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附名單中不少人，曆來“遇事敢言”、“有直聲”，清議甚佳，乃至是東林、複社名士。在盛行以名節論是非的明末政壇，這令人大跌眼鏡，構成十足的反諷。觀察這個“名節”係統，我們除了從中看到中國特有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形態，也看到了曆史的陰影。
一
明末投降問題，既引人注目，又淆亂迷離。
當時，楊士聰寫了一本小冊子《甲申核真略》。他在“凡論”裏說：
稱核真者，以坊刻之訛，故加核也。坊刻類以南身記北事，耳以傳耳，轉相舛錯，甚至風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1]
他所講的“坊刻”，指甲申國變後推出的一批書。明代印刷術既已發達，而明人的時事意識、政治意識、新聞意識、市場意識更是前所未有。驚世之變後，出版家反應迅疾，第一時間付諸行動。他們知道什麼書好銷，也知道怎樣內容合乎讀者口味，於是，以親曆、見聞的名目，或編或撰，大量推出紀實作品。以我看來，這其實是中國的第一次紀實作品出版熱。不過也跟今天相仿，名曰“紀實”，裏麵卻有不少屬於掛羊頭賣狗肉，打著親曆、見聞的旗號，實際隻是道聽途說，即便捕風捉影、張冠李戴、無中生有一類情形，亦複不少。一個主要原因，即如楊士聰所說，“以南身記北事”。好些編者、作者，事變發生時，根本身在南方。既然並不在場，況且又是短時間匆就，哪怕沒有捏造之心，對實際事實疏於核實終歸難免。舉個例子，後被阮大铖借題殺掉的周鑣，便是“以南身記北事”的一位。他一個人就編輯了兩本這樣的書，一名《燕中紀事》，一名《國變錄》，被失睦的親戚告發為“私刻”。[2]這兩本書，我們現在不能看到，難斷其質量；不過以其遠離北京，仍敢采用《燕中紀事》《國變錄》這樣追求現場感的書名，確令人不得不抱一點懷疑。
對於“紀實熱”中的失實和作偽，楊士聰概括了三種主要情況。一種無意，一種故意，一種刻意：
綜前後諸刻而論之，有三變焉。其始國難初興，新聞互競，得一說則書之不暇擇者，故一刻出，多有所遺，有所誤，有所顛倒，此出於無意，一變也。既而南奔偽官，身為負途之豕，私撰偽書，意圖混飾，或桃僵李代，或淵推膝加，且謬謂北人未免南來，一任冤填，罔顧實跡，此出於立意，又一變也。十七年之鐵案既翻，占風望氣者實煩有徒，歸美中璫，力排善類，甚至矯誣先帝，他為收葬之言，掊擊東林，明立逢時之案，捉風捕影，含沙射人，此陰險之極，出於刻意，又一大變也。[3]
他的概括，算是比較全麵了。情況確如他所說，當時，有關北京的真相，有多種原因可以導致歪曲與變形。不過，楊士聰沒有提及他為何要如此強烈地批評和抱怨“不真”、“風馬牛不相及”、“耳以傳耳，轉相舛錯”。他有難言之隱。
崇禎十六年，楊士聰任職左諭德，甲申之變他正在京城，和其他數百名京官一道，被李自成逮捕、羈押，當眾官遭受酷刑時，他卻因與闖軍部將王敦武交好，受到保護。後來，李自成潰走，滿清入城，他又通過已經降清的門人方大猷幫助，脫身南逃。但有報道說，他投順了李闖，得授官職“偽戶政府少堂。徐凝生《國難紀》雲：‘親見門粘欽授官銜。’”[4]
關於楊士聰曾經投降，似為孤說，姑置不論；然而他先後從“寇”“虜”兩邊都得到好處，總是事實。假如再加上未能盡“主辱臣死”的義務，那麼，這個從北京全身而退的明朝中級官員，道德層麵上便有三個難言之隱。南來後，這陰影一直籠罩著他。他仍希望為朝廷做事，史可法也曾請旨以他為江北監軍，然而“不果”，隻好落寞過江，輾轉遷徙，年五十二而終。吳偉業為作墓誌銘，論之：“悒悒不得誌以死”，“忠矣而不遂其名”。[5]
