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屬公開、權威的信息，都不真實；凡出於街談巷議、不明來曆或被宣布為“謠言”的，都值得信賴。公眾不認為他們在“謠言”的口口相傳中所迷失的真相，大於由權力編織的謊言，社會於是變成“謠言”泛濫的空間。
一
偶爾，筆者也對曆史抱不可知態度，為之感覺神秘和詭異。例如明末前後兩樁“三案”。
第一樁，發生於萬曆末年，依次為梃擊、紅丸、移宮。梃擊案，時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後兩案，則連出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短短三十天之中。那段時間，少有地熱鬧。先後死掉兩位皇帝（神宗和光宗，他們分別創下在位最長和最短的記錄），換了三位皇帝。熱鬧後麵，是一連串撲朔迷離的宮庭秘聞，以及激烈的政治對抗。牽扯了幾大集團；不單朝堂與內廷頡頏，朝臣之間、皇族內部也都各自分裂、罅隙難掩。不久，從“三案”引出《三朝要典》（三朝者，萬曆、泰昌、天啟），頓時血雨腥風。幸好天啟短命，登基七載而夭。他的弟弟朱由檢，一旦踐祚，即刻將《三朝要典》來個徹底否定。可事情卻並不到此為止，餘音嫋嫋，餘波難平，以致明朝最後一段時光，始終為“三案”陰影籠罩，幾無寧日。有人說：明之亡，亡於“三案”；雖有偏至之嫌，然僅自政治層麵言，也八九不離十。
豈知，弘光尾聲，竟然又有新“三案”：大悲、太子、童妃。先前“三案”，終使王朝在北都崩解。及在南京複活，偏偏又鬧了另一樁，而且也一鬧而亡。一前一後，明朝南北兩都，各被一樁“三案”次第擊垮，豈不太巧？
這且不說，更詭異的是，兩樁“三案”的情節直接看毫無關聯，可是稍稍挖掘一下，卻見它們之間有一根隱形的線索，遙相呼應、暗通款曲，教人不禁想起“冤有頭，債有主”那句話。
此話怎講？蓋北京“三案”之起，都因朱翊鈞偏私鄭貴妃之所出皇三子。這位皇子叫朱常洵，後來封了福王，就藩洛陽。他非別人，恰便是眼下在南京當皇帝的朱由崧的親爹。這對父子，一個是昔年北京“三案”的導火索，另一個則跑到南京惹出新“三案”。明代福王，前後僅此二人，卻不約而同扮演相似的曆史角色，形式雷同，效果一致，讓人錯愕不已。
本篇單表南京“三案”。以往史家，對北京“三案”所含政治、倫理內容，有深刻認識。推原本根，闡究精微。但對南京“三案”，卻有些掉以輕心，似乎覺得不過是朱由崧的幾段“花邊新聞”。對此我們不得不說，前人視野終有其局限性。誠然，單論事情本身，南京“三案”不很曲折隱秘，然而其真正特色不在於此，而在於所引起的解讀及反應。在這一層麵，南京“三案”極其活躍，交織其間的聲音豐富多彩，整個過程有如一麵明鏡，將社會心理表現得纖毫畢呈，所體現的強烈參與性、互動性在古代條件下堪稱罕有。假如我們欲取活體組織，對弘光朝做顯微式的病理檢視，便沒有比這更適合的樣本。
二
依次而言，弘光“三案”，首先發生的是大悲案。
眼看甲申年將盡，十二月十五日（乙巳）深夜，有男人在洪武門外鬧事。有關記載描述為“夜叩洪武門”[1]，單看這五個字，好像沒多大動靜；然而，根據叩門者完全瘋掉來推想，聲勢應該不小。
再者，被“叩”之門，可不是什麼等閑之地。
洪武門係何所在，一般恐怕都無概念。在如今南京，它不但久已不存，簡直連痕跡也找不到。不過，我們卻可以從明初《洪武京城圖誌》裏得到一點知識和形象。簡單說，它是南京紫禁城最南端第一道大門，亦即皇城前門，與作為後門的玄武門遙遙呼應。進了此門，便是皇家宮闕；以外，則為庶民生活居住區。什麼人可得入內呢？除皇帝一家和侍候他們的一大堆太監宮女，隻有官員——進門後，首先是一條稱為“千步廊”的寬廣禦道，兩側分布著國家文武機構——總之，平民百姓“到此至步”。
