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遺民現象所包含的主題，不是表麵看上去的對明王朝之忠，甚至也不僅僅是反清那樣狹隘。這是對中國自身曆史與文化大變革、大覺醒在即，卻突然陷於絕境而生出的大悲涼、大不甘。假如把“攘夷狄救中國”，換寫成“攘蒙昧救文明”，我們對呂留良夷夏之防理論的內涵，便不存誤解。
祁彪佳遺墨
祁彪佳出身仕宦，其父祁承爜乃藏書大家，祁氏“澹生堂”藏書冠諸一方。祁彪佳為劉宗周弟子，南都立，史可法派之往蘇鬆處理民亂，後因阮大铖欲加害，辭歸。清兵下杭州，先於乃師自絕。
一
清朝第三位皇帝愛新覺羅·胤禛，曾有這樣一段話：
夫明末之時，朝廷失政，貪虐公行，橫征暴斂，民不聊生，至於流寇肆毒，疆場日蹙，每歲糜餉數百萬，悉皆出於民力，乃斯民極窮之時也。我朝掃靖寇氛，與民休養，於是明代之窮民，鹹有更生之慶。呂留良豈毫無耳目，乃喪心昧理，顛倒其說，轉言今日之民窮乎？[1]
這是雍正六年（1728），他訊問呂留良案要犯曾靜的過程中，逐條批駁呂氏言論時所說。在他而言，以上每個字皆得謂之擲地有聲、鑿然可據。我們先前的講述，不少地方也頗能為他佐證。總之，從曆史事實角度乃至從道義角度，朱明被滿清取代，算得上情理藹然。
然而，實際的情形則不如人願。到呂案發生時，滿清入主中國已有八十餘年。經過這麼漫長的時間，漢人尤其是其知識分子，仍然很頑強地抗拒滿清統治，對明朝念念不忘。這讓雍正覺得全然不可理喻。清初與晚明，二者氣象之不同，孰明孰暗，昭昭在目。一個繁榮昌盛，一個腐朽沒落；一個蒸蒸日上，一個暗無天光。誰應被歌頌讚美，誰應被批判唾棄，難道不一目了然麼？可呂留良、曾靜之流，罔顧事實，偏偏將醜陋不堪的明朝抱住不放，對蓬勃強大的清朝（《大義覺迷錄》幾次提到清朝版圖的偉大）卻極盡攻擊之能事。這種人，說他們“喪心昧理”有什麼不貼切呢？
確實，一定意義上，道理在雍正這邊，在清朝這邊。
且不說明朝活該滅亡，不亡無天理，“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無論取代者誰，興許也不比它更糟。如著眼於“實際”，滿清的入主還給中國帶來諸多“好處”：一、它將半世紀的戰亂敉平了，這意味著大規模死亡終得遏止：“明代末年，在戰爭、災荒和瘟疫的三重打擊下，中國人口減少了4000萬”[2]，“康熙十七年南方、北方人口合計約為1，6億。康熙十七年以後，中國人口走出明末以來的低穀，開始了新的發展。”[3]二、疆土大大拓展，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曆史地圖集》，分別有明萬曆十年（1582）圖和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圖，比較一下，差距驚人，整個蒙古、新疆和台灣，均於清朝並入中國版圖。事實上，西藏也是；明雖設有“烏思藏宣慰司”，但僅為名義所屬，並非實際控製，亦即不是中國一個行省。三、從一般人民“過日子”角度，比明末強太多，賦稅總體上有相當的減輕（這也是因為有晚明做陪襯的緣故，後者在貪腐和戰禍兩個重壓下，鬧得太不像話），吏治大體肅清，人民基本可說“安居樂業”。以米價論，崇禎十六年每石值銀三點三兩（此僅指北京米價，至於別地，崇禎初即可高達每石值銀四兩）[4]；而“清初米價，正常價格，約在每公石合製錢六百文到八百文左右”，大致折銀每石不足或略多於一兩，雍正九年至乾隆五年之間，甚至低至每石不到四百文。[5]
類似的好處或實利，相當誘人和巨大。也因它，後來曆史漸漸變成一筆糊塗賬。例如有關洪承疇的是是非非。辛亥革命口號“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直接取自朱元璋，意思當然是眼下的反清與朱元璋當年反元一脈相承。而據洪氏後人稱，孫中山在日本籌款時，洪家一位旅日華僑洪汝輝見到他，當麵提問：“先生致力於推翻滿清政權，此固正確無疑。但對我祖文襄公事情有何評價？”孫答：“餘致力喚起民眾推翻滿清，目的在於推翻其腐敗帝製。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靈塗炭，力促中華一統，勞苦功高。”表了這個態，複贈《讚洪文襄》詩一首：
