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雲：國不可一日無君。4月25日以來，崇禎死國、北都淪陷，是明朝所受兩大重創。但換個角度也不妨說，明朝雖然頭破血流，卻筋骨未傷；北京統治機器雖然瓦解，南京這套備用係統卻完好無損，並且能夠立即啟動、投入運行——刻下，它隻是缺少一位國君而已。
自倒數兩個王朝起而至現代，約七百年間，大事基本發生在兩座城市之間。
朱元璋在南京立國，“靖難”後，朱棣將首都遷到北京。清祧明祚，亦定鼎北京。清室遜位後，中華民國的國都之選，與明初剛好反向而行：先北京，北伐後南遷南京。逮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首都又從南京返於北京。
其間，南京曾四度告破。一破於朱棣“靖難”大軍，二破於滿清統帥多鐸，三破於洪秀全，四破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四次城破，除洪秀全那次，北京都曾從中受益；似乎南京之衰即是北京之盛，裏頭的淵源著實堪奇。
連帝製下最後兩起大規模農民起義，亦於這兩座城市取得最高成就。它們之間還有一個相映成趣的現象：洪秀全打下南京後，對以後的事情既似乎失去興趣，勢運亦到此為止，不能再越一步，雖象征性地派出北伐軍去攻打北京，卻仿佛是姑且表示一番而已。李自成剛好相反，在長城—黃河間縱橫馳騁，乃至摧枯拉朽直搗北京；然而，逾此範圍則屢吃敗仗，洛陽執殺福王朱常洵是其平生大捷之中最南者，再南輒不利，最後死在鄂贛交界的九宮山，差不多也是他一生所到最南端。
二
兩座城市之間的故事，多少有些神秘。
1644年春，它們的處境有天壤之別。一邊，烽煙四起、城碎牆殘、君王殞命、人心惶惶，另一邊則安寧如故。截至此時，長江三角洲在滿目瘡痍、遍布禍亂的明末，獨能置身事外，兵燹遠隔，桑梓仍舊。王朝第二政治中心南京，安居樂業，街陌熙攘，秦淮河畔偎紅依翠的風情絲毫未受打擾。
東南的靜逸偏安，透過一個細節表露無遺——崇禎皇帝4月25日駕崩，足足過了十一天以至更久，南京才隱約聽到點什麼。諸史一致記載，5月6日（四月初一戊午），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舉行“誓師勤王”儀式。注意“勤王”二字，換言之，此時南京得到的消息，隻是京師告急。真實情況卻是，他們已無王可勤。勤王部隊剛過長江，就在北岸的浦口停止前進，這時大概有了進一步的消息。計六奇說：
（三月）廿九日丁巳（5月5日），淮上始傳京師陷，眾猶疑信相半。[1]
阻止部隊北上的，恐怕就是這一“淮上”消息。然而，消息內容隻提到“京師陷”，未含皇帝下落，而且來源也很不可靠，使人將信將疑。究竟發生了什麼，準確信息直到5月15日（四月初十丁卯）方才到達：
丁卯。京營李昌期至淮安，告巡撫路振飛以大行之喪。振飛集士民告以大故。[2]
又經過兩天，同樣的信息送到南京：“四月己巳（5月17日），烈皇帝凶問至南京。”[3]《國榷》則記為庚午日（5月18日）“先帝凶問至南京”[4]，相差一天。對於這樣特別重大的變故，理應慎之又慎加以核實，所以又經過十三天，到5月30日（四月二十五日壬午），南京官方最終完成了對噩耗的確認：“壬午……北信報確，史可法約南京諸大臣出議。”[5]
也就是說，東南一帶普遍在舊曆四月二十五日以後知悉巨變。這一時間表，證以計六奇的回憶：“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園，忽聞河間、大名、真定等處相繼告陷……廿八日，予下鄉，鄉間亂信洶。廿九日下午，群徵叔雲：‘崇禎皇帝已縊死煤山矣。’”[6]很能吻合。
此時，距崇禎之死已一個月零五天。
倘在今天，如此驚世之變，將於幾分鍾內傳遍環球，而三百年前卻輾轉月餘。這固是通訊原始所致，卻並不完全因此。北京距南京約一千一百公裏，假如一切正常，當時條件下像這樣重大的消息，以第一等的傳驛方式可在三五天送達。之所以耗時多至十倍，實在是一南一北已陰陽兩隔，而中原板蕩，有如飛地，為潰兵、難民所充斥，一片亂世景象。
