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財政問題的症結，內在於體製之中。戰爭消耗多少、一年賦稅欠收多少、天災造成糧食減產多少，這些數字可以統計出來，明明白白擺在那兒。但是，有多少錢因製度之故暗中化於無形，連政權及其官僚係統本身也不清楚。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一
大學時，偶讀袁宏道尺牘一件，喜其文字，隨手抄在本子上，中有句雲：“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閻老。”[1]當時，對“錢穀”兩字似懂非懂，卻未求甚解，以望文生義的方法囫圇了之。後因屢屢見之，終於去查《辭源》，乃知“錢穀”本指錢幣和米糧，引申出來，輒為賦稅，也轉而代指官府中從事錢糧會計工作的幕屬。
“錢穀多如牛毛”，或者解為賦稅繁重，或者解為賦稅繁重致相關胥吏眾多，皆可。聯係實際，袁宏道信中有此一句並非偶然。該信寫於萬曆二十三年乙未（1595），那時袁宏道剛中進士不久，頭一回做官，在吳縣當縣令，沒多久，就辭職不幹了。稔於明史者知道，萬曆年間，正是明朝賦稅走向橫征暴斂的開端。我們從袁宏道此信，也可略為推知他迅速辭官的原由；其中之一，大概是不耐向百姓征斂的煩劇。
袁宏道不妨一走了之，明朝賦稅加劇的勢頭卻未嚐停歇，以後五十年間愈演愈烈。這次做“弘光”係列，追索明朝滅亡的軌跡，筆者於其間感受最強烈的，尚非人們就這段曆史通常熱議的道德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問題和民族衝突問題，而主要是財政問題。在這一點上，王朝陷入一個大泥塘，一種惡性循環。而其原因，則困惑難解。自然界有些吐絲類動物，除一般熟知的蜘蛛、春蠶，據說希臘有吐絲蛇，南美有吐絲貓、吐絲蛙。以我看來，明朝晚期財政仿佛也有此奇特功能，隻不過動物吐絲通常作為捕獵的手段，在明朝，卻是自我纏繞，越纏越緊，直到使自己窒息。奇怪的是，既沒有人逼它如此，它也盡有其他選擇，然而終其最後卻一意孤行，未思別策。
關於明朝天下為清人所奪，我一直存有諸多茫然：富國為何輸給了窮國？強國為何被弱國所亡？落後國家為何戰勝先進國家？發達生產力為何鬥不過原始生產力？低級文明為何擊敗了高級文明？其方方麵麵，均有乖於我們的常識。
這兩個對手——如果算得上對手——彼此反差有多大？我們來看萬曆初年成書的《殊域周谘錄》對建州女真生活形態的描述：
建州頗類開原，舊俗其腦溫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謂之生女直，略事耕種，聚會為禮，人持燒酒一魚胞，席地歌飲，少有忿爭，彎弓相射。可汗以下以樺皮為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養馬弋獵為生。其阿迷江至撒魯江頗類河西，乘五板船疾行江中。乞列迷有四種，性柔刻貪狡，捕魚為食，著直筒衣，暑用魚皮，寒用狗皮，不識五穀，惟狗至多，耕田供食皆用之。死者刳腹焚之，以灰燼夾於木末植之。乞裏迷去奴兒幹三千餘裏，一種曰女直野人，性剛而貪，文麵椎髻，帽綴紅纓，衣綠綵組，惟袴不槿。婦人帽垂珠珞，衣綴銅鈴，射山為食，暑則野居，寒則室處。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種住平土屋，屋脊開孔，以梯出入，臥以草鋪，類狗窩。一苦兀，在奴兒幹海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死刳腸胃，曝幹負之，飲食必祭，三年後棄之。其鄰有吉裏逃，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歲即娶，食惟腥鮮。[2]
作者嚴從簡，嘉靖間任行人司行人，相當於明朝的職業外交家。他的描述雖不免夾雜著漢族優越感，或受到《山海經》誌異述奇風格的影響，以致多少有些過分渲染。但正像書名表示的，《殊域周谘錄》的編撰，是備皇帝就涉外事務谘政之用，其基本文獻價值是有保障的，一直以來，也確被目為明代重要的涉外史料。將以上描述去粗取精，我們從中可獲如下主要信息：晚至嘉靖年間，白山黑水間的女真人仍以漁獵為主，隻有極初步的耕種；衣食起居，都還跡近原始狀態；社會簡單，文化蒙昧。此前，作者還引述了來自《後漢書》《北史》《文獻通考》和《元誌》等四種舊文獻對該地文明狀況的記載，如“冬則厚塗豕膏（豬油）禦寒，夏則裸袒尺布蔽體”，“臭穢不潔，作廁於中，環之而居”，“以尿洗麵。婚嫁男就女家”，“秋冬死，以屍餌貂（將逝者之肉作為捕貂的誘餌）”，“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為居”等，可見東漢至明代嘉靖這一千多年，該地雖非沒有進化，但進化相當緩慢。