那“夜叩洪武門”的不速之客，雖然瘋癲，對洪武門乃是“大內”之門禁，意識倒並不糊塗。當被問及來者何人時，他的回答堪稱驚天動地：“自稱烈皇帝。”[2]誰是“烈皇帝”？就是習慣上稱為“崇禎皇帝”而由滿清諡為“思宗”的朱由檢。他明明已在半年之前，自縊於北京煤山，普天之下，哪個不知、誰個不曉？不意於此隆冬寒夜，闃寂無人之際，一位和尚從天而降，在洪武門外大呼小叫，自稱崇禎，意欲“回宮”。守門衛士豈有二話？當即“擒之”，把他交與上峰。
上峰則報告了兵部尚書張國維。張國維但聞其事，立即說：“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若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3]聽上去頗為冷血，實則張國維是個好官。他這麼講，是因這種事必屬死罪，毋須多問，而更重要的或他所以急於“斃之”，在於後半句：“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他敏銳之至，已在第一時間意識到其中將有大麻煩。
——以上是《續幸存錄》的說法。《明季南略》所載完全不同，也很完整：
甲申十二月，南京水西門外小民王二至西城兵馬司報：一和尚自言當今之親王，速往報，使彼前迎。兵馬司申文巡城禦史入奏，弘光批：“著中軍都督蔡忠去拿。”忠率營兵四十、家丁二十馳往。和尚坐草廳，忠入問，曰：“汝何人，敢稱親王？恐得罪。”和尚曰：“汝何人，敢問我？”左右曰：“都督蔡爺。”和尚曰：“既是官兒，亦宜行禮，我亦不較。且問汝來何故？得毋拿我否？”忠曰：“奉聖旨請汝進去。”和尚即行，忠授馬乘之入城。[4]
兩樣情節，差得不是一星半點。《續幸存錄》裏，大悲出現在洪武門前，而且半夜砸門，動靜對比極其強烈。眼下他出現時，卻遠在“水西門外”，連南京城都還沒進，坐在草廳之上，對著一幫小民吹牛。還有，前者說他被當場捆翻在地，“擒之”；後者卻說很風光地被請進城來，騎著蔡都督的大馬。還有第三個區別：洪武門前，他自報為“烈皇帝”，而水西門外的誇口，隻是“當今之親王”。
以上兩種情節之外，尚有他說。如黃宗羲《弘光實錄鈔》：
十二月十二日，有僧在漢西門外，自冒先帝。[5]
時間提前了三天，變成十二日，地點比水西門更遠（相對紫禁城而言），是其西邊的漢西門。但“自冒先帝”這一點，與《續幸存錄》同。
文秉《甲乙事案》（此書亦廣泛訛傳為顧炎武《聖安本紀》而流行，《台灣文獻叢刊》所收錄即是）則說：
大悲係故齊藩宗人，狂言受先帝命，已複王爵。又狂言先帝實未宴駕，指斥上（指朱由崧）雲雲。[6]
相較前麵各家，文秉說法算是兼而有之：大悲自稱齊王，但也帶來崇禎未死的消息，且以崇禎代言人自居，指責弘光皇帝朱由崧不當竊位。
究竟大悲因何被抓，當時具體情景到底怎樣，顯然是無法鑿實了。計六奇在引述情節後，注明“此野史也”[7]—道聽途說，間巷所傳。而夏完淳、黃宗羲、文秉等人對其所著，雖都表示保證其真實性，但他們當時遠在別處，無一置身事發地，算不上可靠的證人。
相比之下，筆者喜歡《續幸存錄》的敘事，它那個場景較有聲色，所以姑以之為本，引為故事開頭。至於大悲和尚“自稱烈皇帝”，應該並無此事，可能是守門衛士誤聽之後誤傳所致。當時，吵吵嚷嚷之中，誤聽頗為難免。但大悲確實激烈提到崇禎皇帝，一口一個“先帝”——他之所以來，就是以崇禎名義興師問罪的。
三
審訊得知，大悲本姓朱，三十五歲，徽州休寧永樂村人。父親朱世妙[8]是風水先生，母親在他出生後很快亡故。三歲時，父親也死掉。十五歲時，至蘇州楓橋永明庵拜師為僧。
他談到自己一係列“高層”交往經曆。崇禎十二年也即五年前，崇禎皇帝親封他為齊王；二年前曾到鎮江與桂王相會；今年四月又到鎮江去看潞王，起初，他未與潞王見麵，隻是一旁仔細觀察，“跟隨王船，由丹陽至無錫。一路上見潞王好施舍齋僧”。[9]跟著跟著，照他的意思，倒是潞王自己注意到他：
