弔，遂以《角黍》命篇。[33]
端午之日，方食糯粽，由屈原想到了瞿式耜——這既是錢謙益對門生的評價，同時未嚐不是一種攬鏡自嫌。為了表示以式耜比屈子的意思，文章特地采取了楚辭的文體。寫得最用力的，是這幾行：
屈子沉魄於水府兮，吾子煆骨於灰場。扇腥風於毒炭兮，炎桂林為昆岡。藏吾血三年而成碧兮，雖燔颺其何妨。[34]
“腥風”即滿清，古時常以“腥膻”蔑指異族。它們說，屈原沉冤於水泊，式耜獻身於戰火；而燃起戰火的，是滿清這“腥風”、“毒炭”；式耜雖死，碧血丹心與世長存，雖化灰煙又何損於他？筆尖流瀉這些詞句時，錢謙益應該是為平生得學生若此而欣慰和光榮吧？“吾子”換成今語，好比稱“我們的瞿先生”，是既敬重而又親切熱烈的口吻。
錢氏晚年，深為失足而痛楚，自責之苦無以複加。如與《江變紀略》作者徐世溥（《清史稿》作徐士溥）通信時說：
喪亂已後，忽複一紀，雖複刀途血道，頻年萬死，師恩友誼，耿耿餘懷。自惟降辱死軀，奄奄餘氣，仰慚數仞，俛愧七尺。郵筒往來，握筆伸紙，輒複淚漬於袵、汗浹於北。聲塵寂蔑，與吾巨源（徐世溥的表字），積不相聞，職此由也。
一紀，即十年。“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35]就是說，至此錢、徐十年未通音訊了，原因是錢謙益無地自容，回避和故人來往。從信中看，這次亦是徐士溥因寫《江變紀略》，欲就史事請教錢氏，而主動聯絡。“《江變紀略》，假太子者，一妄男子，謂是王駙馬，亦非也。”這是錢謙益回答對假太子王之明案的看法。而我對以下一語很感興趣：“舊輔，腐儒也，當少為讚予，以旌愚忠。”“舊輔”者，應係弘光間某大學士，但不知指誰。史可法、高弘圖都不算“腐儒”，王鐸似乎有點“腐”但卻是假裝的，其人心思頗滑，何況錢謙益不可能認為他值得“少為讚予”，故而這句落在誰身上尚待琢磨——此題外話也。
又於致方以智信中，以“亂後廢人”自況，形容餘生有如“昏天黑地，從漫漫長夜中過活”。[36]而自審、懺悔最深的一次，是將屆八十之前，就族弟等欲為之祝壽而寫的求免信。時在1661年，族弟錢君鴻提前給錢謙益一信，並附六百字長詩，“期以明年初度，長筵促席，歌此詩以侑觴。”錢謙益回信，說“開函狂喜”，然而“笑繼以忭”，“俄而悄然以思，又俄而蹴然以恐，蓋吾為此懼久矣。”活著或生命，於他，長久以來已如一塊巨石。他覺得當不起祝壽這樣的事。他比較了“祝”和“呪”這兩個相像的字，“夫有頌必有罵，有祝必有呪，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頌而召罵，有因祝而招呪。”族弟雖出“頌”“祝”無疑，但自忖慶壽對於自己這種人卻隻有“罵”“呪”的意義。他嚴厲地自我譴責：
少竊虛譽，長塵華貫，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死不死，偷生得生。
認自己一無足取，全為失敗之人生。人生如此，祝壽便是挨罵：“以不罵為頌，頌莫禕焉。以無呪為祝，祝莫長焉。”於是再次懇求：“子如不忍於罵我也，則如勿頌。子如不忍於呪我也，則如勿祝。”[37]
古雲：“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不犯錯，當然最好，但這樣的人，世間少之又少。真正的惡，不在犯錯，而在怙惡不悛，這才是分水嶺。當代中國，不乏才情、地位、名望與錢謙益相埒並同樣有很大汙點的文人，但最終像他這樣反躬自責、伯玉知非的，吾未之聞。讀《有學集》，錢氏後三十年幾無一日不在自審、自責中，哪怕隻是讀書這種平常事。他在致友人信中說，一日讀《宋遺民傳》，至“宋存而中國存，宋亡而中國亡”一句，即“撫卷失席”，坐都坐不住。[38]尤要指出，在錢謙益反思、悔過絕非嘴上說說、口舌之美。辭官不做、自我放歸僅為其一，他自贖前愆更表現在傾以所有支持抗清義舉。金鶴衝《錢牧齋先生年譜》雲：
先生平生多難，或以貨免。晚歲破產餉義師，負債益重。[39]