按這樣的描述，兩者在物質和精神文明上落差之大，何啻萬裏？若置今日，即最發達與最不發達國家之間，也難找到相埒的情形。可曆時不足百年，花團錦簇的天朝上國，居然被“暑用魚皮、寒用狗皮”，不識五穀、以狗耕田、以魚胞盛酒的野蠻部落所吞。這結果，雖令“天方夜譚”黯然失色，卻是千真萬確的現實。
其誇張程度，打個比方，猶如當今頭號富強之邦美利堅合眾國，被加勒比某個小小近鄰所滅。這種情形，不要說作為現實，就算我們身邊有人當做假設提出，也會被視為癡人夢語。但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中葉中國曆史的那次巨變，實際就是如此，乃至尤有過之。何以見得？我們且借弗蘭克名著《白銀資本》所繪當時世界經濟版圖略窺一二：
另一個甚至更為“核心”的經濟體是中國。它的這種更為核心的地位是基於它在工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麵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它的貿易保持著最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於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後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當然，中國完全有能力滿足自身對白銀的無厭“需求”，因為對於世界經濟中其他地方始終需求的進口商品，中國也有一個永不枯竭的供給來源。[3]
弗蘭克說，直到十八世紀中期，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獨大地位，無人可以撼動。今天美國所擁有的實力，當時中國即使不更強，至少不比它差。一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一邊是“以樺皮為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這兩者的關係，如形容為泰坦尼克巨輪之於小舢板，大約不為過。
泰坦尼克號因被冰山撞沉，多少不失悲劇的意味。明朝卻是在小舢板觸碰之下，散架解體，簡直叫人哭笑不得。但我們的誤區可能在於過分強調了結果。關於結果，筆者認為滿清其實是地道的“摘桃者”。姑不論攻破北京、逼死崇禎、將明朝徹底變成“危房”的，乃是李自成大順軍，而且無論此前此後，明朝這個“豆腐渣工程”的晚期症狀都暴露無遺，大廈將傾、朽木難支，每個角落發出讓人心驚肉跳的喀喀喇喇的聲響，滿清所要做的，不過是走到近旁跺一跺腳而已。
歸根結蒂，明朝的崩壞無自外力，而死於自我潰爛。
這種潰爛，非朝夕可致，而有長期和內在的過程。其次，對它的觀察不能停留在表麵，停留在那些有形的現象和集中爆發的事態上，比如，黨爭、玩職、朝政失控、盜寇橫生之類。中國人由於曆史認知力的局限與偏差，注意力往往放在現象的層麵，而忽視邏輯的層麵。非等事情發展和暴露於表麵，方能覺察，而實際上，病根早已植下，卻遲遲不被認識。所導致的情形，往往頭疼醫頭、腳痛治腳，等真正發現根由所在，倉猝欲加挽回和補救，輒為時已晚，束手無策。
原因是中國的政治觀、曆史觀，形而上學傾向嚴重，過於看重高蹈虛衍的義理，追求政治詞語、道德詞語的漂亮與堂皇，以為這就可以感化天下、穩定人心，而不在意社會的切實改善。遠的不說，近處我們即曾親有體驗——1957至1977的二十年，當代中國正是在抽象崇高的口號中度過，每年都自認“形勢大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好”，實際上，明明有一係列經濟數字擺在那裏，提示著相反的現實，當權者卻吝其青眼。所以，滿口仁義道德，往往卻與現實真況隔之甚遠。有人說，數字亦不足信，因為數字能造假。不錯，數字可以造假，甚至很常見，然而，數字終究是相關聯的整體，造假者可編造其一部分，卻不能將整個數字都做成假的，以致天衣無縫。就此而言，數字即便被造假，到頭來它也會以某種方式，為我們指示哪些地方曾遭塗改。
因此有關明末的曆史變故，本文將回到數字，從具體的財政環節入手，觀察世態、提取細節、梳理問題。最終我們也許發現，在一堆貌似雜亂無章而枯燥的數字中，所見所得更勝於各種疊床架屋的宏論。
二
人類一到了有國家的階段，就發生財政這個環節。因為，一來國家存在共同利益，二來國家需要管理而管理又需要經費，故而財政的發生是免不了的。那麼，國家財政從何而來？當然不會憑空而降，一分一厘都來自勞動者，每個勞動者把自己勞動成果交出一部分，共同形成了國家財政。換言之，國家財政源於稅收，古代中國稱之為賦稅。賦稅一詞，原本是兩個單獨的字，以後逐漸並稱，但自曆史過程言，先有賦後有稅，而且含意也不同，略作辨析可了解更多的曆史信息。
1920年初，胡適與胡漢民、廖仲愷之間，就井田製問題往還過幾通書信，其中有如下的論述：