五族爭大節，華夏生光輝。生靈不塗炭，功高誰不知。滿回中原日，漢戚存多時。文襄韜略策，安裔換清衣。[6]
其實，以我們知道的論，洪承疇投降似乎未曾如何“避免生靈塗炭”，尤其在清兵入關後，北方所以基本未聞屠戮，隻因各地望風而降、未加抵抗，而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發生大屠殺——比以後的日寇嚴重得多，日寇搞了南京大屠殺，滿清則起碼搞了揚州、江陰、嘉定三次大屠殺。故而，非得稱讚洪承疇“功高誰不知”，大概隻能落在“力促中華一統”、“滿回中原日”這層意思上。用比較俗白的話講，洪承疇投降，好就好在讓中國版圖大大擴張了。這，一是結果論，二是實利論——因有如此的結果和實利，我們對那件事便抱了好感與好評。京戲有《洪母罵疇》，演傳聞已殉國的洪承疇，突然歸家，母親見他身著“胡服”，不由怒罵。這情節純屬演義（他的高堂跟他到了北京，過得好好的，順治九年卒[7]），但孫中山詩中“安裔換清衣”的句子，卻與劇情構成奇異的反差，“換清衣”為洪母所罵，在詩句裏反而有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自我犧牲氣概，以一人之忍辱換來全體漢裔的平安。
曆史，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有趣的是，在洪承疇身上，不光後來漢人算糊塗賬，滿清出於本身需要也攪渾水。本來，所謂洪承疇勞苦功高，起碼對滿清而言確實如此。他的投降，是滿清在關外時取得的重大突破。入關後，在搞定南中國過程中，洪氏更居功至偉。江南既下，洪承疇便受命為江南總督，在這抵抗最激烈的區域，充分發揮才智以及本身為“南人”的種種優勢，軟硬兼施，宵旰吐握，為清朝啃下這塊硬骨頭做出不可埋沒的貢獻。之後，領銜平定西南那終極之戰，把南明小皇帝朱由榔逼入緬甸隻差捉到手，因病不支，乞休，返京後一年多病故。自歸降至終，洪承疇對清朝來說可謂“死，而後已”了。然而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卻被清朝列入《貳臣傳》。這個“貳”字怎講？我們都知道有個成語“忠貞不貳”，洪承疇原為明臣、後降滿清，顯然沒做到這一點，所以便“貳”了。這種情況，倘由明朝貶為“貳臣”還差不多，到頭來竟是清朝給了他這樣的評介。當然，“貳臣”還不是“逆臣”，清朝另有《逆臣傳》，裏麵是些更壞的人。再者《貳臣傳》亦非專門針對洪承疇，凡是由明降清的官員都列在其中。為什麼通通一棍打死？且看乾隆上諭怎麼說：
庚子，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如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張縉彥、房可壯、葉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複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齒，則其言不當複存，自應概從刪削。蓋獎忠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因思我朝開創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洪承疇，以經略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將懼禍，帶城來投。