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多年“以文抑武”體製，現在成為明朝前途中一片最大的暗礁。一邊是不容動搖的祖製、國本，一邊是沮抑已久、而今在現實支持下話語權突然放大，野心亦隨之猛增的武人集團……此時，李自成奔命遠方，滿清“腥羶”也根本還沒有逼近，南京卻已經內傷深重。
一
世上自有國家以來，便伴隨武力。武力，不惟幫助國家建立，亦為其維持存在所仰仗。但武力與國家間的關係，從來有兩麵性——可以是拱衛、守護者，亦能成為破壞者甚至毀滅者。
有鑒乎此，各種類型或製度的國家，都曾設法解決這一難題；迄今來看，卻沒有堪稱完善的方案，就連現代民主政體也不敢自詡可以高枕無憂。雖然從現實有效性觀察，民主政體下武力失控的可能性極低，軍人憑借武力發難、一舉改變國家現狀的情形，基本杜絕。但現實情形並不足以消除理論上的擔憂，以美國為例，我們時常從其電影、小說等看到軍方因不滿現實、試借武力一逞己誌的假想情節。此雖僅為文藝家的想象，但其構思與敘事卻並非全無來由和依據。
所有國家（朝代）的創建，幾乎都是行使武力的結果，一般而言，權力瓜分將體現軍功的因素，從而普遍形成顯赫、強大的軍事貴族階層。一位歐洲史學家這樣說：
他們就是圍繞在每一個有權勢者（包括國王在內）周圍的王室武士（household warriors）群體。雖然當時有各種難題困擾統治階級，但最緊迫的問題卻不是和平時期的國家或私人莊園的管理，而是設法擁有作戰手段。無論於公或於私，無論是為了無憂無慮地工作，還是為了保衛生命和財產，許多世紀以來，戰爭一直被認為是對每一個領袖的事業的常見威脅，以及各種權力職位存在的目的。[1]
這些人，我們不妨大致或籠統地稱他們“騎士”，雖然嚴格意義上“騎士”隻是“最低層封建主”[2]，但因其廣為人知、比較通俗，我們姑且用它來指代歐洲中古時期整個的軍事貴族階層。我們知道，騎士文學是歐洲文學非常悠久的品種；例如，西班牙有熙德傳說，法國有《羅蘭之歌》，英國有亞瑟王和圓桌武士故事。假如你不很熟悉這些，起碼聽說過《堂·吉訶德》，那也是騎士文學的反諷之作。當然，更可以讀一讀莎士比亞曆史劇，不論《約翰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二世》……裏麵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人物。這些情節中，不斷出現某某公爵、某某伯爵，你方唱罷我登場，正像布洛克談到的：“雖然正式集會由於戴著王冠的國王的光臨而大大增添光輝，但詩人甚至對中、低級貴族召開的最普通會議也給予慷慨的渲染”[3]，這是歐洲古典文學津津樂道、頗具特色的一番炫華場景，我們中國讀者往往對此有深刻印象。而此類場景的曆史背景是這樣的：
卡佩王朝初期封建割據不斷加強，法國領土上存在著數十個大的封建公國和伯國，卡佩國王對他們除至多保留領主與附庸的關係外，沒有任何其它控製權，他們在其領地內行使著完全獨立的統治權利。這些封建公、伯國主要是諾曼底公國、勃艮第公國、阿基坦公國、布列塔尼公國……[4]
這是中世紀的法國，而在英格蘭、意大利、德意誌，情形皆相仿佛。
在尊貴然而孤立可憐的國王與口頭宣誓效忠、實際則因為行使著獨立的權力而往往飛揚跋扈的軍事貴族之間，我們隱隱約約懂得何謂“既有入侵、又有內亂的反複不斷的戰爭狀態”——布洛克並且說：歐洲“一直生活於這種狀態”[5]。軍事貴族集團的強大，帶來兩個影響：一是國家穩定係數偏低，君弱臣強，王權不能有效管理國中武裝力量，叛亂、紛爭、衝突頻繁出現；二是國家被軍事貴族實權所架空，後者對國家的效忠可以隻是名譽上乃至表麵的，而憑借領地、城堡行軍事割據之實，相對於統一、完整形態的國家，其社會經濟生產和文化發展存在較多障礙，麵臨很大不利因素。
二
中國曆史由於獨特的文化源頭，走在另一條路上。兩周期間，中國也實行與歐洲相近的“封建製”，但是，通過“周禮”亦即一套倫理規範，封國與王權、封國與封國之間去軍事化，在道德框架內達成秩序的認同與信守。不過，平王東遷（前770年）起，從春秋至戰國，先前的道德認同逐漸崩解，此後大約五百多年，王綱解紐、霸道興起、天下攘亂、武力失控，此即為何孔子會屢屢夢見周公、終生以恢複周禮為己任。
