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鬥爭，在明朝已延續四十年之久，一邊是作為近倖小人集團的閹黨，一邊是堅持道義、真理與改革的知識分子陣營。此二者間的消長，關乎江山社稷興亡；至少在孔尚任看來，南渡之後閹黨得勢，是弘光政權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標誌。
一
明之亡，本身像一部懸疑小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曆來，各家各派依其所思，說什麼的都有。
其中，有位孔夫子後人，名叫孔尚任，寫了一部戲劇，題為《桃花扇》，洋洋十餘萬言。要說這部劇作的品質，以筆者看來，真無愧世界戲劇史上任何佳作。不單單是文辭的優美、人物的鮮活，更因它開創性地采取了全紀實的敘事。除因情節構造之需，於若幹細節有所虛構或想象外，大部分內容都來自真憑實據。所謂“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1]作者就像今之學者做論文那樣，以一篇《桃花扇考據》，專門列出他所本的主要材料，一方麵顯示作品的嚴肅，一方麵亦備有興趣的看客或讀者索證稽核。而且他對材料的搜集，並不以案頭為滿足，利用各種機會，踏訪實地，親問舊人。以我孤陋的見聞，遠在十七世紀（《桃花扇》“凡三易稿而書成”，最後脫稿於1699年），以這種方式和意識產生的劇作，仿佛隻有《桃花扇》。
劇中主要角色三：一位妓女，一位才子，一位奸佞。他們之間，通過一柄折扇串接起來。妓女戀慕才子，才子以扇定情，奸佞從中破壞，妓女因此血濺折扇——所謂“桃花”，便是濺於扇麵的血跡，按照作者的原話：“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2]。
這自是一段古典淒美的愛情，如將其視為“才子佳人”故事，予以體會、感喟和唏噓，頗為自然。然而，作者卻給我們打預防針。他說，隻看表麵的話，《桃花扇》要麼是“事之鄙焉者”，要麼是“事之細焉者”，要麼是“事之輕焉者”，乃至是“事之猥褻而不足道者”。[3]這絕非他寫作的目的。寫這作品，在他是一個已揣了幾十年的夢想：“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是極鄭重的。他回顧，自己還在少年時，族中一位長輩因曾親身經曆，“得弘光遺事甚悉”，“數數為予言之”，特別是“香姬麵血濺扇，楊龍友以畫筆點之”這一情節，對他觸動甚深；多年縈繞，終於釀成一個構思——以“南朝興亡”，“係之桃花扇底”。[4]所以，在類乎序言的《桃花扇小引》裏，他特別點明該劇主旨是：
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5]
用我們今天話說，雖然題材和情節似乎是吟風弄月，《桃花扇》的真實主題卻並非愛情，而在政治。這極為有趣。如果我所記不錯，在政治中挖掘性的元素和影響，或者說從性的角度解讀政治，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隨文化批評時髦起來的視點。而孔尚任寫《桃花扇》，竟似在十七世紀末已得此意。這樣講，是否誇張，抑或有所“拔高”，讀過《桃花扇》的人不難鑒識。劇中，李香君這一元素，實際起到一種隱喻的作用，來代表人心向背、是非取舍和政治褒貶。作者讓政治立場去決定一位美人的情意所歸——政治“正確”者，得她芳心傾許；而政治上的醜類，輒令她性趣蕩然。
尤應指出，這位美人，除容貌、顏色上被賦予種種的美妙，從而對於男性普遍地構成夢中情人般的吸引，還特有一個“妓女”的身份。這使她的含義格外具體、固定和突出，而根本區別於“普通”女子。換言之，從身體到社會角色，無論“自然屬性”或“社會屬性”，她都是一個明確、強烈而純粹的性的符號。在她身上，那種性之於政治的隱喻意味，不單單是毋庸置疑，簡直也就是唯一的意味。
不妨看看劇中有怎樣的體現。第二十四出“罵宴”，當著幾位奸佞，迷人櫻唇吐出了如許的嬌音：
東林伯仲，俺青樓皆知敬重。幹兒義子從新用，絕不了魏家種。[6]
在第二十一出，馬士英得知其黨田仰的聘禮為香君所拒，氣急敗壞：
了不得，了不得！一位新任漕撫，拏銀三百，買不去一個妓女。豈有此理！難道是珍珠一斛，偏不能換蛾眉。[7]
而阮大铖的幾句唱，切齒之餘，則酸溜溜地散發了醋意：
