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南渡錄》的記載逐句讀下來，我們得到以下信息：“四藩”被賦予極大權力，可以說軍、政、財權集於一身。不單指揮軍隊，老百姓也歸他們管；不單管得了百姓，還管得了地方官；所有原地方部隊，都被收編、統一於麾下；有權提名、建議提拔軍官，雖然理論上需要督師批準，實際隻是履行個手續而已；凡屬荒地都可任意開墾，任何礦產都可不加限製地開采；甚至，有商業管理權和征稅權，稅收不必上繳而留為“軍費”；最後還有一句：“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即：但能攻下中原一城一地，就立即、自動、無條件納入該鎮勢力範圍，而聯係上麵所準予的諸種權力，其中的誘惑是巨大的。
《聖安皇帝本紀》在“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後麵，多了一句：
寰宇恢複，爵為上公，與開國元勳同，準世襲。[25]
該句亦見於《國榷》，寫做：
寰宇恢複，爵為上公，世襲。[26]
至此，我們才算完整了解“設四藩”方案，也終於接觸到它比較核心的地方。不錯，它的確是一個務實、周密的軍事防衛計劃，但這計劃的生命力並不取決於態度的務實和設計的周密，而取決於利益與權力的再分配或讓步。假如沒有後麵那種實質內容，計劃製訂得再好，也引不起任何興趣。俗話說，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到了明末這種光景，朝廷與軍隊之間，就是肉包子與狗的關係。不拿出相當的實惠，根本不可能調動軍方的“積極性”。
我們不必沉吟措辭是否得當，而可徑直確認：“設四藩”差不多等於封了四個獨立王國，不妨分別稱之為“淮徐國”、“揚滁國”、“鳳泗國”、“廬六國”。唐末藩鎮軍事割據時代又回來了，甚至退回到漢代初年實封異姓王（韓信、英布等）那樣的狀態。當然，史可法奏疏未有隻言片語點破這一點，它好像隻是談論軍事布局，但我們看得很清楚，布局是一方麵，割據是另一方麵——抑或不如說，表麵上出於布局，內裏是為著安撫軍方、努力調動他們保護國家的“積極性”。
這表示，所謂“涖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涖軍；節製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製”、“文武分途”那套祖製，已徒具虛名。四藩盡有其兵、盡有其地、盡有其民，可在境內行使一切權力，是某一區域內絕對統治者。而且，不單現在明確劃分好的區域歸其所有，將來一旦征服新地，也通通作為獎賞裝入他的腰包，完全是分茅裂土的架勢。
明朝二百多年來的以文抑武，以及軍隊在國家政治中的工具化和邊緣化，到此宣告瓦解。或者說，最終證實那套辦法沒有真正解決國家與武力這一難題；它一度行之有效，隻是因處和平現實，未經真正考驗。基本上，崇禎朝十七年都在證明這一點——剿“賊”也好，平“虜”也罷，所以節節失利，追根尋源是軍事製度無法適應實戰需要。統治穩固時，它能夠防範養虎遺患之弊，抑阻武力覬覦威柄的風險。但好事豈能全占？一俟“有事”，卻發現並非“養兵千日”就可“用於一時”，從“養”到“用”的銜接與轉換，有許多因素需要把握、安排，而明朝軍事製度顯然並未認真、深入、細致處理好這些問題，等到狼煙四起，突然發現自己空養了數百萬軍隊，其實卻是個豆腐渣體係，安內攘外，無一堪用；末了，國都淪陷，君被逼死。
這種在戰亂時期已被證明全然無效的軍事製度，無法再堅持下去。史可法奏疏圖變，既迫不得已，也勢屬必然。然而不幸，倉猝間實際談不上創新，變是非變不可，卻又拿不出新的辦法。怎麼辦？隻好悄悄撿起老套子，乞助於祖製所否定甚至是嚴加防範的藩鎮製。計六奇評論說：
愚謂即仿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豈堂奧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27]
