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把滿清在北方進展順利，視為北方民眾怯懦的結果；也不認為南人在抗清中的奮不顧身表現，可以將曆來的南人柔弱、北人剽悍這種看法加以顛倒。一般來講，北人勇鷙，南方民風偏軟，是客觀特點。明清代際南北民眾的表現，所以各反其常態，並非民風有變，而是別有原委。
一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
山河表裏潼關路。
望西都，意躊躕。
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1]
這支題為《潼關懷古》的《山坡羊》，乃元人張養浩所作。天曆二年（1329），“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台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裏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者則賑之，死者則葬之。”[2]想來，此曲或即張養浩途經潼關，感念交集而就。到任後，他未嚐家居，止宿公署，晝出賑饑，晚歸祈禱，“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3]。積勞過度加上無盡憂傷，這六旬老者終致不起，短短四個月殉職於任上。就此言，《潼關懷古》或是張養浩一生所作散曲的絕筆。其間，“宮闕萬間都做了土”，書盡曆史之可悲與不公；緊跟其後那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湧自肺腑，撕帛裂雲，一吐為千古歎。
但恐怕張養浩亦不能料，時隔三百年，令他感慨萬端的潼關，將再次如火如荼演繹“興亡”一幕。崇禎十六年（1643）十月初六，“李自成陷潼關，督師尚書孫傳庭死之。”[4]西安門戶為之洞開，僅六天，西安告破。翌年正月初一亦即甲申年（1644）元旦，李自成建大順國，次日發兵，出潼關進軍北京。四個月後，從原路敗回，再過潼關。當年十二月下旬至翌年（1645）一月中旬，順清兩國集結大軍在潼關決戰。一月十二日潼關陷落，李自成率部從西安南逃，從此流竄。
一年多內，潼關迭麵世變。李自成四過潼關，兩番得意，兩度失意。他先以“寇”入、以“帝”出，數月後相反，以“帝”入而以“寇”離。在他，此可謂成王敗寇、一線之間。但三百年前，為救濟饑民而來的張養浩，置身曆盡興亡的潼關，心中隻想到三個字：百姓苦。
二
一部二十五史，所述無非興亡。然而，這字眼之於庶民卻可以說沒什麼關係。興也好，亡也罷，舊符換新桃，無非你方唱罷我登場。那些憂君之傷、亡國之痛，寫滿史冊，其實都是士夫臣子的情懷，與真正的庶民多半無關。問題在於，修史的能力及權力，握於後者之手，庶民何感何想，後人其實概無所知。而這往往成為盲點，使人不知不覺中以為正史野史的主題和感情，能夠反映時世、代表民心。
那是沒有的事。真實的時世、民心怎樣？崇禎末，北京流傳民諺：“隻圖今日，不過明朝。”一語雙關。又說：“韃子、流賊到門，我即開城請進。”[5]對於明亡，不悲痛，不眷戀，一言以蔽之，痛癢無關。這朝廷、這國家，不以人民願望而建，亦不曾就任何事情聽取人民意見，人民沒有認同感，亡與不亡，幹我何事？所以趙士錦才目睹了北京居民如下表現：三月十九日晨，北京全城告破，“至午後，百姓粘‘順民’二字於帽上，往來奔走如故。”[6]城破前，北京人確實感到恐慌，因為他們不知道是否會大禍臨頭，等到傳來消息“好了好了，不殺人了”，馬上恢複平靜。“奔走如故”幾個字，盡現民眾的無動於衷；占領軍要求帽上粘“順民”二字，無非一是表示順服，二來寓有“大順子民”之意，對此，大家也毫無心理障礙地接受。一代王朝轟然倒地，這場巨變，我們在將近四百年後說起，每每還有驚天動地之感，可當時京城民間，竟如此平淡或冷淡，簡直像什麼也沒發生。
