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說高傑也派遣了刺客，應係訛傳。事實上，高傑不曾參與劉澤清攻擊劉宗周的行動（詳下）；在此，筆者提供一條來自祁彪佳日記的可直接排除高傑嫌疑的證據。當時，祁彪佳奉命過江，處理部隊間糾紛；七月十六日，在瓜洲與從揚州趕來、正在此協調“四鎮”的太仆寺少卿萬元吉會晤。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
……歡然共談於樓上。萬以劉鶴洲（劉澤清字）方參論東林諸老，欲令高英吾（高傑字）上訴，反其所言。予以非鎮將所宜言，令勿托彼。萬極是之。[59]
這裏說的是，劉澤清冒用高傑名義，聯名上疏參劾劉宗周等，萬元吉了解後，打算讓高傑自奏一疏，聲明名義被劉澤清冒用，而祁彪佳認為這麼做不妥，萬元吉由是打消此念。
據《明季南略》，大約半個月中，劉澤清先後三次上疏，要求嚴懲劉宗周。第一次與高傑聯名，第二次與劉良佐同時上疏，第三次以“四鎮”的集體名義：
七月廿一丙午，劉澤清、高傑劾奏劉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三十日乙卯，劉良佐、劉澤清各疏參劉宗周勸主上親征為有逆謀。八月初二日丁巳，高傑等公疏請加宗周以重謬，謂疏自稱“草莽孤臣”為不臣。既上，澤清以稿示傑，傑驚曰：“吾輩武人，乃預朝中事乎？”疏列黃得功名，得功又疏辯實不預聞。[60]
不僅冒用了高傑名義，還冒用了黃得功名義，隻有劉良佐未見表示異議。最惡劣的當屬第三次，盜用“四鎮”集體名義來構成強大軍事壓力，逼迫朱由崧製裁劉宗周。
事實上，劉澤清還曾於八月二十日第四次上疏。這一次，攻擊對象除了劉宗周，還有內閣大學士薑曰廣。原因是，劉宗周《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呈達後，握有票擬權的薑曰廣代朱由崧作出如下批示：
覽卿奏，毋狗偏安，必規進取，親統六師恢複舊物，朕意原是如此。至嚴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孝之良心，慎新爵、核舊官，俱說的是。朕拜昌言，用策後效。仍著宣付史館。該部知道。[61]
雖無實質性處理，然而，將劉宗周奏疏存入史館，等於所言將鑒於史冊。
因此，劉澤清大恨，連同薑曰廣一道猛攻，《甲乙事案》形容：“其詞凶悍甚。”[62]這種凶悍有充分的理由。雖然高傑、黃得功不肯與之聯手，內閣大學士、兵部尚書馬士英卻是他的奧援。黃得功揭發劉澤清盜用其名義的奏疏，被馬士英悄悄扣下。麵對劉澤清的連番彈劾，劉宗周指出：
本朝受命三百年來，未有武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而欲殺憲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短長、使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之，皆自劉澤清始。一時紀綱法度蕩然矣。[63]
這幾句話，完整道出弘光政局的根本之變。大勢如此，不可挽回。十多天後的事實證明，這場較量，文官係統損失慘重。九月九日，薑曰廣致仕；九月十日，劉宗周致仕。戶部給事中吳適上疏，懇請留任薑、劉，沒有任何反應。《小腆紀年附考》說：“宗周以宿儒重望，為海內清流領袖。既出國門，都人士聚觀歎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為也。”[64]
九
對薑曰廣、劉宗周的相繼去位，文秉評以“從此大柄益倒持矣”[65]——的確是這樣一個標誌，這樣一個決定性時刻；在那以後，國柄實際落在武人之手，“以文抑武”國策就此破產。
但是，明人對於這當中的合理性，往往不能認識，他們難以走出抽象的“是非”，從客觀實際出發去看待和理解這種變化。比如文秉隨後的評論：
澤清以武夫而強預舉錯之權，固已悖矣。至公然驅逐正人，甘為群奸效命，逆莫大焉。[66]
仍是“悖”、“正人”、“奸”、“逆”一類字眼，仍然以正統看一方、以陰謀看另一方。其實政治上實質性的變動，從來不是靠陰謀；陰謀可以起一點作用，起不了決定性作用；決定性作用還是來自實勢的轉換。明末政治的武人上位，不應視為搗鬼的結果，而是趨勢所在。
拉開一段距離的清人，所見就比明人中肯。徐鼒承認劉宗周疏言都是“侃侃正論”，但卻批評他是“君子之過”。他提出這樣的問題：“大其守春秋討賊複仇之意也。然則其言可用乎？”並引用了一句古語：“國君含垢，貴知時也。”拿史可法為對照，並稱讚了後者：“史可法之委曲撫綏，論者譏其懦，而吾獨有以諒其時勢之難也。”[67]
對此，我所見的鞭辟入裏的評論，來自溫睿臨《南疆逸史》：
夫道有汙隆、時有常變，文經武緯，迭相為用。兵之設肇於炎黃，聖人未嚐不亟講之也。故《易》著師象、藝尚射禦；武王親秉旄鉞，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孔子夾穀之會，具左右司馬，誅萊夷而齊侯懼；清之戰，冉求用矛以入齊師，孔子稱其義。故以即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戰則克，蓋得其道矣，聖人何嚐諱言兵哉！自晉人尚清言、宋人祟理學，指武備為末事、將帥為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說以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從之；於是將鮮道德之選、軍蔑尊親之習，甲兵朽鈍，行伍單弱。馴至盜賊縱橫，貊夷交侵；乃尊用粗暴猛厲之夫，奉以為將。始則慢之，繼則畏之；驕兵悍將，挾寇自重，文吏恇怯而不敢究。蓋後世中國之衰，皆自腐儒釀之也。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至欲以幹羽格“闖”、“獻”方張之虐焰，何其迂也！