他也覺得，現實地看，倒退到“古藩鎮法”實屬無奈，舍此並無他法可以救急；但他認為，四藩之設起碼應在黃河以北，將其置於肘腋之內，太冒險了。這確實是非常要害的問題，後來弘光朝所有苦頭都可說由此而來。不過，這點道理史可法不可能不明白，也不會未曾慮到，然而，一來南京防衛乃當務之急，二來若真將四藩設在黃河以北，可能嗎？哪位大帥將欣然受命？這裏要捎帶批評一下黃宗羲。談到“設四藩”，他對史可法很不以為然，說“君子知其無能為矣”[28]，這固然出於嫉惡如仇（參酌他對赳赳武夫冠以“豪豬健狗之徒，不識禮義”的看法），但和曆來“清流”一樣；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人常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其實剛好相反，當局者的認識較旁觀者一般都來得更清醒、準確。旁觀者不擔責任，話總能說得最漂亮，當局者卻不能以漂亮為念，他要審時度勢，言行盡量符合實際，還要顧及大局。
六
四藩者，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也。國變後，他們是左良玉以外明朝正規軍中實力最強的四大統帥。這四支部隊，黃得功鎮廬州[29]，劉良佐也應駐於左近[30]；高傑、劉澤清則是“外來戶”，前者由山西敗潰而來，後者是從山東逃到江北。“及設四藩，傑卒駐揚，澤清駐淮，良佐駐鳳、泗，黃得功駐廬。”[31]其中還有一些過節、爭奪，暫且不表。
劃定四藩的同時，朝廷還宣布給五位大帥晉爵。寧南伯左良玉、靖南伯黃得功進封侯爵，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別為興平伯、東平伯、廣昌伯。
需要補充一個情況，一般以為“設四藩”的主意出自史可法，事實也許並非如此。《議設四藩疏》肯定是史可法寫的，也是以他的名義進呈於朱由崧，不過這隻表明職務關係——作為首揆，相關行為必須由他出麵。但意見是不是他提出，或者，是不是他的獨自主張，一些記載露出其他跡象。
例如，《明季南略》“史可法請設四鎮”一條，載史可法奏疏有如下字樣：“臣與高弘圖、薑曰廣、馬士英等謹議……”、“又議……”，顯示有關建議是內閣集體會商的結果。《國榷》的記載有相同內容，且更具體：
大學士史可法言：“昨午與諸臣高弘圖、薑曰廣、馬士英等，恭承召諭，令臣等將用人、守江、設兵、理餉各宜議定。謹議……江北與賊接壤，遂為衝邊。淮揚滁鳳泗廬六處，設為四藩，以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劉良佐高傑劉澤清分鎮之。”[32]
明指頭一天經朱由崧召對、下旨，開了一個會，專門討論。
最出乎意表的材料，見應廷吉《青燐屑》。史可法督師揚州，作者充其幕僚，追隨左右直至揚州城破前夕，其間無話不談，後均記於《青燐屑》一書。1644年12月2日（舊曆十一月初四），崔鎮，對時局備感失望的史可法回顧半年來弘光朝的經曆，如是說：
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為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讚成其事者，薑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餘也。[33]
裏麵包含四個要點：一、“設四藩”提議人是高弘圖；二、表示讚成的有薑曰廣、馬士英；三、史可法本人當時對此感到拿不定主意；四、數月後，經觀察和檢驗，史可法認為這是一個糟糕的決定，並深為後悔沒有斷然反對。
這段話正好能與《國榷》、《明季南略》相證，即：“設四藩”方案，來自於一次內閣會商。而且我們進一步得知，史可法非但不是始作俑者，還是唯一感到猶豫的人。
問題是，這說法的可信度如何？會不會是史可法推卸責任的一麵之詞？筆者不以為如此。綜觀甲申之變以來，種種表現說明史可法是勇於任事、能夠忍辱負重之人。這樣一個人，對屬於自己的過錯不會諉之他人。封四鎮後不久，江督袁繼鹹從九江入朝，曾就此事專程前往內閣，“責閣臣史可法不當遽伯高傑”[34]，史可法一言未發，沒有為洗刷自己而透露內情。查遍史料，他僅僅是在私密、憤懣的情形下對應廷吉提到過一次，除此之外人概莫知，以致同時代的黃宗羲過了很多年仍認為：“史可法亦恐四鎮之不悅己也，急封爵以慰之。”[35]