無獨有偶，清末民初鼎革，人民又有類似表情。當時的啟蒙者倍感痛心，歎為“麻木”，從中抽取出國民性。這固然不錯，然而想一想二千多年代代興亡，從來是權力者遊戲，無論怎樣，百姓所得不過是個“苦”字，那麼，怎能不“麻木”，又為何不“麻木”？作為經曆甲申之變的人，計六奇把明朝崩解原因歸於“各自為心”[7]。這個總結，或者更在點子上。大家心腹不一，成王敗寇是你們之間的事，小民操什麼心！
三
不單不操心，在北方，朝廷崩解之後的亂世，還被當做短暫的機會加以利用。
雖然同樣壓榨嚴重，但因土地瘠薄，氣候較差，物產不足，北方百姓生存普遍比南方更難。這也就是為什麼暴亂會在北方發展壯大。在中國，加入暴民行列，幾乎都是走投無路、萬不得已，但凡尚存一點餘地，就不致有此決斷。換言之，李自成百萬之眾，僅為最不堪生活的一小部分赤貧之民，這以外，介於一貧如洗與尚可掙紮、能忍與忍無可忍之間，人數更多。他們隻須很小的理由，就會回避直接變身為“草寇”。骨子裏中國民眾都不願而且懼怕惹事，但這不表示心中不藏著不滿與怨恨。所謂“良民”，隻產生於幸福、合理的社會；在嚴重不公平的社會中，本質上沒有“良民”。之所以很多人保持著“良民”表象，沒有一變而為“暴民”，不過是他們在忍氣吞聲與鋌而走險之間進行著換算，如果得不償失，大多數人就都選擇忍耐。顯而易見，忍耐雖苦，卻至少性命無虞。
不過，這以某種平衡未曾失去或被打破為前提，比如說統治秩序的存在。在好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有自覺遵守法度的意願，他們認為，製度不僅對自己形成直接保障，即便其中某些限製，其實也是從反方向體現了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劣壞的社會，如果人們盡力不觸碰法度，通常不是出於擁戴和主動遵守，而是因為懼怕；一旦不必懼怕，法度便立刻顯出可笑和空洞的樣子，成為眾人亟欲突圍的對象。
甲申國變後就出現了這一幕。崇禎死亡消息傳開，一夜之間，京畿周遭立即“盜賊橫生”。闖軍占領北京的後期，軍紀失控，搶淫頻發，史家多有述載。但實際上，京城並非最亂的地域，真正亂得無法收拾的，是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四省的廣大鄉村。這些地方，一時成為真空，法度蕩然；無數介於一貧如洗與尚可掙紮、能忍與忍無可忍之間的民眾，有如掙開束縛，趁機大行劫掠。如果說北京城內大順軍隊將卒所為，尚屬有組織的報複，則廣邈鄉間的情形，完全是無組織的混亂。平時隱忍壓抑的鄉民，此時一無所忌，紛紛變身為不曾加入起義軍的自發亂民。可以說，在這一刻，沒有庶民為崇禎之死如喪考妣，相反，倒被證明根本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亂民劫掠的對象，主要不是本地富戶。後者一般蓄有家丁，莊園也築有圍堡，足以抵擋無組織的自發亂民。同時，中國鄉村龐大嚴密的宗族關係，也發揮了令亂民“兔子不吃窩邊草”的作用。因此，受害者多是因戰亂而生的大量逃亡者。這些人中，有不少官吏、儒生和商人甚至王族，想象中往往攜有浮財，是很好的洗劫對象——之所以說“想象中”，是因很多人倉皇而逃，實際已不名一文。