無疑地，《甲申核真略》在他實為“發憤”之作。以當時輿論，明朝諸臣在闖軍帳下受刑辱而不能死，即為可恥，像楊士聰這樣，居然能夠毫發無傷地從北京逃出來，更必然大虧名節。針對這種氛圍，楊士聰憤然寫道：
自南中欲錮北來諸臣，遂倡為刑辱之說，計將一網打盡。坊刻豎儒，未喻厥旨，乃謬引刑不上大夫之說，橫生巧詆，何比擬之非倫也。餘偶未罹賊刑，茲於受刑諸臣，悉為明著於篇，以質公論。[6]
從這段話可見，“北來諸臣”怎樣變成了過街老鼠。這種道德義憤不留絲毫餘地，北京每個幸免於難的官員一概有罪，而為眾口唾罵、千夫所指。楊士聰以為其中存有極大不公，今天我們也以為如此；他指控南方出版物在報道、記述和反映甲申之變上，存在以道德劫持事實或出於政治鬥爭需要歪曲事實的情況，我們也同意這一看法。不過，他的反駁與澄清不僅徒勞，甚至天真可笑。在當時，別的不說，單單他“偶未罹賊刑”這一點，就絕不可能得到諒解。麵對這種情節，每個人所展開的想象都將是：此人必已降賊。
更極端的例子，是光時亨。他在崇禎末年任刑科給事中，以城破前“力阻南遷”聞名於史。多種史籍述稱，城破後光時亨降於李自成，如《甲申傳信錄》、《弘光實錄鈔》等等，總之持其說者甚眾，大約正如楊士聰所說“耳以傳耳，轉相舛錯”，互抄互襲，以致最初所出已不可考。幾年前我寫《龍床》，從諸家唯見此說，未嚐疑之；嗣後，偶然讀到馬其昶《桐城耆舊傳》中的《光給事傳弟五十一》，這才知道光時亨降闖也許子虛烏有。據該書述，城陷之時，光時亨正與禦史王章巡城，混亂中王章被殺，光時亨從城牆墮落，摔壞左腿，爬到一間尼庵，半夜自經，被尼姑發現解救。又與禦史金鉉一齊投河，金鉉身亡，光時亨則被人救起。之後“潛行南還”，在宿遷被劉澤清派士兵捉拿，送到南京。阮大铖因舊怨，將其列入附逆案中，乙酉四月與周鍾、項煜等同日被殺。到唐王朱聿鍵時，其子光廷瑞替父伸冤，給事中方士亮具疏求平反，得到黃道周支持，“得旨昭雪”，恢複原官銜，又授光廷瑞以內閣中書之職。[7]
馬其昶稱其所本為《桐城軼事》，以及左光先的《野史辨誣》，前者“記被誣下獄及昭雪事甚詳”。這兩件材料，我都不曾眼見。比之於光時亨曾降李闖的眾口一詞，馬其昶一家之言有些單弱，我們未必立刻加以采信。但這種在同一件事上南轅北轍、截然相反的敘述，提醒我們充分注意明末曆史的複雜性。
二
如楊士聰所說，在南方，“北來諸臣”背負了沉重壓力，身陷白眼之中。這處境，固然源自一種極端化的倫理道德話語（後麵我們再具體討論），但也要看到，北京陷落後發生的許多事，對明末的精英階層構成很大打擊，使他們倍感顏麵掃地，難對世人。
《甲申朝事小紀》開列了投降李闖的明朝官員詳細名單，具其姓名及所授官職。那是一份相當長的名單，我逐個數下來，總計一百四十五人。其中分三種情形：迎降擁戴者、接受大順委任者、得錄用而未授職者。[8]《平寇誌》也寫到大致相同的情形和數目，隻是未曾具體列出每人姓名。[9]