南都立國，宿將盡矣，惟有四鎮耳。故雖暴橫，而史公欲用之；不憚委曲綢繆，撫輯其眾。乃宗周指其當誅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誣詆大臣，不反輕朝廷之威耶？漢文帝有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及今可施行也。後世之君子，皆自持其正論，以博名高耳，豈計時勢之不能行哉！……嗚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過也。尊其身矣、聽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時宜、身無救於敗亡，則豈孔孟之道果僅可用諸平世歟！[68]
此段將國家與武力以及文與武的辯證關係、曆史認識的變化、宋明理學與孔子本人的差異、史可法正確在何處等一幹問題，講得格外清楚。讀一遍，我們對中國的相關曆史，基本可知其廓蓋。
尤應注意“則豈孔孟之道果僅可用諸平世歟”這一句，曆史的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用於和平下或比較秩序化的現實，“孔孟之道”在古時算是不錯的選擇，然一逢亂世，這體係就有點像紙糊的燈籠，中看不中用。總之，很難找到萬全之策，這似乎是沒有辦法的事。“孔孟之道”擅長守成，能保社會平衡和穩定，但不具侵略性、進取性或攻擊性，是平平安安過日子的辦法。基督教倫理天生讚美衝突，不滿足現世，很有侵略性、進取性或攻擊性，總想方設法破壞舊的、追求新的，哪怕失去安寧。不同文化塑造了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生活。“孔孟之道”下古代中國人自有其實惠，這一點既應看到，若跟同時代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甚至也許可以知足；它並非完全不搞階級壓迫、也不曾做到一律公平，但它相對講道理，主張各有所退讓、忍讓，主張和為貴，遇到矛盾不讚成用強，講調和、講中庸……這些，都是它的長處，也是它所以令中國大多數時間較其他古代世界安詳、豐裕的原因。但“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正複為奇，善複為妖”。它的好處，便是它的不好處。不喜歡用強，慢慢地就變成無強可用；老講調和、中庸，潑辣、野性、健勁的力量，慢慢地就不見蹤影。
用進廢退，這既是自然界的原理，也是人世的常情。對儒家中國來說，文、武難以保持平衡狀態，向“文”一側偏得太多，“文”的經驗很厚重，“武”的能力日益孱弱，愈到後來愈嚴重。漢之後，除唐代一段時間，遇到與外族PK，基本上大漢民族都一潰千裏。我們講的，並非在“積貧積弱”的近現代與歐美列強及日本之間的PK，卻是作為明顯富強得多的文明與蒙昧不開的“蠻夷”之間的PK。後一情形，晉代以來起碼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被鮮卑、匈奴等“五胡”驅趕到長江以南；第二次，先被金人驅趕到長江以南，再被蒙古人在長江以南亡國；第三次，便是被滿清征服全境。其實，嚴格地說還包括唐末。唐末跟明末很有幾分神似；黃巢也將國都打下，並在那裏稱帝，之後也是異族武力——名叫沙陀，乃突厥人的一支，它的首領先是李克用，然後是朱溫——代替中國皇帝把叛亂者擊敗、趕跑，進而又奪了漢人天下。這樣看來，儒家被確立為文化正統後，生死存亡關頭，漢族中國全部以強輸弱。
這顯然要算一種結構性的缺陷。總之，以中國曆史來看，強能淩弱總被證明並不成立，相反，弱能勝強反倒屢試不爽。這一點，或許將給目下某些強國論的鼓吹者潑些冷水，因為除了近現代，曆史上中國幾次“挨打”，都並不因為“落後”，相反恰恰是以富強之國的身份。
且以1644年而論，甲申國變後，大明、大清雙方無論國力、軍力都並不般配——前者盡有膏腴之地，江浙一帶更是中國財賦之所出，談到軍力，單單江淮至荊楚一線，明軍即達百萬以上；反觀清人，既來自開發不足、物產不豐的關外，其真正兵力不過十餘萬人（滿清征南，投降的明軍起到很大作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便主要是後者的“傑作”），況且戰線如此之長，按通常軍事理論，單單補給一項就大為不利。然而結果如何？清兵南下，直如破竹，明朝則一觸即潰。
是否有以下的可能：明軍雖然人數占優，實際戰鬥力卻極差，不像清軍少則少矣，卻個個是精兵強將？我們從兩者交戰的不相匹敵，極易作此揣測。然而，曆史卻並不迎合揣測，哪怕看上去“合情合理”。就此，我們有翔實、直接的材料，來說明明軍的戰鬥力。這個材料，見於祁彪佳日記。
朱由崧剛剛監國，祁彪佳就受命巡撫蘇鬆（蘇州、鬆江一帶）。到了那裏，他開始抓一件大事，即整頓軍隊：
予以地方多事，不可無兵，乃將各營兵並為標下左、右、中、前、後五營……標中之兵，力必在六百斤以上，其九百斤者，則拔為衝鋒官。[69]
他要求，每個士兵必須有舉起三百公斤的力氣，這樣才達標；假如能舉四百五十公斤，就提拔為衝鋒官。這個標準相當高，體格膂力遠超過普通人（未知今天的士兵能否達到），一旦投入戰鬥應得謂之強勁。那麼，祁彪佳是否不過說說而已？不是的。他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督行其軍事整頓計劃，日記留有多處相關記述。如七月初九，視察“義勇營”[70]；七月十五日，手下將領向他彙報“以力及額者（即達到前述之標準者）入標中營，餘歸左右二營”[71]；七月二十日，到“教場”考核練兵效果[72]；八月二十六日，在“禮賢館”“試驗衝鋒官技勇”，“有腹壓六百斤石又能立六人於上者”[73]；九月十二日，同樣是在“禮賢館”，“召標中新募兵過堂”，“內有未冠者五六人，皆力舉七八百斤”，“又試諸衝鋒官技力”[74]。可見標準被嚴格執行了，既未苟且，更非說說而已。當然，較諸明軍其他部隊，也許祁彪佳算是“高標準，嚴要求”，但比一般要求不會高出太多，否則很難推行。
