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崇禎皇帝壯烈殉國畫上句號，並不符合明朝最後一個多世紀的氣質。曆史老人目光如炬，思維縝密，不允許自己的書寫出現這種敗筆。南京浮現，朱由崧登場，表麵看明祚再續一年，實則是曆史老人要為它重新安排結尾——一種與其神韻更加跡近的結尾。
揚州史可法墓。
史可法屍骨無存，義子史德威以其衣冠葬梅花嶺。他的意義，以其幕僚張璵若下述評論最恰切：“公居無如何之時，值不可為之地，而極不得已之心。當夫天崩地圯、日月摧冥，不死於城頭，而死於亂軍。無骨可葬，無墓可封，天也人也？亦公自審於天人之際而為之也！”
一
有關清之代明，我們一直強調要糾正一個知識錯誤。崇禎死國、北京易手，並非明、清兩朝交割的時刻。亦即，我國史上明朝段的結束和清朝段的開始，時間點不是1644年。滿清立國，以努爾哈赤創建後金為標誌在1616年，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它作為國家，非自1644年始，之前已存在近三十年，唯相對於中國乃是另外一國，並未取得對中國的統治權——即便甲申年李自成敗走以後明都北京已落彼手，這一點亦不宜認為已有改變。
摳一摳字眼，1644年的滿清，仍隻是“清國”，不可稱“清朝”。後者是中國朝代史以內的概念，關係到中國奉何“正朔”。我們若以1644年為“清朝”之始，即是認為應該放棄明朝年號，轉而承認滿清已為中國之“正朔”，考諸當時實際，這恐怕既不正確，也不合適。
滿清強勢入關，其鋒固銳，但到此為止的事態，視為其領土有所擴張可也，視為已經入主中國、取明朝而代之，則不可。北京旁落以後，明朝於兩都之一的南京，重啟係統，尚稱及時地恢複運行，繼續統治荊楚以東、黃河以南。當時中國版圖，黃河以南占了大部，黃河以北相較於今，麵積要少許多。就此言，南京明朝葆有之地，仍占中國本部（除朵甘思、烏思藏兩宣慰司外）疆域之泰半（參看譚其驤主編《中國曆史地圖集》之《明時期全圖（二）》）。
姑不論中國泰半仍歸明朝所領，即以黃河之北論，滿清也僅為爭奪者之一。順政權雖潰退如潮，卻未至於將地盤拱手讓出，在晉陝兩省，順、清之間仍有一番角逐。以上態勢，取如下表述當更簡明：甲申之變後，中國實際有個短暫的“三國期”。三國者，明、清、順也，後二者相敵於黃河以北，而以南——具體說，就是豫魯南部、荊楚、蘇、浙、皖、贛、閩、湘以至粵、桂、滇——則由明朝獨享。
不過，三國之中蒸蒸日上的確係滿清。大順明顯為強弩之末；明朝雖諸多條件占優，卻從五髒六腑自己爛透，眼下懷著莫名其妙的心態，在那裏枯坐等死。按事情本來的難易程度，滿清取南明性命應最不費力，然而它偏偏不立即揮師南來，而是首先西進，解決順政權。
這有兩個道理。一個有關名譽或倫理，滿清打著替明朝以及崇禎皇帝複仇的旗號入關，以此塑造恩主形象，撈取入繼中國大統的合法性，現在它對李自成的追殲，繼續貫徹這一意圖。另一個道理則頗為實際，亦即在入主中國的道路上，滿清真正需要掃清的障礙是李自成，後者已在和明朝的戰爭中證明自己是強者。滿清當然清楚，兩個對手中哪個比較貨真價實。既然它已經在山海關取得對大順軍隊的大捷，現在正該“宜將剩勇追窮寇”，一鼓作氣。至於明朝，卻是死而不僵的百足蟲，即使給它再多時間，也不會變成農夫懷裏重新蘇醒的蛇。
這樣，從甲申年五月到乙酉年五月，明朝得以在南部中國額外安享了一年的時光。
二
滿清究竟何時決定對明朝正式動手？我們有很確切的時間。