歸根結蒂，四藩之設、重賞諸帥、武人地位提升，不在於誰提議，而在客觀上可否避免？徐鼒論道：
然則可法胡為出此謀也？曰：不得已也。諸將各擁強兵，分據江北，能禁其不竊踞自尊乎？不能也。鋤而去之，能保其不為敵用乎？不能也。既不能製其死命，而又不能撫之以恩……假以朝命，使恩猶出之自上，此亦亂世馭驕將不得已之術也。[36]
從最實際的角度講，且不說別的，弘光之立就很借重武人，不是有朱由崧曾以書招高傑等率兵擁立的傳說嗎？就算朱由崧本人無此舉，馬士英與諸將串聯總是千真萬確的事，“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敢違。”[37]皇帝人選如何，都已須視武人眼色，何況封個伯爵侯爵？這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國變之後，敗兵如潮，軍隊處在失控邊緣，事實上此時已經發生嚴重危機——高傑所部在揚州、瓜州等處，大肆劫掠，與民眾生死對峙；不同部隊之間也為爭奪地盤或其他利益，頻發流血衝突。可以說，原有軍事建構已失去效用，根本沒有任何約束力，必須要有新的方案，平衡利益、穩定軍隊，同時，重構朝廷武力或至少形成一種暫時秩序。就此而言，“設四藩”也許不是令人嘉許的方案，但它相當誠實，反映了現實的要求。
七
在我所讀有關南明曆史的論述中，能夠矚目於軍事建構問題對南明時局之影響的，是一位美國作者司徒琳（Lynn A.Struve）。她的《南明史》，以明朝的“右文傾向”（或我所稱的“以文抑武”）為起點和基礎，將其視為南明的主要和基本矛盾。她說：“在明代中國不會有如同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或者黑格（Alexander Haig）的官員，也不會有做了州長或市長還向選民炫耀已往軍功的上校。”[38]西方作者對這種情形擁有特殊的敏感，極為自然，而中國人可能卻比較遲鈍。過去我們的南明研究，普遍注意的是黨爭或道德問題，把它看作左右南明的主要矛盾。我們比較習慣這樣的思路和興趣點，可惜這並非崇禎之後格局變化所在。弘光朝的新局麵，在於武人地位改變及由此造成的牽製與影響。與大多數人的曆史認識不同，弘光朝並非因為清兵南下而崩潰；實際壓垮弘光朝的，是內部軍變，亦即左良玉部的叛亂——當然，左部叛亂又隻是國家與武力這對矛盾最終的總爆發，在此之前，齟齬不斷、醞釀已久，以後我們會借史可法督師揚州的情形作更加細致的觀察。
過往二百餘年，國家政治生活中幾乎沒有武人身影。太祖朱元璋盡戮宿將，逮其末年，依《明史》所說：“公、侯諸宿將坐奸黨，先後麗法，稀得免者”，隻有一個湯和“獨享壽考”。[39]一般都將此解讀為朱元璋殘忍好殺，固然不錯，然僅僅如是觀，未免小覷了這位農民皇帝。實際上，其中有他的治國取向。《閑中今古錄》載：
（太祖）響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40]
回答相當坦然：打壓武人，意在右文。這一右文傾向，明朝始終保持不變，即便中間朱棣曾以“靖難之役”大肆用兵，武人地位也未因此反彈。以後明朝並非沒有大的政治動蕩，景泰末“奪門之變”、萬曆末“移宮案”，都關乎帝位，但我們在其中隻見文臣身影，未見武人參預或武力因素，後者政治上的邊緣化一目了然。
弘光政治，卻庶幾相顛倒了。首先，福王以兵而立，文臣迫於軍事壓力不敢堅持己見、草草放棄主張，這是過去未有的情形。緊接著，又發生一連串武臣跋扈，乃至淩辱文臣的事情。四月二十七日，討論迎立問題時，呂大器表現猶豫，誠意伯、提督操江劉孔昭“詈大器不得出言搖惑”，不但態度粗暴，說話內容也是命令式的，而呂大器竟“不敢複言”。[41]福王進城入宮當天，文武百官第一次正式謁見的時候，靈璧侯湯國祚就當場喧嘩，“訐戶部措餉不時，其言憤絮”，文官大多沉默，倒是大太監韓讚周出麵製止，“叱之起”。[42]這位靈璧侯就是湯和的後代，回想乃祖晚年“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43]的表現，豈非天差地別？