古代賦而不稅。賦是地力（書中誤印為“地方”，我們代為更正）所出，平時的貢賦，同用兵時的“出車徒，給徭役”，都是賦。稅是地租——純粹的Land tax。古代但賦地力，不征地租。後來大概因為國用不足，於賦之外另加收地租，這叫做稅。[4]
他所講的“古代”，比我們現在一般所稱早很多，起碼在春秋以前，亦即早期國家時期。“賦而不稅”的意思，是當時隻有賦還沒有稅。不過“但賦地力，不征地租”這句話，中間缺少一些環節，乍看不易理解；而胡適隨後的解釋也不完全恰當——之所以在賦以外又出現了稅，原因並非“國用不足”，主要是“公田”之外出現一定規模的“私田”，對於後者，國家以收取租費的方式加以承認，並使之與前者相區別，這便是起初稅的由來。
我們應注意“賦”這個字的古義，與兵、行伍、兵役相通。《論語·公冶長》：“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朱熹注解說：“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5]又，《周禮·地官·小司徒》：“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鄭玄注解說：“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6]胡適所論就是據這一句。其實，我們留心一下“賦”字的組成——一個“貝”加一個“武”——即略知它的原意。貝殼在文明早期曾用作貨幣，以“貝”為偏旁的字一般都與財物有關，故而“貝”、“武”為伍，無非是以財助武。由此可見，賦最初產生時，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國家乃利益共同體，它向人民提供保護，人民也須一齊出力使國家擁有這種能力。怎樣出力呢？一是物力，如糧食、車輛、工具、布帛等各種物資（貨幣發達後，也包括金錢）；一是人力，包括服兵役或被征為勞役。
當時主要以田地的多少來分配和計算所承擔賦的大小，所以也稱“田賦”，此即胡適所謂“賦是地力所出”。但春秋以前，土地還不曾私有化，土地是以“分茅列土”的方式，封賞給諸侯領主。名義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統統屬於王者，封國之君隻是領有其地，但後者負責組織耕種並享受部分利益。這當中，涉及到古代田製問題，例如“井田”是否存在，由於文獻不足，曆來爭論無定，我們在此不便也不須具體介入。不過應能肯定，在古代土地所有權方麵，不是後來的個人私有性質，而是所謂“公田”（“公”在這裏，不宜等同或套用現今之“全民所有”概念），其法定擁有者是王室，王室則將土地世襲領屬權授予諸侯領主。根據古籍，“公田”產生的賦，為十取其一。阮刻本《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說：“公田之法，十取其一。”[7]孔穎達疏引趙岐注曰：“民耕五十畝而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8]不過，這十取其一之賦，是盡歸王室，還是諸侯領主亦從中分一杯羹，不得而知。魯哀公曾對孔子學生有若說：“二，吾猶不足。”田賦從十取其一提高到十取其二，他仍覺不夠用。對此有若做出了那個有名的回答：“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9]從這番問答，似乎田賦並不通通歸於王室，諸侯領主也部分據為己有，也許這是春秋時期王室開始衰微以後的情形。
綜上所述，古代由“公田”產生的賦，不是勞動者個人與國家之間發生的關係，而是諸侯領主作為“王土”領屬者向國家（王室）履行的義務。借《詩經·小雅·北山之什》中《北山》一詩，我們粗粗知道一點具體情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盬：止息，停歇），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10]
詩以諸侯領主治下某小吏口吻寫成，他終年忙碌、筋疲力盡，以應“王事”，而感歎著“王事靡盬”。頭一句所提到的枸杞，便是王室貢賦的內容之一。他還抱怨，雖然“莫非王臣”，但“大夫”（高級官員）卻置身事外，“燕燕居息”、“息偃在床”、“不知叫號”，貢賦壓力都在“我”這種小吏身上。既然小吏都為此“盡瘁事國”、“慘慘劬勞”，則從事實際生產的勞動者，負擔更可想而知；對於他們，作者以“叫號”（呼叫號哭）給予形容。
“賦而不稅”的情形，是隨王權的興衰而改變的。孔子於《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記道：“初稅畝。”[11]不多不少，隻有這三個字，然而，“微言大義”。這三個字，標誌中國曆史一大變故，千百年來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稅”字，就此立足。
