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何園。
甲申國變後，隨著政治中心南移，與南京一江之隔的揚州，從此不平靜。類似這樣的富裕、精致景象，刺激著權重益大的將軍們的貪欲，引發流血事件。設四鎮後，成為明軍前敵總部亦即史可法督師駐地。清軍南下，揚州遭血洗，作為它滅亡明朝的祭刀之物。
一
明亡於清，這是曆史事實。從這個事實，人們又普遍生出一種看法：滿清是明朝不共戴天的仇敵；正如金人是北宋的仇敵，蒙元是南宋的仇敵，抑或日本是近現代中國的仇敵。清末民初，以及抗戰時期，都曾用民族主義情緒渲染這段曆史，抒發亡國之恨。
較通俗的例子，如歐陽予倩先生名劇《桃花扇》。1957年，他憶其緣起：
一九三七年初冬，抗日戰線南移，上海淪陷，我懷著滿腔憂憤之情，費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候把《桃花扇》傳奇改編為京戲……我突出地讚揚了秦淮歌女、樂工、李香君、柳敬亭的崇尚氣節；對那些兩麵三刀賣國求榮的家夥，便狠狠地給了幾棍子……福王，我是把他作為一個昏庸的傀儡皇帝來處理的。四鎮武臣如劉澤清之流，擁兵自重，睚眥必報，毫無抗敵之心而投降唯恐落後……把以上的一些人物在那個時間搬上舞台，還是有些作用的。像這樣的戲，在那個時候演出，影射時事在所難免……[1]
此戲先寫成京劇，1946年底改話劇，1963年再拍為電影，跨越數種藝術樣式，影響當然可觀。它是在孔尚任同名作基礎上改編而來。讀一讀孔氏《桃花扇》，可明顯看到兩者間主題大變。孔劇所表，乃正邪之辨，或曰“君子”、“小人”之別；在歐陽予倩那裏，此亦為一線條，卻退居次位，焦點乃是民族大義與愛國情懷。歐陽予倩承認，他是將劇中故事比附於抗日現實；換言之，1644年弘光政權與滿清之間，與1937年中日之間，頗能令人觸景生情。
這種解讀，非歐陽予倩所獨有。實際上，明季曆史自晚清重新引起注意以來，基本便負載著民族主義話語，也被用為這種曆史資源。不單史學家由此著眼，政治家也樂於這樣激發民眾。同盟會有十六字綱領，其中的八個字“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完全取自明太祖北伐宣言：“驅逐胡虜，恢複中華”[2]，二者所差，一字而已。由這番曆史勾連，“明末遺恨”隱然指向“中華”的得而複失，和“胡虜”的卷土重來，明清鼎革於是被提取為一段悲情史，以發揮激醒現實的作用。
對此，應該話分兩頭。
一方麵：一、明朝確為滿清所亡；二、由明到清，屬於外族入侵而非漢族政權的內部更迭；三、滿人入主，對中華文明步伐確有延緩、拖累和打斷的作用。以上三點，應予確認。
但另一麵，從十七世紀中葉到晚清，中間有二百五六十年的時間。這二百來年，非尋常可比。其間，整個世界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假若可以起死人於地下，讓明末某人與清末某人就曆史觀、國家觀、民族觀討論一番，其溝通之苦，恐如雞同鴨講。換言之，這種思想及話語上的斷裂與阻隔，千萬忽視不得。
所以，從晚清到抗戰期間，近現代人士有關明季曆史的讀解，有立足史實的一麵，但不能否認，也有奪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的另一麵。他們的確在談論明末，卻未必談的全是明末，也夾帶了不少現實情懷。克羅齊那句“一切真曆史都是當代史”[3]，雖已被引得不能再濫，我們卻仍須再借重一次。他說：
當生活的發展需要它們時，死曆史就會複活，過去史就會再變成現在的。羅馬人和希臘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藝複興時期歐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現的成熟，才把它們喚醒。[4]
近現代以來兩次南明熱，情形與此相類，都是基於現實需要而造成“死曆史複活”。
雖然克羅齊揭示了曆史學的一種普遍情形，我們卻並不願意一切曆史果真都成為“當代史”。就個人言，有些時候我樂於閱讀使曆史往事與當下視野很好結合的作品，為成功的“古為今用”擊節叫好；但另一些時候，我想說“不”，主張還原曆史，使之與現實相切割、各不相擾。這似乎矛盾，其實不然。曆史本來就包含兩種關係，一是相通性或相似性，一是差別性或特殊性。對於相通與相似，我們挖掘疏通；對於差別與特殊，我們甄別明辨。就這麼簡單。
