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往往愛聽政治家的漂亮話，政治家擅長漂亮話往往也最得民眾愛戴。其實，凡是政治家講漂亮話的地方，都因那件事不足其介懷。比如馬士英提及滿清，一副“何足掛齒”的睥睨之色，很豪邁很有大無畏氣概。可談起左良玉，截然不同：
已知左兵破安慶，黃澍在軍中，張亮（安慶巡撫）被執，士英正在擎觴，忽聞報，卮酒墮地。[19]
和《三國演義》“青梅煮酒論英雄”中劉備被曹操說破心事的表現，一模一樣。馬士英的心事，是左良玉不是滿清，清軍非衝他而來，左良玉的旗幟可是“清君側”。對他來說，清軍是紙虎，左良玉是真虎。“馬士英聞左兵東下，大懼，專理部事，不入直。”[20]為了左兵之事，馬士英竟將內閣丟下不管，一頭紮在兵部。兩者之間，他自然有所懼，也有所不懼。
史可法三報邊警，命上遊急，則赴上遊，北兵急，則禦北兵，自是長策。可法又奏：“上遊左良玉，不過清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審輔臣何意朦蔽若此。”[21]
聖旨所答，顯然出馬士英之手。所謂“上遊急，則赴上遊，北兵急，則禦北兵”，真正含意並非字麵上那麼含糊，而是實際認定上遊急、北兵不急。對此，史可法明確指出上遊與北兵根本不能相提並論，一個危及宗社（國家），一個僅為朝廷內部分歧，豈能同日而語？“輔臣”一語，更是徑指馬士英。
同時，在朱由崧召開的會議上，也爆發了爭論：
時塘報洶洶。十九辛未（四月十九日），弘光召對，士英力請亟禦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弘光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良玉之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當斬！”弘光默然，諸臣鹹為咋舌，於是北守愈疏矣。[22]
由此我們知道，弘光皇帝本人的意願，確非“上遊急，則赴上遊，北兵急，則禦北兵”，而是要求守淮、揚，毋撤江防。計六奇還補充了第一手資料，那是其舅親眼所見。後者供職南京屯田署，當時就在召對現場：
弘光召對時，群臣俱請禦北兵，弘光然之。獨馬士英大聲麵斥上曰：“不是這樣講，寧可失國於清。”雲雲。弘光不敢言。[23]
散會時，主張“禦北”的吳希哲邊走邊說：“賈似道棄淮、揚矣。”這應該是所有人的感受。大家心知肚明：明朝命運就此決定。奇怪的是，明知如此，而且“請禦北兵”意見明明占上風，決策卻仍由馬士英一手握定，連弘光也“不敢言”。權力這東西，說抽象很抽象，說具體極具體；馬士英的主張如此孤立，包括皇帝都站在另一邊，但勝利仍屬於他，這樣的結果就既具體又抽象。
之後，一如馬士英所願，黃得功、劉良佐過江，連史可法也被迫率部離開防地。“帝手書召可法入援，可法乃命侯方儼赴泗州，而親率師趨江寧。”可能馬士英擔心史可法不來，而讓朱由崧以親筆信召之，結果史可法隻是勞師空返一趟，“奉詔入援，抵燕子磯，左兵已為得功所敗，複令速還防。”[24]
七
書寫以上段落，很難控製對馬士英的憎厭。坦白講，這是一種很傳統的情緒，中國的讀書人大多不免為之左右，此即我們曆史觀上深入骨髓的“罵奸臣”義憤，用這種義憤寫成的小說戲劇，數不勝數。我曾就此以嚴嵩為題，專門寫文章指出其偏頗與狹隘。饒是如此，一遇具體人和事，這種習慣情緒還是止不住往外冒。