及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謝陞、金之俊、黨崇雅等，在明俱曾躋顯秩，入本朝仍忝為閣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夢庚、田雄等，不可勝數。蓋開創大一統之規，自不得不加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乃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複畏死倖生，降附，豈得複謂之完人？[8]
被點名的降臣，情形並不一致。像吳梅村，雖然歸附卻悔意頗濃；像洪承疇，則並不三心二意，始終著實用命。對此，朝廷本當采取不同政策，區別對待；結果一視同仁，洪承疇雖“鞠躬盡瘁”，也仍然落個“貳臣”下場。所以這麼搞，乾隆倒也打開天窗說亮話：當時為了得中國“開創大一統之規，自不得不加錄用，以靖人心而明順逆”，如今，“事後平情而論”，則叛變行徑不能鼓勵，而要“獎忠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
這樣，有關洪承疇其人，就形成不可思議的怪現象——他所投靠的一方，後來在不屑、鄙夷中將他一腳踢開；而他所背叛的一方，後來反而對他讚賞有加，認為可以名留青史。
此即曆史功利的一麵，或者實利地對待曆史而取的態度。雍正訊問呂案，振振有辭批判呂留良對於反清複明執迷不悟，也是從實利角度講道理：
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寧，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尚可謂之昏暗乎？[9]
爾等莫非是睜眼瞎？比之前明，大清帶來多少實惠、好處，“三尺之童亦皆洞曉”，你們怎麼就看不見呢？
假如曆史隻有實利一種角度，道理肯定都在雍正和清朝一邊，呂留良那種人和事也會從地球上銷聲匿跡。然而，並不隻有這種角度。對於實利這一麵，呂留良輩未必瞧不見，甚至未必否認。他們不一定不知道清朝的“好”和明朝的“不好”，就事論事，他們或許可以承認雍正所指出的並不差。就此大概用得著圍棋裏一句話：“勝負不在這裏。”雍正所提質疑，與反清義士胸中所抱苦悶，不在同一層麵。雍正覺得，大家有好日子過，豈不就萬事大吉，還抱怨什麼？反清義士卻認為，“好日子”不表示一切；“好日子”之外，有更值得重視和追求的東西。
二
因而發生“遺民現象”。
我個人認為，至乙酉年南京投降、弘光皇帝北狩，明代的政治曆史就已畫了句號。之後，浙、閩、粵、桂、滇以至緬甸，雖還有幾個小朝廷，則不過是一些遺民奉了幾位朱氏後裔為君，以托顯自己的心曲。單論朱家本身，對於做皇帝不光信心盡失，意興亦已闌珊。這從朱由崧身上看得清楚，杭州的潞王也是如此。這兩人都相當爽快地交出權力，好像巴不得一切盡早結束。以後，隆武、魯監國、永曆諸位，除朱聿鍵還有些挽狂瀾於既倒的雄心，別的對於身上責任都可說勉為其難。我們看乙酉年五月以後的態勢，不免有奇特的發現：這時候，臣子對明朝的眷戀、忠愛，竟然遠在王朝擁有者亦即君王之上；那座江山，主人棄之不惜，略無留戀，倒是臣仆不能釋懷，為之寤寐難安。由此可知，遊戲確已結束；猶如賭局之中，在莊家位子上呆得過久，以致失去刺激，大明王朝滿麵倦容、哈欠連天，無心再玩下去了。
雖則如此，我們的敘述卻不以明朝政治生命終結為終結。