例如邊大綬。他最有名的事跡，是崇禎十五年在米脂縣令任上，毀李自成祖父、父親之墓，將骸骨“盡數伐掘”“聚火燒化”。甲申時，他已回到河北任丘老家，與人“密謀欲興義師”。四月底，闖軍自北京潰退，一股部隊出現在任丘，將邊大綬捉住，五月初一啟程押往太原。在途凡七日，清兵追擊迫近，邊大綬乘隙逃出。後來他將這段經曆記為一文，題《虎口餘生紀》[8]。後半部分，記從闖軍逃脫後，孤身還家，一路親睹親曆“土賊”遍地的情形：
遇二鄉民持梃，蓋搶營者，詢餘何來。餘詭雲：“亦搜物者。”舍之而南。餘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麵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傖父（村夫），各執槍棒，圍餘曰：“汝從賊來耶？”餘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餘曰：“赤身財與何藏！”盡上下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9]
之後晝伏夜出，白天藏身廢棄窯洞，“月出甚高，餘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磷光螢焰，殊非人境”。沿途討飯果腹，“凡經由土寇之叢藪處，餘已作乞丐形，無阻撓者”。二十天後，終於接近故鄉，在肅寧縣西柳村遇見一位親戚，這才換掉乞丐裝，並留宿。睡了一夜，“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為亂，闔鄉戒嚴，傍午始息。”俟其回到家中，已五月二十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10]
邊大綬所經曆的，在當時北方四省極為普遍。《明季南略》稱“遍地皆白棒手與官兵搶奪，實甚於賊”。[11]所謂白棒手，是徒執一棍、到處行劫者。趙士錦四月十四日從東便門逃出北京，與人結伴南還。“至天津十裏許，過一村，其居民遙望予同行輩有七十餘騎，遂遠避高阜上。予等為言，予輩實南下者，非不良人也。”[12]可見情形紛亂如麻，到處有強人出沒。這種亂象，過了黃河始有緩減，但整個長江以北，氣氛仍極緊張，各鄉由士紳出麵組織民團，護村巡寨。這些民兵神經緊繃，常有過激反應；趙士錦寫道：“泰州城外，鄉兵防禦甚嚴。舟至即刀棘相向，奸與良弗辨也。”[13]同行者居然有兩人因此命喪黃泉，趙士錦本人腰部受重傷，強撐回到常熟家中，養傷百日始愈。
每當王朝終末，中國總有一段渙亂時光。其間，除嚴重的兵燹之厄，也有大量的民眾滋擾現象。為什麼？並非中國的人性較別處為劣，實在是役抑既深且久，平時無任何管道與途徑，二三百年才等來一點點放縱的機會。換言之，王朝解體，便是小民集中宣泄之時。眼下大明的倒掉，遺老孤臣心如刀絞，而在芻蕘之夫，卻興高采烈，因為秩序終於不在，天下終於大亂。這樣的時刻，可謂千年一夢，古今所共；直到現代，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糟得很’和‘好得很’”一節，所談仍是這樣的問題：“農民在鄉裏選擇，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麵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14]他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15]
四
然而，論證明王朝不得民心，並非本文的題旨。倘若那樣，此文幾乎可以說純屬多餘，因為曆來在明末農民暴亂問題上，以此為題旨的文章早就不可勝數。