北京落於李自成之手後，投降確實成風。《明季北略》“內臣獻太子”條記：三月二十日，也即城陷第二天，李自成從太監處搜得藏匿的崇禎諸子，太子與李自成交談時先提了三點要求，然後又講了這樣一句：“文武百官最無義，明日必至朝賀。”果然，次日接受朝賀時，趕到者多達一千三百餘人。“自成歎曰：‘此輩不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於是始動殺戮之念。”[10]又一條記道，二十三日投順者點名，發現幾個已經“削發”（出家免禍）的官員赫然在列，乃“令人盡拔其餘毛，詈雲：‘既已披剃，何又報名？’”李自成對劉宗敏、李過、牛金星等說：“各官於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發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11]作為勝利者，出於自身利益，李自成確實需要從舊朝官吏中錄用一些人，為其服務。但他對於厚顏如此的降附者，反感遠多於欣賞。《平寇誌》敘述首輔魏藻德晉見時情形：
首呼魏藻德，叩首膝行前。自成起旁揖之，詰曰：“若受特恩，為何不死？”藻德哭曰：“方求效用，那可死？”自成、金星皆笑。藻德叩首求試，自成揮起之。[12]
李自成的態度，根本是奚落、戲弄與蔑視。
李自成規定，三月二十一日為百官朝賀日，如打算歸順，於這一天“投職名”報到。《明季北略》說：
百官報名者甚眾，以擁擠故，被守門長班用棍打逐。早起，承天門不開，露坐以俟，賊卒競辱之，竟日無食。有雲：“肚雖饑餓，心甚安樂。”[13]
闖軍剛剛入城，眾官懼朝服冠帶惹禍，紛紛銷毀。到三月二十日，得到令百官投職名的消息，又後悔莫甚，倉猝間爭相前往戲班子搶購戲服，致一頂戲冠之價陡至三四兩銀子。這樣，第二天才得以“各穿本等吉服入朝”。其中有個楊枝起[14]，得到赴部授職通知，行前對家人眉飛色舞道：“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矣。”他因此得外號“不凡人”。楊枝起的表現，並非個別。“新授偽官皆繡衣，紅刺謁客，交錯於途。”[15]揚眉吐氣、奔走相告，至為京城一景。
倘以上列諸事，述者或係轉抄，非得之親見，那麼我們來看一位目擊者的記敘。複社名流、無錫監生顧杲，當時正在北京。他在《一席記聞》中，從一個無錫人的身份，寫了四位同籍者的表現，並特別聲明所寫為“予之目見耳聞者數事”。此四人，一是兵部職方司主事秦汧，最後那段日子裏，他受守城之命，三月十八日九城俱陷時，正在城上，忽見李自成在眾降官“導迎”下走來，其中還有一位與之同年的朋友。秦汧當即跪地，報上官職，口稱“恭迎聖駕”，卻沒人搭理他。“汧又高聲大喊。時兵馬之聲，如風雨驟至，汧雖高聲大喊，賊終不問。”另一位無錫人，秦汧的姑父、翰林學士趙玉森，三月二十日趕到禮部主事王孫蕙寓所：
涕泗交零，曰：“予受知崇禎固深，然國破家亡，實其自作之孽。予將捐性命以殉之，理既不然，將逃富貴以酬之，情亦不堪，奈何？”孫蕙曰：“方今開國之初，吾輩當爭先著。”玉森曰：“甚合吾意。”遂同詣賊報名。
他們在報名處，遇見第四位無錫人，禮部主事張琦：
遇張琦拱手而不言，琦曰：“無棄故人，老夫尚可揚塵舞蹈。”因與俱焉。
正走著，忽然看見前方秦汧的背影：
急呼與語。汧曰：“吾決計已久，慮無同誌，得諸公共事，宦途不患無幫手，況趙姑夫尤休戚相關者乎。”握手大笑，揚揚而前，不複楚囚相向矣。
故事還沒完。“既至，孫蕙獨有所奏，三人皆愕然。”原來王孫蕙棋高一招，預先備好表文，且保密，以防仿效。趙、秦二人不免心有惱恨，多虧張琦勸道：“勿以小嫌而傷同氣。”“由是趙、秦皆不言。”[16]
為求證顧杲這段記敘得之親見，而非耳食，筆者做了些許考據。顧杲自述其城陷後經曆：“城外無可藏身，賊初入城，尚不妄殺，予因得俯仰於其間，更伺吾邑之列士大夫者。”亦即，借居在某位無錫籍官紳家中。起初，我曾設想這位無錫籍官紳或許就是王孫蕙，卻又覺情理上不通，遂予放棄而另行搜求。後來，終於在《平寇誌》裏發現一條線索：
