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一是明軍炮彈被大量消耗，二是轉移明軍視線——以為燭火漂流線路就是清軍渡江線路。實際上，多鐸選擇的渡江地點在別處，名叫七裏港（也有作“老鸛河”或“坎壜橋”）。初九黎明，真正的渡江行動開始。清兵開閘放舟，蔽江而南。南岸守將鄭鴻逵、鄭彩一見，立即揚帆東遁，餘下的全線潰亂，軍人紛紛卸甲鼠竄。清軍登岸，兵不血刃，鎮江遂成江南首座淪失之城。
第二天，乙酉年五月初十，公曆1645年6月3日。南京城有一些傳聞，然“竊竊語亂，各官猶未知確信”[54]。朱由崧肯定知道全部事實，可他不動聲色，以致後來的事情相當突然，誰也沒看出苗頭。午後，傳旨梨園入大內演戲，像平常一樣，朱由崧優哉遊哉，與眾太監、近倖“雜坐酣飲”：
漏二鼓，與內官數十人跨馬出通濟門，（韓）讚周從之，文武百官無知者，宮娥女優雜遝西華門外。[55]
——文武百官無知者，並非事起倉猝，沒有時間打招呼，而是不屑於、不相幹。“冷淡”是其注腳。
從朱元璋定鼎金陵，到朱由崧悄然出南京，凡二百七十七年。大幕落下時，如此冷清，真是草草收場，哪怕零落稀疏的幾聲鑼鼓，亦無所聞。君臣如路人，官民冷眼向。“跨馬出通濟門”的朱由崧，那背影怎麼看都像匆匆離開的房客。
十
魯迅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56]我曾不解，為何崇禎殉國之後明朝不即亡，卻非在南京再來上這麼一出？直到某日忽念及魯迅這句話，才仿佛得了滿意的答案。
起碼從在土木堡被蒙古人可笑地捉去的英宗朱祁鎮開始，明朝曆史已開始喜劇化曆程，且這趨向再不曾改變過。它配不上悲劇式的結束；由崇禎皇帝壯烈殉國畫上句號，並不符合明朝最後一個多世紀的氣質。曆史老人目光如炬，思維縝密，不允許自己的書寫出現這種敗筆。南京浮現，朱由崧登場，表麵看明祚再續一年，實則是曆史老人要為它重新安排結尾——一種與其神韻更加跡近的結尾。
提筆之前，我默默咀嚼和消化紛紜史料的諸般細節及意味，兩個字眼油然而生：“曲終”、“筵散”。
曲者，戲劇在中國古代的別名。元代的劇作集稱《元曲選》，明代雅正劇種稱“昆曲”，唱戲稱“拍曲”。筵，本為席地之坐墊（中古以前中國無椅），後多與縱娛、宴饗諸義連。曹植《鬥雞》：“長筵坐戲客，鬥雞觀閑房。”[57]《紅樓夢》：“千裏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58]一個筵字，在我們這裏，可為戲台下的看席，可為宴飲銷醉之所。
讀史時，曾有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而摘入筆記。
一句出自朱由崧。乙酉年正月初一，元旦，這天發生了日食：
明福王罷朝，設宴內殿；值天陰晦，意頗不懌，諸內臣竟下殿除窗槅（使殿內亮堂些）。福王曰：“不必，朕在此坐不久。”聞者皆駭其不祥。[59]
諸內豎驚駭於此語的不吉利，筆者則獨於那個“坐”字回味不已。蓋因朱由崧到了南京後，一切都離不開“坐”字。他每日的生活，大抵不出三件事：坐龍床為君；坐在台下看戲；與近倖輩“雜坐酣飲”。
一句是乙酉四月十九日，就拒北兵還是禦左兵舉行召對，馬士英強行決定放棄江北之防、全力阻止左良玉，朱大典當場所言：
朱大典含怒入朝堂，曰：“少不得大家要做一個大散場了！”[60]
“大散場”！還有比這更生動的字眼麼？其於明朝的收束，由形到神，絲絲入扣，至矣盡矣。
第三句見於孟森文《書樵史通俗演義》，他評論有關南京的一條史料說：
南都兒戲之局，形容盡致，要是作者身在事中，其言如此。[61]
“兒戲之局”，畫出弘光朝一年之魂。能味此四字，即知這段曆史真諦。
說起明代文化，戲劇既為一大成就，亦是它的一項代表。明代戲劇秉承元曲之盛，而又有更大發展。元時，戲劇雖巨匠如雲，吸納諸多一流才子，然而卻有其不得已，是“九儒十丐”所致。明代不然。戲劇在明代，不單登了大雅之堂，擅長此道乃至是第一等的才藻，受到推許和欽羨。故而明代士大夫中，戲劇已是十足風雅的表征，大名士如康海、王世貞、湯顯祖等都因戲文享譽士林。我們也曾提到，弘光朝關鍵人物之一阮大铖，便是戲劇方麵的大家。他不但能創作，還建了最好的私人劇團，從演員、樂隊、道具到導演，樣樣皆精，專供他演繹個人劇作。撇開政治不論，阮大铖確為明末劇壇頂尖人物，能將戲劇玩到他那程度的，後來隻有李漁李笠翁。
再說一個現象。大家如對較具傳統的戲曲（晚近劇種不算）感興趣，可留意它們的服裝。首先是京、昆兩劇，餘如秦腔、豫劇、漢劇、川劇等，其裝束全部為明代式樣，劇情可變，著裝卻一律不變，即便所演乃漢唐宋抑或清代故事、人物，所飾冠服卻通通為明式。原因何在？就在於明代對中國戲劇史有著規範和定型的意義，至今，可追溯的舞台實踐和表演範式，由明代所確立，之前元人如何演戲都已失其孑遺，如今隻能在壁畫上知道些靜態的情形。
還要看見，戲劇在明代不隻是藝術而已，它對明代文化、生活以及人的意識，滲入肌膚，堪比網絡之於當下社會。李自成入北京之初，百官懼冠帶惹禍，盡棄毀之；兩天後，命眾官投職名，必須著官服以見，怎麼辦呢？許多官員不約而同想到用戲服代替，紛至戲班爭購，致一頂戲冠價陡至三四兩銀子。[62]雖說當時戲服款式取自本朝，算“現代裝”，然而戲服究竟是戲服，跟現實著裝還是有明顯區別，可眾官並不感覺有何心理障礙。體會這個細節，明人對戲劇浸淫之深，竟至不分戲內戲外，在生活與戲劇間，輕鬆跨越。
如上麵例子不足以說明，再看發生在南京的兩件事：
阮圓海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叱為梨園裝束。錢謙益家妓為妻者柳隱，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明妃出塞》狀，大兵大禮，皆娼優排演之場。欲國不亡，安可得哉！[63]
阮圓海即阮大铖，柳隱即柳如是。他們兩個，都是在生活以至公務中，以近乎粉墨登場方式於大庭廣眾露麵。