錢死後不久，討債者即打上門來，柳如是竟至被逼自縊身亡。他死前還有一個故事：“臥病於東城故第，自知不起，貧甚，為身後慮”。所謂“身後”，是指棺木。這時，正好黃宗羲、呂留良等來探望，錢氏即以心事相告，同時提到有位當官的求其三文，“潤筆三千”，但自己已不能捉筆，要黃宗羲代寫：
先生自言貧困，以三文為請。太衝請少稽時日，先生不可，閉太衝書室，自辰至亥，三文悉就。《南雷詩曆》雲：“囑筆完文抵債錢。”蓋紀實也。[40]
曩者，曾從零星詩文粗知黃、錢交誼一直相厚，當時不解，以黃太衝疾惡如仇乃至不免刻薄的性情，怎能容下有偌大汙點的錢謙益？及讀《有學集》，釋然。
七
《桃花扇》最後一出“餘韻”，蘇昆生登場道：
自從乙酉年同香君到山，一住三載，俺就不曾回家，往來牛首、棲霞，采樵度日。[41]
我們可以把“餘韻”兩個字換成“遺民”，孔尚任就是這個意思，隻是不便寫成那樣而已。蘇昆生登台時的姿態，是當時一種典型的遺民姿態。他們遁跡荒野、不入城市——城市乃現存體製之實體，他們以脫離和拒絕之，表示自外於體製，同時自認是有家難回乃至無家可歸的人。
徐汧虎邱自盡，“公長子孝廉枋，自公沒後，杜門不入城市。”[42]景況為黃宗羲所親見，讚他“苦節當世無兩”：
謝絕往來，當道聞其名，無從物色，饋遺一介不受，米菽不飽，以糠粒繼之。其畫神品。蘇州好事者哀其窮困，月為一會，次第出銀，買其畫。以此度日而已。[43]
堅忍自潔如此。
楊廷樞也是先隱山中，然後被捉被殺。
汪渢，武林人，“改革後，不入城市，寄跡於僧寮野店。”[44]
孫奇逢，明萬曆二十八年舉人。入清屢征不起，攜家入五公山，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而隨。卓爾堪《明遺民詩》：“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侍郎劉公餘祐及巡按禦史薦剡上，先生堅臥不起。蘇門為康節、魯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即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45]
李確，字潛夫，崇禎六年舉人。《嘉興府誌》：“潛夫本名天植，明崇禎癸酉籍舉人。後改今名，遁居龍尾湫山，往往絕糧，閑績棕鞋……長吏守帥聞其名，訪之，輒逾垣避。年八十二，預知死日，賦詩偃臥，乃卒。”[46]他有位同誌鄭嬰垣，“年八十一，無妻無子，兼無食，性高傲物，不肯幹人，真介守者。凍死雪中。”李確以詩讚：“白雪堆中一遺民。”[47]
大儒陳確“乙酉後，靜修山中，幾二十年”，“入清後棄諸生，讀書深山”。[48]
也有別的方式，如“祝發為僧”、“閉門不出”和“不仕”。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謂之“或死或竄，或緇衣黃冠，變易姓名，不可勝數”。[49]
常熟貢生楊彝“既入本朝，杜門不出”。[50]
邢防“身隱無用，拾湖中菱芡菰米，不自給”。[51]
巢明盛，嘉禾人，“鼎革不離墓舍”，他有一絕技，善將葫蘆雕成各種器皿，“種匏瓜用以製器，香爐瓶盒之類，欵致精密，價等金玉”[52]，借以維持生活。
湖南寧鄉貢生陶汝鼐“順治十年，罹叛案論死，陳名夏囑洪承疇寬之，然猶羈係年餘，至十二年始得脫然”，遂祝發，為賦詩：“遼鶴乍來城郭變，枯魚縱去江潭平。歸歟莫負雄慈力，好著袈裟安釣耕。”[53]
“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粵，顧自是無仕宦情……放情山水，觴詠自適，與客語，不及時事。楚、粵諸將多孔炤（方孔炤，前湖廣巡撫，以智父），欲迎以智督其軍，以智鹹拒謝之。永曆三年，超拜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不拜……平樂隱，馬蛟麟促以智降，乃舍妻子，為浮屠去。”[54]