因而現在特意強調，不論把馬士英批倒批臭何其大快人心，都隻是理論上有意義，實際沒意義。假如我們將明之亡，歸咎於馬士英；抑或假設：若非老馬，明朝不至於亡，要亡也不至亡得這麼快——我們的見地，就相當膚淺幼稚以至於可笑了。明朝之敗，非敗於馬士英一人；明朝之亡，即使沒有馬士英也照亡無疑，包括滅亡速度都絲毫不受影響。
因為明朝的朽爛，是整體的、通體的。就像癌症晚期，癌細胞全身擴散，四處遊走，摘掉一個病變器官，又從別處再長出腫瘤，醫生見了，隻得縫上傷口，對病人說：回家去，能吃盡管吃，想玩抓緊玩——意即等死。
馬士英是明朝爛透軀體上的一個大病灶，比較顯眼，比較觸目驚心，僅此而已。其他病灶，或不那麼昭彰，不那麼著名、路人皆知，可是嚴重性和危害性一點不遜色。如曰不然，我們再來看看馬士英等文官之外明朝國家機器的另一係統——武人集團。
我們都還記得，南都定策後，史可法為南京設計了互為表裏的有內外兩道防線的防禦圈，明軍四大主力分布其間，聯手呼應。此即著名的“設四藩”。眼下，四藩中原駐揚州的高傑已死，還有駐於廬、六的黃得功，駐於鳳、泗的劉良佐，駐於淮安的劉澤清。其中，黃得功位置靠後，暫未與清軍接觸；另外二位，劉良佐和劉澤清，防地均和清軍正麵相向，算是首當其衝，那麼他們作何表現呢？
大清入淮安，總兵劉澤清遁。澤清聞北兵至，遂大掠淮安，席卷輜重西奔，沿河竟無一人守禦。北兵從容渡河，至淮安少休，即拔營南下。[25]
彼時淮安位置極重要，為由北而南之捷徑，於此渡淮，可直抵揚州，徑麵南京。甲申國變後，淮安即成幾乎所有南來者必經之路，顯貴雲集。別的不說，周、潞、崇、福四王，劉澤清、高傑等帥，都是先逃至淮安。馬士英的密使楊文驄正是在淮安覓得朱由崧，然後送往南京登了大寶。此時，清軍主力也走的這條路，由淮安而揚州，然後渡江。劉澤清鎮淮安前，此地由漕督、淮揚巡撫路振飛把守，正規軍之外，尚有鄉兵勁卒數萬，一度是沿淮防衛最嚴、組織最佳之區域，以至於對馬士英本人，路振飛也毫不稍貸。定策後，馬士英為給朝廷施壓、取代史可法，從鳳陽率兵耀武揚威經淮安赴南京，路振飛照樣懲其違紀兵士。為此馬士英銜恨在心，掌權後罷路振飛，以姻親田仰代之，而田仰在淮安，與劉澤清根本沆瀣一氣，不到一年，路振飛任內井然有序的局麵，蕩然一空。作為江淮門戶，淮安雖駐重兵卻形同虛設，劉澤清與清軍照麵也不曾打，望風而逃，“沿河竟無一人守禦，北兵從容渡河”。《明季南略》敘至此，不禁切齒：
廿一甲戌，清師渡淮。澤清真可斬也！然使路、王（王永吉）二公若在，當必死守，苟延時日。清師雖盛，豈能飛渡耶！[26]
另一位劉姓大帥，坐鎮鳳陽的劉良佐，也與劉澤清半斤八兩，唯一區別隻是好像沒有留下“大掠”的記錄。兩位肩負屏藩首都重任的大帥，前後腳，廝跟著拔腿向南而逃，在還沒見著清軍人影兒的情況下逃到南京附近的長江對岸。“劉澤清、劉良佐退兵近郊，百姓王詔奏：‘鎮兵避清南遷，占奪民房民物。’”[27]“王永吉疏：‘棄徐萬分可惜，乞敕劉澤清固守淮安，勿托勤王移鎮。’劉洪起報：‘北兵乘勢南下，諸將逃竄，無人敢遏，恐為南京之憂。’給事中錢增疏：‘警報日至，劉澤清、劉良佐退兵近郊，平日養兵何用！’”[28]