政治不是明朝曆史的全部，尤其當著它結束的那段時間。南京之降，使明朝的政治曆史畫了句號，然而其後南部數省以流亡形態所維持的存在，卻從政治層麵之外使明朝曆史話語繼續延伸，乃至有所提升——我們姑且稱之為明朝的文化曆史，或者說文化上的存在。從隆武到永曆，作為“政權”，都可忽略不論，乃至有不少娛樂的味道，多半隻能博人一粲。但在精神層麵或從思想文化屬性看，這段曆史意外地表現出相當堅實的質地。你不妨把幾個小朝廷接踵而立給予喜劇的解讀，可透過那種前仆後繼、屢敗屢戰，又分明體會到背後有文化上痛楚與苦悶的沉鬱陳說。我們覺得整個中國朝代史，明亡的特殊性在於，不是落於“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這慣常主題，亦非皇帝就擒或死於非命能夠作為標誌；明朝之亡有個奇異的尾聲，幾乎持續一個世紀才告消散的“遺民現象”。在此流宕中，曆史艱難卻頑強地傳遞了一些可能是超越時空的信息。
三
曆史的這個特別段落，從南京陷落之日即告開啟。
先講一段宜興盧家的故事。那是個龐大悠久的家族，“族人千計”[10]，崇禎十一年末因抗清壯烈陣亡的儒帥盧象升，便出盧家。盧象升有個弟弟盧象觀，癸未（1643）進士，此時裏居家中。南都變故後，象觀即散家財，“聚鄉兵千人”，準備起義。很快，宜興城被清軍占領，但廣闊鄉間仍未為其所控。盧家在鄉下，距城六十裏，象觀舉兵抗清消息傳出後，短時間當中“鄉鎮擁眾悉歸象觀，象觀遂得烏合數萬”。“烏合”，是指起義者完全是未經訓練的民眾。同時，哥哥盧象升的幾個舊將，聞訊“亦歸之”。象觀決計領著這“烏合之眾”，收複宜興城。他從探報得知，城內“無兵，可取”，便“身率三十騎疾趨”，一馬當先，大隊人馬反在其後。城內確實無兵，但原因是清軍主要為騎兵，“駐營城外平原，蓋利於馳突也”。有經驗的盧象升舊將，聽到象觀突出的消息大驚：“書生不曉兵事，身為大帥，輕至此乎？”卻已不及阻止，“即選精騎三百赴援”。象觀等三十人雖然比較輕鬆突入城中，外營清兵卻隨後擁來。象觀隻能在曲巷與敵周旋，援兵趕來時，他已“頰中二矢”。殺出城，一路都被清軍追擊。象觀等打算從水路退入太湖，最後沒有成功，“眾寡不敵”，“左右欲退，已揚帆矣”，但已抱死誌的象觀“持刀斷索”，“曰：‘誓死於此！’不去，遂被殺。”反抗中僅盧家一家，“昆季子侄死者凡四十五人”。
這故事，在乙酉之變後清軍克取東南（蘇、皖、浙）的過程中，有相當代表性：一、是純自發的沒有政府背景的抵抗，類似之事清軍在渡過黃河前簡直未遇一例，眼下卻於各處城鄉普遍遭逢；二、抵抗幾乎全由士紳（詩書傳家的知識精英）帶頭，他們在民族存亡關頭以及國家或朝廷完全崩解的背景下，毀家紓難，傾其所有，獻於抵抗事業；三、一般民眾對於士紳所持道義不僅認同、呼應，且接受和追隨他們的領導；四、這種反抗談不上任何組織和規劃，毫無秩序，既經不起理性的推敲，也不宜加以理性的質疑；五、所有參與者都未問成敗，隻為了在國破之際去證明點什麼；至於帶頭之士紳，恐怕不是未問成敗，而根本是在明知必敗、抱以死誌的心境中，毅然行此。對此，計六奇在講述一樁樁類似事跡後，特寫一條“總論起義諸人”，其雲：
夫以國家一統，而自成直破京師，可謂強矣。清兵一戰敗之，其勢為何如者？區區江左，為君為相者必如勾踐、蠡、種，臥薪嚐膽，或可稍支歲月……至是一二士子率鄉愚以抗方張之敵，是以羊投虎，螳臂當車，雖烏合百萬，亦安用乎？然其誌則可矜矣，勿以成敗論可也！[11]
這番話，既不失理性，同時也不失正確。
《小腆紀年附考》第379頁至第396頁，以近二十頁篇幅，記述了東南各地二十七起類似盧象觀那樣的自發抵抗。時間範圍主要自乙酉年六月起，至閏六月二十七日亦即唐王朱聿鍵即皇帝位於福州止；這段時間，明朝失去國都、皇帝被俘，政治上處於短暫空白，故一切抵抗均為民間之自發、自主現象。所涉及地點，依今日區域，包括江蘇吳縣、吳江、武進、蘇州、常熟、宜興、江陰、無錫、常州、昆山、太倉，上海嘉定、鬆江，浙江餘姚、紹興、富陽、寧波、東陽、嘉興、餘杭、建德、長興，安徽休寧、寧國、涇縣、青陽、池州……將這些地名相互聯綴，我們眼前可以浮現一張幾乎完整的東南地圖。而在每個地方，都各有盧象觀式人物，僅自聲名較著者言，如沈自炳、沈自兄弟之於吳縣，吳易之於吳江，顧杲之於無錫，沈猶龍、陳子龍之於鬆江，錢肅樂之於寧波，侯峒曾、黃淳耀之於嘉定，金聲之於休寧，吳應箕之於池州……他們的故事，簡直出自同一個模式：破家舉義、抱必死誌、無望而戰、殉國以終。兩個多月，唯一組織較好而顯得不那麼徒然送死的抵抗，便是閻應元、陳明遇等領導的江陰抗清，雖然最終仍不免於失敗、慘遭屠城，但這彈丸小城卻拖住清軍二十餘萬八十天，令其三王、十八將斃命[12]。