左丘明替孔子這貌似不動聲色的三個字，作了是非明確的“傳”：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12]
有關這句話，我們援引一下胡適的看法。他說：“藉字訓借，借民力耕田，公家分其所收，故叫做藉。”又說：“藉即是賦”。[13]也就是說，左丘明指出，初稅畝是不講“禮”、違反古製的，自古民力所出隻有十取其一的賦，如今卻超出於此再收一份，這是與民爭財、奪財於民。他的用心極好，不過初稅畝的提出，卻並不隻是簡單的道德問題。其背後，是私田的大量出現。
首先要排除一種誤會，以為私田是剛出現的全新事物。《詩經》中，有一篇據信為西周時的《大田》這樣吟道：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獲稚，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14]
裏麵那個“私”，便指的是與公田相對的私田。詩人祈禱，下雨的時候，公田旁邊的私田也能沾上光；還說，公田收成不佳，自家私田也好不了，公田如果豐收，自家私田也能盈盈有餘，頗寫出那時私田的弱小，以及擁有者惴惴不安的內心。
關於公田與私田的關係和格局，《孟子》有段著名描述：
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15]
它遭到胡適強烈質疑，認為是孟子杜撰的。這懷疑有一定道理，畢竟除了孟子的描繪，再無旁證。所謂中間一百畝公田、四周有八百畝私田圍繞之，這圖景也太過規正，不近自然，倒很像人腦刻意的想象。不過，孟子可能想象了一幅井田的圖畫，而公田、私田並存這一點卻未必出於他的想象，至少《大田》一詩證明私田是存在的。而且作為合理推論，古代地廣人稀，總會有新開墾的土地，統治也遠沒嚴密到後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假如新的耕地開墾以後並未都納入“公家”賬麵，有些被悄悄隱瞞下來，完全可能。
如果私田開發愈來愈多，慢慢地，普天之下就不一定“莫非王土”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經濟和社會變革跡象，同時與此相伴的，顯然還有生產工具的改進與技術的進化。實際上，私田力量漸漸能與公田相頡頏，是財富結構偏離王權中心的開端，勢必觸發製度上的嬗替。大量逸於王權治外甚至不為其所知的私田，在諸侯領主眼皮子底下湧現著，等發展到相當規模，很難不引起垂涎，令他們打起從中抽利的算盤。對諸侯領主來說，最大誘惑在於私田不在“貢賦”之內，抽取之利不必歸諸王室，而可盡入自家囊中。這就是為什麼從私田所抽之利，要重新立一個名目，不稱“賦”而稱“稅”——賦乃“王事”，稅卻是諸侯所為。孔穎達疏曰：
又孟子對滕文公雲：“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雲“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二。[16]
其中提到“國中”、“野”，“郊內”、“郊外”，應該分別對應著編造在冊、封國領地既定的公田，以及新開墾且未計入“王土”畝數的私田。公田舊賦十取其一，照收不變；而從“郊外”私田這部分，“九而助一”，另收一份由邦國笑納——兩者相加，“是為二十而稅二”。就是說，現在諸侯領主和王室一樣，也有一份單獨的收入。可以預見，由於私田發展前景遠超公田（前者蕃衍不息，後者卻保持不變），諸侯領主及其社會基礎土地私有者的財富、權力，必將蓋過王權。
簡單歸納一下，“賦”是王權中心或古代“公”有製的產物，“稅”則是王綱解紐並向私有製時代過渡的象征。
三
以上我們用了一點篇幅，將賦、稅在古代的由來及演變略事說明。之後曆朝各代，有其不同的賦稅製度，且隨生產經營的擴展增加了課稅的品種，如鹽稅、茶稅、酒稅、礦稅等。不管如何變來變去，有個基本規律不變；即每當新朝初建，賦稅一般或有蠲免或有減輕，與民休息；然而好景不長，貪欲總是難耐，而政治也曆來不免日益溷淆的趨勢，所以過不了多久，故態複萌，重新回到橫征暴斂。
前麵曾說，作為隨國家而生的事物，賦稅作為國家收入原本是必要和合理的。但在冥頑惡戾的權力體係下，所謂必要性最終都會被利用來巧奪豪取，而原本的合理性則不能剩下一星半點。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的《田製》篇中說：“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又困於魏、晉”[17]，他驚訝於曆史總是維持著人民處境每況愈下的奇怪趨勢，而沒有相反的跡象。他指出，症結即在賦稅：“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為民者日困於前。”[18]