工部員外郎趙士錦，5月19日（四月十四日辛未）逃離北京，和方以智等結伴南歸，“行旅頗艱”，“相戒勿交一語”；經過二十天，五月初五端午日到達淮撫路振飛控製下的清江浦，最後回到故鄉無錫已是6月21日（五月十七夏至日）[7]。這個經曆，我們可以作為崇禎凶問曲折南下的參考。
由趙士錦的講述，我們還略知北變之後沿途各地的情形。從天津經滄州、德州、茌平、高唐至濟寧一線，明朝統治已經解體，李自成勢力則正向這些地方滲透。在德州和濟寧，趙士錦都曾目睹和北京相同的闖軍拷掠士大夫的場麵。濟寧以下，徐州、宿遷至清河（今淮安市淮陰區）間，為緩衝區；五月初四夜，趙士錦看到“煙火燭天，光同白晝”，“吾兵燒青（清）河縣也”——可見對這一區域，明朝已毀城棄守。過了黃河（此時黃河入海口位於今江蘇濱海縣境內），清江浦以南，才在明朝實際控製中。
顯然，在南京北麵橫亙著兩道天然屏障，第一道黃河，第二道長江。因為它們，南京得以把自己跟戰亂隔開。雖然北變音訊傳來後，空氣也變得緊張，南京一度戒嚴[8]，而趙士錦從淮安乘小舟繼續南歸途經泰州、丹徒時，則被“防禦甚嚴”的鄉兵（民團）拒絕登岸，“刀棘相向，奸與良弗辨”[9]——一定的恐慌也許難以避免，但比之於中國其他地方，這一帶看上去似乎是世外桃源。也許天險可恃，也許人們覺得作為本朝龍飛之地，這裏元黃毓粹、王氣猶存，是塊天生的福地。
三
這種感受或想象，廣泛存在於人們心頭，尤其北方那些宗藩、官僚、將軍和富室。自從北方局勢惡化以來，南逃之人便絡繹於途，其中有兩種人需要格外注意，一是手握重兵的武人，一是王室宗親，他們對以後的事，都將施加重要影響。
早在4月中旬（舊曆三月初）京師陷落以前，各宗藩就開始“棄藩南奔”，時間大致在4月10日（三月初四）左右，他們不約而同奔淮安而來。截至4月27日，淮安已出現了四位親王，分別是來自開封的周王、來自衛輝的潞王、來自汝寧的崇王，以及領地在洛陽、數月來一直流浪的福王。
計六奇說，最早到達的是周王（三月十一日以前），其次福王（三月十八日），最後是潞王（三月二十一日）。[10]其他作者所記，一般是福王與潞王同時抵達。文秉《甲乙事案》則說諸藩並至，還描述了當時的場麵：
是時，各藩俱南奔，淮撫路振飛親駐河幹，以令箭約諸藩，舟魚貫而進。[11]
關於其中經過，一種說法是正月庚寅日（1644年大年初一）闖軍破懷慶，暫棲於此的福王逃脫，北上衛輝依附潞王，複於三月初一隨潞王南至淮安。[12]另一種說法，河南大壞後周、潞、崇三王各自逃出，在曹州彙集，由水道南下；途中，四處流浪的福王看到這支船隊，“乃趨入舟邊，訴履曆於三王”，所幸舟中有兩名太監原在福王府供職，“識故主”，為之作證，這樣福王才為三王接納，“遂同舟下淮安”，這是當時南京市民廣泛口傳的故事。[13]離亂之世，各種說法也許都不確鑿，我們能夠注意的，是福王在其中格外慘淡的處境。
計六奇義說，在淮安那段時間裏，福王“寓湖嘴杜光紹園”，周王、潞王輒以“行舟皆泊湖嘴”[14]。這也是一個要品味的情節。雖說諸王均在流亡中，其他人卻“各以宮眷隨”，都還保持著親王的派頭與生活，“獨福王孑然，與常應俊等數人流離漂泊”[15]，“葛巾敝袍而已”[16]。福王一家是王室近支中最早的落難者，1641年春，洛陽陷落，老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殺而烹之。福世子自此家破人亡，以至形如乞丐，該年二月，有大臣根據河南來人所述，向崇禎皇帝彙報福世子近況：“問：世子若何。曰：世子衣不蔽體。”時在隆冬，難怪崇禎聞言為之“泣下”，“發三萬一千金”派司禮太監王裕民專門前往“齎賑”[17]。1643年，崇禎批準他嗣位福王[18]，但此時崇禎自己已窮於應付、捉襟見肘，嗣位隻是虛號，恐怕連兩年前的“三萬一千金”也拿不出來了，福王實際處境不會有任何改觀，依舊淪落底層，一文不名。眼下，船隊駛入淮安時，周王表現闊綽，“出行貲給賞淮安各義坊”[19]，以此為見麵禮；反觀福王，卻“橐匱，貸常淓（潞王）千金以濟”[20]。所借這筆錢，或即搬出舟中“寓湖嘴杜光紹園”的租住之用。大概，諸王將他捎到淮安已然不薄，繼續留舟中彼此均不相宜。可以想見，身無分文、黯然離舟，連以後過日子的錢都要靠別人周濟，這番光景下的福王真可謂窮途末路。據說，旬日之後，南京的大臣們前來覲見時，他是這樣一副形容：