當年舊恨重提起，便折花損柳心無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櫳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誰。[8]
權力、金錢與性之間向來的對等，突然消失，“新任漕撫，拏銀三百，買不去一個妓女”、“珍珠一斛，偏不能換蛾眉”，抑或權力、金錢所暗含的性優勢被公然無視，喚起幾位高級男性政客內心深刻的失落。來自美豔妓女、天生尤物的否定，較諸直接的政治挫折，也許更加令人意氣難平。
孔尚任卻顯然從中感覺到快慰。實際上，他是把“性”作為獎賞給予所稱頌的一方，也作為鄙夷而給予了另一方。在他，這是曆史批判的一種依托，一種方式。此即開場第一出侯方域登台自報家門時點出的“久樹東林之幟”、“新登複社之壇”，以及吳應箕那句“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所共同透露的內容——一直以來存在於南京且日趨激烈的黨派鬥爭。這鬥爭，在明朝已延續四十年之久，一邊是作為近倖小人集團的閹黨，一邊是堅持道義、真理與改革的知識分子陣營。此二者間的消長，關乎江山社稷興亡；至少在孔尚任看來，南渡之後閹黨得勢，是弘光政權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標誌。
二
雖然我們不會像孔尚任那樣，把明朝消亡僅僅歸結於政治和道德；畢竟，將近四百年之後，我們已經走出了古典興亡觀及其話語體係，而擁有更多的觀察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向。可是，《桃花扇》所著力表現的內容，在短命的弘光朝曆史中仍有分量，乃至是相當重的分量。
這是那時代所特有的事實。
從1644年5月下旬圍繞“定策”發生的明爭暗鬥，到翌年6月3日（乙酉年五月初十）朱由崧出逃，一年之內，南京幾乎沒有哪件事與黨爭無關。豈但如此，我們對弘光朝各項事業，從政治到軍事，從民生到製度，均留下無頭蒼蠅般的印象，從頭到尾，一盆漿糊，沒有完整做成一件事，全都虎頭蛇尾、半途而廢，或幹脆隻形諸語言不見於行動——權舉一例，從皇帝到群臣一致信誓旦旦、反複念及的恢複中原、為先帝複仇，也根本停留在口頭，直到最後也不曾實質性地發出一兵一卒；而唯獨對於一件事，人們貫穿始終、全力以赴、未嚐稍懈，這便是黨爭。福王之立、馬士英當政、史可法出督、阮大铖起複、張慎言劉宗周薑曰廣呂大器高弘圖等先後罷退、左良玉反叛……所有的重大政治變故，差不多都釀自黨爭。直至崩潰前一個月，馬阮集團全神貫注去做的，仍是針對東林—複社陣營羅織罪名、圖興大獄，並以處決其中兩個活躍分子周鑣、雷祚，作為高潮。
它的根源，有遠有近。
遠的，是萬曆、天啟、崇禎三朝一係列起起伏伏，其中有兩大關節：一是天啟年間魏忠賢、客氏當道，屠戮東林；一是崇禎登基後定閹黨為“逆案”。更多的頭緒，先前我們已有交代，讀者若有不明，重溫即可，不複贅及。
我們將了解的重點，放在近處。那是崇禎十一年（1638）秋天發生的一樁事，內容便是吳應箕在《桃花扇》第一出所說的“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
這份揭帖名叫《留都防亂公揭》。先解釋幾個名詞：古代把公開張貼的啟事、告示稱作“揭帖”；“揭”是它的簡稱；“公揭”，則是有多人具名的揭帖；至於“留都”，指的是南京。如若轉為當代語，《留都防亂公揭》略同於一張由南京部分人士集體署名的街頭大字報。
列名其上的“南京部分人士”，多達百四十餘。朱希祖先生曾以專文對具體人數進行考辨[9]，我們在此且不管它，而著重注意上述人數所表現出來的聲勢。倘在今日，一張百人簽名的大字報也許算不了什麼，但這是在將近四百年以前，當時，受過一定教育的人縱非萬裏挑一，千裏挑一總是差不多的。所以，能有百人簽名，這張大字報在知識界顯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代表誰呢？主要是複社。這是明末的一個知識同人團體，欲知該團體勢力如何，我們來看眉史氏《複社紀略》的記載。據它說，早在十年前，亦即戊辰年（崇禎元年，1628），以姑蘇為首，各地青年學人社團（複社前身）成員即達七百多人；書中將這些姓名逐一開具，然後歎道：
按目計之，得七百餘人，從來社集未有如是之眾者！計文二千五百餘首，從來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藝文俱斐然可觀；經生家莫不尚之，金閶書賈，由之致富雲。[10]