跟至海會庵，有承奉李公先來，與悲叩頭，悲直受。後來潞王來拜，悲自思潞王是悲長輩，當尊他一步，悲下位迎接。潞王見悲下來，隨說悲無道學，轉身回去。[10]
這一段，好玩之極。潞王近侍來見，與他叩頭，他毫不客氣地接受；等潞王親自來，他認為應該謙讓一下，起身去迎，結果潞王卻不樂意了，“說悲無道學”，意思是，他就該大搖大擺地坐著，接受拜見。
十足的癡人夢語。他一口氣提到三位親王，除涉及潞王一段，雖甚荒誕卻還有點依據，其餘都根本不可能。齊王封號，已消失兩百年，原屬朱元璋第七子朱榑，封於青州，朱棣“靖難”後廢之，削爵，封國隨撤。而桂王不是別人，正是後來在粵滇稱帝、年號永曆的朱由榔之父朱常瀛，他遠居湖南衡陽，如何在鎮江見到？所以，禦史高允茲見了大悲口供，有此評論：“其狀似癲似狂，其言如夢如囈。先帝必無十二年封齊王之文，桂王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事？”都是眾所周知、有案可查的事情，一點含混之處也沒有。又說，口供所謂“‘潞王下位迎接，與李承奉之叩首陪坐’，政（正）不知有風影與否？”[11]這樣的事，有影子嗎？
從口供我們讀出兩點：一、大悲和尚是對政治很抱興趣的人。他患嚴重精神病不假，但這不意味著他盤旋於腦際的，盡屬無妄之事，相反，他很認真地關心著政治。從哪裏可以看出？就是他曾被崇禎封為齊王這一幻想。齊王之事，已經過去兩百多年，尋常度日的百姓，不要說有所了解，聽都無從聽說。大悲卻顯然知道此事來龍去脈，我們由此推想在瘋掉之前，他是個愛讀史書或關心各種政治傳聞的人。齊王這件事與“靖難”相連，而有關“靖難”一段曆史，朱棣在軍事政變成功後，嚴密封鎖，不惜重修《太祖實錄》以掩除，直到嘉靖、萬曆兩朝，才文禁漸弛，私史頗以發掘求真為重，出現一批成果。大悲應該是接觸了這類書籍後，對齊王之事有所縈懷，以致幻想崇禎以他繼承齊王爵號。二、潞王屈駕來訪、他下位相迎一類情節，必屬想象；而他專程趕到鎮江，觀睹潞王以至沿途追跟的情節，則未必不真。這是由他強烈關心政治推導而來。潞王身上體現的政治意義，我們在《國變·定策》中曾備其詳。擁戴潞王，是東林—複社集團鮮明的主張。而以東林—複社影響之大，政治愛好者大悲多半是它的一位民間粉絲。當潞王從淮安到鎮江，經無錫、蘇州等太湖沿線遷往浙江時，大悲一路追隨，這情節不僅合理，如從崇拜者角度言更屬必然，類似舉止在今天各種超級粉絲那裏亦屢見不鮮。蓋所謂粉絲，無非是愛至癲狂抑或癲狂以愛。對政治走火入魔的大悲，大抵是先粉東林，再因粉東林進而粉上東林擁戴的潞王。他從鎮江到無錫一路尾隨潞王，應確有其事；但潞王發現他的尾隨而與之會見，卻隻是想象了。
基於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私自斷一斷這個案子：大悲認真地討厭並反對福王或弘光皇帝朱由崧。雖然是瘋子，這一政治立場仍屬確實，並非別人“栽陷”、強加於他。在現代，精神病患者狀態或能使他免於起訴（倘若再合理些，無論有無精神病，對個人政治主張根本就該置之不論），然而，他處於反君必死的時代。於是，這個不讚成“今上”的精神病患者，被砍了腦殼。
他的瘋掉，看來有源可尋。父親操業看風水，那種神秘主義氣息，對他幼小心靈總會有所影響，雖然三歲時父親即已死掉，但種種孑餘多少留下些，比如遺物或村人口碑之類。大悲撫此遺物，或聽人講談往事，難免情由境生，在其中緬懷、感觸父親，受到熏陶。再者，過早無母失父，相較常人，確更容易陷於精神世界的殘缺和偏執。