關於賦稅之重如何不堪，他很快聯係了明朝現實來說明：
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指五代十國之吳越錢氏王朝）而重，宋未嚐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嚐改。
故一畝之賦，自三鬥起科至於七鬥，七鬥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獲，不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不足。[19]
唐以後，經濟重心南移，而重賦隨之亦至，不斷升級。以至於明代，每畝一年所獲糧食不過一石，而承擔的賦稅，從三鬥至七鬥不等，再算上其他“法外”侵奪，最終可達“盡輸於官，然且不足”的地步。連國中最富庶地區都被壓得不能喘息，貧苦之地人民景況更不待言。
我們還記得，初稅畝之前的田賦，比例為十分之一，眼下卻達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乃至“盡輸於官，然且不足”。黃宗羲提到，漢代文景二帝“三十而稅一”，是比較好的時期；光武帝“初行什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三十則稅一，稅率相當於3％多一點。他認為這比較合理，主張回到那種樣子，並駁斥擔心“三十而稅一”可能不夠用的觀點：
或曰：三十而稅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千裏之內，天子食之，其收之諸侯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尚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憂之乎！[20]
亦即，根本不是夠不夠用的問題，而是欲壑難填，但凡貪婪便永遠沒個夠。
回到“三十而稅一”，願望甚好，卻實在隻是空想。簡單拿古今作對比，這思路本身有問題。且不說社會經濟水平與結構已有很大差異，即從製度和權力機器的發展變化論，十七世紀前後較諸紀元之初，早就不可同日而語。
這裏講一個細節：錦衣衛。
明代錦衣衛起初為皇家私人衛隊或中央警衛部隊，後擴大職權，向秘密警察組織過渡。它由朱元璋創建，卻又於洪武六年由他親手解散，“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鹹徑法曹（還權於國家正式司法機構）。終高皇帝世，錦衣衛不複典獄。”[21]“靖難”後，成祖朱棣為加強偵伺箝製，重新起用了這組織，此後終明之世不再廢棄，反而大為膨脹。朱元璋時代，錦衣衛人數不曾逾於二千，到世宗嘉靖皇帝，卻達六萬以上，翻了三十倍。這數字，我們是從《明史》兩條記載分析而來。世宗本紀：十六年三月，“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22]刑法三：“世宗立，革錦衣傳奉官十六（十分之六），汰旗校十五（十分之五）。”[23]既然革去的三萬餘人為總數之一半，則未革之前錦衣衛規模應為六萬人以上。然而，這六萬餘人僅是其正式在編人員，即所謂“旗校”，此外錦衣衛還豢養了眼線、打手等眾多臨時雇傭人員。王世貞（他就生活在嘉靖年間）提供了這樣的數字：“仰度支者（靠錦衣衛開銷維持生活者）凡十五六萬人”。[24]十五六萬人好像也不算很多，殊不知，根據《明史》食貨誌，當時中國總人口從洪武至萬曆一直徘徊於五六千萬之間。[25]以五六千萬人口，而有十五六萬錦衣衛，若按比例換算（其間人口增長約二十倍），相當於現在中國十三億人口，要供應一支三百多萬人的秘密警察部隊。
這便是製度成本。從秦漢到明代，極權體製生長了小二千年，越來越嚴密，也越來越臃腫。錦衣衛這地道的皇家鷹犬，用途隻是為帝王看家護院，隻是令“賢智箝口，小人鼓舌”，然而所耗費用，一分一厘均來自它所荼毒的人民。算算這一類賬，就明白何以“天下之賦日增”，以及古代何以什一即夠，現在漲到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或更多，仍大感不足。
可見，黃宗羲回到古代的願望極好，可能性卻為零。而且以我們現代人看，問題遠遠不是退回古代、用時間減法方式所能解決。問題不出在時間上，出在製度上。時間隻是使製度的弊病益發放大了而已，而弊病早已內在於製度當中。舊時代中國的批判者們，一旦對現實不滿，每每想回到古代，原因是他們看不到事情的根源。對此暫點到為止，留待後麵再作討論。