我們必須說，不但明代文化有很強的戲劇成分，明代的心理和政治也是充分戲劇化的。如果換換說法，通俗一些，則是：明代的不少事，不少人，往往有如演戲，扮演的意味很濃厚，完全是一種仿真存在。這在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那裏，有最顯著的表現。自打繼位為君，朱厚照直到死，短短三十年的生涯都在設法逃離皇帝角色，抑或使自己與皇帝角色之間產生間離。他在宮中使自己變身為小商小販，在宮外打造豹房那種淫邪空間來釋放道德壓力，以“大將軍”身份曆險和周遊各地並嚴禁大臣指認、說破其真實身份……此人一生，是戲仿的一生，諧謔的一生，或幹脆說是一部大型角色扮演類遊戲。盡管他並非職業演員，可所作所為，比百老彙的表演家更加徹底；演員尚能區分自己的舞台和生活形象，朱厚照卻不論何時何地都在從事演藝活動。他用表演對抗現實，用虛擬消解真實。整個明朝，不以皇帝為“角色”者稀。大多數皇帝，要麼主動使“皇帝”變成一種角色，以便從中脫殼（如武宗、熹宗），要麼在禮法和群臣約束下被迫角色化——豈止皇帝被角色化，群臣同樣以扮演或假麵方式出入朝堂，君臣間，每每心照不宣像串戲那樣互動和周旋。嘉靖年間“大禮議”、萬曆年間“國本之爭”以及崇禎皇帝的大結局，都有極強的表演性，以至演著演著“下不來台”。
梳理一番戲劇與明代的關係，就可以談談明朝紫禁城的末代皇帝了。
朱由崧，明代偉大戲劇文化熏陶出來的一位狂熱戲迷，他對戲劇藝術的愛好，超過所有事情。明末禍亂，他痛失“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流浪飄零，遍嚐辛酸，意外輾轉南京、當了皇帝。回憶這一切，他所感到的最大收獲，我以為是有緣縱情觀賞中國最高水平的戲劇。專言聲伎的《板橋雜記》一書，曾給晚明南京這樣的形容：“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64]如許風尚，不必說福王的藩地洛陽，就是燕京古城，也遠遠望塵莫及。秦淮河畔，吹彈之盛、笙歌之精，比之現代百老彙、好萊塢未遑稍讓。時人王阮亭《秦淮雜詩》有句：“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65]，朱由崧的南京一年，大抵都在此句之中。孔尚任《桃花扇》，特以一折《選優》寫朱由崧戲劇之癖，乃至他在劇中，與其說以皇帝身份毋如說實際僅以“戲迷”形象示人。雖然李香君被強迫入宮扮戲、朱由崧“寡人善於打鼓”[66]等情節，從史實角度未必果有，但“聖駕將到，選定腳色，就要串戲”[67]，以及阮大铖進優孟以結弘光歡心這類筆觸，卻千真萬確，遍於諸史。
他真的是嗜戲如命。計六奇表弟胡鴻儀，曾敘其“親所聞見者”：
故事，宮中有大變，則夜半鍾鳴。一夕大內鍾鳴，外廷聞之大駭，謂有非常。須臾，內監啟門而出，索鬼麵頭子數十，欲演戲耳。[68]
甲申年最後一天，除夕日，朱由崧在宮中悶悶不樂，太監韓讚周問以何故：
弘光曰：“梨園殊少佳者。”讚周曰：“臣以陛下遇令節，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69]
末日時分，朱由崧除了就禦北兵、左兵事召對，以及就遷都試探閣臣外，其餘記錄全與演戲聯係在一起。“丙戌，端陽節。福王在宮中演劇。”[70]“上不視朝，以串戲無暇也。”[71]民謠諷之“且聽阮中曲變”，“阮”字雙關，既指戲曲伴奏樂器又指阮大铖，戲班子是阮大铖提供的，而朱由崧溺於戲中，世事國事罔顧，對他來說，隻能從“曲”中知“變”了。
最後，便是五月十日那一幕：“午刻，集梨園演劇”[72]，一直演到淩晨，跨馬逃離南京。大戲迷朱由崧，好好過足最後一把戲癮，無憾地告別了皇帝角色。
品咂、玩味一下明朝紫禁城這位末代皇帝的戲劇之戀以及心理，應不僅僅是藝術的沉迷。西方美學有“距離說”，認為藝術的價值在於與現實保持恰當距離，而非彼此重合。但我感到，朱由崧巨大、不可思議的戲劇癮頭，並不來自“距離感”，反而得之現實的暗示、刺激和誘發——他是因現實而癡迷戲劇。對於他，戲劇是一種現實的鏡像，使他可以在“舞台小天地，人生大舞台”的奇妙置換中，跨越虛實，出入真假。人生如戲，戲即人生。他如此迷戀於看戲，這一行為和形象，非常令人驚異。我們根本沒有理由排除這種可能——對於現實中南京所發生的種種，他投去的是同樣的目光。
顯然，在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曆史緩慢畫上句號的過程中，朱由崧的視角極具代表性和時代性。如果連皇帝自己都以看客自居，肯定沒有別人分不清戲內戲外。我們感到，通過這樣的視角，在所有看客的冷淡注視或“圍觀”下，明朝兩都之一的南京，已不再是一座實有之城，而變成一種景觀或幹脆說一道“布景”。當它搖搖而墮時，圍觀者沒有感到天塌地陷，因為他們認為，倒掉的無非是某出戲的布景而已；這出戲已經演完，或者無法唱下去了。
“不過在戲台上罷了”[73]。這是魯迅關於中國曆史所講的一句非常簡單的話。
十一
五月十一日，聞知朱由崧出城，馬士英、阮大铖各自逃走；南京庶民，自獄中救出假太子王之明，奉於帝位。
五月十四日，多鐸兵至南京，忻城伯趙之龍縋城遞交降表，以二十餘萬將士降清。
五月十七日，清軍舉行入城式。繼北京後，明朝另一都城亦付滿清之手。
五月二十四日，朱由崧在皖被降將、前廣昌伯、四鎮之一劉良佐生擒，押回南京，羈於江寧縣署。有探視者稱：“福王嘻笑自若，但問馬士英何在。”[74]他的態度，我們要好好地玩味。
嚴格說，多鐸打下南京，於個人沒有多少值得回憶的內容；我從《東華錄》讀到多鐸奏聞北京的捷報，和清廷的表彰性答複，語氣並不興奮。是的，連一場略微像樣的戰鬥都不曾經曆，確實讓人提不起精神。勝果並非來之不易，容易造成對勝利者的解構。於是，在高度戲仿化的明朝麵前，征服者意外地被這種方式剝奪了大部分成就感。