這樣的部隊，能說是草囊飯袋？又怎會一觸即潰、不堪一擊？然而事實又確實如此，清兵南下過程中，簡直不曾發生過什麼像樣的戰鬥，明軍望風披靡，幾乎全都不戰而降。其中答案，顯然難於強、弱求之，實際也無從於強、弱求之，而必然另有根由。作為觀察與思考，我們就此展開的認識，需要抵於曆史與文化的深層及全局。
【注釋】
[1]馬克·布洛克《封建社會》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233頁。
[2]沈煉之主編《法國通史簡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85頁。
[3]馬克·布洛克《封建社會》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330頁。
[4]沈煉之主編《法國通史簡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84頁。
[5]馬克，布洛克《封建社會》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244頁。
[6]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91頁。
[7]班固《漢書》卷五十六，中華書局，2002，第2525頁。
[8]鄧嗣禹《中國考試製度史》，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第18頁。
[9]《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4頁。
[10]《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4頁。
[11]《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4頁。
[12]《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4頁。
[13]《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1962，第3498頁。
[14]談遷《國榷》卷九十七，中華書局，2005，第5904頁。
[15]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7頁。
[16]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96頁。
[17]古藏氏史臣（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6頁。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6頁。
[18]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37頁。
[19]古藏氏史臣（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頁。
[20]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第3—4頁。
[21]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38頁。
[22]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38頁。
[23]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38頁。
[24]吳晗《談遷和國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2頁。
[25]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7—98頁。
[26]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96頁。
[27]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7頁。
[28]古藏氏史臣（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6頁。
[29]錢海嶽《南明史》第六冊，中華書局，2006，第1880頁。
[30]《小腆紀年附考》第176頁說，崇禎十五年（1642），劉良佐曾與黃得功聯手，在安徽潛山大敗張獻忠。
[3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33頁。
[32]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96頁。
[33]應廷吉《青燐屑》，《明季稗史初編》卷二十四，上海書店，1988，第429頁。
[34]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39頁。
[35]古藏氏史臣（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6頁。
[36]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68頁。