他瘋得厲害，此毋庸置疑。隻是有個問題存在些許疑雲——筆者一直不敢確定齊王之事，純屬他“妄想狂症”的表現。二百年來，齊王血胤是如何分散的？會不會有一支流落到休寧？畢竟大悲俗姓朱，這應視為線索呢，抑或僅為巧合？他總不至於一生下來就瘋掉，那麼未瘋之前，有無機緣（經文字或傳說）獲得“齊王後人”的意識，從而埋下崇禎接見並親口宣布他繼承齊王爵位的“白日夢”的種子？他如此熱衷政治，覺得有資格參與國家大事，這種焦慮是否全無實際起源？從邏輯角度無法排除疑問，但我的確沒有一丁點材料來支持它。
四
負責偵緝的忻城伯趙之龍所轄京營戎政衙門，起獲大悲自造文簿九件。其中有“聖僧大悲和尚，為天下第一，至三十歲即成活佛”及受封齊王等語，還列有欺佛、泄露天機等十五款大罪。[12]儼若一方教主，無稽之至；略微靠譜的，可能是“三十歲即成活佛”一句，隻是“活佛”兩個字需要換成“瘋癲”。
這些胡塗亂抹、一無足信的文字，便是本案全部物證。北鎮撫司掌刑指揮僉事許世蕃以其上奏，得旨：
大悲妖言無忌。被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與相炤應。豈是風（瘋）癲野僧？這審供未盡奸情，著拿送鎮撫司，嚴刑密審具奏。欽此。[13]
一句話：不滿意，發回重審。不滿意的原因，一是我們已知的，大悲就擒前有公開謀反言論，現在以此為理由，駁回僅以其為瘋癲的獄詞。另一原因先前我們沒有講到，那是一個很奇怪的情節：大悲剛剛被捕，外麵就有人給他投了一張匿名字條，而字條又恰恰落於官方之手。內容秘而不宣，各書無一有載，但推測必與“謀反”有關。換言之，審訊隻得出“瘋癲”的結論，這張字條卻恰好可以推翻這個結論。
唯一的問題：不知真假。大悲是否真有同誌與其串聯？抑或根本沒有這樣的人，帖子純屬假造？
疑問也涉及那道聖旨。聖旨雖然假不了，但它與皇帝本人的關係卻並非不可成疑。明朝自有內閣後，後者擬旨，然後經皇帝過目、批準，這最終的權力叫“批硃”。而隨著越來越多皇帝“倦勤”，“批硃權”也早已旁落，常操近倖之手。這是明朝一個有名的頑症。眼下，朱由崧除了恰好是一個聲色皇帝，同時還是一位弱勢君主。所謂“聖旨”而不出自於他，這種情況根本不稀奇。
這道聖旨下來，案審被具體和明確了方向，即所謂掏出“奸情”。《鹿樵紀聞》記述，鎮撫司提交的報告稱：“臣等續奉旨嚴刑複訊，大悲複供雲：‘潞王齋僧好道，施恩百姓，該與他坐正位。故六月中有戶部申紹芳議保潞王，近又聞錢謙益在聖廟議保潞王。’”[14]複訊、複供字樣，顯示案情已被刻意操控和改寫，並得到了期待的口供。潞王該“坐正位”，以及大臣中有人“議”此事，都是突破性收獲。
《鹿樵紀聞》所述，是簡化版。《甲乙事案》援敘較詳，可以對照：
又奉有嚴刑密審具奏之旨，事關重大，臣等敢不細加研審。又將大悲、月光提出夾審。即問大悲：“拿你之日有匿名文帖，是誰寫的。”悲雲：“此帖我實不知。”臣又行敲審，彼說：“潞王施恩於百姓，人人服他，又齋僧好道，該與他做正位，封我為潞王。故悲於六月間有‘戶部申（蘇州人）議保潞王’等語。”臣問悲：“議保者都係何人？”悲雲：“止將我知道的說出，其餘不知是何名姓。”臣再三拶審，又說：“昨十一月二十日，聞有錢（亦蘇州人）在聖廟內議保潞王等情。”臣又問同議者何人？悲雲：“止知申、錢兩家名字，餘不知是誰。”臣又問：“議保如何行事？”悲雲：“總之，在京各官，與潞府相為者少，都是馬閣部的人。權柄在他手裏，眾人都怕他，不敢行。”臣又問：“與潞府相為各官是誰？”悲雲：“止聞說有人，不知姓名，難以指實，不敢妄招。”臣再四刑審，全然不言，再無別情吐出。[15]
鎮撫司官員的報告，其實寫得很誠實。我們隻須注意“敲審”、“再三拶審”、“再四刑審”三個關鍵詞，就可複原“掏”出那些口供的過程。一言以蔽之，全部是毒刑的收獲。上一次刑，得到一點口供；上得更重，口供就越發令人滿意。一開始，拿出那個匿名文帖，大悲根本不知何物；末了，竟然引出了很具體的人名。那個姓申的，是戶部右侍郎申紹芳；姓錢的，就是錢謙益。
