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順序，理論上是天啟那一支，但這全無意義，否則當初也輪不著崇禎當皇帝。接著往上推，第三順序，應為光宗所出其他皇子或其後代，但是，除了天啟、崇禎兩位，他沒有別的兒子，這條線索也就此PASS。於是輪到第四順序，即光宗的兄弟抑或神宗其他兒子及其後代。這時，人選浮現了：神宗諸子活下來的，一共五位，長子常洛（光宗）、三子常洵、五子常浩、六子常潤、七子常瀛，這五兄弟於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被這樣安排：
冬十月己卯，立皇長子常洛為皇太子，封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詔赦天下。[30]
我們從中看到了“福王”、“惠王”的字眼，沒錯，他們都是光宗之弟，目前皇室中血緣最近者。
那麼，潞王血緣如何？第一代潞王名叫朱翊鏐，他是萬曆皇帝朱翊鈞的弟弟，眼下襲爵的則是他兒子朱常澇。換言之，這位潞王跟天啟、崇禎兩位皇帝以及現福王朱由崧，為叔侄關係，這從他名字中那個“常”字即可知。然而，輩分高並不能幫上他的忙，彼此比一比，福王是神宗直係後裔，潞王卻算旁親。這便是前麵所謂“倫稍疏”的具體含義。
其實，遠不是“稍疏”；嚴格依禮法來論，朱常澇的資格簡直不必考慮，排在他前頭的即便不算崇禎諸子，也有四位之多。但話說回來，福王朱由崧也並非頭號人選。這個位置屬於瑞王朱常浩，亦即朱由崧的親叔叔，此時還健在。
朱常浩既在血緣上與朱由崧一般近，又年長一輩，橫豎都應是首選。然而，南京大臣討論時，居然連提都沒提到“瑞王”二字，豈不怪哉？這自然事出有因。朱常浩封地在漢中，恰恰是“賊禍”發源地，早就呆不得，幾年前避難南下，輾轉來到重慶，不料張獻忠又殺奔而至。朱常浩至此已進退兩難，事實上，一個月後（7月24日，舊曆六月二十一丁醜）他就被張獻忠捉住殺掉。當時還出了點故事：“瑞王之就執也，雷方震，獻忠曰：‘若再雷者釋之。’已而竟不免。”[31]運氣就差了那麼一點點。試想，連荊州的惠王都被認為“道遠難至”，身困重慶的瑞王豈不是提都不用提麼？除瑞、惠二王外，朱由崧的另一位叔父桂王朱常瀛景狀相仿，封國在衡陽，此時被張獻忠攆得避難廣西梧州，也遙遠得很。
將這些情況細細交代一番，我們便明白“親而且近莫如福王”究竟什麼意思了。換言之，從理論到現實，朱由崧都是不二之選。
六
可是，事情雖如此明了，南京的主流意見卻偏偏對福王不感興趣——東林黨人公然倡議迎立潞王，還為此大搞串聯；首席大臣史可法也搔首踟躕，沉吟不決。這是怎麼回事？莫非袞袞諸公不曉得按倫序福王當立？當然不是這樣，他們對於聖賢之書滾瓜爛熟，個個是名教專家。莫非潞、福相較，此賢彼愚、良莠分明？這倒確實是一個焦點，史可法在答複馬士英的信中就表示：
福王則七不可，（謂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幹預有司也。）唯潞王諱常澇，素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昭穆亦不遠也。[32]
這一席話，有說是史可法本人的看法（如《明季南略》），有說出於呂大器、張慎言、薑曰廣，史可法僅是將其轉達給馬士英（如《小腆紀年附考》）。不論如何，確有此議論；馬士英後來一口咬定史可法應就此承擔責任，從而給弘光政局埋下一大伏筆。
前麵說，東林黨是改革派，論到不拘泥於禮法，抑或將是非看得皆比禮法重，這種可能性真的未必沒有。剛才所引批評福王“七不可”那段話，明顯是將賢愚置於倫序之上。關鍵是，潞王“素有賢名”的說法是真是假？有無事實根據？查一查史料，我們意外發現，東林黨人在這件事上居然撒了謊。朱常淓之賢愚，與朱由崧半斤八兩、彼此彼此，頂多以五十步而笑百步。以下，是當時朝中一些中立者的親眼所見和評論：