五百年大亂，秦國強者勝出。秦以最強武力敉平、消滅其他較弱的武力，從而建成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這一國家形態，天然地包含抑製、防止超越國家之上的武力之存在的思想，“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6]。這種認識，帶著很強的中國文化和曆史特色，世界其他地方，無論歐洲還是東方的蒙古、日本，均無由致之；所以，中國能夠出現大一統中央集權的構想與實踐，別處則不能。但秦朝雖將這一訴求表達出來，卻並未找到用以支持它的架構，毀壞大城城防、收繳銷毀天下兵器，都是些硬性和外化措施，僅此肯定不能真正達到目的。代之而起的漢代，開始尋找中央集權與“封建製”政治原理的不同，文、景、武三朝，賈誼、晁錯、主父偃先後提出《治安策》《削藩策》《推恩令》，從思想上明確中央集權認識，與“封建製”劃清界限。這是中國曆史非常重要而且獨具的進展，目今一般曆史教科書囿於成說，用歐洲曆史模式套論中國，將二千年帝製時期稱為“封建社會”，而實際上，自秦代起中國就脫離於“封建”體係、進入中央集權模式。
而具體的形而下的製度建設，則還要經過幾百年，方形完備。其中要格外注意中國選士製度的形成與變遷。《漢書·董仲舒傳》說：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7]
究竟是“自仲舒發之”抑或稍早些，或許待定，但中國政治土壤中的確長出了一株獨特的幼苗，它在幾個世紀間從貢舉製逐漸演化到科舉製，如鄧嗣禹先生所論，最終定型於隋唐兩代：“科舉之製，肇基於隋，碻定於唐。”[8]
把曆史對照起來，才比較容易看出名堂：在大致同樣的時間段，歐洲形成了軍事貴族的騎士集團，中國則生成靠筆墨吃飯的文官集團。他們成為各自的社會中堅。在歐洲，若想做人上人，得靠驍勇、征戰和軍功；在中國，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靠的是學識、德行或吟詩賦文的才具。這反映了社會結構的區別，以及權力的去向。隨著“士”的階層的生長與壯大，中國將社會權力移交給遠離武力的文官政治，後者“手無縛雞之力”，無法以武力方式構成威脅——首先當然是對帝權本身的威脅，其次，客觀上人民遭受兵燹之災的幾率也大大降低，這意味著社會可以期待較長久的穩定。對此，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兵製三》裏有一簡明概括：“唐宋以來，文武分為兩途。”[9]自從這權力模式定型以來，有一種看法就在中國紮下了根，即：“天下”雖於“馬上”得之，卻不能於“馬上”治之。這可以簡化為兩個字眼，“武功”和“文治”——國家建立或改朝換代主要依靠“武功”，而社稷延存和祚運傳續卻取決於“文治”。
所以一般地，新朝代建立後，會馬上著手改變“打天下”時軍事係統的狀態，使整個係統重組。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往往被講述成陰謀故事。其實不然，這一情節來自中央集權政治結構內在而自發的要求，所發生的也遠不是一些卓有戰功的將軍個人權力地位邊緣化，而是整個軍事係統都被重新構造。這種重新構造，每個朝代原理相同，具體方式方法不一。唐宋兩朝，軍權收歸中央，“然其職官，內而樞密，外而閫帥州軍，猶文武參用”[10]，文職重臣外出領軍，為全權性質，可直接帶兵，亦即文臣臨時變身將軍，故曰“文武參用”。而在明代統治者看來這很不徹底，它進一步設計出文武“截然不相出入”的兵製：
文臣之督撫，雖與軍事而專任節製，與兵士離而不屬。是故涖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涖軍；節製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製。方自以犬牙交製，使其勢不可叛。[11]
簡言之，明軍領導管理有兩個並存的層麵，一為文官係統的督撫，一為武臣係統的總兵、參將等。前者管控後者而不與部隊發生任何直接關係，後者領兵而接受前者的指令。這種設計，目的不言而喻：分散武力的領導權。問題是，怎麼做到這一點？我們發現關鍵在於這句話：“涖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涖軍。”換言之，把權力加以切割，交給一些人財權而不給他們兵權，交給一些人兵權而又不給他們財權。古雲：“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明朝正是將“兵馬”和“糧草”拆解成互不相幹的兩塊，有“兵馬”者無“糧草”，有“糧草”者無“兵馬”。如此一來，誰也不能單獨控製武力，非於彼此依賴的同時，又彼此牽製不可。在此，明朝統治者很會動腦筋，想出的辦法頗為巧妙。當然，決定性因素還是中央集權體製，沒有這樣一種財賦盡歸中央的體製，顯然無從以“糧草”來控製軍隊。