及都城隱，孫蕙偕同裏秦汧、趙玉森、張琦等至馬世奇寓，謀謁賊，世奇不可。[17]
進而又從《明季北略》看到：“公弱冠，即受知顧端文公”[18]，至此豁然得解。馬世奇，崇禎四年進士，時任左庶子。他不但同為無錫人，關鍵在於他是顧杲祖父顧憲成的門生；“端文”，即顧憲成死後諡號。以這層關係，顧杲城陷後“俯仰於其間”之地，當為馬府無疑。換言之，三月二十日，顧杲在馬家親見王孫蕙一行前來動員馬世奇參加他們的投降行動，而遭拒絕。至於馬世奇，他在拒絕投降後次日自縊身亡，後來受到弘光朝廷的表彰，得諡“文忠”。
順便說一下，王孫蕙對於藏在袖中的那篇奏章，很下了一番功夫，可謂得意之作。中有佳句：“燕北既歸，宜拱河山而受籙；江南一下，當羅子女以承恩。”一時盛傳。宋企郊傳達了李自成的評價：“主上以公表及周庶常草詔，可作新朝雙璧。”[19]“周庶常”指周鍾，其《勸進表》也寫出了漂亮的頌詞，稍後我們可以欣賞。
三月二十三日，崇禎遺體收殮入棺，陳放於東華門某庵，命明朝官員前來告別。文秉《烈皇小識》述其場景：
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20]
“哭拜”，表示對死者仍守君臣之分；“拜而不哭”，則是既不願落得忘恩負義的罵名，又忌憚開罪新統治者、引火燒身；至於“睥睨過之”，當然是清楚地表示與舊主一刀兩斷。第一種人僅三十位，第二種六十位，而第三種多到不必計數，以“餘皆”二字括之。我們難以確切說出明朝京官總數。從《憲宗實錄》中看到，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亦即朱棣忌辰那一天，於奉先殿舉祭，點名後發現“文武官不至者一千一百一十八員”。[21]前麵所引《明季北略》，也稱三月二十一日在承天門投順的人數，有一千三百多；而“廿三辛亥諸臣點名”一條，又有“百官囚服立午門外，約四千餘人”[22]之句。可見明朝京官是個相當龐大的群體。他們當中，隻有三十人做到仍然效忠崇禎皇帝，六十人願意承認曾經是崇禎皇帝的臣屬，餘下的，全部“睥睨過之”了。
這比例有些驚人。
三
在中國，投降屬於醜行，一般認為投降者多是些品質低劣或駁雜的人。然而甲申之變，人們發現並非如此。降附名單中不少人，曆來“遇事敢言”、“有直聲”，清議甚佳，乃至是東林、複社名士。例如陳名夏、周鍾、侯恂、龔鼎孳、魏學濂、張家玉、方以智，包括前麵曾經提過的楊枝起。在盛行以名節論是非的明末政壇，這令人大跌眼鏡，構成十足的反諷。到弘光間，過去一直作為“小人”而被打壓的阮大铖之流，對此如獲至寶，以“順案”之名（以李自成號“大順”及諸臣投順，一語雙關）打擊報複，雖屬借題發揮，卻也有根有據。
侯恂，河南歸德人，明末四公子之一、《桃花扇》主角侯方域之父，前戶部尚書、東林耆宿，名將左良玉所以政治上傾向於東林，就是因為曾受侯恂提攜。他於崇禎九年（1636）因失職而下獄；三月二十日，闖軍克京翌日，他便和另一罪臣董心葵自獄中放出，二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之”。二十三日午門點名，眾降官“囚服立午門外”，“日晡，自成出，據黼座”，侯恂則作為投誠模範，與大順諸要人牛金星、劉宗敏、李過等，登上午門、“在主席台就座”了。[23]他在大順政權中的官職是“工政大堂”[24]，等同明朝的工部尚書。然《甲申核真略》有獨家之說，稱闖軍欲用侯恂為侍郎，“恂不肯，要以大拜，賊即許之，俟東征旋師如約”，即等李自成從山海關班師後正式舉大拜之禮，末了，“賊敗歸西走，因不果”。[25]楊士聰既以親曆者身份述之，我們便引在這裏備聞。但這一材料隻涉及侯恂是否正式授職，不涉及是否投降，後一事實還是不變的。