筆者一度懷疑大悲吐出申、錢二人，係刑訊者授意。再推敲，又覺不像。負責拷問的官員，隻是如狼似虎，尚無跡象顯示他們預先知道什麼陰謀。他們所寫的報告，甚至有意抹去申紹芳、錢謙益的名諱，而注以“蘇州人”、“亦蘇州人”，態度謹慎，不想得罪什麼人。
既然如此，為何大悲說得那麼具體，而且申、錢兩人恰好都是東林一派？這並不難解釋。大悲和東林一個政治立場，自然留心或聽說過東林有哪些人物，此時毒刑難耐，人名隨口而出。不過，他屬於略知一二而又所知有限，可以說出個把人名，再多，實亦不能。故而，此後刑訊者雖然“再四刑審”，用刑較前益狠，他卻“全然不言，再無別情吐出”。
這種情況，有人事先已經料到；或者說，和他們期待的一樣。
是的，可以斷定，大悲剛剛被捕，有人已經設了圈套，利用此事達到某種目的。匿名文帖就是他們的手腳，大悲壓根兒沒有什麼“同誌”，字條也不出自任何他認識的人；其作者，必為阮大铖、張孫振、李沾一夥——由於對匿名文帖的由來未予追查，在此我們本不該使用那個“必”字；但我們雖無直接證據，卻有不可動搖的旁證。且看身處南京上層且立場中立的李清如何說：
僧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顛謬……幾構大禍。上召閣臣於內殿，皆請包荒以安反側。獨張侍禦孫振審詞有：“大悲本是神棍（無賴），故作瘋僧，若有主持線索（像是背後有人）。”又雲：“豈是黎邱之鬼？或為專諸之雄。”語多挑激。時孫振與阮戎政大铖欲阱諸異己，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16]
“黎邱之鬼”典出《呂氏春秋·慎行論第二》，這裏是說大悲的瘋真假難辨，大家別被他騙了。專諸則是有名的“魚藏劍”故事中那位吳國公子，欲殺王僚而自立；這裏不必說是影射潞王，難怪李清說張孫振“語多挑激”。實際上，阮大铖一夥真正目標並非潞王，而是借以勾起弘光怒火，允許他們放手打擊東林。他們已備好一份大規模逮捕名單，即所謂“十八羅漢”之類。對於自己的願望，他們並不藏頭露尾，之前已展開為《三朝要典》翻案的行動，朱由崧的態度是支持的（畢竟該案涉及乃父老福王），卻僅限於考慮從文字上采取一些不同表述，而非實際地治東林之罪（他也實在沒有能力這麼做）。就在阮氏等一計不成之際，平白冒出個口口聲聲代表崇禎興師問罪、要弘光“讓位”於潞王的瘋和尚，可謂來得正好。大悲甫入獄，神秘的匿名文帖隨之出現；而當最初審訊結果出來，那道勃然大怒的聖旨，果以匿名文帖為據，斥責“審供未盡奸情”，下令“嚴刑密審具奏”。匿名文帖、聖旨，加上開列停當的“十八羅漢”名單，環環相套，絲絲入扣，阮氏等必以為此番大事可成，“眼觀得勝旗，耳聽好消息”。
然而，這麼漂亮的連環計、組合拳，終於還是撲空。李清說：“非上寬仁，大獄興矣。”[17]朱由崧對於搞“運動”不感興趣。對此，李清解釋為“寬仁”，這是揀好聽的說。實際原因一是搞不起來，滿朝東林，還有一個手握重兵的同情者左良玉，怎麼搞得起來？二是朱由崧的心思很簡單，就是得過且過，及時行樂，明年今日還不知怎樣哩。
較諸朱由崧，馬士英的態度也許更具實質意義。他是政壇老大，可以影響天平倒向哪邊。這回，他沒有倒向阮大铖，“聞馬輔士英亦不欲”[18]。馬士英此人，我們曾講過特點就是以權謀私，“賄足乃飽”，沒有意識形態鬥爭的愛好。搞東林，又不能為他創收，搞之何益？再有，近來阮大铖愈趨強勢，與朱由崧身邊內侍勾結串通，大肆受賄賣官，“侵擾銓政，門如市”[19]，分走許多杯羹，馬阮關係已不複“定策”時那樣，而有了利益衝突。相反，與錢謙益倒早就“化敵為友”。“王既立，謙益懼得罪，更疏頌士英功，士英乃引謙益為禮部尚書。”[20]以錢氏慣常為人推想，既受大悲獄詞牽連，他必聞風而動，做了不少幕後“工作”。“馬輔士英亦不欲”，抑且與此不無關係。另據《南渡錄》，錢謙益之授禮部尚書，在大悲案發生後，而非《小腆紀年附考》所稱定策後不久：“丙戌，改詹事府尚書錢謙益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21]這裏“丙戌”，是乙酉年三月初三日，大悲棄市即兩天之前，可見該案絲毫未影響錢氏宦途，原因顯然就是有馬士英這位奧援。李清身為當時朝中要人，其所憶應更可靠。又，文秉也以其叔父事證實：