某種意義上，明代確實做到了“使其勢不可叛”，近三百年中，不是沒有能征善戰的將軍，卻沒有真正的軍事強人。武力之於國家那曆來的兩麵性，似乎成功地變成了一麵——隻有順應國家需要的一麵，而無危害、破壞的一麵。
三
可惜，世上無十全十美之事。雖然武力之於國家的兩麵性似乎被化解，但這化解方式本身卻有自己的兩麵性。“節製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製”，承平狀態下可有效防範武力失控，可一旦國家麵臨較嚴重的外患或內憂，所帶來的問題恰恰也就是不能有效控製武力。因為，真正需要用兵的時候，“節製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製”勢必是內耗與掣肘。不單如此，“節製者”、“操兵者”兩種角色長期定向化，還阻斷了健全軍事家的產生。此即黃宗羲指出的：
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嚐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謂“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豬健狗之徒，不識禮義，輕去就，緩則受吾節製，指顧簿書之間，急則擁兵自重，節製之人自然隨之上下。試觀崇禎時，督撫曾有不為大帥驅使者乎？此時法未嚐不在，未見其不可叛也。[12]
但他隻講了某一麵的情形，還有另一麵，亦即“節製者”不知兵。在以文抑武的軍事係統中，文官出身的督撫都是些讀著聖賢書、念著“子曰詩雲”長大的進士，派他們去“節製”那些帶兵打仗的將軍，尋常剿討小股毛賊也許還看不出來什麼，狼煙四起、遇到大規模戰事時，局麵實在不免荒唐；既然不知兵，實際上，他們也很難“不為大帥驅使”。
帝製中國，無論統治者還是老百姓，都從“文武分途”或者說文官政治結構受益，國家安定，生產能夠保持，文明的腳步較少受幹擾，這些都應看到和承認。一直到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在全球鼇頭獨占，與從製度上有效抑製武力的破壞性有極大關係。不過，正像一開始所說，國家與武力這對難兄難弟的矛盾，沒有盡善盡美的解決方案，相對較好的方案，也必然存在不足。從帝製中國的情形看，自從晉、唐經曆最後兩次嚴重內亂而終於找到有效抑製武力破壞性的製度後，宋、明兩大朝代因內部武力失控而起的危機均不再至，董卓、安祿山式梟雄銷聲匿跡，它們最後覆亡無一例外由外族入侵所致，這也絕非巧合。
問題正在於，當內部武力失控的可能大為削弱時，國家整體軍事能力和效率必然隨之下降。其害處，承平之世絲毫看不出來，一旦“有事”，虎皮羊質、外強中幹的真相便會暴露。宋、明脆敗於西夏、金、蒙古、滿清諸外族，一直以來被歸之於後者武力超強。這固然未為無理，但人們談得很不夠的，其實是宋、明自身軍事機體何其虛弱、不堪一擊。這兩個朝代幾乎不能贏得任何一場戰爭，雖然局部來看它們並不乏軍事奇才和英雄人物，楊家將也罷、嶽家軍也罷、戚繼光也罷，但置諸整體，宋朝、明朝在軍事中的表現皆屬低能。歸根結底，這不應到個人身上找原因，而是製度使然。以文抑武，不光嚴重製約軍隊的戰鬥力，還使得軍事領域摻雜、充斥著官場政治的各種陰謀氣息，在潘洪如何陷害楊繼業、秦檜如何損毀嶽飛、北京官場如何傾軋袁崇煥……這類故事中，有著宋、明兩代軍事機器的典型特征和原理。簡言之，“無事”時它的確十分有效地消融了導致軍事強人產生的能量，然而“有事”時它卻恰恰銷蝕了國家對於高效軍事組織和偉大將領的希望。
我們從明代可以看到，它絕非在朝代尾聲才暴露自己軍事上的低能。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率五十萬大軍，對蒙古瓦剌也先部玩“禦駕親征”，結果於土木堡（今河北懷來附近）五十萬人馬全軍覆沒，朱祁鎮本人被活捉而去。這麼一出喜劇，固是皇帝胡鬧所致，但五十萬明朝正規軍一觸即潰，委實超乎想象。皇家的《英宗實錄》這麼記載：