過了一個月，同樣是在禦前，早朝甫畢，劉孔昭拉著湯國祚、趙之龍（忻城伯、京營戎政總督），“呼大小九卿科道於廷”，“大罵”吏部尚書張慎言，“欲逐之去”。罵他“排忽武臣，專選文臣，結黨行私”。如此罵了一陣子，猶不過癮，劉孔昭竟然“袖中取出小刃，逐慎言於班，必欲手刃之”。最後，還是靠韓讚周得以製止，“叱之曰‘從古無此朝規！’乃止。”[44]
這出鬧劇，將武臣的忘形展示無遺。他們並非僅僅不把文職重臣放在眼裏，索性也置皇帝的威儀於不顧。打個比方，猶今之在法庭上，控辯雙方意見不合，一方居然拍桌咆哮甚而大打出手。這種態度，豈止是欺壓對手，而是連同法官、法庭一並藐視了。故而韓讚周斥以“從古無此朝規”。
劉孔昭等明裏衝著張慎言而來，實則是向文官主政的傳統發起挑戰。吏部專司官員選用，古時稱吏部和吏部長官為“銓曹”，這個“銓”字，便是考量、衡準之意，正如禦史王孫蕃所說：“吏部司職用人，除推官升官外，別無職掌。”[45]作為吏部尚書，張慎言提出任用人選，不僅是分內之事，實際上舍此他簡直也就無事可做。但此刻，在新的形勢下，劉孔昭一班武臣已不甘此權盡操文官之手，他們打著反對結黨營私的旗號，圖謀參與到這項權力之中，這是鬧事的實質。所以，他們與其說是攻擊張慎言，不如說是在表達對國家製度的不滿。事後，內閣大學士高弘圖向弘光皇帝上奏時，嚴正指出：
文武官各有職掌，毋得侵犯，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屬贅員矣。[46]
作為抗議，高弘圖提出辭職。受到指責和侮辱的張慎言，更是堅決自請“罷斥”。正常情況下，皇帝應根據原則，對那班逾分的武臣進行一定處理，至少給予申飭；但在朱由崧來說，自己帝位就拜這些武人所賜，其“定策之功”回報還來不及，哪敢說三道四？他雖然也努力“慰留”張慎言，卻始終沒講一句公道話。結果，十多天後張慎言果然“致仕”，成為弘光朝第一位去職的文職重臣。
整個武臣集團都蠢蠢欲動。發出類似信號的，不僅有開國元戎的後代，還有手握重兵的野戰軍統帥。“四鎮”之一、新晉伯爵的劉澤清毫不掩飾地叫囂：
中興所倚，全在政府，舊用大帥，自應群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47]
什麼意思呢？他認為：走向“中興”，必須革新政府；過去多少年，大帥的任用都由文官說了算，現在要變一變了，何人當宰相，大帥也應參與決定。
沒有什麼比這更赤裸裸地表明了軍人幹政的意圖。二百多年“以文抑武”體製，現在明顯成為明朝前途中一片最大的暗礁。一邊是不容動搖的祖製、國本，一邊是沮抑已久、而今在現實的支持下話語權突然放大，野心亦隨之猛增的武人集團；這種尖銳矛盾，令所謂文、武分途變成了文、武對立。此時，李自成奔命遠方，滿清“腥羶”也根本還沒有逼近，南京卻已經內傷深重。這麼一具軀體，還需要從外部給予打擊，才會頹然委地嗎？
八
六、七月間，又爆發更激烈的衝突。
前左都禦史、浙江耆宿劉宗周起複舊職。是年，劉宗周六十六歲。在學問和思想上，他是一代大宗師，世稱“蕺山先生”，明末名流出其門下的甚多，如祁彪佳、熊汝霖、陳子龍、周鑣、黃宗羲、陳洪綬、仇兆鰲、毛奇齡……可謂網盡精英。他的學說，以“誠意”、“慎獨”為核心。從思想到人格，無論對人對己，他都嚴正之極，容不得半點汙垢，行為剛峻乃至乖異。他曾自謂：“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報君父，畢致身之義。偶會時艱，不恤以身試之。”[48]他還是“以文抑武”論的主要堅持者，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崇禎皇帝召見五府六部九卿科道的麵對中，他發言說：
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製。以故，師出有名，動有成績。[49]
認為用兵最高境界，是湯武仁義之道，如果做不到，就要像齊桓、晉文那樣切實予以約束、控製；否則，武力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難窺見，他心中對武力以及從事武力的武人，懷有倫理上的卑視；這當然反映著儒家意識形態的基本觀念。可以想象，一個有著這樣觀念而個性又極堅毅的人出現於刻下的南京，會觸發怎樣的事端。