本文之作，首先與另一個問題有關，亦即我曾經講過的，明朝之亡，非以甲申年為準——當然，你願意說它亡過兩次，亦無不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晨，崇禎自縊、北京城破，某種意義上，明朝崩潰了；但是，事後證明這是一次假死，五月初三，隨著朱由崧在南京監國，它又活了過來，以完整的政權體係，繼續統治國中最大一片區域，直到整整一年後；乙酉年五月二十二日，朱由崧作為俘虜被押回清軍占領下的南京，這象征著中國的統治權正式易手，之後在福建、廣東、雲南以至緬甸，雖仍有明朝殘餘存在，卻已是流亡政府，因此明朝之亡的合理界限，應位於1645年6月。
本文之論，即從明王朝在北京、南京先後兩次解體引出，或許，每個明史愛好者都曾注意到它，並和筆者一樣深為困惑：這兩次解體所喚起的反應，不論在士大夫階層，還是民間，差異極其懸殊。士大夫的表現，筆者已在《降附·名節》中加以描述，本文所談著重於民間方麵。
北京之崩，一般民眾的態度大致如前所述。從北京市民“奔走如故”到晉冀魯豫鄉村的“土賊”蜂起，都說明百姓即便不是興高采烈，至少也與己無關、漠然以對。這還不包括民眾如何對待所謂“賊寇”。雖然我讀過的史料，幾無例外都對闖軍采取謾罵、詆毀，其中很多作者的學問、人品，筆者頗存敬意，但他們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即“賊寇”們在許多地方為民間所歡迎與追隨。雖然很多知識分子的著述避談這種情形，卻仍有蹤跡可察。在此，舉個比較生動的例子。闖軍節節勝利的甲申年三月，路振飛致信張國維：
承問敝鄉事，言之憤鬱。敝鄉愚民疾視長上，編歌捏謠，佇望賊來，若謂其實行假仁假義也者。三月九日，偽官孫某到，誘士民颺去，溫言撫諭，共信為真。士民但求賒死，不顧孔孟道義，不顧祖宗德澤，並不顧一身節義，相率迎賊。[16]
他所謂“敝鄉”，是河北曲周縣。從所述中，我們見該地人民盼闖軍之切，從“編歌捏謠，佇望賊來”，到“相率迎賊”，宛然如繪。相反的，亦能想見明王朝怎樣盡失民心。言及此，路振飛用了“憤鬱”一詞，既生氣又鬱悶，有羞於提及之感。在他看來，一是因為民“愚”，二是闖軍“實行假仁假義”。然而，如果假仁假義都能博民歡心，豈不說明朝廷連假仁假義也沒有麼？
曲周民眾的表現，在北方應該很有代表性。我迄今所閱史料，未見北方諸省民眾主動抵抗闖軍的記錄。無論《保定城守紀略》、《榆林城守紀略》，都沒有民眾的身影。《守汴日誌》中有，但要麼為官府脅迫：“二十五日丙寅，下令民間有男子一人不上城者斬。”[17]要麼以利誘之：“臨時雇募壯丁，每次人給錢百文、餅四個。百姓蜂擁願雇，雖日用數十人，不缺。”[18]此番開封圍困，自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起，至翌年九月十八日止，“城中白骨山積，斷發滿地，路絕行人”[19]，最後靠掘黃河解圍。
以上是北方的情形。然而，到了南方，或者說長江中下遊一帶，卻有明顯區別。
《甲申朝事小紀》有篇《桐城事紀》，敘述從崇禎八年到弘光元年這十年間，安徽桐城及其左近一些戰亂的經過。到這一帶橫虐的，是張獻忠。他從河南殺至淮北的鳳、泗，之後繼續南下。然而，一開始就不順利。以往在北方，“所至皆用土著為向導，以故道路曲折，及虛實堅瑕，莫不盡知之，由此勢如破竹。”這一貫的經驗，在桐城一帶居然不靈，當地百姓“無與賊通，城以故獲全”。張獻忠攻城不下，在城外劫掠一番，引兵西去。西山有位老太太，大概很能幹，有些婦女事先齊集她家暫避。漸漸，“流賊”消息迫近，“諸婦女皆懼，啼泣不知所為”：
嫗曰：“以吾一人死，而易若等速走，毋啼泣為也！”因扶杖出，曰：“旦日當於某地覓我。”嫗遂至路口。賊尋至，曰：“嫗亦知此間有馬牛女子乎？”嫗曰：“知之。”賊曰：“導我往，不然，且殺。”嫗乃前行，群賊隨之。嫗故紆回，引賊他往。凡數裏，不前。賊趣之，嫗罵曰：“死賊！吾晌者誑若，此間荒僻，非有馬牛女子也。”賊怒，拔刀刺嫗而去。當嫗之誘賊去也，嫗家婦女盡奔入深穀林薄，皆免。