關於明末一幕，具體講，當時明、清兩個政權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弘光朝的對清態度及政策，以及滿清在弘光政權覆亡中起何種作用等，我以為不能搞成“當代史”。這基於兩點：第一，充分意識到時代的跨度，古今不同，明人沒有我們現在的思想感情，不能把朝代所不具備的思想感情強加給他們；第二，非要那樣做，許多事情解釋不通，我們將迷失真相，無法了解曆史本身究竟如何，最終隻會得到錯誤知識，而且越積越多。
二
關於甲申國變後明、清間關係，今天大概沒有人不以為處在敵對之中。我曾訪問過網上一些明史愛好者的論壇，隨處可見以滿清為仇讎的情緒，這固然折射了當下的民族主義社會思潮，但顯然也由於對那段曆史懷有一種理解或想象，覺得站到明朝立場上，勢必如此。
然而我可以肯定，明朝當時情緒並非如此。不但如此，明朝對滿清的真實心態，還是今天很難想象的。
簡而言之，在明朝眼裏，滿清不是它的敵人。雖然乙酉之變（朱由崧被俘以及南京陷落）之後又當別論，但終訖弘光一朝，明朝確未以滿清為敵，無論政治、軍事、外交上，還是情感上。誠然，當時對滿清以“虜”、“酋”、“腥羶”相稱，而予以文化和種族的歧視，但這與進入國家間敵對狀態不是一碼事。
置身二十一世紀，用現代眼光看，確實無法搞懂這種關係。這就是為何先前我們要專門強調，並非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明人有他們自己的觀念，他們的國家倫理處於另一體係。橫亙於我們與他們之間兩個多世紀的時光，會造成曆史內容的諸多落差。
我們借一個著名人物，觀察曆史落差可以大到什麼地步。
經教科書的講述以及若幹文藝作品的渲染，我們心中關於明清代際轉換，往往以清兵人關為重要的時間窗。而此事件，又與一個“賣國賊”形象緊密相連。此人非他，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是也。他被描述為在山海關引狼入室，叛變投敵。今天，若以“吳三桂”三字詢諸國人，必曰“民族敗類”、“漢奸典型”。
然而，這卻隻是我們的看法。在整個弘光朝，吳三桂擁有正麵的形象，事實上，他被看做功臣和英雄。盡管山海關自他手中獻出，然後又作為先鋒引多爾袞入京，南京上下卻不以此為多大的罪惡。後者看重的，是他聯手清兵、擊潰李自成，為崇禎皇帝報了仇。那時，人們普遍認為，平西伯真正盡到了對於君主的義務，是為人臣者之表率。五月末，戶部侍郎賀世壽在其奏疏中，正是這樣評價吳三桂，同時抱怨其他武將的渫黷：
如吳三桂奮身血戰，仿佛李、郭（指唐將李光弼與郭子儀，二人以平安史之亂垂諸史冊），此乃可言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遂幹城，河上擁兵，曷不敵愾！[5]
這完全不能說服我們。作為現代人，不妨諒解古人奉守忠君之道，而引狼入室卻另當別論。吳三桂之為我們不齒，主要在後者。而令人意外的是，當時評論幾乎不曾涉及這一點，就好像那是一個盲點。
問題出在哪兒呢？
在多爾袞致史可法那封著名信件中，關於吳三桂，作者引用了一個中國典故：“獨效包胥之哭”[6]。故事發生在春秋末年。公元前506年，伍子胥率吳國大軍攻破郢都，楚大夫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終為所動，“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7]假如我們為明人對吳三桂“引狼入室”無動於衷感到困惑，可以到這典故中尋找答案。
古時，國家“主權”概念，既不強烈，也不精密。申包胥的行為，置諸今日，非落個乞求外國勢力幹涉本國內政的罵名，古人卻目為忠義救國之舉，垂範後代，流芳千古。這就是為何吳三桂洞開國門、導異國之軍入境這樣一幅圖景，在我們和明人那裏喚起的聯想會大相徑庭。我們所想到的，大概是《地道戰》“鬼子進村”中胖翻譯官一類形象，古人腦海浮現的卻是晝夜哭於秦庭的申包胥。
假如隻是多爾袞把吳三桂比附於申包胥，我們不妨嗤之以鼻，隻當他巧舌如簧。問題在於，明朝人士持有完全相同的評價：
吳三桂一武臣耳。至割父子之親，甘狄之俗，反仇作援，辱身報主，卒挫狂鋒，逐凶逆，此申包胥複楚之舉也。[8]
申包胥典故，是中國話語，不是滿清話語，多爾袞不過是鸚鵡學舌，他了解這種話語在中國的正麵性和有效性。而他對中國思維的理解，頗中鵠的。關於吳三桂邀清兵擊退李自成，明朝果然解讀為申包胥第二，是救國的忠臣，而非叛國的逆臣。他這一形象的終結，將一直等到順治後期率軍進攻雲貴等地，尤其是在緬甸親手俘獲永曆皇帝朱由榔的那一刻。