當然，二劉並不認為自己逃跑，他們找了一個借口，亦即上列奏疏中提到的“勤王”、“入衛”。“十四丙寅，劉澤清、劉良佐各請將兵入衛，諭以防邊為急。”[29]看，他們多麼忠君憂國，為了扈駕、擊退叛軍，不辭辛勞，長途奔援……一時間，左良玉兵變成了絕佳題目，大家拿它做各式的文章。公平起見，我們得說並不隻是二劉采取這種策略，那些略次要的將領也與他們“所見略同”。“方國安、牟文綬名曰禦左，實避北兵而西。”[30]隻是這一番忠心，連朱由崧、馬士英都不領情，朝廷做出了異常強硬的決定：
楊文驄專監鎮軍，凡逃軍南渡，用炮打回，不許過江一步。[31]
二劉命運有所不同。四月十九日召對後，馬士英調劉良佐過江，而命劉澤清“援揚州”。劉澤清豈肯奉命？“廿一日癸酉，劉澤清大掠淮安，席卷輜重西奔。”返回淮安再次搶掠，然後西逃——北、南、東俱無出路，隻有西邊可竄了。然據《爝火錄》，其此去並非逃竄，而是降清，降後不久即為清軍所殺：“福王命劉澤清援揚州，而澤清已潛輸款於大清，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32]查《東華錄》，亦未見劉投降的具體時間與地點，但有他“反複”的記載：
丁卯，鎮守廬鳳淮揚等處固山額真準塔等奏：“五月間，臣自徐州水陸並進，值劉澤清下副將高佑統戰艦攻宿遷，官兵大敗之。師次清河，澤清所部總兵馬化豹、副將張思義等率兵四萬，船千餘艘，據淮黃三河口，連營十裏。梅勒章京康喀賴同遊擊範炳、吉天相等，率兵渡清河，列營相距（拒），以炮擊敗敵艦……”[33]
丁卯，係六月丁卯日，即六月十六日，距明亡已一月。據《甲申朝事小紀》，“澤清迎降，歸於京師。以叛案有連，至盧溝橋伏法。”[34]則其被殺，應該也在六月中旬左右。
第一支投降的明軍主力，大概正是劉澤清部。而後，左良玉部（其時良玉已死，其子左夢庚率降）、高傑餘部和劉良佐。當初以“四鎮”為主體構築起來的防禦體係，不必說徹底破產了。
不過，事之至此，未必是“四鎮”構想和體係有問題，而在於它實際始終隻是理論上的構想和體係，並未真正實施。這是敗壞到骨頭縫裏的明朝固有特征。再合理的方案、措施，投入明朝的現實，實際都成泡影。說起來誰都知道南都定策後明朝搞了“四鎮”，然而看看實際，何嚐真有什麼“四鎮”？徒有其名，虛有其表，南京一切皆可如是觀，從皇帝到製度，悉屬擺設。
八
《鹿樵紀聞》說，自劉澤清逃走，“江北遂無一旅”[35]，整個長江以北，都對清軍敞開懷抱。這是極而言之，從明軍主力尤其是尚有戰鬥力的明軍主力而言，可以這麼講。而在此之外，也還並非“遂無一旅”，例如高傑的舊部。高傑死後，這支部隊的主體李成棟部駐於徐州。明清鼎革之際，李成棟可以算個名將，後來他替滿清賣命時，很能打仗，從長江三角洲打到珠江三角洲，所向披靡。然而，他在徐州的表現，卻十足窩囊，和明軍絕大多數將領一樣，毫無抵抗，唯知狂奔。然而稍有不同的是，他的狂奔較之別人還算事出有因——前麵說過，高傑一死，其餘三鎮便在後方捅刀子，不但圖謀瓜分其地，至有殺害高部諸將妻、子之意，雖然在史可法和朝廷阻止下未逞，但高傑部下之心寒可想而知。於是，清兵一到徐州，李成棟二話不說，率部棄城南逃。他們逃到揚州，那裏還有高傑之子和夫人，以及眾將家眷。不久聞訊清軍將至揚州，再次逃跑，這回目標是過江：