轉日，人們按老太太預先所說地點，果然找到她，初尚能言語，抬到家，就死了。在龍山，居民拆毀河橋，以阻農民軍。張部捉得一男子，命其修橋，說：“修好免死。”男子回答：“我倒能活命，可大家卻活不成了。”拒絕，被殺。在潛山，官軍與張獻忠大戰，曠日持久，“軍中食盡”，派人到集市上求援：
“官兵圍賊，賊且敗矣。軍中不暇作食，縣人當速濟之。”於是人家各炊熟米麥數百餘車，募壯士強弓勁弩護入軍中。軍中既得飽食，而縣人夜持火炬，鳴金鼓，出西門，取山徑噪而前。賊疑救兵且至，遂解圍去。[20]
張獻忠在皖鄂之間東遊西蕩，來了走，走了又來，折騰七八年，始終得不到民眾支持。上麵幾個故事，民眾對張獻忠是排拒的，鬥智鬥勇，對官軍卻搞“支前”活動，還用“麻雀戰”騷擾張獻忠——較諸李自成在北方所得民眾的對待，真可謂天懸地殊。
南北民眾立場形同冰炭，什麼原因？不妨思考一番，我們俟後討論。作為背景材料，這裏先交代一下：桐城居深山，方百餘裏，在明清兩代有“文獻名邦”[21]之稱。明季左光鬥、方以智、光時亨，清初張廷玉（《明史》總裁）、戴名世（著名文字獄“南山集案”事主）等名臣碩學，俱出該地；康、雍、乾間，桐城更以“三傑”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一代文藪。
五
是否意味著，南方民眾擁護與愛戴朝廷呢？非也。朝政陋劣、官奸吏猾、師如虎狼，這些都是不分南北的。王朝種種弊窳，北方有的，南方一點也不少。如果北方民眾滿懷厭憎，南方民眾也沒任何理由感到喜歡。
我們借桐城一支官軍，略覘其情，其為羅九武所部。由它的表現，我們可以知道所謂官軍在殘虐居民上，是怎樣不讓“流賊”。戊寅年（1638）十月，張獻忠再圍桐城，城內守軍即羅九武部。到十二月，城中食匱，“多餓死，或割死人肉以為食”。縱當此時，城內官軍仍不中斷“入人家劫掠”，“十百為群，橫縣中”。這時，典史張士節出麵召集“少年數百”，說：“賊亂於外，兵亂於內，一縣中如困湯火。今吾與若等潰圍力戰，或以是激勵三軍之士，而少紓賊禍。”他要率這幾百青年，組成敢死隊，出城殺敵，冀能以此激勵官軍士氣，轉變“賊亂於外，兵亂於內”態勢。“少年皆從之，於是歃血祭纛，每夜出襲賊，斷賊頭，奪其馬牛及其糧食”，頗為成功。不料，戰罷回城，“皖兵輒要劫之於路，而謂所殺者皆官兵，於是少年皆逃散，不敢複殺賊。”[22]後來，張獻忠又引兵他去，桐城因解圍，而這居然被羅九武引為己功，“自以城守功高，驕悍不可法度治，時時劫掠居民”。人民不堪，訴於地方官張亮。張亮是正派人，是非分明，“右民而左兵”，於是“兵皆怨，相謀作亂”。桐城的燈會很有傳統，癸未年（1643）元宵節，羅九武假裝好意，以“逆賊遠遁”、“以示休息”，提議準許民眾放燈，“固請之”，縣官也就同意了。“居數日，軍民皆送燈公堂，兵忽亂，驅民盡擊之”。顯然這是策劃好的惡作劇，向縣官當麵示威，以報複後者膽敢向著百姓。這樣，“桐人苦兵之擾也，紛紛渡江而南，張亮恐邑空虛難守，禁之不能止。”[23]羅九武並不因此稍斂，“自謂城守功高，桐之子女玉帛相隨入兩營者，不可勝計”。福王立於南京後，羅九武升了官，“乘中外危疑，益肆剽掠無忌。”乙酉年（1645）四月，左良玉東犯，“安慶戒嚴，羅九武等乘間遂掠倉庫”；四月八日夜，羅九武在桐城“命其兵作亂，大掠三日乃止。十七日，分兵入西鄉焚掠。又數日，分兵入東鄉、南鄉、北鄉焚掠。少婦幼女男子，被擄者凡五六千人，相號於道”。[24]直到清兵打下桐城，此害方除：“散其所部兵。凡所掠子女，俱令釋去”，“斬九武等於市”。[25]
說起來，明季動亂，最大受益者便是挾武自重的軍人。他們由人民所納賦稅供養，所為卻未必是護衛人民，相反往往借亂滋事，剝奪搶拿，無所不至。所以很多稗史中，記述者都慨歎兵賊等同。