陳名夏，南直溧陽人，崇禎癸未（1643）會元、探花，官編修，兼戶、兵科都給事中。他是複社大才子，歸降李闖後，仍授編修。有關他的投降，《明季北略》講了一段曲折故事。城陷後，陳名夏匿於其北京小妾娘家。得知崇禎煤山自縊凶信，幾次自殺，都被小妾一家解救。之後，潛出逃遁，途中被闖軍抓獲。不料，審訊他的闖軍王姓刑官，原係山西諸生，昔時南遊受困，在溧陽遇到陳名夏，陳留其一飯並贈程儀少許。此事與其人，陳名夏早已忘卻，王某卻銘記在心，此時邂逅，即刻相認。陳因而免禍，但“涕泣求去”，王某卻說：“先生大名在外，去將安之，留此當大用。”陳堅不從，悄悄溜走，途中又遭俘獲，陳自稱係被王某所釋，於是送回王處。這次，因王某薦舉之故，被授編修；其間，又因有親戚打著他的名號，得王某寬刑減罪，“於是陳通賊之名大著”。而陳名夏對所授“偽職”終不肯就，“日夜求歸”，王某拗不過，“乃贈其行貲，陰護出城，故陳歸最早”。計六奇說，故事得之“北來一友，述之甚詳”；同時又表示，這與一般所知究竟大相徑庭，“未敢擅為出脫也，姑附所聞，以俟公論。”[26]即便陳名夏降闖之事存疑，他於弘光元年從“從賊案”脫身，跑到河北大名府降清[27]卻是千真萬確。他是清朝的第一任吏部“漢尚書”，後至“宰相”（弘文院大學士），為清初“南臣領袖”。
魏學濂，浙江嘉善人，東林巨擘魏大中次子。他一家在明末聲望極高，海內景仰。乃父英名不必說，即其兄長、魏大中長子魏學洢，也被目為人間楷模。魏大中獄中慘死後，魏學洢領得父親屍體，千裏“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聞，詔旌為孝子”。[28]魏學濂本人到甲申之變前，也都高風亮節，“有盛名”[29]，曾在崇禎元年從浙江徒步至京上訪，伏闕訟冤，血書上疏，致“天子改容”[30]，對推動東林黨冤假錯案平反，有重大貢獻。李自成逼進京師，他屢有建言，引起崇禎重視，特別召見，準備委以重任。“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戶部司務職，頹其家聲。”[31]《平寇誌》、《甲申朝事小紀》等，都明確記載他就任大順“吏政府”司務，後來官方《明史》也采取了這一說法。但其降附經過，撲朔迷離，諸說竟至懸殊。一說城陷後魏學濂與陳名夏、吳爾壎、方以智相遇於金水橋，大家商議以死報先帝，魏學濂反對，說：“死易爾，顧事有可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輕一擲也。”並說出了太子等尚在，自己所聯絡的真定、保定義師“旦暮且至”這樣的理由。後傳來太子被捉並遇害的消息，而所約義師遲遲不至，於是，魏學濂賦絕命詩二首而自縊。這段敘述，毫未提及降附之事，此為“未降說”。然而，《明季北略》同時也錄述了截然相反的說法。例如《忠逆史》：“學濂初聞賊急，有老仆經事大中（自魏大中時即為魏家仆人），勸主人盡忠，勿負先老爺一生名節，學濂唯唯。先以事遣此仆歸，遂率先投款。初改外任，以韓霖薦，留用，授偽戶政府司務。”《北回目擊定案》則描述了魏學濂做“偽官”的情狀：乘一頭驢，“穿偽式黃袍，負一偽敕，在草場閱芻，指揮得意。”[32]除上述敘事外，彭孫貽《平寇誌》亦陳有具體經過：