但在明朝而言，恐怕這隻是無心栽柳。它的本意，應該是為自己尋找一個完美的收束。在此意義上，弘光的一年絕非畫蛇添足。借此一年，明朝更顯明、更通俗地告訴人們，它為什麼要亡，為什麼該亡。如果崇禎之死還令人心存感傷，那麼，此刻無人想哭，連看守所裏的朱由崧也隻是露出嘻哈的表情。我個人認為，明朝滅亡時間所以不在1644年，而在1645年，除南北兩座紫禁城俱為滿清所得是個鐵般憑證外，更是從精神的角度發現，以發蒙麵的崇禎身死而心未死，嘻笑自若的弘光則身未死而心已死。那是真正的死，終極的死。
【注釋】
[1]王先謙《東華錄》，《續修四庫全書》三六九·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33頁。
[2]王季思《前言》，《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1頁。
[3]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21頁。
[4]王先謙《東華錄》，《續修四庫全書》三六九·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31頁。
[5]王先謙《東華錄》，《續修四庫全書》三六九·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33頁。
[6]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72頁。
[7]王先謙《東華錄》，《續修四庫全書》三六九·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35頁。
[8]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72頁。
[9]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90頁。
[1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1頁。
[1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55頁。
[12]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27頁。
[13]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23頁。
[14]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01頁。
[15]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01頁。
[16]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55頁。
[17]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39頁。
[18]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16頁。
[19]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36頁。
[20]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44頁。
[21]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42頁。
[22]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2頁。
[2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2頁。
[24]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48頁。
[25]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43頁。
[26]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92頁。
[27]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91頁。
[28]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42頁。
[29]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2頁。
[30]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46頁。
[3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91—192頁。
[32]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48頁。
[33]王先謙《東華錄》，《續修四庫全書》三六九·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40頁。
[34]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74頁。
[35]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13頁。
[36]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14頁。