[37]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6頁。
[38]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7頁。
[39]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湯和傳，中華書局，1974，第3755頁。
[40]黃溥《閑中今古錄》，《中華野史·明朝卷一》，泰山出版社，2000，第184頁。
[41]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56頁。
[42]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57頁。
[43]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湯和傳，中華書局，1974，第3755頁。
[44]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9頁。
[45]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9頁。
[46]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9頁。
[47]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95頁。
[48]劉宗周《與周生》，《劉子全書》卷之二十，書下，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427頁。
[49]《劉子全書》卷之十七，奏疏，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25頁。
[5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45頁。
[51]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62頁。
[52]劉宗周《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劉子全書》卷之十八，奏疏，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59頁。
[53]劉宗周《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劉子全書》卷之十八，奏疏，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57頁。
[54]劉宗周《追發先帝大痛以伸大仇疏》，《劉子全書》卷之十八，奏疏，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61頁。
[55]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62頁。
[56]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07頁。
[57]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07—208頁。
[58]溫睿臨《南疆逸史》，中華書局，1959，第62頁。
[59]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73頁。
[6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47頁。
[61]《劉子全書》卷之十八，奏疏，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59—1260頁。
[62]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65頁。
[63]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08頁。
[64]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60頁。
[65]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65頁。
[66]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65頁。
[67]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64頁。
[68]溫睿臨《南疆逸史》，中華書局，1959，第65—66頁。
[69]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67頁。
[70]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71頁。
[71]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73頁。
[72]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74頁。
[73]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84頁。
[74]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