學濂與山西解元韓霖同受天主教，霖薦學濂於金星。學濂廷謁，金星曰：“汝是忠孝之家，必當錄用。”引見自成，再拜曰：“小臣何能，不過早知天命有歸耳。”授戶政府司務，學濂獻平兩浙策。[33]
情節相距甚遠，紛紜難定。而《甲乙史》獨有一說：
甲申四月三十日丁亥，庶常魏學濂自縊。學濂素負誌節，一時墮誤，知愧而死，亦愈於顏求生者矣！[34]
亦即，既非未降，亦非降後洋洋得意，而是在糾結苦痛中自盡。計六奇認為此說較為可信，“實為學濂定論也”。《明史》最終也采納這一說法，“既而自慚，賦絕命詞二章，縊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矣。”[35]
龔鼎孳，南直合肥人，兵科給事中。文名極高，《清史稿》稱他“天才宏肆，千言立就”[36]，與錢謙益、吳偉業並為清初詩文“江左三大家”。崇禎末，他以青年才俊亮相北京政壇，姿態激進，揮斥方遒，連劾重臣，雖因此身陷縲絏，卻也名聲大振。李清《三垣筆記》，對崇禎一段涉筆最多的三四人中就有龔鼎孳，我粗粗統計，不少於九條，可見他的活躍。但對於這個活躍的身影，李清明顯不以為然。我們曾講過，李清反感黨爭，而龔鼎孳正好是一個黨爭積極分子。李清筆下的龔鼎孳，基本是一種形象：上躥下跳，挑撥離間，唯恐天下不亂。李清提到同僚傅振鐸一句話：“凡招權納賄，言清而行濁者，雖日講門戶，日附聲氣，而亦真小人也。”[37]蓋即借指龔鼎孳。這且不表，李自成占領北京後，龔鼎孳降附；由於過往的政治姿態，也由於極高的才名，他成為投降者中必被提及的一個代表。四個月後，馬士英在南京奏《請誅從逆疏》，所舉第二個例子便是龔鼎孳，而且是僅有的兩個被描述了具體情節的例子之一（另一個是周鍾）。說到這情節，也確實匪夷所思。馬士英寫道：
龔鼎孳降賊之後，每見人則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其為科臣時收取秦淮娼婦也。[38]
聽起來根本像是借口，因為很難想象，如此大事能為一介小妾所左右。不過，這小妾並非尋常之人。她名叫顧媚，人稱“橫波夫人”，原是秦淮河畔頭等名妓，《青樓小名錄》引袁枚語：“明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顧橫波，其尤著者也。”[39]她於癸未年（1643）歸於龔鼎孳，從此專寵。閱孟森《橫波夫人考》，不覺為其所述訝然：
芝麓（龔鼎孳號）於鼎革時既名節掃地矣，其尤甚者，於他人諷刺之語，恬然與為酬酢，自存稿，自入集，毫無愧恥之心。蓋後三年芝麓丁憂南歸，有丹陽舟中值顧赤方，是夜複別去，紀贈四首，中有“多難感君期我死”句，自注：“赤方集中有吊餘與善持君（顧媚歸龔後，龔號之曰善持）殉難詩”雲雲。生平以橫波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而他人之相諷者，亦以龔與善持君偕殉為言，彌見其放蕩之名，流於士大夫之口矣。[40]
原來竟非借口。在龔鼎孳，已然“生平以橫波為性命”。顧不讓他死，他就因她不死，且毫無愧色，每在詩文中“恬然”論之，對別人的諷刺，輕鬆答以“多難感君期我死”。難怪他會逢人就說“我原要死，小妾不肯”；這話別人以為無恥，龔鼎孳自己卻沉浸在“多情”之中。我們不知道該說他特立獨行，還是放蕩墮落。總之，他和陳名夏一樣，先降闖（“以鼎孳為直指使，巡北城”[41]），複降清；入清後官也做得很高，至刑部尚書。