[37]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49頁。
[38]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58頁。
[39]應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437頁。
[40]應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439頁。
[41]應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441頁。
[42]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450頁。
[43]應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440—442頁。史德威《史可法維揚殉節紀》，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12—14頁。
[44]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78頁。
[45]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60頁。
[46]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2頁。
[47]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8頁。
[48]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8頁。
[49]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9頁。
[5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9頁。
[5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9頁。
[52]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11頁。
[53]王先謙《東華錄》，《續修四庫全書》三六九·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39頁。
[54]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13頁。
[55]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64頁。
[56]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第197—198頁。
[57]孫明君選注《三曹詩選》，中華書局，2005，第95頁。
[58]曹雪芹《紅樓夢》第二十六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302頁。
[59]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9頁。
[6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2頁。
[61]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第154頁。
[62]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24頁。
[63]夏完淳《續幸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326頁。
[64]餘懷《板橋雜記》，大東書局，民國二十年，第31頁。
[65]餘懷《板橋雜記》，大東書局，民國二十年，第7頁。頓、楊，係當時曲苑名家頓老、楊彬。
[66]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63頁。
[67]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61頁。
[68]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56—157頁。
[69]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367頁。
[70]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14頁。
[7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11頁。
[72]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14頁。
[73]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第197頁。
[74]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灣文獻叢刊第五輯《東山國語，鹿樵紀聞》（合訂本），台灣大通書局，1995，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