甲申五月二十八日，弘光登基當月，明朝決定晉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齎送。”[9]
六月二十三日（1644年8月7日），朱由崧就與滿清關係及交涉等，召對內閣成員，共討論了七件事，第二件便有關吳三桂，對他引清軍入關給出四字評語：“仗義購虜”。[10]“購”，通“媾”，即講和、和解之意。這四個字，可以視為官方對吳三桂問題的正式結論。它不單給予吳三桂本人以完全肯定（“仗義”），同時以一個“購”字，追認和確認吳與滿清的合作，符合朝廷的意願。稍後，朝廷向北京派出高級使團，使命之一，正是當麵嘉獎吳三桂。
總之，退回明朝語境，吳三桂頭上非但沒有“賣國賊”帽子，反倒頂著“忠義”的光環。他的漢奸地位是以後形成的，是曆史話語轉換中重新敘述的結果。這個例子說明，在不同時代，曆史視閾之別可能判若雲泥。
三
吳三桂未受譴責反被褒揚，隻是現象。現象都有其根由，如不從根由上求解，我們對當時許多事情，都摸不到脈絡。
帝製時代，沒有我們現在的國家觀念。我們認為，國家高於一切，任何人不得淩駕於國家之上。而古代宗法關係中，“朕即國家”，國是家的放大，君猶父，君主是這大家庭的家長。循這種關係，帝製國家倫理對罪惡、仇敵的認定，以“危我君父”為第一順序，此種人、事或勢力，才是全體臣民不共戴天之敵。而1644年，逼死崇禎皇帝的是李自成，不是滿清。在這過程中，依禮法論，後者不但無仇，反倒有恩。它出兵與李自成決一死戰，將其趕出紫禁城和北京，解除了明朝宗廟社壇繼續為其所竊據、淩辱之恥。
因此，雖然自崇禎即位之初，虜、寇就並為兩患，明朝久為兩者同時夾攻，但此時此刻，明朝的仇敵是“寇”，不是“虜”。對於後者，明朝如果不加感激，至少沒有理由視為敵人。就好比父親被人害死，自己沒有能力雪恨，多虧一個鄰居施以援手，方替自己出了這口惡氣，末了自己反對別人怒目相向，這叫什麼？這叫“以怨報德”。
這種邏輯，任何現代人豈但接受不了，更覺匪夷所思。筆者並不例外。我在此娓娓述之，絕不表示認可。作為經過民主思想熏陶過的我們，對君父至上、愛君甚於愛國的是非觀，隻能斥之“咄咄怪事”。但是，回到1644年，這種是非觀不僅不是“咄咄怪事”，反而無比真切，人們正是通過它來指導判斷，決定言行。而且，不單明朝的態度為其左右，滿清當局的舉措同樣處處以此為考量。
在滿清方麵，對於入主中原一事，顯然經過極精審的計劃。他們透徹研究了中國的倫理體係，深知如何獲致權力合法性。單說以武力推翻明朝，他們早有此能力，卻一直在等待真正合適的時機。當李自成作為造反者攻克北京、逼死崇禎皇帝時，滿清意識到，最理想的時機出現了。入關後的事態，也繼續證明滿清當局有既定、成熟的政治戰略。他們傾其兵力，一路向西追殲李自成，對黃淮以南的明朝則置之不問。他們盡可能地為自己撈取合法性，以便最終向中國臣民證明其君父大仇是仰賴他們方得償報，亂臣賊子是由他們親手化為齏粉。在北京，他們還為崇禎夫婦正式發喪，令其入土為安。第二年，當清軍攜帶著李自成殞命的成就出現在黃淮北岸時，他們已經站在倫理製高點上，俯視著南京。
此亦即多爾袞1644年8月28日（舊曆七月二十七壬子）致信史可法時，何以能堂而皇之指責明朝：
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後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國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賊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11]
以下掊擊福王登基一事，稱為“儼為敵國”之舉，威脅就此“簡西行之旅，轉旆東征”，乃至不排除與闖軍合作，“釋彼重誅，命為前導”。
我們可以說多爾袞此信蠻橫霸道，有些內容很是無賴，然而卻不能否認，在倫理上它無懈可擊。這一點，明朝方麵也無力辯駁。史可法複信就不得不說，滿清入京後一係列舉動，“振古爍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半跪，單膝著地）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雲，‘感恩圖報’已乎。”[12]吏科給事中熊汝霖上疏，議及多爾袞之信，頗感其先聲奪人，令本朝處境尷尬：