錢邦芑在黔為巡撫，張獻忠舊部孫可望至，他退居餘慶縣蒲村講學，孫逼他出來做官，於是祝發拒之，號大錯和尚，學生中追隨者竟多達十一人。其《祝發記》雲：“是晚，餘遂祝發於小年庵……是時門下同日祝發者四人……次日祝發者又五人……時諸人爭先披剃，嗬禁不得，餘委曲阻之，譬曉百端，餘乃止。先後隨餘出家者，蓋十有一人，因改故居為大錯庵，俾諸弟子居之，共焚修焉。”[55]
尚有大批知識分子逃往海外。其中最著名的是朱舜水，本名之瑜，舜水是他的號。南都亡，東渡日本，“思乞師”，未成。邵念魯《明遺民所知錄》：“浙東敗……之瑜之日本乞師……會以大定，乃留東京。自國王以下，鹹師奉之。為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日本於是始有學，國人稱為‘朱夫子’。”[56]對日本文化貢獻極著，旅居四十年，終葬日本。
關於明遺民流寓海外的情況，《明遺民錄》無錫病驥老人《序》，提供了一些數字：
嚐聞之，弘光、永曆間，明之宗室遺臣，渡鹿耳依延平（鄭成功）者，凡八百餘人，南洋諸島中，明之遺民，涉海棲蘇門答臘者，凡二千餘人。[57]
這或為古代最嚴重的一次精英流失。以當時讀書人之稀少，加上“遺民”多半身有功名，這逃往台灣或南洋的三千人，應是中國的菁華。
八
如將不入城市、逃釋、不仕、避居海外諸多情形加在一塊，明清鼎革之際，中國人才流失將達非常嚴重的程度。這不可能不表示文化的零落。滿清一度為此窘迫，到處尋訪“賢逸”，征召、拜求，卻每每碰釘子，吃閉門羹。《桃花扇》劇終前，有位捕快登場：
三位不知麼，現在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撫按大老爺張掛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經月餘，並不見一人報名。府縣著忙，差俺門各處訪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話去。[58]
這當為真實寫照。人才匱乏，當局竟至強行“拿人”，可見知識分子怎樣普遍地不合作。
為解決問題，當局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
軟的一手，即以科舉相誘。這一點，與蒙元不同，或者說吸取了蒙元的教訓。孟森先生指出：“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舉，至亡國時為極盛，餘毒所蘊，假清代而盡洩之。蓋滿人旁觀極清，籠絡中國之秀民，莫妙於中其所迷信。始入關則連歲開科，以慰蹭蹬者之心”。[59]任何時候，總有利欲之徒，清初自不例外。《柳南續筆》錄有一首諷刺詩，即反映這類情形：
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60]
夷、齊即伯夷和叔齊，他們“恥食周粟”，隱首陽山。詩中借這典故，嘲笑在科舉誘惑下輕棄初衷的“遺民”。對這些渴求功名的人，當局此手頗能奏效，以致後來還鬧出丁酉（順治十四年，1657）南北二闈的大醜聞。
矢誌不渝者也並不少。對他們，軟的不行，則“繼而嚴刑峻法”，“以刀鋸斧鉞隨其後”。[61]這方麵的情形，尤見於東南一帶。蓋因彼處既為明興之地，同時，立於鄉紳—民間互動基礎上的社會再組織情形，或者說以士夫為中心的新型領導權，發育最充分。為此，滿清在那裏重拳頻出，屢次製造大案、慘案，以期摧毀當地的知識分子集團。其犖犖大者，是“奏銷”“哭廟”兩案。
“奏銷”一案，發生於辛醜年（1661），標誌是正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的一道諭令。所謂“奏銷”，是國家財政工作的一個內容，即每年征收錢糧，據實報部奏聞。康熙這道後稱“奏銷令”
的旨意這樣說：
諭吏部戶都：錢糧係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為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係前官積逋貽累後官，或係官役侵那借口民欠……[62]