乙酉年二月初八辛酉（換作公曆，則為1645年3月5日）。這天，滿清順治皇帝福臨對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下達了征明的諭旨。不過，命令的實際下達人應該是攝政王多爾袞。福臨本人此時年方八歲，沒有能力履其皇帝職責。說起這個日子，還有頗具象征性的巧合——這天，剛好是驚蟄。在農曆中，它表示生命甦醒、萬物更始。
相關記載見王先謙《東華錄》。《東華錄》據清國史館原始材料蒐編而成，其較做過手腳的《清實錄》，可信度更高。下為原文：
辛酉，諭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曰：“聞爾等破流賊於潼關，遂得西安，不勝嘉悅。初曾密諭爾等往取南京，今既攻破流寇，大業已成，可將彼處事宜交與靖遠大將軍、和碩英親王等。爾等相機即導前命，趨往南京。大丈夫為國建功，正在此時，汝其勉之。其隨英親王、豫親王之漢軍，自固山額真梅勒章京以下兵丁、綿甲、紅衣炮，均分為二，著英親王、豫親王各行提督，若相去已遠，可仍如舊。”[1]
一月十二日，清軍於潼關大敗闖軍。翌日，李自成率部南逃，西安遂為清軍所得。因通訊不便，捷音用了二十餘天方抵北京。對李自成來說，失去西安遠為致命。西安是其故土巢穴，北京相對而言不過是外鄉。失去北京雖足痛心，卻未必傷之筋骨。大順將士主體來自西北，西安在，則後方猶存。現在棄西安倉皇南奔，順政權不啻於老本全無，重新成為流寇。破潼關、占西安，意味著滿清對順政權取得決定性勝利。故而一聞捷音，清廷即有此判斷：“攻破流寇，大業已成。”
由這句話，也看得更清楚：南京之能於國變後苟存一年，確拜李闖所賜。“初曾密諭爾等往取南京”，說明滿清對滅明早有所圖，隻因事分先後，花開兩朵、先表一枝。目今，順政權已逐出西安，南京前頭再也沒有擋箭牌。先啃下比較難的骨頭的清軍，滿意地舔著嘴唇，轉而收拾它相當不屑的第二對手。
滿清對明朝所抱的輕蔑態度，從僅將攻打大順之師分一半前來，表露無遺。上諭說：所有人員、裝備“均分為二”，分由英、豫二王提督。多鐸南征，英王阿濟格追剿“流寇”。
三
除開完勝大順，滿清決定此時征明，還與另一件事有關。這就是明興平伯高傑被刺身亡。
甲申年十月十四日，高傑率部北上。這是弘光朝維持一年中，唯一顯示了“收複失地”意願的行動。行動開展頗遲緩，第二年一月，部隊才抵達黃河南岸的河南睢州。此處乃總兵許定國的地盤，而許、高之間原有很深的舊嫌。高傑到來，令許定國既恨且怕。一以有仇要報，二來擔心坐以待斃，許定國決心下手。至於高傑，卻是比較典型的武夫，勇猛有餘、心計不足。他膂力驚人，自視甚高，從不認為有人可以奈何得了自己。這嚴重的輕視，剛好成就了許定國的偽裝。他設計賺下高傑，使其死於非命。也有說法稱，這套計謀出自女流之輩——許定國之妻侯氏。《桃花扇》作者孔尚任說，康熙年間他為劇本積累素材時，訪問了仍然健在的侯氏，當麵聽她擺此龍門陣：“康熙癸酉，見侯夫人於京郊，年八十餘，猶健也，曆曆言此事。”[2]成功殺高之後，許定國立即渡河，投降清軍。
高傑被害，在乙酉年一月十二日。這個日子，剛好是清軍占領潼關的當天。一些重大曆史事件，總有這樣奇異的巧合。
高傑部隊對明朝獨具兩大意義。第一，是明軍主力中的主力，實力居四鎮之首。兵力達四十萬，僅次於四鎮之外的左良玉，實際戰鬥力或尤在左部之上（左良玉兵多將廣，卻有烏合之眾之嫌）。第二，尤比實力難得，高兵乃明軍中尚能以大局為念、願意報效國家的一支，其餘都嚴重軍閥化，心腹各抱。去年剛到南方時，它與別的部隊沒什麼區別，甚至名聲最壞，但經史可法爭取與感化，主帥高傑有周處之變，一覺揚州之夢，毅然率部北進，“欲乘機複開、歸（開封、歸德），伺便入秦，奪其巢穴。”[3]