天下讀書人，沒有不崇尚複社的，甚至出版家也靠印他們的書發了財。《桃花扇》裏就有這麼一位書商蔡益所，專刻複社名流之作；他上場時以“貿易詩書之利”、“流傳文字之功”[11]自誇，倒是出版家的外俗內雅的好對。
須知以上尚是1628年的情形，又經十幾年，複社勢力之膨脹簡直令人側目。阮大铖曾這樣煽動馬士英：“孔門弟子三千，而維鬥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12]維鬥乃複社領袖之一楊廷樞的表字，阮大铖說他“聚徒至萬”，肯定是危言聳聽，以說動馬士英出手鎮壓。另有說法稱，楊廷樞“聲譽日隆，門下著錄者三千人”[13]，這大約比較客觀。僅僅楊廷樞一人，身後追隨者即達三千；其他複社巨擘就算達不到這種規模，但把每個人的影響麵都計算起來，無論如何會是個使人瞠目的數字。難怪有人要憤憤不平地告禦狀說：“東南利孔久湮，複社渠魁聚斂。”[14]
複社興起，有一實一虛兩個背景。前者是崇禎初年定閹黨為逆案，為東林平反，形成一種直接而具體的刺激，令讀書人誌氣大長，而東南一帶原係東林淵藪，此地年輕後學，率先躍起，集會結社、談經論世、指斥方遒。至於後者，則須聯係晚明整體精神思想氛圍。主要自王陽明以來，明人講學之風大興。筆者曾往泰州崇儒祠謁訪，得見當年王艮為外出講學，仿孔子周遊列國的車製而自製的蒲輪車，雖非原物，而是今人想象下的贗品，卻也提供了一種形象。據說他就乘著這古簡之車，從江西出發，沿途聚講，直抵北京。明末學派林立，就是講學風盛所致。“東林”被誣為“黨”之前，其實是個書院的名稱，無錫至今有其址。萬曆二十二年（1594），顧憲成忤旨革職，返鄉講學，重修東林書院並任主持，名儒耆宿紛至遝來，很快成為思想、學術重鎮，最終給朝政以深刻影響。東林模式或東林經驗，既激於時代，反過來也是對時代的有力印證；由於經過了思想、曆史、倫理層麵的究問與反思，曆來士大夫作為王朝政治“齒輪與螺絲釘”的那種功能，明顯朝著帶有自我意識的知識分子政治獨立性轉化了，所以，整個明末知識分子階層的鬥爭性、反叛性以及基於思想認同的群體意識，空前提高和增加，乃至現代的知識分子已可以從他們身上嗅到一些親切熟悉的氣息，這是從未有過的。
複社，作為東林的延續，而且基於對後者經驗的汲取，意識上更加自覺，一開始就迅速邁向組織化和統一。《複社紀略》記載：
是時（壬申年，1632）江北匡社、中洲端社、鬆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天如（張溥，表字天如）乃合諸社為一，而為之立規條，定課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倖弋獲（“弋獲”，獲得、獲取之意）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斯與四方多士共興複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複社’。”又申盟詞曰：“毋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己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幹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於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為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15]
這件材料，將複社誕生經過、名稱含義、創始者等各方麵情況，錄述甚確。我們可以認定：第一，這是一個從思想認識到組織形式相當成熟的社團，有宗旨、有規章，而且是跨越多地（從河南、山東到江浙、湖廣）的全國性組織；第二，這是一個兼顧學術與政治的組織，由學術而政治、由政治而學術，學用相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意味著，它注重思想性，是學人和知識分子而非官僚與政客的團體，但又不同於閉門式的單純讀書會，強調所學所思“務為有用”，目標最終指向社會政治探索。以此觀之，複社是針對社會、政治改進尋找思想之路的共同體，這一精神內核與現代政黨已很接近。