聞鹵有謾書，以不葬先帝、不討逆賊為辭。使彼果西入，而我諸鎮無一旅同行，異日何以藉口？[13]
替多爾袞捉刀的，顯然是漢族文士[14]，對禮教條理諳而熟之，所謂以彼之道還治彼身，用中國綱常質問明朝，剛好捏住後者軟肋。明朝雖然首都為其所占，國土為其所分，一時間，卻好似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且不說南京自身有成堆的問題，局如亂麻，就算它政治清明、可以有所作為，隻怕暫時也不便以清為敵，行“恩將仇報”之事。
四
這種“不便”，現代人幾乎已經看不見。今天我們看甲申國變之後時局，目光首先投向闖進國門的滿清，視此為當務之急。但在明朝人眼中卻剛好相反。這是因為，在問題的先後次序上，古人觀點與我們不同。
崇禎時期，“寇”“虜”並稱。而甲申之後，先前並稱的兩患，實際暫時變成一個——“寇仇”瞬間無比放大，“虜患”不僅相應衝淡，更因滿清擊退李闖而客觀上有惠於明。此時明朝對滿清，即不像史可法所言當真抱有“感恩圖報”之心，起碼也感覺稍釋前嫌，所以舉國上下所痛，俱在李闖一端。
地理大發現和形成民族國家意識之後，對於現代人來說，“內”“外”是分量極重的概念，隻要麵臨外侮，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總是第一要義。而仍處“國家”與“天下”混同意識之中的明代，“內”“外”的概念，不是沒有，卻遠不夠強烈，更非第一位。先前講到申包胥一例，揆以現代觀念，多少有“裏通外國”之嫌，當時卻並不苛求。春秋戰國，偶然也有屈原那樣的“愛國者”，但更多的還是伍子胥、商鞅、韓非子、蘇秦一類“客卿”，他們替別國乃至敵國工作，完全沒有“內”“外”觀念。漢以後，華夷之分漸趨強烈，但主要從文化、禮俗層麵論之，還沒有（亦不可能）達到如今的民族國家層麵。對於遭受喪君之痛的明朝人來說，要求他們和今人一樣，在闖進關來的滿清麵前，民族危機感立即上升到第一位，轉而與逼死崇禎的李自成泯其恩仇、修其和好、一致對“外”，這是十九世紀末以後才有可能的情形，十七世紀中葉無以致之。我們已反複講過，甲申三月十九日以後明人的“國恨家仇”為何是李闖而非滿清的道理，那道理雖全然不合我們口味，卻是曆史實境真況，回避不了，否認無益。
現在我們便去了解，當時情境下一般明朝子民的反應。
小說“三言”的編者馮夢龍，是這一過程中的曆史當事人。作為當時活躍、敏感的出版家，他很快推出一部時事文獻集《中興實錄》，具體出版時間未詳，但從所收文章內容看，書出於弘光年內當屬無疑。該書點校者這樣說：“《中興實錄》輯弘光朝部分奏疏、公告而成，確鑿有據，為研究弘光朝史實，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資料。”[15]其實，該書尤為難得之處，是輯有不少民間言論，以馮夢龍自己說法：“因裏人輯時事”[16]。欲覘南明一時民意，此適為佳本。
書中收錄蘇州、鬆江、常熟、嘉興等處，土民個人或集體因國變而發表的倡議書十餘件，矛頭一致對準“賊”、“寇”。如“主辱臣死，豈主死尚可臣生，國亂臣忠，有忠臣豈容國亂”，“立此盟誓，告我同仇，必使敷天縞素，三軍衰墨，以滅賊之日，為釋服之期。”[17]“逆賊憑陵，肆犯畿闕。鏡簴失守，廟社震驚。致先帝飲恨鼎湖，母後痛心椒殿。凡為臣子，莫不切齒裂眥，欲刃賊腹，斬滅之無遺種。”[18]最具代表性的，為以下《討賊檄》：
逆賊無天，長驅犯闕，主憂臣辱，義不俱生。泣血勤王，冀滅此而朝食；毀家殉國，忍坐視以偷安。但苦無餉無用，空拳奚濟；若能同心同力，舉義何難？……義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塵；忠勇傳呼，奮吐東南之氣。承邀靈於天地，決無聖主不中興；祈默祏於祖宗，豈少忠臣共光複。敢告同誌，速定合謀。[19]
檢閱其文，難覓以“北虜”為仇為敵之聲。今人麵此，不免失望的同時而以為古人不知“愛國”。非也，古人不是不愛國，隻是愛國在他們，與我們不屬同一語義。他們的愛國，歸結於愛君；愛君即愛國，君仇即國仇。所以，“以滅賊之日，為釋服之期”，“義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塵”，在明代中國人，這便是最高的愛國。由此我們也提醒自己，到古人那裏發掘愛國精神資源，要格外當心這種歧義，否則，很難不有所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