孟森先生說，從表麵看，該諭“固亦整頓賦稅一事，非不冠冕”[63]；但內涵哪裏是表麵那麼簡單而堂皇，否則，有清一代不至於諱莫如深，“二百餘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無人能詳舉其事者，以張石州（清中期大學者張穆）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譜》中，不能定奏銷案在何年，可見清世於此案之因諱而久湮之矣。”[64]《東華錄》內僅存上述上諭，“官書所見止此”，其他記錄一概抹掉。而“私家紀載自亦不敢幹犯時忌，致涉怨謗。今所尚可考見者，則多傳狀碑誌中旁見側出之文”[65]。這就難怪張穆距此事不過百年，卻連它發生年月都已不能確定。
“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是不是事實？的確是事實。不過在它前頭，卻先有別的事實。董含《三岡識略》：
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鬆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兌役、裏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荳、馬車、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66]
換言之，江南拖欠錢糧不假，然而不得不拖、不得不欠，因為負擔太重，根本無法完成。負擔這麼重，有三個原因。兩種可以擺到桌麵上，一種則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第一，開國之初，多處用兵，南方和西部皆待大定，也即康熙上諭頭一句所說：“錢糧係軍國急需”。第二，江南為天下財賦所出，他省經濟生產遠為不如，故為朝廷所特別倚重，這倒不獨清朝為然，在明代也如此。最後一條，不能拿到桌麵上來，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東南乃前朝勢力最頑固地區，在滿清而言，加重負擔乃有意為之，嚴苛其政以收打壓、降服之效，在當地紳民而言，一方麵不堪重負，一方麵也確實不肯逆來順受，有反抗情緒。總之，事情表現於賦稅，實質還是政治。
對撼和衝突所以在辛醜年表麵化，有其特殊原因，此即這一年，順治朝結束而康熙朝開始。順治皇帝雖為滿清人中國後首任君主，卻非所謂身懷“雄才大略”的一位，在位十八年，統治不曾達於“鐵腕”程度。這也就是“遺民”處境何以一度還算寬餘，不至於岌岌可危。比如剛才寫到的錢謙益，反清情緒、態度乃至行為，都不甚隱晦，但狀況大致平穩，有了麻煩經過疏通亦可化解（金鶴衝《年譜》所謂“多難，或以貨免”）。黃宗羲是更明顯的例子，他直接投身武裝抗清直至順治十年，其間雖遭滿清三次通緝，但中止行動後也就不了了之，回鄉從事著述至終。
辛醜正月，順治剛剛駕崩，整個態勢當即急轉。繼任者玄燁以八歲之齡，卻顯出了他父親始終所不具備的“雄才大略”——繼位僅二十天，就下達導致奏銷案的新令，這是他六十一年統治生涯諸多重大決定中的第一個。從這時起，清朝將連續迎來三位“雄才大略”君主。康熙、雍正、乾隆，一個比一個鐵腕。經過康、雍、乾三朝，遺民現象土崩瓦解，滿清真正實現了精神思想方麵的鐵屋建設。
具體情節方麵，還有一位煽風點火之人，他便是時任江南巡撫的朱國治。為逢迎旨意，朱國治編製了一份拖欠人員的龐大名錄，其中多有虛報不實內容，“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67]康熙大怒，令“十年並征”，要將十年來拖欠的一並征繳。試想，賦稅之重，一年完額都難做到，十年並征如何可能？然而，朝廷用心也許本就不在可能與不可能，而在於借題發揮、借機發難。孟森指出“以積年蒂欠取盈於一朝，本非正體”：