至於張溥以“興複古學”詮釋“複社”之名，我們不必為其字眼所拘。一來這跟張溥個人思想主張有關，我們知道他推崇前後七子的複古論；二來在中國曆史上以及古代語境中，“複古”往往是現實批判的好用工具，“改製”者往往“托古”。與複社從內容到形式的鮮明的曆史創新性相比，“興複古學”一類遣詞，不會迷惑我們。相反的，我們恰要指出，複社的主體是晚生後輩，跟其前驅東林相比，年輕氣盛乃其突出特點。東林的構成，幾乎清一色是朝臣，縱不位居要津，亦有一官半職，抑或為致仕之名宦。複社成員相反，比如我們較熟知的吳應箕及所謂“明末四公子”陳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襄，除方以智登過進士，餘皆為諸生。他們的年齡，或許不算真正年輕（最年長的吳應箕，主筆《留都防亂公揭》時年已四十四），但心態究非登堂入室的心態，普遍看上去疏狂不忌，這其實亦是銳氣使然。
如果我們以複社成員為“學生群體”，則可以將複社視如明末的“學生組織”，而《留都防亂公揭》事件便是這群體和組織掀起的一場“學生運動”。它有著明顯的青春色彩和青春氣質，衝動、激昂、理想主義，同時也不免浮誇、偏執、聳人聽聞。現代學潮所表現的那些特點，此一事件基本應有盡有。比如，不妨比照著“五四運動”來想象1638年8月複社學子們之所為，一樣的自視進步、崇高、熱血，也一樣的不容置疑、唯我獨尊、霸氣十足。和諸多現代學潮一樣，它也缺陷明顯，很有待商榷乃至可詬病之處，但這都不能掩其曆史價值。它是發生在傳統權力空間（廟堂）之外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有著自發性、自主性，獨立表達了一種聲音與訴求；遠在十七世紀上葉，中國出現這一幕，頗能說明知識階層的思想活力，以及對權力加以分割的意願，這些深層次內容蓋過了它的某些缺陷。
三
一百四十餘人群起而攻之的，是阮大铖。清朝官方所修《明史》，從近三百年曆史中確定了十餘人為“奸臣”，阮大铖便分得一席之地。他名列《奸臣傳》最後一位，換言之，他是明代“奸臣”的壓卷之人。論其由來，即因天啟年間依附魏忠賢。以此崇禎元年遭彈劾，第二年定逆案，遂論罪，但網開一麵，允許他“贖徒為民”，“終莊烈帝世，廢斥十七年，鬱鬱不得誌。”[16]
照理說，一個廢斥了十七年，在整個崇禎朝都毫無機會的人，就是十足的落水狗，複社諸人為何還要“痛打”？關於這件事，筆者認為要從兩方麵看：其一，複社方麵確實不懂“費厄潑賴”；其二，事出有因，並非無故。
從阮大铖方麵說，他根本不是能甘寂寞的人。《明史》對他有幾個字的評價：“機敏猾賊，有才藻。”寫這句評語的人，礙於其“奸臣”身份，不肯使用好字眼兒，但看得出來，實際認為此人非常非常聰明，非常非常有才。晚明盛產才子，而且是那種觸類旁通、全能通識型的才子，一如歐洲文藝複興之有達·芬奇、盧梭一流的人物。而即便在這些才子中，阮大铖也要算一個佼佼者。作為飽讀詩書的人，筆墨文字就不必說了；他在出版、戲劇、音樂、園藝很多方麵，都居頂尖的地位抑或深孚眾望。
十年前，我過訪同裏，購得計成《園冶》一冊。計成乃是同裏的驕傲，生於萬曆年間，精繪畫、造園藝術，這本《園冶》被目為“我國造園史上的巨著”[17]，傳至日本，更“尊為世界造園學最古名著”[18]。打開正文，當年赫然置於首位的，居然是阮大铖所作《冶敘》。此文作於崇禎甲戌年（1634），亦即他遭複社攻擊前四年。此時他早已臭名遠揚，然而造園大師卻不避嫌疑，鄭重邀其為《園冶》首序，我們推測因為兩點：一、計成非黨無派，可能並不在意政治；二、阮大铖在造園上的眼界、見地，是計成所欽佩的，請他作序，表示這方麵的一種認同與借重。果然，阮大铖文中提到，對造園他並不隻是鑒賞家，也親施營造：
予因剪蓬蒿甌脫，資營拳勺，讀書鼓琴其中。勝日，鳩杖，板輿，仙仙。[19]
大意是說，曾把府中一片荒地，加以清整，池上理山（“拳勺”語出《中庸》：“今夫山，一拳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借指園林微觀山水造景），作為讀書彈琴處；趕上好天氣，輒請出老人，奉之遊娛。
阮氏才情最著處，是戲劇方麵。他的這一天賦，在明末恐怕首屈一指。所著《十錯認》（《春燈謎》）、《燕子磯箋》等四劇，後世雖不演，當時可是名滿天下。對此，連敵人亦不能夠抹煞。吳梅村回憶了這一幕：
（複社）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眾中大罵曰：若奄兒媼子（“奄”指魏忠賢，“媼”指客氏），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20]