從接到朝廷起用通知那一刻起，劉宗周似乎就進入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他從家鄉山陰起身，一路向南京進發。但他並不急於進入南京，也不肯使用“左都禦史”的官銜，《明季南略》說他“不受銜”[50]，《小腆紀年附考》則說“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51]。這種舉動在別人身上，可能是作秀，但在劉宗周卻絕對嚴肅，是對“誠意”、“慎獨”理念的踐行，用他原話講，“當此國破君從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大家起碼該做到“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52]他恪守著“名不正，則言不順”，入朝麵君之前，要把一切有關大義疏明確立。在他看來，君仇未報，人人都是戴罪之臣，無顏接受新的任命，所以自稱“草莽孤臣”，以這身份向朱由崧遞上一道又一道奏疏，陳述心中的各種原則。
在引起軒然大波的《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中，他嚴厲抨擊棄土辱國、望風而逃的將帥：
數百裏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致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於遠地，是倡逃之實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罪皆可斬也。[53]
緊接著，又上《追發先帝大痛以伸大仇疏》，指責封疆之臣確知崇禎皇帝凶問後，理當“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結果卻“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事，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安坐地方，不移一步”——人臣若此，皆該“坐誅”。[54]
兩疏一出，“中外為之悚動”[55]。客觀地說，疏中言論不無過激，尤其“可斬”、“坐誅”字眼，似乎殺氣騰騰。不過，這其實未足掛懷。劉宗周隻是一個持議過苛而手無寸鐵的老夫子，口中說出那些話，在他乃是激於忠義、呼喚正氣、從倫理層麵出發的必有之論。其次，其矛頭所向應該說沒有“黨偏”跡象，我們看到他並非專門針對武人集團或馬士英等弘光新貴而來，所列的“可斬”對象包括路振飛，還說他“尤可恨”。其實大家公認路振飛很正派，絕不屬於“奸小之輩”。由此可見劉宗周不免也是“攻其一點，不計其餘”，有股子“一個都不饒恕”的倔強勁兒。
問題是，武人集團正處在由弱勢轉強勢、向文官係統發起衝擊的過程中。他們剛剛成功攆跑了吏部尚書張慎言，劉宗周居然“頂風作案”；更何況，人未到、挑釁先至，是可忍則孰不可忍。
事情迅速演為一場危機。“都中謗紙喧傳”，南京出現許多匿名傳單，造謠東林黨人“聚兵句容”，圖謀“不軌”，又稱“四鎮方修行署，將入清君側”；南京滿城岌岌，“旬日方定”。[56]
這些謠言，可以肯定出自武人集團，而其源泉是東平伯劉澤清。在造足氣勢之後，“越數日，劉澤清疏至，明己有功無罪”，其中更有如下狠話：“宗周若誅，即卸任。”要求朱由崧賜予上方劍，讓他去殺掉劉宗周。李清對劉澤清的上疏有三個字的印象：“語狂悖。”[57]
劉澤清似乎並非嘴上說說，《南疆逸史》（亦見於《弘光實錄鈔》）記載了一個驚人情節：
方宗周在丹陽僧舍也，澤清、（高）傑遣刺客數輩跡之。見其正容危坐，亦心折不敢加害。[58]
情節很像《趙氏孤兒》屠岸賈之刺趙盾。以劉澤清的陰毒，這種事他能夠做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