癸未（五月初二），高營兵南奔至京口，鄭鴻逵截殺，不得渡。李成棟等奉高傑妻子北降，阮（大铖）、鄭以大捷聞；士英率百官上表稱賀，欲以遇眾。或書於長安門曰：“弘主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謅；羽公凱歌以休，且聽阮中曲變。”[36]
“馬”，影射馬士英；“羽公”，鄭鴻逵字；“阮”，影射阮大铖。順便交代一下，鄭鴻逵即鄭芝龍之弟，鄭成功親叔父，封爵南安伯，時為京口總兵，扼守鎮江，清軍便是由他防區突破，登上長江南岸。投降可恥，然而，這字眼有時不免將各種情形一鍋端，如果上麵的記述不夠清晰，我們再引一段：
高傑潰卒渡江，鴻逵掩而殺之，不下萬人。餘卒北走，降於大清。[37]
這有可能是明朝滅亡前所獲最大戰果，隻可惜，殺的不是敵人。設身處地，在高傑餘部而言，當此絕境隻怕不降也難。後來，李成棟在廣東“反正”，我曾詫其何以反複若此，及見以上記載，多少有了頭緒——他當初的降，原來竟是那樣一番情形！
劉、高兩軍，逃者逃、降者降，江北所剩隻有揚州一座孤城和史可法一位孤零零的督師。督師易為今語，略近於前敵總司令。可這位總司令，基本光杆一個：“城內兵能戰者少，可法乃閉門堅守。”[38]
本來，高傑兵自徐州敗還，投在史可法帳下，“惟閣部是聽”[39]（史可法在該部威望甚高），情形不算太糟。不久，“城中哄傳，許定國領大兵至，欲盡殲高氏以絕冤懟”。四月十四日，“五鼓，高兵斬關奪門而出，悉奔泰州，牲畜舟楫為之一空。”[40]揚州已無戰鬥力可言。
過幾天，忽然來了一支“援兵”，乃甘肅鎮李棲鳳、監軍道高岐鳳所率四千人。然而當天就搞清楚，根本不是援兵。李、高此來，是以史可法奇貨可居，“欲劫公（史可法）以應北兵”，向清軍邀功。史可法正色曰：爾等欲富貴，我不阻攔；至於我，揚州就是死地。以當時情勢，史可法無力製止其投降，對方同樣不可能將史可法綁架而去。第二天，“李、高見公誌不可奪，遂於二鼓拔營而出。”不但原班人馬走掉，一支四川部隊（胡尚友、韓尚良部）也隨之而去。“自此備禦單弱，餉不可繼，城不可守矣。”[41]即便是守，也不可能了。
史可法向南京求援，“血疏告急，不報。”[42]以血修書，無人理睬。揚州，這明軍的大本營，有如赤身裸體，無遮無攔暴露在那裏，隻差清軍前來插上自己的旗幟。以下是綜合應廷吉和史德威所述，最後十天的經過；他們一為史可法高級參謀，一為副將並於城破前由史可法收為義子。
十五日，清軍“環薄城下”，近距離包圍了揚州。多鐸開始做史可法的勸降工作。
十七日，雙方有小規模接觸，清軍一股騎兵突然出現，射死數人。多鐸書凡五至，史可法“皆不啟封，置之火中”。
十八日，“城守毖嚴。公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史可法收史德威為義子，以五封遺書相托，並告以遺願：“我既死，當收葬太祖高皇帝之側，萬一不能，即葬於梅花嶺。”
十九日，總算有一點好消息，兵部職方司主事何剛、提督總鎮劉肇基各率數百人趕到。當然，他們的加入更多僅具氣節的意義。幾天後，劉肇基巷戰死，何剛“以弓弦自經死”。
二十日，清軍仍在等待他們的紅衣大炮，同時繼續勸降。“豫王又持書來說”，算來這已是多鐸送來的第七封勸降書。
二十一日，李棲鳳、高岐鳳率部至。
二十二日，李、高未能得逞，離城；川軍胡尚友、韓尚良部隨之而去。