孔尚任將這情景悉數寫入《桃花扇》第四出。雖然複社諸人意在羞辱，但對阮氏“詞家”分量是不否認的，隻是正告他，詞曲上再了得，亦不能贖罪於萬一。阮大铖的戲劇成就，不僅限於創作，實際上他擁有當時南京水平最高的一個私家劇團，這劇團並不營業，隻供自己及親朋玩賞，而其親自調教，還延聘名師，當時第一流的行家如柳敬亭、蘇昆生都曾被羅致在府。《桃花扇》第四出寫到複社諸人假意“借戲”，他聞訊後這樣說：
速速上樓，發出那一副上好行頭，吩咐班裏人梳頭洗臉，隨箱快走，你也拿帖跟去，俱要仔細著。[21]
口氣儼然劇院老板兼藝術總監。他創作的本子，不讓外人演，隻供其私家劇團獨家詮釋，演員、服飾、樂師……都細予講求，務得竅要。親睹過阮氏私家劇團演出的張岱說：
阮圓海（圓海，阮氏之號）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餘在其家看《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磯箋》三劇，其串架門筍（劇情銜接和轉合）、插科打諢、意色眼目（演員表情及交流），主人細細與之講明。[22]
評價何其之高。曆來，戲劇玩到這個地步的，除了他，便隻有李漁李笠翁。據說，在他與朱由崧的關係裏，戲劇也是頗有分量的因素；朱由崧是個戲迷，而他不光是大行家，還有最好的劇團。
如果阮大铖願意，他可以過很舒服的日子，以其博才多藝論，應該還是情趣豐饒、充滿創造的日子。可惜不。廢斥十七年，他簡直沒有一天將往事放下，這是根性所致。他生性錙銖必較、睚眥必報，假如受了一口氣，就無論如何咽不下，當年所以投靠魏黨，起因就是東林方麵原答允委以一職，結果變卦，他一氣之下而投反方懷抱。再者，借其一生來觀，此人權力欲過剩，當年剛剛振翅高飛，忽然跌落，一下沉淪十七年，權力的癮頭根本不曾過足，憋得難受，勢必一泄方快。最後，不能不談談人品；阮大铖要才有才，要智有智，眼光、趣味也岐嶷不凡，但人品確確實實很劣壞。這又讓人慨歎人的矛盾性，人就是這樣，往往把頗好的東西與頗壞的東西並集一身，而難盡美。阮大铖自某一麵看可說是時之髦、人之傑，非常優秀，但自另一麵看，卻又無恥之尤、彘狗不如。筆者給他這般劣評，主要不是因為往事，當年阿附權貴我們可以視為人性弱點，不讓人佩服，卻也不必疾之如仇；關鍵是弘光間起複之後，他真正展示了陋劣的嘴臉，一朝權在手，便把惡來行，利用職務實行人身迫害，乃至屠刀高舉。以往，他是名節有虧、不曾行惡，現在全然不同。
且將話頭拉回他東山再起之前。對於蟄伏中的阮大铖，張岱有個觀察：
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為士君子所唾棄。[23]
張岱非東林—複社一脈，甚至對後者還有些微辭，故以上描述應無所偏。“居心勿靜”四字，是點睛之筆。前麵我們曾問，一條十七年的“落水狗”，複社仍窮追“痛打”，是否過分？由張岱的觀察，可知還真如魯迅形容的：
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聳身一搖，將水點灑得人們一身一臉，於是夾著尾巴逃走了。[24]
這一段，簡直像特意寫給阮大铖，形神兼備。“落水”後，他努力爬上岸，並不時聳身搖一搖，把水濺到別人身上，然後再“夾著尾巴逃走”；十七年，他始終是這麼做的。
四
而且還有更加具體的原因。《明史》說：
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25]
“流寇逼皖”，是崇禎八年（1635）的事。為此，阮大铖從老家安慶避亂到南京。但實際上，他來此遠非避亂。到了南京，就開始大肆活動，《明史》所說“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隻其一端；我們從別的史料發現，他在南京廣為交納、到處公關。吳梅村說：
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26]
策劃《留都防亂揭帖》時，陳貞慧也說：
士大夫與交通者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癰糞溷，爭思決之為快，未必於人心無補。[27]