初，上（指弘光皇帝朱由崧）既失國，鹹恨不立潞王。時太常少卿張希夏奉敕獎王，獨語大理寺丞李清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大理寺少卿沈胤培嚐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相，其敗壞與馬士英何異！”[33]
張希夏受朝廷委使，與潞王直接接觸，印象很一般，完全不認為“彼”（朱常澇）善於“此”（朱由崧）。這顯然比東林黨人並未與之打過交道而徑言“素有賢名”來得靠譜。沈胤培說，假使迎立潞王而以錢謙益為宰相（既然他有首倡之功），跟福王、馬士英的這組搭配比，結果其實是一樣的。從錢謙益諸多表現看，事實多半將如此。直覺上我很懷疑，潞王“素有賢名”，根本是以錢謙益為首的東林活動家們信口胡編的，他們根本不了解潞王為人如何，目的隻是為棄福王、立潞王製造輿論。兵法雲“兵不厭詐”，實際上政治比打仗更不“厭詐”。雖然東林的政治大方向較正派，但具體策略肯定有虛有實，必要時並不拒絕耍手段。像潞王這樣的人，被說成“素有賢名”，實在對不上號。他就是一公子哥兒，平時以“廣求古玩”為嗜好，“指甲長六七寸，以竹管護之”[34]。福王嗜酒，沉湎梨園，是個戲迷；潞王嗜古玩，喜歡圍棋，是個棋迷——兩者可不是半斤八兩麼，何來賢愚之分？或曰，皇宮裏長大，一輩子除了吃喝玩樂就無事可做，哪個藩王能有例外？這倒真不一定。後來在福州即位為隆武帝的唐王朱聿鍵，就不這樣。當然，並不是說潞王品質有多壞，他既不曾當國，我們就無從斷言（其實，連朱由崧也未必有多“壞”）。然而，東林黨人用以扶潞棄福的那句所謂“素有賢名”，確實隻出於他們的杜撰。
七
我們原先以為東林黨人不重倫序，是想擇善而立，結果發現並非如此。那麼，這豈不是很有些可鄙了嗎？倒也不宜這樣匆忙下結論。
欲知東林黨人執意排斥福王的真正原因，非得從四十多年前說起。那時，皇長子朱常洛已經十九歲了，萬曆皇帝卻遲遲不肯將他冊立為太子。有兩個原因：一、朱常洛出身不夠尊貴，生母是一位普通宮女，而且是萬曆某日到慈寧宮給太後請安，一時“性”起、偷偷摸摸播種的結果，不料一槍命中，搞得萬曆很沒麵子；二、萬曆在宮中有個最愛——鄭貴妃，她四年後也生下一位皇子，不是別人，正是朱由崧的父親、後來被李自成煮了吃的老福王朱常洵。兩個原因中，第二個起主要作用。倘若鄭貴妃未曾生子，平安無事；一旦得子，從此變生肘腋，恩怨不絕，把明朝一直纏到死——有朱常洵後，萬曆動了“私心”，想把皇位留給愛妃之子，為此朱常洛冊立太子的事一直拖著。
由此引發“國本之爭”。經大臣往複相爭，萬曆終於在二十九年（1601）不得不立朱常洛為太子，同時將朱常洵等其餘四子封為親王。後來，瑞、惠、桂王均已就藩之國，唯獨還把福王留在身邊。這也不合祖製，照規定，親王成年後須到封地居住，若無宣召不得來京，這既是禮法，也出於國家安全考慮。又經一番理論，拖延十年之久的福王之國問題，總算解決，於四十二年（1614）三月離京就藩於洛陽。但事情遠不能到此為止，反而愈演愈烈，“那時太子早晚將廢的傳說已經流傳多年，成為人盡皆知的事了。”[35]之前就發生過鼓吹廢太子以立福王的“妖書案”，而在福王之國翌年，又發生更具震撼性的“梃擊案”——一個暴徒，悄悄潛近太子所居慈慶宮，先將守門太監一棍擊倒，當衝到前殿簷下時被警衛製服，朱常洛幸免於難。此案攪得滿朝大亂，揭蓋子、捂蓋子雙方相持不下，最後以萬曆當眾宣稱對太子滿意、無意以福王更換之，並強行處決暴徒及其“合謀”了事。這是萬曆四十三年（1615）的故事。過了五年，萬曆駕崩，風波再起，連續發生“紅丸”、“移宮”兩案，其間釁端一言難盡，根子上皆由萬曆之寵鄭貴妃、福王而起。讀者欲知究竟，可讀溫功義先生所著《三案始末》，相當經典的一本小冊子，寫得甚是翔實。