關於人民賦稅如何被消耗，還可去了解另一個群體：宗藩。明立國後，就皇室子孫爵位製度做出規定，大的種類有四：親王、郡王、將軍和中尉。具體是，皇子封親王，親王諸子年滿十歲封郡王（親王長子為世子，將來襲親王爵，不在此列）。郡王諸子授鎮國將軍，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四世孫鎮國中尉，五世孫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26]這是一個龐大群體，連清朝官方所修《明史》都感到不能完全統計，而以“二百餘年之間，宗姓實繁，賢愚雜出”一語了之。我們所見著的一個確切數字，出現在《穆宗實錄》。隆慶五年六月，河南巡按栗永祿、楊家相以及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於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力而難給”。他們說：
國初，親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內見存共兩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糧八百七十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儀賓不與焉。是較國初殆數百倍矣。天下歲供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祿糧則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國課之數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27]
宗支一年消耗的祿糧，超過了輸往京師總量的一倍。該數字中包含如下細節：一、這是截止於隆慶年的統計（之後明朝還有七八十年曆史），至此，明室宗支從區區四十九人，成長為近三萬人的“大部隊”；二、皇家女性後代並未計於其內；三、僅為“玉牒”登記在冊的名錄。
這近三萬之眾的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等，是怎樣從國家財年中拿走八百七十萬石的（約占四分之一以上）？《弇山堂別集》卷六十七“親王祿賜考、各府祿米、諸王公主歲供之數”，有具體的數目。例如就藩於開封的周王：
周府：周王歲支本色祿米二萬石，襲封（第二代）歲支本色祿米一萬二千石，郡王初封歲支祿米二千石，襲封一千石，俱米鈔中半（半給糧食半折錢幣）。兼支：鎮國將軍歲支祿米一千石，輔國將軍歲支祿米八百石，奉國將軍歲支祿米六百石，鎮國中尉歲支祿米四百石，俱米鈔中半。[28]
周王這一脈所得是比較多的，其他親王基本為每年一萬石，低者可至一千石，以下郡王、將軍、中尉等類推。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自序雲：“以總額而言，十七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五百萬，稅收每年竟達七百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換言之，如分攤到人頭上，中國民眾賦稅負擔極輕。我們用具體的史料來展示這一點。《明史》食貨誌載：
嘉靖二年，禦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29]
由此可知，嘉靖初歲入為小麥四百七十萬石或稍差，米二千二百萬石稍多，按每石米合零點五八四兩、每石小麥為米價百分之八十折以銀價[30]，全部約合銀一千五百萬兩。當然，這僅為稅收大頭糧食的數額，加上其他經濟作物和工商收入，估計與黃仁宇所說萬曆初的二千餘萬兩差不多。而人口數量，萬曆初年全國六千萬出頭，四十年前的嘉靖初年隻少不多，我們也按六千萬計算；這樣，攤到每個人頭上賦稅所出僅約零點三三兩。而十七世紀末英國人均納稅四兩，較中國多十倍而有餘。這樣看來，十六世紀初的中國人，比之於十七世紀末的英國人，日子豈不太過輕鬆？
然而，以上的賬算得有點糊塗，或者太書呆子。我們再看一些數字：洪武二十六年（1393），“核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31]，到弘治十五年（1502），“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32]，減少一半有餘。什麼原因呢？土地當然不會不翼而飛。“嘉靖八年，霍韞奉命修會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33]原來是被宗藩或豪強吞並，而關鍵在於，吞並者將田產據為己有，卻並不將賦稅額度帶走。造成國家能收得上稅的田畝“已減強半”，比國初少一半還多。此外還有一種情形：“屯田多為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憲宗之世頗議厘複，而視舊所入，不能什一矣。”