高傑既死，本不堪一擊的明朝益失所恃，連紙糊的燈籠都算不上。另外一個不利的方麵是，許定國不光拆毀明朝僅有的柱石，自己還成為“南方吳三桂”，在滿清南下過程中充當導引者。早在甲申十二月，許定國即對駐魯豫的清軍統帥肅親王豪格送其秋波，“請我師渡河援之”，乙酉一月，再次派人聯絡，豪格均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而按兵未動。[4]二月上旬，許定國的敦請終於得到回音：
投誠睢州總兵許定國奏：“孽寇高傑（高傑原係闖軍部將，故稱其“寇”）已用計擒斬，其餘黨尚未剿除，請發大軍剋日渡河，以靖殘寇。”得旨：“許定國計殺高傑，歸順有功，知道了。征南大軍不日即至河南。兵部知道。”[5]
就是說，許定國叛變對清軍決策構成了直接影響。他作為先前明朝的河防大將，能對滿清提供多方幫助，從情報到實際的軍事行動。事實上，占領歸德時清軍先頭部隊正是許定國。
四
《明季南略》：三月二十一日“許定國前哨抵歸德”，二十二日“清豫王入歸德”。[6]單看這筆記述，似乎清軍是於三月下旬突然采取行動。實則，行動始於三月上旬。《東華錄》：
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等奏：“三月初七日，臣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兵部尚書、宗室韓岱梅勒章京伊爾德，侍郎尼堪等統外藩蒙古兵由南陽路，三路兵同趨歸德，所過州縣盡皆投順。”[7]
虎牢關在滎陽，龍門關在洛陽。多鐸報告表明，三月七日這天，清軍從滎陽、洛陽、南陽三地同時進發，半個月後抵達歸德（今商丘），並由本在左近的許定國部打頭陣，一舉拿下明朝在河南的這一橋頭堡。
此時距二月初八清廷下達進軍令，已曆一個半月。明朝直到歸德陷落，方知清軍已經行動。假如足夠警惕，及時偵知動向，一個半月可做許多事。然而，沒有記錄顯示明朝對相關工作有所布置與開展，以致原本談不上突然的事態有了急轉直下的閃電戰效果。二十二日歸德淪陷後，短短幾天，警聞頻至。二十七日，清兵出現在徐州，“總兵李成棟登舟南遁”；二十九日，“清陷潁州、太和，劉良佐檄各路兵防壽州”[8]……
河防總督王永吉四月一日的上奏，大概是南京收到的最早報告。報告稱：“清已過河，自歸德以達象山，七八百裏，無一兵防守。揚、泗、邳、徐，勢同鼎沸。”[9]參以多鐸對北京的奏聞，這情報本身也有問題。“清已渡河”，給人印象似乎清軍是來自歸德對岸的山東曹縣、單縣；實際上，清軍主要從西邊來，是其陝西作戰部隊的東調。
四月十七日，多爾袞對明朝公布正式的“哀的美敦書”，敦促投降。指出，甲申之變“崇禎皇帝有難，天闕焚毀，國破家亡”，而從頭到尾，明朝“不遣一兵，不發一矢，不識流寇一麵，如鼠藏穴”。[10]非常尖刻，揆乎實際，卻無一字不是事實。
五
明朝並非沒有目明耳聰之人。早在一月十二日，史可法呈上一道重要奏章，內言：“北使之旋，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寇而不足，今複分以禦北矣。”結論是“和不成惟有戰”。[11]
去年八月，明朝派出以左懋第為正使、馬紹愉、陳洪範為副使的使團，前往北京議和。十二月中旬，陳洪範隻身南還，左懋第等人被扣押，和談宣告失敗。從這事態，史可法解讀出滿清必將南下的含義，因而向朝廷發出警告，必須立即備戰。我們知道，滿清當局此時還沒有做出南侵決定，假如史可法警告得到重視，從時間上說明朝並非沒有機會。