說到降附，最出名的還是周鍾。
周鍾，南直金壇人，“金壇名士，複社之長”[42]，在複社中地位與楊廷樞相埒，名氣大得不得了。周家為本地望族，出過不少人物，“同祖七進士”[43]，舉家先後七人進士出身，簡直是高產。奇怪的是，這些人形形色色、雜然不一，致有“俱以美錦而多染糞穢”[44]之譏。他的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為魏忠賢門下走狗，尤其周應秋，天啟末年任吏部尚書，係閹黨首要分子。周鍾本人與其從兄弟周鑣，反而是複社中堅，均以“聲氣”重於當世。然而北都淪陷，庶吉士周鍾卻成為最徹底的投降者。馬士英《請誅從逆疏》不過六百字，卻有一半筆墨花在他身上：
而又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周鍾，勸進未已，上書於賊，勸其早定江南。又差人寄書二封與其子，一封則言殉節死節；一封則稱賊為新主，盛誇其英明神武，及恩遇之隆，以搖惑東南。親友見之，無不憤恨，立毀其家。昨臣病中，東鎮劉澤清來見，誦其勸進一聯雲：“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又聞其過先帝梓宮之前，揚揚得意，竟不下馬。微臣聞之，不勝發指！[45]
馬士英雖與阮大铖狼狽為奸，但以上列諸事卻非他所捏造，而為多書共載。周鍾《勸進表》，有些書如《平寇誌》、《丹午筆記》所錄，比馬士英疏中還多一句：“獨夫授首，四海歸心。”[46]獨夫，當然指的是崇禎皇帝。《勸進表》和《下江南策》，這兩個文本肯定存在，惟是否出周鍾之手還有異說。我們所見的辯誣，來自周鍾伯父周維持和胞弟周銓。他們說那兩個東西全是周鑣偽造：“鑣、鍾兄弟成隙，鑣……偽撰《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47]由此我們對周家內部的混亂加深了印象，也正因此，對周維持、周銓的辯護也不敢輕易相信。此外，還有人主動與周鍾爭“著作權”，此人就是龔鼎孳。他不平於《勸進表》歸於周鍾名下，因對人說：“表文皆我手筆，介生想不到此。”[48]又，《甲申朝事小紀》載周鍾又為李自成起草過《即位詔》，編者收錄書中時改題《闖賊李自成僭位詔》，並在旁邊添注“係周介生筆”。中雲：
茲爾明朝，久席太寧，浸弛綱紀。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49]
其文真偽不得而知，但上述對明朝政治的評論，卻頗中鵠的。周鍾降附經過，《平寇誌》述說最詳：
庶吉士周鍾，寓王百戶家，百戶約同死，鍾未應。同官史可程、朱積、吳爾壎等並詣鍾，邀入朝。百戶挽鍾帶，不聽出，絕帶而行。[50]
由於周鍾名氣太大，對於他的歸順，闖軍很有喜出望外之感：
金星至，見鍾呼曰：“此周介生先生乎？”命作《士見危致命論》，即薦之自成。鍾欣然自得，每誇牛老師知遇。[51]
牛金星的仰慕，使周鍾有特殊優待。降附諸官，一律隻準騎驢，獨周鍾“揚揚然乘馬”，“屢過大行梓宮前，揮鞭不顧，同輩皆腹誹之。”《明季北略》的描述也是如此：
賊中深慕其名，呼為周先生，《勸進表》實出其人，逢人便誇“牛老師極為歎賞”……同館多含涕忍恥，幾幸生還，惟鍾揚揚得意，乘馬拜客，屢過梓宮，揮鞭不顧，一時輩中猶腹誹之。[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