[34]亦即屯田這部分，稅收損失極大，弘治年間已不及國初的十分之一。民田減少一半，屯田幾乎收不上稅，按理說國家財政至少也比國初下降一半以上才對，但前麵所引《明史》食貨誌數據顯示，嘉靖年間較洪武年間出入很小。這意味著什麼呢？必然地，虧空部分有人頂上。能是何人？隻有小民百姓。小民百姓田地被人奪走，朝廷不管不問，賦稅卻一分也不少要，此之謂“虛糧”。嘉靖二年，“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核任內租稅，征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35]下了死命令，官員必須足額完成稅收任務，方可升遷。官員於是盯牢裏甲，裏甲則盯牢小民，已然無田卻仍須納糧的小民，隻好“三十六計，走為上”。明後期，離鄉逋賦之民極多。人消失了，賦稅卻不消失，逃走者其稅糧又被轉嫁，由他人他戶包賠：
人去而糧猶在，則坐賠於本戶，戶不堪賠，則坐之本裏，或又坐之親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猶捐橐以償，貧者則盡棄產而去。[36]
這是天啟七年（1627）吳應箕行經河南真陽（今正陽），遇農夫聽聞之後，致書當地父母官反映的情形。以他所睹，“畝之疆界尚在，而禾麥之跡無一存者，計耕作久廢矣。”農民逃亡非常嚴重。
所以，假使隻算書呆子賬，萬曆初年中國百姓日子，不知比十七世紀末英國人好過多少，然而到社會現實的實際中看一看，就知道中國的事情從不能以表麵數字為憑。人頭稅賦算下來是零點三三兩，可是“額田已減強半”、屯田所入“不能什一”、“人去而糧猶在，則坐賠於本戶，戶不堪賠，則坐之本裏，或又坐之親戚”，把這些也都考慮在內，則英國以五百萬人口而稅收“和人口為三十倍的中國大體相埒”，似乎也非單從數字上看起來的那麼懸殊。除非英國的數字也和中國一樣，不能直截了當算經濟賬，而要知道經濟賬後麵還隱藏著社會賬、政治賬。像那個零點三三兩，目為真實的人均數字是一種算法，目為國家賦稅讓擁有土地較少者承擔而擁有土地最多者反得逍遙其外，則是另一種算法。兩種算法下，明代百姓的日子，會有天壤之別。
又何況十六世紀中期起，國家“多事”，而在原有賦稅基礎上“加派”不斷。這平添的負擔，是一筆單獨的款項，不在歲入之內，到後來，“加派”的錢糧竟然超過歲入。
《明史》食貨誌：
世宗（嘉靖皇帝）中年，邊供費繁，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師，增兵設戍，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五萬，戶部尚書孫應奎蒿目無策，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於是始。[37]
萬曆末期，女真崛起，邊事日緊。“至四十六年（1618），驟增遼餉三百萬。”第二年，再增二百餘萬兩，並且不是臨時性的，成為每年固定征收的款項：“明年，以兵工二部請，複加二厘。通前後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38]全國僅北京周遭和無油水可揩的貴州幸免。當時，其實國庫充實，但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守財奴萬曆皇帝一毛不拔[39]，而寧肯盤剝人民。
崇禎三年（1630），在五百二十萬基礎上，遼餉“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40]，接近七百萬兩。崇禎十年，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稱“剿餉”，以為平寇之用。崇禎皇帝就此發表上諭說：“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41]
所謂“暫累吾民一年”，實際並非如此。“初，嗣昌增剿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征其半。”[42]一年後未停，僅減半而已。到崇禎十二年，楊嗣昌等又“有練餉之議”，“於是剿餉外複增練餉七百三十萬。”[43]
以上，即明末有名的“三大征”。《明史》為之算了一筆總賬：
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複增剿餉、練餉，額溢之。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矣。[44]
而崇禎時的評論家則說：
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至九百萬。剿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45]