可是石沉大海，全無回音。之如此，並不足奇。看看南京的決策層還剩下些什麼人，即知寂寂不聞乃是必然。定策後不久，史可法就被排擠出京。之後，高弘圖、薑曰廣、劉宗周、張慎言、徐石麒等，或退或罷。戰而勝之的是自馬士英以下，阮大铖、張捷、張孫振、劉孔昭等一幹人。在我們曆史中，有一種奇怪不可解的趨向，凡於國家有利者，不論人與事，皆難立足，而禍害國家或損公利己者則每每勝出。“正人盡斥，小人盈朝”，素愛獎劣懲優，而與優勝劣汰的普遍道理背道而馳。究其原因，中國人對社會共同利益，既難以認識，亦從內心不抱信任，覺得唯有個人利益顛撲不破。所以一生以此為鵠的，戮力攘奪，唯恐不足。社會不能以共同福祉為訴求，個人分求自我利益之最大化，造成極端利己意念的盛行和頑強。表現於行為，愈知利己或利己能力愈強，愈能立於不敗之地。相反，以國家、社會為念者，往往淪為弱者和敗者，除非遇特殊時刻與條件，利己之輩畏縮不前，承其所讓後者才可有所成就。在明朝，上述情形便極突出，社會依其奇怪的競爭法則，使唯知利己之人攬入各種權柄，把握諸多要津，以致國有大患甚而將亡亦乏人關心，關心的隻是一己欲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極簡單的道理他們並非理解不了，隻是不予考慮，撈不夠的焦灼和恐懼填滿心胸，哪怕隻比別人少撈一丁點，亦必齦齦計較。
高傑之死引起的反應，就很典型。從國家利益角度看，這是影響全局的嚴重事件，史可法至以“睢州大變”[12]相稱。然而，消息南來，那些與高傑素有齟齬的大帥，非但不以為憂患，反倒額手相慶，以為“上天默除大患”。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三鎮，聯名合疏：“高傑從無寸功，驕橫淫殺……”[13]他們想到的，全是私人恩怨。史可法奏請高傑之子嗣帥位，以穩軍心，結果一片嘩然。蓋因高傑一死，諸帥全都暗打算盤，亟待瓜分其舊部、爭搶揚州這片肥肉。當初，高傑恃強，得以揚州為駐地，他這一死，曾與之爭揚州而失利的黃得功，立刻乘虛而入：
得功複爭揚州，欲盡殺傑妻子以複前仇，可法急遣曲從直解之。[14]
黃不嫌途遠，引兵趨揚，謀奪城池外，還想襲擊留在揚州未隨軍北進的“傑家並將士妻子”，“城中大懼”。史可法聞訊，派同知曲從直速往製止，朝廷也急遣內監盧九德“諭止”。為平息事態，朝廷連發二旨：“諭史可法：卿已歸揚，解諭黃得功等各歸汛地，何必與寡婦孤兒爭構。”“大臣先國而後私恨。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汛地東顧，設敵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著諸藩各恪守臣節，不得任意。”[15]
一邊，是“睢州大變”的沉重判斷；一邊，卻是幾位大帥聯手欺負孤兒寡母。第二道諭旨指出的“致高營兵將棄汛地東顧”，尤能顯示各鎮的自私。諸軍唯高傑北上，而當重挫之際，卻要被人背後捅刀，憂慮後方妻、子的安危。諸鎮為奪利而擅離汛地，已屬可鄙，更何況極可能致高傑所部將士因後顧之憂丟棄陣地南回，其所作所為完全是親者痛、仇者快，史可法“有甚於戕我君父，覆我家邦者”[16]的批評毫不為過。
六
然而，對高傑殞命的歡呼慶賀、落井下石和偷雞摸狗，尚非最荒唐的一幕。
福不雙至，禍不單行。
三月二十五日，左良玉舉兵反自武昌。左兵之反，頭緒甚多，曆數之起碼有這幾條：一、為“北來太子”（王之明）打抱不平；二、黨爭，或曰對近幾個月南京阮大铖等人緊鑼密鼓報複、迫害東林—複社人士的反彈；三、躲避被清軍趕至南方的李自成軍；四、嚴重缺餉，找個理由就食下遊；五、部隊失去控製，左帥一定程度為部將挾持（其部下多出身綠林），身不由己；六、有人居間煽動和利用，這主要指黃澍所起的作用，他與馬士英誓不兩立……