壬戌，車駕欲啟行，以虜騎繞菅窺伺，複止不行。虜詐退，王振矯命抬營行就水，虜見我陣動，四麵衝突而來，我軍遂大潰，虜邀車駕北行。[13]
並沒發生戰鬥，對方隻一衝，明軍“遂大潰”，威風八麵的大明皇帝也就被人“邀車駕北行”（俘虜）了，五十萬大軍根本是紙老虎，或者連紙老虎也不算。諸多跡象表明，明朝之能維持二百五十年左右的國泰民安，很大程度是因周邊沒有強敵。十四世紀蒙古人崩潰以後，完全退回遊牧原形——他們本質上不適應國家形態，此時終於恢複本性，四分五裂，在廣邈原野上東馳西騁，唯以劫掠為能事；曆來是中國心腹之患的北方一線，由此暫為虛壑，直到萬曆年間努爾哈赤統一建州五部，北部重新出現一個蠻族國家。
崇禎初年以來，內憂與外患並起，督撫＋大帥的結構在內外兩線都暴露出同樣的問題：承平狀態下的穩然可控，一經實戰考驗，被證明徹底失控。洪承疇戰敗、被俘、投降，是這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當時，以“兵部尚書兼副都禦史、總督薊遼軍務”身份來到遼東的洪承疇，在鬆山之戰中為諸將所棄，大同總兵王樸率先遁去，在十三萬大軍中引起連鎖反應，“於是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弓甲遍野。”[14]之後，洪承疇帶著僅剩的由他直接指揮的萬餘孤軍，困守鬆山半年，終於投降。大致，整個崇禎朝的軍事失利如出一轍，剔除其他因素，都因督撫＋大帥這一結構造成軍事行動實際不可控所致。
眼下，來到朱由崧領銜的弘光朝。即位之始，他發下“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的狠誓。君仇國辱須報，疆土亟待恢複。單論數量，此時明朝尚擁兵百萬以上，比敵人隻強不弱，朱由崧發下那樣誓言，也算有根有據。問題是，祖宗製度擺在那兒，偏癱的明朝若想起死回生，弘光君臣非玩出點新花樣不可。
四
新任總理大臣兼國防部長——明朝的官銜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嚐試改革，當然，他謹慎回避任何類似“改革”的字眼，以免引起與祖製相違的質疑。
這方案，就是對弘光朝有重大影響的著名的“設四藩”。提出的時間，諸書所記不一。顧炎武記為乙未日[15]（五月初八，公曆6月12日），談遷記為己亥日[16]（五月十二，公曆6月16日），黃宗羲和計六奇記為庚子日[17]（五月十三，公曆6月17日），李清筆下日期最晚，為甲辰日[18]（五月二十一，公曆6月21日）。差異或係時過境遷，各人記憶不一所致。筆者傾向於采信黃宗羲《弘光實錄鈔》，正像那個“鈔”字所示，此書之作，以黃宗羲私藏的弘光“邸報”為本：“寒夜鼠齧架上，發燭照之，則弘光時邸報，臣畜之以為史料者也。年來幽憂多疾，舊聞日落，十年三徙，聚書複闕，後死之責，誰任之乎？先以一代排比而纂之，證以故所聞見，十日得書四卷，名之曰《弘光實錄鈔》。”[19]
這時，朱由崧監國已十天，距他登基稱帝還有兩天，提出的時機比較恰當。
方案向新君提出一份整體軍事藍圖，建議照此構築防衛體係，確定戰略部署。現存由史可法玄孫史開純編於清乾隆年間的《史忠正公集》，收有《議設四藩疏》一文。但此文甚短，參以《國榷》《南渡錄》所述，整個方案的內容遠比此文具體、詳細，也許繼此疏後，史可法又向朱由崧提交過進一步的說明（《明季南略》提到了《四不可無疏》，但《史忠正公集》未載）。總之，下麵我們集各書之述，以近方案全貌。
《史忠正公集》之《議設四藩疏》全文[20]如下：
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即弱如六朝者，猶爭雄於徐、泗、潁、壽之間，不宜畫（劃）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憊），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基。各屬之兵馬錢糧聽其行取。如恢複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廬城踞（距）江稍遠，有警不妨移駐江浦六合，以捍蔽沿江，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文中地名多為簡稱，為便了解，我們將其轉為今名：淮、徐，是江蘇淮安和徐州，即沿黃河—淮河一線；揚、滁，是江蘇揚州和安徽滁縣，即長江北岸與南京緊鄰的北、西兩塊區域；鳳、泗，是安徽鳳陽和江蘇盱眙（當時稱泗州），位於南京西北方；廬、六，是安徽合肥和六安，轄區為滁州西南以遠。