但朝廷當日實亦有意荼毒縉紳，專與士大夫為難。[68]
或許，這便是明知所令蠻不講理、幾無可行性，卻斷然行之的內幕。
這點醉翁之意，借若幹離奇之例，窺之益明：
辛醜奏銷一案，昆山葉公方靄以欠折銀一厘左官，公具疏有雲：“所欠一厘，準今製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公蓋為己亥（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及第第三人雲。[69]
過錯如此之輕，而懲處如此之重，全不成比例。由此可知，“拖欠”之名，即便有一定實指性，卻相當程度上是虛晃一槍。借奏銷為由，製服江南並狠煞士夫風氣，才是滿清的“百年大計”。我們曾講過，中晚明時代，傳統君權獨大局麵，日益被新崛起的士夫（知識分子）領導權分其秋色乃至削弱，這種勢頭，不惟見於朝堂，亦見於社區基層之日常生活，而在文教最發達的東南一帶尤為顯著。此趨勢對於中國所固有的傳統君權已大為不利，對於以異族而入主中國的滿清則更為不利。
隨奏銷案而後續出現的嚴重辱躪士紳現象，大大超出了追收錢糧的範圍與需要，而更清楚地顯現當局的真實意圖。時人於私人通信中，描述親眼所見的慘狀：
江南奏銷案起，紳士黜籍者萬餘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鋃鐺手梏拳，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如鑊湯熾火中一尺甘露雨也。[70]
“令人驚悸”是關鍵，當局想要的大抵在此。而當時漢族知識界對於奏銷案的深刻用意，其實了然於心、洞如觀火。《景船齋雜記》載，福建考生崔殿生“素誌欲謁孔林”，他趁去北京“入對”之便，造訪曲阜孔府：
聖裔（孔府繼承人）密語殿生雲：“暮秋八月，陵（孔氏陵墓，即孔林）中哭聲動天地，百裏盡聞，三晝夜而止，其吾道將衰乎？”比順治辛醜八月，遂起奏銷之禍，罪及孔氏，殆先征耶？[71]
故事未必果有，虛構可能性大；然而，不在事真，而在敘事中透出的“輿情”——亦即士林普遍認為，奏銷案明裏整頓賦稅，實質則是整治知識分子。
與奏銷案相穿插，又有哭廟一案。哭廟與奏銷，有關聯、有區別。關聯為俱因錢糧而起，幕後黑手都是朱國治。區別是：一、哭廟案僅限蘇州一地；二、士紳首先發難；三、死了人。
話說順治十七年底，蘇州府吳縣來了一位新任長官，名叫任維初。初來乍到，就很強勢，威風八麵。說：“功令森嚴，錢糧最急，考成攸關。國課不完備者，可日比，不必以三、六、九為期也。”打破常規，天天追討，不惜大棍伺候。皂隸若打得輕些，會遭責罵。被打者如因疼痛出聲，“則大怒，必令隸扼其首，使無聲”。每個受責者，鮮血淋漓，難於立起。不久，有一人竟然當場杖斃堂下。
姓任的如此狠刻，倘若盡其公職也還罷了，然自古以來，並無不貪之官吏卻如狼似虎者。任維初瘋狂追討，原是借機牟利，他將追討來的米糧克扣一部分，交付總兵吳行之賣掉，“計其所得三千餘石”。“三百年來未有如維初之典守自盜者也”。消息走漏，“諸生倪用賓等，遂有哭廟之舉”。
“哭廟”之“哭”，指順治皇帝死訊到來後，地方舉行的悼念活動；“廟”，即文廟、孔廟。所謂“哭廟案”，便是蘇州知識界在悼念順治皇帝的集會中發生的案件。
順治十八年二月初四，部分士子從有關方麵討得文廟鑰匙，舉行悼念活動，“諸生踵至者百有餘人”。人一多，自然聚在一起議論任維初的貪黷，群情洶然。有人似乎有備而來，拿出一張揭帖（請願書），大家都讚同附和。於是“鳴鍾伐鼓，旋至府堂”，從文廟轉往官衙。當時，撫臣朱國治、道臣王紀與府縣各官，剛好都在蘇州。消息傳出，又有上千諸生趕到，“號泣而來，欲逐任令”。朱國治“大駭”，當即下令逮捕請願者。“眾見上官怒，遂爾星散”，隻抓到十一人。道臣王紀不明就裏，想秉公而斷，居然當真將任維初、吳行之抓來拷問，得供：“犯官到縣止二月，無從得銀，而撫台索饋甚急，不得已而糶糧耳。”撫台，即朱國治——原來，真正的碩鼠在這兒。