自從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先從東到西、複由北而南，在同一個中國，清軍遭遇卻像杜甫的一句詩：“陰陽割昏曉。”北南之間，反差有如黑白。在北方，清軍長驅直入、一路坦途，波瀾未興而江山易手；過了淮河尤其來到江南，慘烈抵抗陡然而起，義夫壯士絡繹不絕。這種奇怪的差異，如今曆史教科書絕口不提，更不會探討，但在當時卻是極為突出的現象，作為入侵者的滿清感受非常強烈，乃至“不解”——《大義覺迷錄》中，雍正皇帝曾以一事質問曾靜：
奉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晉省紳士百姓，願將軍需應用之駝屜、苫氈、繩索三萬副，從本地自備車騾運送，至歸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給價雇送。而各屬士民，挽車策騾，爭先裝載，給以腳價，感激涕零，稽首稱謝，不肯領取。急公效力，曠古所稀”等語。著將此折令杭奕祿發與曾靜看，並訊問曾靜：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踴躍急公，忠誠愛戴，實能視朕為後；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惡擾亂之徒如曾靜等，至於視朕如仇？此朕所不解。著訊取曾靜口供具奏。[13]
同是中國，山西人對清朝那麼“忠誠愛戴”，湖南卻出了曾靜這種“猖狂悖逆、肆惡擾亂之徒”，雍正對此“不解”。而我們知道，曾靜私淑的老師呂留良是浙江人，換言之，十八世紀上半葉已過去一半以上時間，從浙江到湖南一線的南中國，反清意識仍很頑固，反清的思想也特別有市場。從這個事實，回看當年滿清初入中國，更能體會南北兩地態度當何等懸殊。所以雍正的不解或困惑，頗為自然——如非一國，山西、湖南人態度截然不同，並無可詫異之處；既是同一國家，都曾為明朝子民，怎麼一個可以很快地春風化雨，一個卻如頑石那樣難以感化？這其實是個很深的問題，雍正說他“不解”，可能真，也可能是為了揭批曾靜故意裝成“不解”（從《大義覺迷錄》看，他對中國相關的思想淵源，不乏了解）。倒是當今中國人也許真的大多不甚了了。以現在貧乏的話語，當時山西、湖南之間這種差別，恐怕都用愛國、不愛國來表述。如這樣，不光委屈、冤枉山西人，對於另一些人的頑固反清，也全不在點子上。山西人非“不愛國”，隻是不大愛朝廷而已。而湖南人或南中國人的排滿，根子上也不是愛朝廷。麵對滿清，南北兩地態度反差，除開生存狀況相對的足與不足，頂頂主要的還是曆史一文化的原因。
四
總之，甲乙兩年，一北一南，清人的所遇所見，恍若兩國。民國初，孫靜庵與錢基博先生（錢鍾書父）討論修撰《明遺民錄》的意義，後者講了一句話：“豈可使笑中原無人？”[14]當時確有這種狀況——直至抵於揚州、遇見史可法前，清人大概一直暗笑“中原無人”，在這以後，才猛然發現並非無人，而是很有“人”，頂天立地，踵繼而來。
南方、北方不是沒有相同點，比如南京和北京一樣，都上演了投降一幕；但關鍵在於，還有不同。率眾武裝抵抗是一種，個人自決絕命又是一種。