從父文震亨時官中書，張孫振已具疏特糾，直欲以從父為汪文言矣。繕寫竟，請正馬士英。士英謫居時與從父曾以詩文往來，遂力止之。從父即休致歸裏，士英意亦不欲為已甚，乃止。就大悲定獄焉。[22]
如非馬士英“止之”，文震亨就做了汪文言第二。汪文言是天啟間一個東林小人物，被閹黨逮於獄，活活打死。
“就大悲定獄焉”，亦即“止誅大悲”[23]，僅以大悲個人事定讞，旁無牽連。乙酉年（1645）三月初二，大悲被明正典刑。通過讓一個瘋子消失，弘光朝結束一場危機。近三個月來，他攪得南京風聲鶴唳，張國維當初的“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所言不虛。然而，這僅為開端，大戲還在後頭。應該交代一下，當年北京“三案”，也是瘋子開的頭——那個執棍闖入萬曆皇帝太子朱常洛宮中的小民張差，被認定為瘋癲者。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24]曆史的一頁，為何每每由瘋子翻開呢？
五
大悲“棄市”不數日，三月十三日，一位河南婦人被關進錦衣衛監獄。婦人姓童，自述為福王“舊妃”，所以諸書以“童妃”相稱。
她來得不算突然。之前在河南，就曾找巡按陳潛夫上訪，反映自己的情況。還見過在史可法手下當參謀的庶吉士吳爾壎（後者或因其間曾到河南公幹，而遇）。陳、吳二人都把她的事情上奏朱由崧，而朱由崧“弗召”，拒不承認有這回事。童妃不肯罷休，又“自詣越其傑所”。越其傑是河南巡撫，同時是馬士英妹夫。越其傑似乎沒有請示朱由崧，或者在接到批準之前，就徑直派人將童妃送往南京。[25]
據此，童妃南來，有馬士英的背景。《三垣筆記》說，也與藩鎮劉良佐有關：
童氏自河南至，謬雲帝元妃，劉良佐令妻往迎，叩其顛末，雲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崇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齧臂為記，今在寧家莊。語甚鑿鑿，妻信之，跽拜如見後。良佐素憚妻，聞之亦信。[26]
看樣子，越其傑送童妃南來，途經臨淮關（屬鳳陽，劉良佐駐地），事先給劉良佐打過招呼。劉派其妻試以真假，而劉妻“信之”。由此，劉良佐在童妃問題上態度一直比較明朗，主張朱由崧將她認下。
總之，馬士英、劉良佐這兩位軍政大員，都是“挺童派”。他們也許不無奇貨可居的動機，如果童氏得正其位，不光立上一功，手裏也又添籌碼。這都易於想見。不過，事情未必那樣複雜，也可能很簡單：就事論事，他們感到童氏所述可信，不是騙子。畢竟，越其傑也罷，劉良佐之妻也罷，都見過世麵，豈能輕易上當？何況茲事體大，弄不好是要擔風險的。
然而，朱由崧的反應既強烈又蹊蹺。童氏送到，他見也不見，二話不說就把她關進監獄，而且是作為社會監獄的錦衣衛大牢。他的態度，可有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朱由崧知道童氏百分之百屬於招搖撞騙，根本不必麵見以驗真假；也正因此，才把她交給錦衣衛，而非“訊之禁內”。另一種恰好相反，童氏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朱由崧懼怕當麵對質引出各種不利，遂慌忙將其拘禁、用刑，以箝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