李自成進軍北京引發的大潰退，四月間達到高潮。其中最具震動性的，是總兵高傑南逃。之所以震動極大，有兩個原因：第一，這支軍隊規模龐大，據說達四十萬之眾，且作風剽悍，破壞性非尋常可比；第二，它逃至南方後，意欲占據揚州，由此以及一些陰差陽錯的緣故，導致軍民激烈衝突，釀成嚴重流血事件。
因時局極亂，高傑軍抵南方的具體時間，諸史不甚了了，惟《爝火錄》明確記為四月初六：
初六日癸亥……總兵高傑，率其部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四十萬眾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奪魄。潁守將張上儀發巨炮遮擊之，始卻。[26]
隨後行止未詳，據《國榷》，四月二十七日馬士英為扶立福王，“征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等聯舟南下”[27]，則高傑當於此時軍次揚州附近。五月九日，朱由崧在南京以監國身份入居大內，第二天，高傑即動手取揚州：
總兵高傑兵欲入揚州，士民不納，遂恣攻掠，城外廬舍俱空，江南北大震。[28]
高傑橫暴，固因本人及所部起自草莽，漫無軍紀，然而也明顯與定策、迎立過程中朱由崧的借重有關，劉宗周《再陳謝悃疏》就直言不諱：“陛下又挾鎮臣以為藩，寧負百姓，而不敢失諸鎮之心。”[29]皇上既有此心態，高傑等自然感到無論如何，都不在話下。
高傑欲取揚州，與抗敵無關，與剿寇無關，跟任何軍事原因通通無關，而與兩點有關：一、安頓家小。對此，高傑本意是過江，而非占據揚州：“總兵高傑大掠江北，聲言欲送家眷安頓江南，約劉澤清刻日渡江。”朝廷聞訊，“勉以大義，而江南輦轂重地，不便安插家口。”[30]於是轉以揚州為目標，“以繁富爭之”[31]。二、軍閥間負氣。此由著名的“設四藩”而起，五月十三日，史可法上《議設四藩疏》，提出“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32]的規劃，但幾天後，十七日史可法又上《四不可無疏》，“四藩”規劃變了，變成“淮海”（劉澤清）、“徐泗”（高傑）、“鳳壽”（劉良佐）、“滁和”（黃得功），原方案內的揚州消失，變成“督師應屯駐揚州，居中遣調”。[33]這個變動的秘密在於，五月十三日規劃裏“黃得功分地揚州”[34]，高傑、劉澤清都不滿，內哄一觸即發，“時得功兵至天長，高、劉整師應敵”[35]，此外還有李棲鳳、張文昌兩支部隊，也摩拳擦掌。職是之故，揚州被從“四藩”範圍抹掉，改為史可法的督師駐地。
“揚州居天下膏腴”，“子女瑰寶累萬萬”[36]，繁華程度，當世罕匹，這僅格局上即可看出。它很特別地有新、舊兩城。新城之辟，純因商貿、娛樂業極盛，規模巨大，舊城容不下，猶如市場經濟高速發展後今天許多大城市所創建的各種新區。《甲申朝事小紀》稱新城為“肆賣區”，亦即以經營為主的非居住性質的專門商業區。這種隻為商業而形成的城區，不像古代城市一般兼具軍事功能，城防設施應該較弱抑或未設防。所以高傑兵至，才能夠暢通無礙地大行搶掠，“廬舍焚掠殆盡”。起初揚州人“厚犒之”，希能令彼退兵，但“不去”，由此揚人關閉市場、退入舊城、登城死守。[37]高傑兵於是被激怒，暴行滔天，有說其“得城內百姓則殺之，若居城外者，截其右手，殺人甚眾”[38]；有說“殺人則積屍盈野，淫汙則辱及幼女”[39]。五月二十二日，發生最嚴重的事態，進士、新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鄭元勳出城至高傑軍營充當調解，返回時，被守城民眾疑為高傑奸細，“猝碎其首，臠割之殆盡”[40]，“僅存遺骨數寸”[41]。二十六日，已至揚州的史可法與高傑達成協議，“將傑兵移駐瓜州”[42]（瓜洲，今揚州邗江區，時轄於江都縣），事件遂以此解決。