二十三日，清軍紅衣大炮運至。明軍一支運糧隊在城外為清軍所劫，“焚毀略盡”。
二十四日，“北兵試炮，飛至郡堂，彈重十斤四兩，滿城惶悚。”夜，清軍正式攻城，“炮落雉堞二堵。二小卒緣牆而上，城上鼎沸，遂不支。”
二十五日，“攻打愈急”，炮火強勁，“鉛彈大者如罍，堞墮不能修，以大袋沉泥填之”。“巨炮摧西北隅，崩聲如雷，城遂陷。”隨即巷戰，劉肇基率四百人戰至最後一刻；史可法被執，被帶到新城南門樓見多鐸，再次拒降。多鐸說：“既為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遂遇害。[43]
揚州的抵抗是象征性的，實力過於懸殊，使抵抗沒有實質內容。但這是清軍南侵之後，腳步唯一的停頓，也是它被迫拉開架勢實施的唯一攻城戰。對於明朝，揚州則是第一座被攻破而非主動投降的城市。
在這裏，滿清終於見識中國並非隻有醜類、敗類，也有品質高貴之人。自入關以來，他們似乎一直沒有機會了解到這一點。當醜惡和敗類一個個逃之夭夭後，揚州突然變得無比純粹，短暫幾天中，它有幸成為一座正人君子的城池。而這樣的城池，多少可為汙濁的中國挽回一些顏麵。
史可法以必死之念，在無望中等候敵人，純然隻為證明點什麼。其實，將近一年他都是如此：在局勢，事不可為；在個人，絕不放棄。好在他不算完全孤立，所謂“德不孤，必有鄰”，最後與之為伍、共同挺立於揚州的，還有數十人。孟森《任民育》寫：
危城官屬，明知肝腦不日塗地，而一息尚存，誓不遠引規避，若揚州知府任民育以下數十人。[44]
他們中，有揚州知府任民育，他在城破後，鄭重換上明朝官服，端坐大堂、恭候敵人，說：“此吾土也，當死此。”有吳爾壎，去年他在北京經不住闖軍拷打而屈降，引為奇恥，“南歸謁可法，請從軍贖罪，斷一指，畀友人祝淵寄其家曰：‘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也。’”[45]城破，投井而亡。有副總兵馬應魁，“每戰披白甲，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巷戰死。”當然，還有何剛、劉肇基……
此數十人可證中國非無人，而是人非所用、用非所人，亦即前麵所陳偏愛獎劣懲優、與優勝劣汰的自然道理背道而馳那種奇怪趨勢。很意外地，連弘光帝也曉得這一點。一次，錢謙益論及當用某人，朱由崧這樣說：“國家何嚐不收人，隻是收來不得其用。”[46]
這樣的揚州，也迫使滿清露出真麵目。之前，它一直努力克製和隱匿本相，現在這苦心盡付東流，一夜之間回到關外，回到素喜屠城的努爾哈赤時代。揚州屠城之種種，王秀楚《揚州十日記》備述極詳，筆者不再添足。我隻想說，揚州一案除了慘絕人寰，也是另一鑒證；即十七世紀中國在被征服過程中，並不隻有一味順服的形象。
九
四月二十六日，揚州失陷第二天。“上視朝畢，對群臣問遷都計。”[47]揚州消息何時為南京所知，不詳。有跡象表明，馬士英開始嚴密封鎖消息。“二十七日己卯，龍潭驛探馬至，報雲：‘敵編木為筏，乘風而下。’又一報雲：‘江中一炮，京口城去四垛。’最後，楊文驄令箭至雲：‘江中有數筏，疑是敵人，因架炮城下，火從後發，震倒頹城半垛。早發三炮，江筏粉碎矣。’士英將前報二人捆打，而重賞楊使。自是，報警寂然。”如實報告有罪，顛倒事實受賞。士英大抓輿論導向，清軍幾隻木筏都不讓提，揚州那樣的重創，更不容泄露。不過，這種防範隻對人民有效，從朱由崧動遷都之念，我們相信高層早早得知揚州發生了什麼。