黑白交錯，似清還濁。其中，左良玉同情東林、馬阮搞政治迫害、左軍在軍餉上受到克扣，都是事實，就此，起事未為無理，乃至有一定“正義性”，《桃花扇》便持這看法。同時，的確不能排除假借仁義、暗行褊私的因素，至少從實際效果看，是主觀上不顧大局、客觀上為虎（滿清）作倀，左良玉對此實難辭咎。
我曾以為，清軍是看見左良玉兵變，視為天賜良機而大舉南侵。兩件事咬合很緊，易讓人誤為有因果關係。但細辨時間順序，發現僅為巧合。清廷征明的決策先此一個月，實際行動也略早於左良玉舉兵日期。豫王入歸德為三月二十二日，三天之後，左良玉方舉兵武昌。
不過，盡管事件各自發生，清軍並非因鑽空子采取行動，可實際產生作用仍是對明朝構成夾擊。北麵連失重鎮，西邊狼煙彌漫，南京顧此失彼。何況叛軍又非等閑，其為明軍之巨無霸，規模差不多可頂四鎮總和。高傑所部剛剛癱瘓，左兵又鬧分裂，兩月之內明朝次第失其排名一、二的勁旅，且又與滿清南下同時。
這也是我國史上另一屢見情形：恰當外遇強敵之時，內部紛爭如火，幾乎就像主動配合。所以，每每要以“攘外”、“安內”為題做文章，從中抉擇。這當中，漢奸、賣國都非罵不可，諸如“寧贈友邦，不予家奴”、“攘外必先安內”一類奇談怪論，一定要唾棄。然而，罵與唾棄並不能消除現象，尤其是現象的原因。對中國來說，最好是不再發生這種情形，像很多國家一樣，一旦有事，上下內外立即團結，一切嫌怨渙然冰釋，齊心禦侮。從這層看，罵不解決問題，問題要在罵之前解決，從而做到不必罵。
中國的事情都不簡單，你中有我、千繞百纏，抑或就是一潭渾水。你以為裏麵有原則，其實連原則本身都已成為手中一張牌。故而在我國，講原則、用原則性眼光看問題往往行不通，也是條基本經驗。職是之故，我們的術策意識便格外發達，什麼離堅白、知雄守雌、合縱連橫，其中的教訓都是說，原則既不可信更不能執。無有不可利用的，什麼也都應該利用，切不能拘泥、認死理，比如，要善於從壞事中看見好事，從敵人中發現朋友。《爝火錄》載：“太監高起潛奏左兵東下，闖賊尾其後，我兵擊其前，自當指日授首，不須過慮。”[17]正是說，因左良玉的緣故，李自成現在已是可以借重的友軍。
所以，左良玉叛亂，其本身對錯是一碼事，所引起的反應與對待，是另一碼事。叛亂為虎作倀不假，然而，既不等於左氏此舉隻有挨罵的份兒，更不等於有關處置不藏貓膩。這是讀這段史料時，筆者自感無法排解的煩擾。簡言之，左良玉固然有錯，可製裁他的人未必比他更好，也許反而更壞。中國的曆史，陷阱實在是多，心思單純真的極易誤讀誤判而不自知。——左兵舉事後，馬士英在明知清兵迅猛南下的情況下，盡撤江北防線，強令各部向西集結。我們不便斷言，如果清軍南下同時沒有左良玉兵變，馬士英是否會組織對外敵的有效抵抗。我們隻是知道，當兵變發生而同時麵臨外敵時，馬士英作為國家領導人所下達的命令，是將外敵置予勿論，全力粉碎內部的叛亂。
他所認定的敵人是左良玉，不是滿清。這好像也沒太大問題。其一，左良玉確實是叛亂者，說他有“危我君父”的企圖並不牽強，而那是頭等罪名；其二，左兵和清兵之間，馬士英認為前者較後者威脅更大、更急；這是判斷問題，你可另有判斷，但不可以禁止他這麼判斷。因此，從冠冕堂皇角度，馬士英沒有什麼太可指責的。然而誰都知道裏麵有貓膩，幹脆說，誰都知道馬士英是公報私仇，但這話卻沒法擺到桌麵上，因為馬士英用“公”的外衣把“私”包裹得極好。