以上簡述其經過，實際上，事件內容頗為複雜。
第一，高傑欲入揚州，出於個人小算盤不假，但名正言順、手續完備——是“奉旨”而來。五月二十三日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稱：“奉旨分防揚、儀，人人登陴罷市，撫道（地方官）不出。”[43]此亦獲證於史可法：“鎮臣高傑之兵奉旨駐揚，揚人堅不肯納。”[44]我們前麵曾說，五月十三日提出了“四藩”方案，五月十七日又加以修正，最終決定史可法開府揚州；現在看來，這當中似乎還有一次調整，即曾決定將揚州撥與高傑為駐地。如此，則高傑欲入揚州非但不是狗私擅行，倒屬於執行命令和公務。自高傑方麵言，阻其入城，類同叛亂；予以攻打，師出有名。
第二，關於高傑部在揚州的焚殺，據史可法就鄭元勳被害所上之《悍民慘殺鄉紳疏》[45]雲：“初到之時不無騷擾”，係其先頭部隊所為，高傑本人時尚未至，“及鎮臣既至，取犯兵而斬以狗，日不下十數人”，整治頗嚴。此亦證於《甲申朝事小紀》鄭元勳傳：“入傑營，曉以大義，且責其剽掠狀。傑為心折，好慰元勳曰：‘前事特副將楊成為之耳。’出禁令退舍（退還民居），且誅楊成。”[46]鄭元勳返回城裏之為亂民所殺，即因其轉告高傑話語時，人們將“誅楊成”誤為“誅揚城”，一時激憤而嘩。
第三，此事與羅九武之在桐城有所不同。高傑部犯有眾多暴行無疑，而揚州民眾亦非單純受害者。萬元吉從南京前往揚州路上，“兵民構禍，寸步皆阻。揚州民尤甚”，“兵與民相殺，民又與兵相殺”。[47]史可法也提到，揚州百姓“日於河邊草際取零兵而殺之，因是結釁愈深，竟不可解”。[48]
第四，鄭元勳被害，凸顯事件中民眾並非“絕對無辜”。鄭氏乃徽州歙縣人，客居揚州，急公好義，勇於擔當。他因與高傑曾有一麵之交，此時挺身而出：“事急矣！吾不惜此身以排鄉人之難。”而單騎造傑。其時，情實不可測，家僮阻之，鄭氏叱而堅往。至則果然說動高傑，高傑“斂兵五裏外”，表示：揚州四周還有很多其他部隊（“七大將士”），均因缺餉而挨餓，“豈獨蒙惡聲乎？遣騎詢之，果吾兵，當盡誅以謝。他人非吾責也。”保證管好自己部下。鄭元勳拿到高傑的保證書，“急走城上，集公府訟言之。或扣馬止之，勿聽。”人們先入為主，認定他是高傑同黨，根本不聽他說些什麼，“露刃圍之數重，頃刻刃起，遂及於難。”[49]事後，揚人亦悔鄭氏之冤，而將其神化：“自後，揚人常夜見公於城上，峨冠緋袍，指揮而過，若天神然。”[50]
第五，高傑部先前在淮北的劣跡，經傳聞而放大，揚州民眾多少有耳食之嫌。彼此尚未謀麵，成見已鑄，勢不兩立。例如，五月初七揚州士紳王傅龍奏道：“東省（山東）附逆，河北悉為賊有，淮、揚自為守。不意賊警未至，而高兵先亂。自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廂之民，何啻百萬，殺人則積屍盈野，淫汙則辱及幼女。”[51]這裏麵有事實，但未必盡屬事實。所以，史可法關於揚州衝突總結了三條：“揚人惟利兵去，各兵惟願駐揚，好事者遂造為不根之言。”揚州人堅決不肯駐軍，各軍偏偏又都願駐於揚州——針尖麥芒，遂成膠著，而各種恐怖傳聞則在當中起著催化發酵作用。這一事件，粗看是非分明（官軍荼毒民眾），細看又有些含混。暴行僅出於高傑手下一部分將士，其統帥可能並不知情，有些暴行可能來自其他部隊但賬卻都算在高傑部的頭上，民眾也有暴力表現且反應過激、拒絕調解，同時從高傑乃“奉旨”駐防角度言，揚人所為反而“不合法”。然而，是非在此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揚州衝突表明，人民對朝廷不信任、拒絕和抵製。實際上，這就是一次民間自發抵製朝廷的事件。