以上地區，盡處江北。此即史可法所謂“守江南者必於江北”，他構想，在南京由北至西築起兩道防禦圈，外圈為鳳陽府、徐州到淮安府，內圈由廬州府至滁州到揚州府。這兩道防禦圈，加上天險長江，等於南京正前方及左側有三層保護。而南京以東和以南，是自家畛域，無須設防。
三道防線，有如三道箍，將南京圍得鐵桶一般。四藩之間的關係，既是橫向的，也是縱向的，一在前、一在後、一為攻、一為守。即：“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21]互為表裏，裏應外合。
這設計應該說很牢靠了，但我們也發現，核心在於一個“守”字，與朱由崧發誓時的口氣大不相同，貌似怯懦。然而聯係實際，這恰恰顯出設計者的務實，不尚虛言、腳踏實地。奏疏講得很清楚：“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稍後我們當可看到，南京從政壇到軍界是怎樣一種麵貌，在此情狀下，唱高調毫無用處。南京第一步如能做到收拾人心、同仇敵愾，已很不錯；立刻北進、收複失地，想也別想。
更具體地看，“設四藩”的布局共有四塊區域，即內外兩個防禦圈各切成兩段，外圈為淮徐、鳳泗，內圈為廬六、揚滁。各段“包幹”範圍，李清《南渡錄》有詳盡記述[22]：
一、“轄淮揚者駐於淮北，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東、邳州、睢寧，隸十一州縣，經理山東招討事。”
二、“轄徐泗者，駐泗州（今江蘇盱眙），徐州、蕭縣、碭山、豐縣、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蒙城、亳州、懷遠各州縣隸焉，經理河北、河南開、歸一帶招討事。”
三、“轄鳳壽者，或駐壽，或駐臨淮，以鳳陽、臨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各州縣隸之，經理河南陳、歸一帶招討事。”
四、“轄滁和者，或駐滁州，或駐廬州，或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合肥、六合、巢縣、無為各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剿事。”
五
單看以上，“設四藩”隻是一番兵力布置，看不出有何“改革意義”。需要注意的是，奏疏中“各屬之兵馬錢糧聽其行取。如恢複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一句。這是具有實質意義的，不過《史忠正公集》所載內容過簡，讀者難以盡悉其意，倘若參照一下《南渡錄》所述，對相關內容何其重要，輒豁然明朗：
一切軍民皆聽統轄，有司聽節製，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並整理，所轄各將聽薦題用，荒蕪田地俱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采。仍聽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鎮額兵三萬，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23]
這段文字，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幾乎分毫不差，談遷《國榷》也大體相同。順便說一下，我推測後二者所述均據《南渡錄》。原因有二：一是李清弘光間在南京居要職，《南渡錄》中事都是他親曆親聞；二是《南渡錄》成稿應早於《聖安皇帝本紀》和《國榷》，南京城破之後，李清便歸隱故鄉興化棗園，杜門著述，顧炎武則參加過一段抗清活動，談遷《國榷》雖寫得早，原稿卻於1647年失竊，“又發憤重新編寫，一六五三年帶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訂”[24]，定稿起碼是1653年以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