既然搞到了朱國治的頭上，後果可想而知。長話短說，朱國治從王紀那偷走口供，而以偽造的掉包。同時迅速打報告給朝廷，將事件定為抗糧和驚擾先帝亡靈：
總之，吳縣錢糧曆年逋欠，沿成舊例，稍加嚴比，便肆毒螯。若不顯示大法，竊恐諸邑效尤，有司喪氣。
一句話，這是反政府；縱容之，“邪氣”上升、“正氣”受挫。京師聞報，正中下懷，立遣四位滿大人，“公同確議，擬罪具奏”。
案子理應於蘇州處置，卻臨時改在江寧（南京）異地審理，“蓋撫臣恐民心有變，故在江寧會審。”四月初四日起解，“任維初乘馬，從而去者，披甲數騎”，與十一位諸生待遇對照鮮明：
十一人各械係，每人有公差二人為解頭，披甲數十騎擁之。父兄子弟往送者，止從旁睨，不能通一語。稍近，則披甲鞭子亂打，十一人行稍緩亦如之。父兄子弟見者，惟有飲泣而已。三日，到江寧，即發滿洲城。任維初至則召保，日與衙役三四輩飲於市。
會審時，十一諸生起初仍以任維初貪汙情節對，四位滿大人斥道：“我方問謀反，爾乃以糶糧為辭耶！每人一夾棍，三十板。”朝廷隻想挖掘“反動分子”，對貪官沒興趣。案子走向，開始即如此。之後，複逮七人到案，其中有才子金聖歎。四月底定讞，稱：
秀才倪用賓，平日不告知縣任維初，乃於初二日遺詔方臨，輒行糾眾聚黨，在舉哀公所要打知縣，跪遞匿名揭帖。鳴鍾伐鼓，招呼數千人，搖動人心，聚眾倡亂，大於法紀。
所有十八人“不分首從，立決處斬”。至於任維初，“既無過犯，相應免議。”
任維初五月一日回縣複任，一到衙，即聲言：“我今複任，諸事不理，惟催錢糧耳。”五月二十日，朱國治也到蘇州，籍沒所有案犯之家，“各家細軟財物，劫掠一空。夫人及眷等，皆就獄。”“城中訛言大起，有言盡洗一鄉者，有言屠及一城者。人心惶惶，比戶皆恐。”民間有兩種議論，一種是怨怪：“眾秀才何苦作此事！”另一種認為：“都堂欲如此耳，何與眾秀才事！”不乏因害怕而“遠避他鄉”者。[72]
案犯引頸受戮，時在七月十二日，場麵甚血腥。當日一同處死者，有十案一百二十人。《丹午筆記》：
是日也，十案共有一百二十人，淩遲廿八人，斬八十九人，絞四人，分五處行刑。抗糧及無為教案，斬於三山街，四麵皆披甲圍之，撫（朱國治）監斬。辰刻於獄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挾而趨走如飛。親人觀者稍近，則披甲槍柄、刀背亂打。俄而炮聲一震，百二十人之頭皆落，披甲奔馳，群官駭散，法場土上惟有血腥觸鼻，身首異處而已。[73]
時人暗於詩中論之：“巧將漕粟售金銀，枉法坑儒十八人。”“中丞殺士有餘嗔，羅織猶能毒縉紳。”[74]可見當時輿論已知該案意在“坑儒”、“殺士”，經濟案其表而文字獄其裏。當代卻有學者說：“一般士子家庭被追撲實與其缺乏基本的賦役知識有關”[75]，不解滿清深意也如此。
九
奏銷、哭廟兩案，實為清初矛盾所必至者，縱不演於此時此地，亦終當現於彼時別處。那是一種很大很深的矛盾。可惜，經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曆史，加以鴉片戰爭後中西矛盾的遮蔽或視線轉移，我們國人早已忘掉抑或不知自己曆史曾有那樣重大的矛盾發生，而這正是眼下所論的由明入清之際“遺民現象”之內涵所在。
單純看乙酉年下半年大批文人士子的殉國，或隻看得見忠君與愛國；單純看奏銷、哭廟等案，或也隻看得見滿清作為異族統治者如何以鐵腕平定中原，乃至隻看得見朝廷與士紳、國家與個人之間一時的利益衝突。其實，這一切皆非要旨。以當時論，到什麼時候、在什麼事情上我們才能把要旨徹底地看透看清呢？我以為就在呂留良身上。最早（1936年）替呂留良編年譜的民國學者包齎，有一句讓我印象很深的話：“凡研究近代史的人都不會忘了這位民族思想的重要人物呂留良。”[76]經他這樣一講，我才格外注意到要從近代思想史角度（而不簡單地從文字獄角度）看待呂留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