情形跟一年前的北京一模一樣。崇禎皇帝試探遷都，遭大臣反對；眼下，朱由崧的試探也當即被否定。“禮部尚書錢謙益力言不可。”[48]朱由崧不死心，二十八日，再次試探：
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良久，上雲：“外人皆言朕欲出去。”王鐸雲：“此語從何得來？”上指一小奄。（王鐸）正色語奄曰：“外間話不可傳的。”鐸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49]
平頭百姓以為，皇帝都是說一不二，其實沒那事。以明朝為例，做得了自己主的皇帝，攏共兩個半——太祖、太宗外，世宗嘉靖皇帝可算半個。蓋因禮法拘限甚緊，所謂“至高無上”，於大多數皇帝來說僅為虛名，他們真實的景況，用“動輒得咎”形容都不過分。武宗之荒唐、神宗之財迷、熹宗之沉湎木匠活計，都是“苦悶的象征”。甲、乙兩年，先後兩個皇帝的遷都之想，於情於理說得過去。隻有一點，首都為祖陵社稷之所寄，棄之不顧有倫理瑕疵。因此，商於大臣，竟無人敢擔當支持，像錢謙益那樣端出衛道架勢“力言不可”的，倒層出不窮。典型的道學誤國。又如王鐸，皇帝試以遷都，他卻答以“講期”，請示何時重開經筵。難怪計六奇敘至此，兜頭臭罵：
是時，清兵渡江甚急，王鐸身為大臣，而無一言死守京城以待援兵至計，乃第請講期，豈欲賦詩退敵耶？抑效戎服講老子耶？這都是不知死活人，國家用若輩為輔臣，不亡何待！[50]
朱由崧就此知道，命運注定。計六奇說：“弘光雲‘且過端午’，此語頗冷。”[51]說的是，正是心已冷。之後，他完全變成了局外人。五月初五，百官進賀，“上不視朝，以串戲無暇也。”朝事、國家，什麼都已與他無關。
冷淡，是明朝首都最後時光的基本色調。與通常想象的不同，末日將至，南京既不悲憤激昂，也不恐懼絕望，甚至沒有騷動不寧。事後，計六奇表弟胡鴻儀回憶彼時的南京，用一句話描摹其氣氛：“人情意興，極為冷淡無聊。”[52]馬士英手下每天拿些假捷報“進賀”，“欲愚都人耳目”，其實這種動作已屬多餘——無人關心或在乎局勢，無論是好是壞，從朱由崧到普通市民都不關心。大家隻靜靜等著，等待那個眾所周知的日子到來。
這天，終於來了。
《東華錄》載多鐸給清廷之報告稱：
初八日晚，令拜音圖圖賴阿山率舟師由運河潛至南岸，列於江之西，距瓜州十五裏。初九日，複令梅勒章京李率泰率舟師五鼓登岸，黎明渡江，官兵陸續引渡。[53]
作為清軍統帥的正式彙報，其敘述一定是可靠的，我們據此可將清軍過江時間、地點確定下來。
然報告過簡，無以盡顯三百多年前這場改變中國命運的“渡江戰役”的氣象。《明季南略》綜合諸家記載，辨訂異同，過程最全，茲據以重現。
清軍行動從五月初八夜間開始。當晚，正好有西風大風。之前多鐸傳令軍中每個人必須準備桌子兩張，火把十個，不能完成任務，打四十軍棍。此令既下，周遭民間桌幾及掃帚搶掠一空。夜半，清軍將掃帚浸裹油脂，縛於桌腿，點燃放入江中，乘風順流飄向南岸。火光徹天，南岸守軍見之，以為清軍渡江，大炮齊發。久之，炮彈幾盡。此情此景，可謂“草船借箭”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