揚州人民明明知道高傑入揚州係有旨意，是朝廷正式決定，這一點，高傑本人應曾向城內明示，首輔史可法也一再加以證實。由此可見，民眾所拒絕的不單是高傑，實際矛頭最終針對朝廷。朝廷派高傑駐軍，冠冕堂皇的說法當然是抵禦虜寇、守護揚城，而民眾的堅拒，無異乎否認這種可能性，無異乎公開指出朝廷及其軍隊根本不會保護民眾。他們寧願相信和依靠自己，自行擔負守衛任務，也不願引狼入室、開門揖盜——在他們眼裏，如今朝廷之於虜寇實無分別。朝廷派去調查的兵部員外郎萬元吉發回報告，稱：
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更近乖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兵以民為叛，環攻弗釋。[52]
他的描述比較客觀，雙方各有責任。在軍隊一方，“素少紀律”是事實，是事態導火索；在民眾一方，有旨不奉，亦屬“乖張”。“一城之隔”四字，特別生動地揭示了彼此認識上的睽隔：城牆之內，“民以兵為賊”；城牆以外，“兵以民為叛”。中間隻一道牆，立場竟如隔天淵，根本無解（“弗釋”）。關於兵民敵對情緒，萬元吉在另一奏疏中，分析荊襄（左良玉防地）、江北（“四鎮”防地）兩地前景時，指出：
兩處兵民積怒深怨，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遊者卻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備單弱，何以當此。[53]
一年後，當左良玉起事時，這兩點幾乎全被言中。
“一牆之隔”而其心各異的情形，表現為兵民嫌怨，內裏則是民間社會與朝廷已經脫節。不難認定，揚州衝突實質在民眾對朝廷信任全失，乃至欲與現政權相切割，而萌發出類乎自治的意識。
六
南方民眾的離心離德，揚州衝突是一次集中表現，小於此規模的，尚有許多事例。
我們且據文秉《甲乙事案》，以甲申國變至弘光被執為時間段，從中摘錄一些例子。
甲申四月二十八日，鳳陽總督馬士英部將莊朝陽，“行劫單縣，為民所殺”。[54]馬士英標兵在淮安西門外焚劫，當地“義師”（民眾自發武裝）逮其三十多人。[55]同日，蘇州士民焚掠在北降臣項煜、湯有慶、錢位坤、宋學顯等四家，常熟焚掠時敏家，海鹽焚掠陳之遴家。[56]六月初十，廣昌伯、四鎮之一劉良佐，報告朝廷：“臣開鎮臨淮，士民張羽民等不服。”臨淮民眾則反訴：“叛鎮環攻，生靈塗炭。”[57]情形與揚州一樣，惟事態較小。八月中旬，浙江東陽民變，波及義烏、湯溪等地；起因係官府不公，至“哄然沸亂”，浙江巡撫左光先派兵鎮壓，“諸民各保鄉寨拒敵”。[58]八月下旬，蕪湖民搶稅銀，主事陳道暉上奏：“抄關稅銀，被賊入署掠盡。”[59]乙酉年二月，浙江巡按“縱奴強掠市錢，民為罷市”。[60]此人曾當馬士英問“餉從何出”時，答以“搜刮可辦”，至此踐其所言，致杭州罷市。四月，貴州籍明軍在徽州“肆行劫掠”，“土人汪爵率眾禦之，殺其首惡數人”，朝廷“命擒爵抵罪”。[61]五月十二日，弘光皇帝、馬士英、阮大铖先後逃離南京後，“百姓亂，擁入內宮，搶掠禦用物件，遺落街衢”；又，“百姓千餘人”擒輔臣王鐸，“群毆之”，“須發皆盡”；將馬士英與其子宅邸“焚毀一空”，“次掠阮大铖、楊維垣家”。[62]五月二十五日，朱由崧押回南京，“帝坐小轎入城”，“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63]不得民心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