1645年下半年，對中國來說，不隻有悲慘，也隨時閃現悲壯。一批從品格到才具都很優秀的人，自主選擇了有尊嚴的死。如弘光朝初期大學士、名臣高弘圖，他為馬士英、阮大铖等排擠，四疏求退，因是北方人，辭職後無家可歸，而流寓紹興，“兩浙相繼失守，弘圖逃野寺中，絕粒而卒。”[15]他有一孤子相依為命，死前，專門托與談遷（在南京時，談遷為其幕客），然後獨自避入竹園寺，從容絕食。如徐汧，他是複社領袖，阮大铖最後圖謀陷構而未遂者；南都破，他留書兩個兒子：“國事不支，吾死迫矣。”決心已下。及聞蘇州不守，即於夜中自縊，但被仆人發現解救，未果。一個朋友試圖勸之：“公大臣也，野死可乎？”他的回答相當淒涼：“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終於閏六月十一日，“肅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橋下死。”[16]他的行為已超越了個人之身死，而成為一次有關人格與民族精神的展示與垂範。如楊廷樞，複社之長，名滿天下，國亡隱山中，卒被抓獲，“大罵不屈”，押解時於舟中血書：
餘自幼讀書，慕文信國（文天祥）先生之為人，今日之事，乃其誌也。四月廿四日被縛，餓五日，未死。罵賊，未殺。未知尚有幾日未死。遍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然之氣，正與信國燕市時無異。俯仰快然，可以無憾。覺人生讀書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遺墨，以俟後人知之。[17]
旋被害。讀血書，可知楊廷樞執著於死的選擇，意在“以身作則”，彰顯心中存之已久的信念，上祧先賢、下啟後人，俾使讀書人精神使命薪火相傳。
一時，勇毅之士層出不窮，果敢故事書之不盡。其中令人至為感佩，是當此重大關頭，諸君子“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聯翩聯袂、彼此追隨、同赴大義。讀這些事跡，我都一再想到明代所特有的分別都達於極致的“兩麵性”——一麵朽爛汙穢無以複加，一麵勃然向上、剛健勁拔之氣直衝霄漢。
典型者如夏允彝，“聞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黃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18]同誌皆死，則己即不能獨存。侯峒曾之子侯玄涵，後來為他作傳，詳敘了經過：
鎮帥以素聞公名，必欲致一見，且曰：“夏君來歸，我大用之，即不願，第一見我。”公乃書於門曰：“有貞婦者，或欲嫁之，婦不可，則語之曰：‘爾即勿從，姑出其麵。’婦將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遂盡斥其家人，賦詩曰：“少受父訓，長荷國恩，以身殉國，無愧忠貞。南都繼沒，猶望中興；中興望杳，安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繩如，慤人、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人誰無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勵後人。”詩竟，自投於淵。屍浮水上，衣帶不濡。[19]
所提到的幾位“卓哉吾友”，虞求為徐石麒，前吏部尚書，自縊死；廣成為侯峒曾，投水死；勿齋即徐汧；繩如為吳嘉胤，南都事變時他出使在外，聞訊折返，拜方孝孺祠後投繯，為家人所阻，及薙發令下，乃再拜方孝孺，自縊死；慤人為何剛，與史可法共事，死揚州；蘊生為黃淳耀，與侯峒曾共同領導了嘉定起義，失敗，偕弟黃淵耀縊於館舍。遺詩中，夏允彝首先陳說自己所以活到今日，是“南都繼沒，猶望中興”，而杭州投降後，則盡棄此念。此念一去，繼續存世於他即無意義，想到同誌好友多數已眠地下，不禁心向往之，願和他們“握手九京”，九京亦即九泉。最後兩句，尤為大哉：“人誰無死，不泯者心”，身死有什麼，重要的是心和精神不死；“修身俟命，敬勵後人”，死非為個人故、不是求自我解脫，而是以這行為激發、醒覺後世，我們今天的話是“為民族和曆史獻身”。在他表率、垂範下，不過兩年，他的公子、天才少年夏完淳也因抗清失敗，以十七之齡慷慨就義。
這種相攜赴義的情形，除友朋之間、父子之間，亦見於師生。