總之，崇禎十二年以後，每年三餉總和已與國家財政年度收入相埒。未有三餉前，人均年納稅銀零點三三兩，至此人均達七兩以上。由此乃知黃宗羲“盡輸於官，然且不足”言之不虛。
三餉所征，據說是用來對付外族侵略和內部反叛的。他們一是來自苦寒之地的原始部族，一是饑寒交迫的烏合之眾，而堂堂明帝國既以傾國之力欲予擺平，理應輕鬆使之化為齏粉。然而十幾年下來，數億銀兩似乎全部打了水漂，“虜”既未卻，“寇”亦未平，這是怎麼回事？尤不可思議的是，熬盡民脂，加征如此巨款，朝廷竟仍然無錢可用。
四
崇禎元年，亦即朱由檢登基第二年，七月，寧遠前線明軍“以缺餉四月大噪”。[46]騷亂先起自四川、湖廣籍士兵，迅速蔓延所有十三座兵營。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被捉、關押，悉遭毒打，畢自肅受傷嚴重。多方籌貸弄到七萬兩，士兵方才作罷。畢自肅脫身後，上疏引咎，隨即自殺。[47]十月，錦州發生同樣事件。袁崇煥緊急請餉，朝中議此，頗為其趨勢擔心：“前寧遠嘩，朝廷即餉之，又錦州焉。各邊尤而效之，未知其極？”[48]
真是奇怪，萬曆四十八年起，歲增“遼餉”五百二十萬，遼東士兵卻接連數月餓肚子。後來，類似情形更加常見，各處屢報士兵幾個月乃至經年領不到餉。如崇禎十六年五月，河南巡撫秦所式報告“撫鎮缺餉五月有餘”[49]；該年十月，李自成曆史性地破潼關、克西安，吏部尚書李知遇聞訊，兩次上疏，說“吃緊尤在發餉”；而“秦中之餉”，“骨髓已枯”，懇請皇帝“賜發天帑”。[50]崇禎十七年三月初一，“昌平兵變，以缺餉故也。”[51]為此，“京城戒嚴，亟遣官以重餉撫之，乃戢，然居庸已不可守矣。”[52]這次，嘩變直接生於肘腋，其距北京城破已不過半月之遙……
近年世界金融危機，歐洲聞有瀕臨“國家破產”者，例如冰島。而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明朝國家財政其實也到了此種地步。劉尚友記述1644年的情形說：“國計實窘極，戶部合算海內應解京銀兩歲二千萬，現在到部者僅二百萬。”[53]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趙士錦，於三月十五日（城破前第三天）奉命管節慎庫，交接時，他為親眼所見而震驚：
主事繆沅、工科高翔漢、禦史熊世懿同交盤……新庫中止二千三百餘金。老庫中止貯籍沒史家資，金帶犀杯衣服之類，隻千餘金；沅為予言，此項已準作鞏駙馬家公主造墳之用，待他具領狀來，即應發去。外隻有錦衣衛解來加納校尉銀六百兩，寶元局易錢銀三百兩，貯書辦處，為守城之用。[54]
庫內存銀總共不到五千兩。他在《北歸記》中重複了這一點：
庫藏止有二千三百餘金。外有加納校尉銀六百兩、易錢銀三百兩，貯吳書辦處；同年繆君沅雲：“此項應存外，為軍興之用。”予如是言。[55]
崇禎十七年元旦一大早，朝罷，朱由檢留閣臣賜茶：
閣臣並雲：“庫藏久虛，外餉不至，一切邊費，刻不可緩，所恃者皇上內帑耳。”上默然良久曰：“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語畢，潸然淚下。[56]
同一事，《平寇誌》記曰：
又言：“兵餉缺乏，民窮財盡，惟發內帑，足濟燃眉。”帝言：“內帑如洗，一毫無措。”明睿（左中允李明睿）奏：“祖宗三百年畜積，度不至是。”帝曰：“其實無有。”[57]
內帑，即皇家私房錢。李自成破潼關後，吏部尚書李知遇請求“賜發天帑”，也指的是這個。大臣與民間普遍以為，皇家還有很多私房錢，現在應該拿些出來。朱由檢表示說“沒有”，旁人都不信，李明睿鼓起勇氣表示懷疑，言下之意，請皇上坦言到底有沒有。朱由檢隻得重複一遍：真沒有。這段對話，頗有小品《不差錢》中趙本山與小沈陽之間打啞謎的風味。
直到後來，仍盛傳朱由檢留著大把內帑未用，以致白白落入李自成之手。《樵史》稱：“賊入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對此，抱陽生替崇禎鳴屈，質問“不知十餘庫何名？”“安有所謂十餘庫積金？而紛紛謂懷宗（滿清起初給崇禎所上廟號）不輕發內帑，豈不冤哉！”[58]
究竟如何？正如抱陽生所說，倘若真有這筆錢，請指出錢在何庫，庫為何名？我找到一條內帑貯處的記載，《明史》食貨誌：
嘉靖中……時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以貯礦銀。尚書文明以給工價，帝詰責之，令以他銀補償，自是專以給內用焉。[59]
明顯地，節慎庫為內帑所藏地之一。而前引《甲申紀事》表明，城破前最後清點此庫者，是趙士錦；他親眼得見，“庫藏止有二千三百餘金”。崇禎沒有撒謊。
不過，大臣與民間的猜測本來也並不錯。為什麼？仍看趙士錦所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