對中國古代，人們存在一個誤解，以為君主製下無公權，權力是皇帝私有。肯定地說，並非那樣。如果去過一些古代衙門遺址，往往能在門外見到一塊石碑，上麵刻著“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幾個字。它無疑體現了一種公權概念。包括皇帝本人在內，權力也受各種限製，不能隨心所欲。中國的問題，不在缺乏公權概念，甚至不在缺少防止公權私有的製度設計（當然，那時的設計達不到現代水平，但跟相同曆史時期世界好多地方比，中國的設計已算出眾），而在於中國人通常不能信守。他從小受教育曾經接受過公權的意識，也從文章和語言上反複表示要忠於這意識，但一旦權力到手，卻完全背棄所諾。這就是心口不一。這現象的根因說來就很虛渺了，有人說是因為中國文化缺一個宗教本源，在此無暇深究。總之，中國人骨子裏普遍不接受公權真正被限製與私利隔絕，並非已經當上官的人這樣，一般民眾如果展開對權力的幻想，多半也以“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為興奮點。在這意義上，馬士英談不上“中國的敗類”，甚至也談不上特別壞的中國人，實際倒不如說，他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中國人。
他並不是滿清的“潛伏者”。我曾大膽設想，倘若起事的不是左良玉，或者裏麵沒有一個他恨之切齒的黃澍，馬士英態度也許能顛倒一下，變成北兵急、叛兵不急。不幸，曆史“剛好”不是這樣。這麼看曆史，似乎有些玩世不恭。但列位有所不知，假如曆史總是被各種私欲撥弄來撥弄去，它的內涵往往還真的並非想象的那樣嚴肅。
不妨就具體看看，在馬士英的撥弄下，曆史變得怎樣地輕浮。《鹿樵紀聞》：
陳洪範還，言王師（清軍）必至；士英惡之曰：“賊猶未滅，北兵不無後慮，豈能投鞭問渡？且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安江左。有四鎮在，何用多言！”[18]
他很早就了解到動態，而給予的回答，則前半可恥、後半可笑。照他的意思，李自成存在一天，明朝就一日無事，清、順雙方互掐，明朝即可安臥。這跟高起潛認為左良玉將同時受官軍和“闖賊”夾擊而不足為慮如出一轍。馬士英還說，姑不論清兵無法脫身南顧，就算來了，亦非大難臨頭，擺平之，舉手之勞。他憑什麼底氣這樣足？原來有兩個典故，即“赤壁三萬，淝水八千”，前為三國赤壁之戰，後係東晉淝水之戰。它們有兩個共同特點：第一，都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第二，勝方（東吳、東晉）國都恰好都在南京。馬士英覺得，這足夠說明問題了！其實類似道理，我們當代曾經也很愛講：別人能做的，我們為什麼做不到？以及“我們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之類。馬士英也無非是這意思。曆史既有先例，現實便有可能。在南京這個“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地方，東吳、東晉做到的，大明為何做不到呢？你看，他也蠻有道理。但他的道理，都隻在想象中成立，在實際中不成立。赤壁、淝水兩戰固為奇跡，分析起來卻都事出有因，如北人不服水土、長江之天時地利、敵人驕兵心理……如欲曆史重演，須這些因素原封不動也在現實發生作用。從那時到現在，時間跨越了一千多年，所謂物是人非，甚至人非物亦不是。即以長江天險論，公元十七世紀與公元三五百年的條件比，此天險是否還是彼天險？而馬士英顯然以為這無關宏旨。於是，東吳、東晉“一戰而安江左”，明朝亦不難照樣再來一次。當然他內心亦未必真的相信這一點，關鍵是借兩個典故發現很好的說辭，達到抽調江北部隊以應左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