王角巾葛衣坐寢榻上，枕舊衾敝，帳亦不能具，隨從田成諸奄布袍草履，不勝其困。[21]
然而，有道是“禍兮，福之所倚”。福王從花團錦簇、前呼後擁的王舟遷出上岸，孑然、伶仃地借寓杜光紹園，當時固然淒清，事後看，其命運轉機似乎偏偏由此而來。那真是眨眼間峰回路轉，極富戲劇性，不禁讓人油然想起，唯獨他的封號裏有一個“福”字。
四
古雲：國不可一日無君。4月25日以來，崇禎死國、北都淪陷，是明朝所受兩大重創。但換個角度也不妨說，明朝雖然頭破血流，卻筋骨未傷；北京統治機器雖然瓦解，南京這套備用係統卻完好無損，並且能夠立即啟動、投入運行——刻下，它隻是缺少一位國君而已。
以最簡明的情形論，崇禎皇位繼承人屬於他的男性後代。崇禎凡七子，其中四人早夭，最晚出生的二位皇子，連名字都沒留下來。甲申之變時尚在人世的，是太子慈烺、皇三子定王慈炯[22]1］和皇四子永王慈炤。毫無疑問，他們都是皇位的當然繼承人，順序依長幼而定。問題是，到目前為止，三人下落不明。
既然失去簡明，複雜就趁虛而入。作為王朝的當務之急，南京的重臣們為此緊鑼密鼓、奔走忙碌，本來無可非議，甚至理所應當。然而，幾乎每個人都在其中打著小算盤。
“小算盤”主要有兩種，一是一己之私，一是集團利益。前者是指，通過擁戴新君撈取“定策之功”，瞬間大幅提升個人政治地位：成為政壇耀眼的明星，獲得巨大權力。後者則從政治派別利益出發，力圖確定一個符合自己需要的新君人選，考慮的重點在於謀求一位更易於合作的君主，這一結果的達成顯然同樣關乎權力。
打第一種小算盤的代表人物，是鳳陽總督馬士英。著名的東林黨人打的是第二種小算盤。
崇禎死訊南來之際，“定策之功”立刻成為許多人的第一嗅覺，個個騷然心動、躍躍欲試。此可借路振飛一段話窺之：
有勸某隨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動則淮、揚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讓與南國元勳居之，必待南都議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納，必且互爭，自不待闖賊至而自相殘，敗事矣。[23]
“此功自讓與南國元勳居之”，那個“讓”字言之不虛，當時最能捷足先登者，便是路振飛，因為幾位藩王均逗留於他的府治，北都之變的情報也是他最先獲知，他若願將“定策”奇功攬在懷中，確有近水樓台之便。所以，早就有人“勸”他“去南京扶立”。但路振飛一不貪功，二以守責為重，三顧全大局，沒有接受那種勸告。可是他的姿態不能代表別人；上述一番話，足以顯現當時覬覦“定策”者甚眾，上躥下跳，爭先恐後。
活動最積極而又起到一種凝聚作用的，是馬士英。此時他身居鳳陽總督之職，不在南京政治核心內，沒有資格直接參與定奪。但他製訂了一個強有力的方案，分別爭取了駐紮在江北的明軍主力劉澤清、高傑、劉良佐的支持，以及南京所謂“勳臣”（開國元勳後代）例如誠意伯劉孔昭等的支持，加上某些非主流朝臣（例如吏科給事中李沾），形成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紐帶是拓展話語權，馬士英本人和武人集團均在政治核心以外，有表態權，不能參加集議；而“勳臣”雖然可以參與政治決策，在明代的文官政治結構中卻長期邊緣化。基於這樣的訴求，以馬士英為主角，幾股力量聚成一團。嚴格說來，他們雖有共同的敵人，卻無共同的利益，本質上乃烏合之眾；他們之所以有力量，主要是因為兵權在握。