劉宗周不但為明末名臣，更是儒學一大宗匠，世稱念台先生，所創蕺山學派，門生眾廣、碩學輩出。他死後，諸弟子於康熙年間為刻遺著凡四十卷，卷前列《蕺山弟子籍》，葉廷秀、祁彪佳、熊汝霖、陳子龍、周鏣、陳洪綬、黃宗羲、魏學濂、張履祥、陳確、仇兆鰲、萬斯同、毛奇齡……如許卓礫英才，悉列蕺山門下，豪華奪目，令人屏息。
《甲申朝事小紀》：
順治二年五月，王師下江南。六月，下杭州，潞王常澇降。宗周方食，聞報，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有以既謝事勸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裏，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可以死，猶可以不死，主上自棄其社稷也，尚望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身不在位，不當與土為存亡耶？”[20]
和夏允彝一樣，他也談了關於死的決定和思考。北京之變時不死，是因一身無現職，二尚有望於中興；南京之變時不死，是因朱由崧自棄社稷，未足為之放棄國家的希望；如今，杭州亦降，國土淪亡，身何所托？可以看出，他的決定冷靜而有條理，是一步步推究而來，故而無可動搖。他於澄明的反思下，以內省者的安詳，去完成畢生最終的求義：“出辭祖墓”，從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未死，為人扶出；之後開始絕食，絕食二十三天，仍未死；繼而禁水，連續十三天滴水不沾，其間“與門人問答如平時”[21]，閏六月八日，與世長辭。
我於書行之間，漸次跟蹤劉宗周三十六天的漫長死亡經曆，一個內外靜穆的思想者雕像，鑿然而立。我們景仰托爾斯泰、甘地那樣的人物，以為中國不曾在精神專注、肅然、堅忍及強大上有堪與比美並論者，劉宗周的死亡儀式以其不動如山的內心世界，完全扭轉了我的看法。由此，進而追詢文化與精神上我們如今為何難以擺脫一種“自卑”或不足，方意識到是因劉宗周這樣的人和事，離我們已太過遙遠，而目力所及卻無從尋找這種沉潛的意誌和自持力。從滿清起，對知識者的精神戕害和人格矮化持之以恒，致其一如龔自珍“病梅館”中的病梅。就此言，劉子之死對中國精神史而言實有深遠的象征意味。
蕺山門生，死者甚夥。祁彪佳甚至死在老師前頭：
北兵至杭州，彪佳約劉宗周起義，不果。及貝勒檄諸生投謁，彪佳語妻商氏曰：“此非辭命所能卻，若身至杭州，辭以疾，或得歸耳。”陽為治裝將行者，家人信之不為意。至夜分，潛出寓園外放生碣下，投水死。先書於幾雲：“某月日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殮我。”其從容就義如此。[22]
我們再次為“寧靜之死”所打動。查《祁彪佳日記》：
（閏六月）初四日，叔父及文載弟、奕遠侄皆有書來，力勸予出武林（杭州地名）一見。雲：“一見則舒親族之禍，而不受官仍可以保臣節。”[23]
此為日記最後一篇，下有注曰：“先祖忠敏公所紀止於是日，初六日五鼓殉節。”從中可知，祁氏之死確係“貝勒檄諸生投謁”所致，而他既決不肯，又不願連累親族，於是安然訣愛妻，黎明前獨死。他死後，女兒德茞寫《哭父詩》：“國恥臣心在，親恩子報難。”上半句明大義，下半句言親情；“在”“難”二字，一鑄尊嚴，一寫傷慟，“時人傳誦之”。[24]
有個並不出名的劉門弟子王毓蓍，老師絕食期間，他上書說：“願先生早自裁，毋為王炎午所吊。”王炎午是南宋太學生，曾作《生祭文丞相》文，“速文丞相死”。自然，那並不是擔心文天祥怕死，而是以這方式互激正氣。王毓蓍引此典故，除了相同的意思，還隱含自己將死在老師前頭的決心。以下情節，風流蘊藉：