可見活動重點，並非使槍弄棍之人，而是社會名流、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且頗為奏效。之能得逞，一是“逆案”已曆多年，不少士大夫對此頗感淡然。二是阮氏本人確實風雅博才，與之交不失怡悅，況且他還擁有一個頂級劇團，誰不想飽飽眼福？三是施以恩惠，說白了，就是以財賄通（阮大铖相當有錢），連複社名流也在其列，例如侯方域。當時，侯南闈不中，又趕上河南聞警，便滯留南京，漸漸橐金頗匱，大铖“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食，與侯生遊”[28]。這是侯方域自己的說法，因為事情有些尷尬，不免閃爍其辭；依《桃花扇》，則侯方域梳櫳李香君的全部費用（黃金三百兩），都是阮大铖托他們共同的朋友楊龍友居中打點。
前麵說到，自崇禎初起，複社勢力已盛，而它正式成立後的三五年內，更發展到無所不在的地步，從文化到政治，呼風喚雨，簡直是左右明末的一種在野的“霸權”。當事人吳梅村為我們言彼時複社名流的表現與心態：
往者天下多故（變亂，動蕩），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立名氏……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29]
強勢若此，舍我其誰。就連對馬、阮深惡痛絕的孔尚任，也覺得複社諸君過於得理不饒人，以“熱鬧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牽纏的枝葉”[30]，微諷其意氣太盛，而給自己種下禍根。不過，與複社講究寬容、策略，原是不可能的，它就是一個青春性、叛逆性組織，或者說，就是明末一個“憤青”集團。一來，它自視懷抱崇高理想，手握真理正義，隻要“義所不可”，就“抗言排之”，為此絕不“有所屈撓”，這正是它要堅持、斷不放棄的東西；二來，它那樣人多勢眾、影響廣泛、一呼百應，滿世的粉絲和擁躉，滿麵春風、花開堪折直須折，得意猶且不及，又怕著何來？
所以，當一條“落水狗”、一個已經被曆史釘上恥辱柱的人，居然在眼皮底下大肆活動、招搖過市，而非隱姓埋名、夾起尾巴做人，本身就不可容忍。況且，他們解讀出了其行徑的真正居心：攏絡人心、打通關節，以便“翻案”。他們痛心於人心是如此易於忘卻，不過十年出頭的光景，醜類的罪惡就被淡漠，“奄兒媼子”的阮圓海已經高朋滿座、儼然南京社交界的一顆明星！若任由事情這樣下去，東林先輩的血豈不白流？
筆者設想，假使1635年阮大铖遷至南京後，低調處世、離群索居、隻當寓公，恐未必發生《留都防亂揭帖》事件。然而三年來，阮氏的張揚與跋扈，終令複社精英感到責無旁貸。他們的領袖，本有不少是東林舊耆和英烈的後代，旁人或能忘卻、淡漠，他們則刻骨銘心。《南疆逸史》關於顧杲寫道：
杲，字子方，端文公憲成之孫。為人粗豪尚氣，以名節自任。端文講學東林書院，清流多附之。由是東林遂為黨魁，皆引端文自重，而杲為其宗子，故雖未任而名甚高。阮大铖既廢，居金陵，思結納後進以延譽，乃蓄名姬、製新聲，日置酒高會，士雅遊者多歸之。禮部主事周鑣惡之，曰：“此亂萌也。”因草檄，名曰《南都防亂》，引諸名士以排之，而難於為首者。杲曰：“舍我其誰！”[31]
“端文公憲成”，便是東林開創人顧憲成，而《留都防亂公揭》上的第一個署名人，正是顧憲成之孫顧杲（台灣文獻叢刊本《南疆繹史》於茲不同，寫為“從子”，即顧憲成之侄；但據顧杲好友黃宗羲《思舊錄》“涇陽先生之孫”[32]，應誤），所以他會說：“舍我其誰！”
不過，《留都防亂公揭》卻並非由周鑣倡議和起草，雖然這說法傳之甚廣，連阮大铖都以為如此。但參與策劃的陳貞慧在《防亂公揭本末》中特別指出：“阮以此事仲馭（周鑣表字仲馭）主之，然始謀者絕不有仲馭也。”他並且詳細講述了事情經過：
崇禎戊寅，吳次尾（吳應箕，表字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铖。次尾憤其附逆也，一日言於顧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為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餘，言所以……次尾燈下隨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昆陵為張二無（張瑋），金沙為周仲馭（周鑣），雲間為陳臥子（陳子龍），吳門為楊維鬥（楊廷樞），浙則二馮司馬（馮晉舒、馮京第）、魏子一（魏學濂），上江左氏兄弟（左國棟、左國材）、方密之（方以智）、爾止（方以智族弟）。[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