真正有利益認同的，是東林黨人。這是政敵們加予他們的稱謂。在古代，“黨”是負麵的貶義詞，從黑，本義為晦暗不明。《說文》曰：“黨，不鮮也。”《論語》曰：“吾聞君子不黨。”孔穎達注：“相助匿曰黨。”不過，“黨”字擺脫舊義而向現代含義轉化，也正是自東林始，因此我們現在能夠安然使用“東林黨人”一語而不必理會當時那種潑髒水的居心。其次，由於並不存在相應的真正的組織，東林黨人並非一種確切所指，某人之被歸入其中，多半根據對方的人脈、行跡，或幹脆依主觀印象來斷。寬泛地說，東林黨實際就是明末政壇一些抱改革意向的人，他們希望朝政立腳點放到“天下為公”上麵，反對“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24]，以及附著其上的各種人和現象——太監、奸貪、皇族直至皇帝本人。這樣的政治立場，在天啟年間激發了借權力追逐私利者的強烈反彈，構成慘禍。崇禎即位後，很快為東林黨人平反昭雪，定魏忠賢閹黨為逆案，從此，東林黨人成為政界主流。基本上，崇禎皇帝本人就是改革派，雖然後來在內外交迫、焦頭爛額的處境下，他頗有反複和矛盾，但終崇禎一朝，東林黨人的主流地位始終未變。眼下，南京政治核心即由他們構成。
當然，也有像高弘圖（南京戶部尚書）以及路振飛那樣的官員。他們資望深厚，努力保持個人獨立性，無黨無派。不過，在政見上，他們往往與東林黨人一致，少有隙罅；以後，我們會在高弘圖的表現中清楚看見這一點。
五
崇禎諸子全無下落，可居大位者隻能到近支藩王中找。而以當時實際，範圍亦屬有限，無非是在南撤淮安的幾位藩王中挑一個。顧炎武說：“大臣多意在潞王。”[25]他所說的“大臣”，實即東林黨人或與之氣味相投者，他們在南京政壇占有絕對優勢。此議之源出，李清《南渡錄》說：“倡議者，錢謙益也。”[26]錢是東林魁首，人脈甚廣，由他提出倡議，號召力自然不同。果然，“兵部侍郎呂大器主謙益議甚力，而右都禦史張慎言、正詹事薑曰廣皆然之。”[27]這幾位均為南都大僚，重量級人物。與大人物表態同時，還有兩個低級別官員賣力地到處遊說，爭取更多支持。一時間，潞王呼聲甚高，看上去似乎非他莫屬了。
尤其是，史可法也傾向於潞王。這使得迎立潞王的可能性顯得更大。錢謙益倡議提出時，史可法尚軍次浦口，南京高層在高弘圖召集下連日討論，並將討論的內容以信使告知史可法；同樣，他也收到反對者的來信。對此，《國榷》這樣記述：
南京聞變，兵部尚書史可法前將三千騎勤王，出屯浦口。戶部尚書高弘圖、都察院右都禦史張慎言等連日議。潞王倫稍疏，惠王道遠難至，親而且近莫如福王。史可法意難之。總督鳳陽馬士英移書以商於可法。可法以福王不忠不孝，難主天下，逡巡而未決。[28]
簡言之，南京大臣們建議迎立潞王，鳳陽總督馬士英或以他為代表的一批人，認為福王當立。明顯地，史可法不喜歡福王，傾向於潞王，但卻遲遲拿不定主意，沉吟猶豫。
他猶豫什麼呢？就在於“潞王倫稍疏，惠王道遠難至，親而且近莫如福王”這一句。
裏麵提到三個人：潞王、惠王、福王。這三人，頭兩位各有“不足”——潞王是“倫稍疏”，惠王是“道遠難至”——唯獨福王“親且近”。反推之，潞王的問題在於“近”而不“親”，惠王倒是滿足於“親”，可惜又不“近”。
這繞來繞去嚼舌頭似的，究竟囉嗦些什麼呢？
先挑簡單的說：“近”字易解，就是此時此刻人在哪兒。潞王和福王都到了淮安，近在咫尺；惠王卻人在湖廣荊州府，不但遠，路途也不太平，故曰“難至”。
至於那個“親”字，我等卻不免為之稍稍犯暈。它講的是，封建禮法中的繼承權順序。基本原則是，一、先直係後旁支；二、旁支間由近而遠；三、所有情形下先長後幼——唯有一個例外，叫“有嫡立嫡，無嫡立長”[29]，亦即嫡出為先，哪怕齒序居後。大致如此，再補充一點，這個順序，不單為皇家決定繼承人時所遵守，即便民間百姓，一旦繼承、析分家產也是如此講究。因為中國式家族具有盤根錯節、舉世無雙的結構，必得將這種結構如此梳理出一番條理才行。
當時明朝王室枝葉，我們也不追溯太遠，從崇禎的爺爺亦即以“萬曆皇帝”為人所知的明神宗說起。神宗傳位於太子朱常洛，是為光宗；光宗死，長子朱由校即位，就是那位寵信魏忠賢的天啟皇帝；朱由校死後，膝下無子，朱由檢以“兄終弟及”登基，成為崇禎皇帝。眼下，按第一順序，該崇禎諸子的某一位登上皇位——但我們已知，他們全都沒有蹤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