俄，一友來視，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淵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我輩皆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為愈。”至是召故交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宗周死，鄉人私諡正義先生。[25]
自我們平常人眼中，王毓蓍已是拔俗的英雄；而他卻在行大義之前，冷冷談論自己人格的不足，認為不配攀附陶淵明，不必將自己想象為陶淵明第二，因為沒有那種定力。連同為自己安排的就義方式，也包含不諱缺陷的意識，最後一次痛享人生之樂，“攜燈出門，投柳橋下”。他一邊向生命投以眷愛，一邊卻舍了生命。死得通透，死得自由。
五
從最嚴格意義講，上述諸人不算明遺民。他們懷抱與國土共存亡之旨，國不存，己亦亡，選擇犧牲，拒絕入清。他們屬於殉國者。
更多的人不曾死。他們隨著時間，自然而然進入清朝，卻以自我放逐的方式，截斷與現實的關係，在個人範圍守住對明朝的認同。他們身托於清而心存乎明，乃真正之“遺民”。
這些人的由明入清，有各自不同的情形。最常見的為三種，一是明亡後不棄武裝反抗多年者，清初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在此列；二是認為與其一死、不玷清白，不如不死，留在世上跟清朝搗亂，作個人抗爭者；三是一度惜命不死，乃至覥顏乞生、身有汙點，日後終能迷途知返、晚節自救者。
第二種情形，我們講一個例子：葉尚高（一作尚皋）。他是浙江樂清人，諸生。南京、杭州相繼淪陷，浙江士子一時殉國頗多，葉尚高則明確表示了不讚同。他有如下闡釋：
與其自經於溝瀆，何如托之佯狂，以嬉笑為怒罵，使亂臣失色，賊子寒心，則吾死且無遺恨也。故或賦詩以見誌，或托物以寄情，或擊柝於中宵，或持鐸於長夜，無非提醒斯世，使人類不等於禽獸耳。[26]
他絕非逃避死，更非怕死。而是覺得，一死了之多少有些草草、未盡餘力。活著，“托之佯狂”，無論賦詩、借題發揮、在靜夜中鬧出動靜……雖無濟於事，卻是一種表示、一種警醒，抑或騷擾。此意實與魯迅《狂人日記》同。他確實這麼身體力行，俞樾《薈蕞編》述：
永嘉狂生葉尚皋，字天章。順治丙戌（1646）秋，甌（溫州別稱）始歸附。尚皋婆娑市上，或歌或泣，或優人狀。家有妻女，皆棄不顧。夜則偃臥市旁，或數日不食，如是者八閱月。丁亥（1647）仲春上丁（即丁祭，祭孔之日），狂益肆。[27]
他將尚存之一息，盡用於抗爭，而不願徒死。他其實是要以這種方式，通向死亡。“陳詩孔子廟，橫甚。”於是被抓。入了監牢，他知自己已盡完了最後的氣力，“一日，取毫楮作自敘，賦《絕命詩》，以手扼吭而斃。”[28]
活著，非因苟且，而是視為餘力，去做個人的拚爭。這是從葉尚高到呂留良，很多明遺民的生命意義。
六
披閱史誌，一日掩卷之餘，忽然閃出這樣的認識：既非殉國的烈士，亦非始終不渝、一息尚存便盡其綿薄的抗爭者，相反，倒是某些名節有虧、曾入泥淖的轉變者，於遺民現象的表現最有力焉。
不妨明言，這認識來自錢謙益的《有學集》。這是他乙酉年以後或者說主要是入清後的作品結集。
截於乙酉年，我對錢氏印象極差。那種感受，甚至引起了對東林—複社的一定動搖。我很不明白，以錢氏低劣的人品，居然在這個進步的陣營中引領風騷、深孚人望，道理何在？從甲申國變後南都定策，到乙酉五月南京投降，錢謙益沒做過一件讓人佩服的事。他力主迎立潞王，漂亮的說辭是潞王較為“賢明”（其實並無此事），內裏則的確是以黨私摒棄綱倫，所以客觀上授人以柄，使得馬、阮等能夠掌握主動，連累史可法被逐出南京，最終令弘光朝一開局就建立在不利的政治基礎上。而造成這種局麵後，錢謙益又盡顯小人態，曲結馬士英，幾乎可以說沆瀣一氣。又在最後關頭，端出道學架子，阻止朱由崧遷都。而最為不齒的，是他轉瞬之間變成降敵者，與趙之龍分別領銜文武大臣，獻國都於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