三案的根本，是皇帝企圖擺脫束縛、使權力偏私化，和一些反對者對這一企圖的頑強抵製。皇家一方，始終視為“係朕家事”，從萬曆到當了弘光皇帝的朱由崧，都如此理解[36]；反對者可不這麼看，在他們眼裏，這是以私壞公，用今天話說，究竟人大於法，還是法大於人？他們並非要維護某一個人，比如太子朱常洛，而是認為皇帝所為也要合於法度，不能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簡而言之，四十年來鬥爭的實質，是皇權獨大、絕對自由抑或主張它應受限製。圍繞這一分歧，形成兩條陣線。一條由皇帝、皇族、太監以及部分朝臣組成，顯然地，這些人或是皇權直接獲益者，或是指望通過鞏固、加強這種權力也從中得利者。另一條陣線則由國是為重、秉公而行、在倫理和政治層麵堅持獨立性的士大夫正途人物組成。
兩股力量都百折不撓，其中，後者的頑強格外可以注意，所謂明末的知識分子政治的覺醒，於茲表現特別明顯。皇權作為千百年來的習慣勢力，它的強大和絕對優勢不言而喻，它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來保護自身，從萬曆至天啟三朝，也確實是這麼做的。然與曆代不同，明末知識分子政治集團的抵抗特別慘烈，就算魏忠賢大興冤獄，實施特務恐怖，編撰並經皇帝欽批、頒布類似於“萬曆以來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的《三朝要典》，亦未能壓服。非但如此，杯葛意願愈形旺盛，並從起初僅聽從良知呼喚的個人行為，逐漸演變成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精神認同。到光、熹之間，準組織化的東林黨隱然有形。
這段淵源，是福王不受歡迎的真正原因。李清分析：
因江南數在籍臣恐福王立後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諸案，謂：“潞王立，則不惟釋罪，且可邀功。”[37]
在當時南京官場，李清置身門戶之外，出言持平，他以上看法應較合於實際。至少錢謙益、呂大器二人確實表現出害怕災禍加身的心理，以“不惟釋罪，且可邀功”解釋他們力主迎立潞王，是說得通的。後來，監生陸濬源疏攻東林：
國家禍本之酷，不在流賊，而在百官；不在今日，而在四十年前。借國本為題，沽名出色，踵發不休……夫三案者何，梃擊、紅丸、移宮也……乞皇上俯賜宸覽，知逆案之羅織，即知計典之砌陷；知梃擊之朋誣，即知紅丸、移宮之顛噬。且此輩自神宗迄今且矯托王言，箝製人口，此又欺蔽朋比之大端也。[38]
他用心很惡，要勾起朱由崧的報複欲，但這段話將福王一家與東林黨人之間四十年恩怨的根由，卻交代得比較清楚。
八
東林黨人陷入嚴重尷尬。他們高舉“迎賢立賢”旗幟，假如朱常澇確係賢王，則對朱由崧的排斥，也好歹師出有名。不幸，二者間並無賢愚可言，不以倫序定迎立的做法，顯得毫無根據。考慮到“國本之爭”以來的曆史，毋寧說他們等於走到了自己的反麵。他們當初批評萬曆不講倫序，而今己之所為也是如出一轍。盡管他們可以辯解，萬曆出於私心，自己出於公心，但旁人卻完全可以說，就事論事、從法不可廢的角度看，他們選潞王、排斥福王與萬曆圖謀改變太子地位，實質沒有不同。
這一決策失誤，源自兩點。
其一，確有動機不純的因素。總體上，東林黨人是明末政治中的健康力量，甚至昭示了曆史的變革和新生，但並不是說，每個人品質、格調彼此相當，中間亦有懦弱、卑微之人直至投機分子。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祁彪佳等，個人品性都錚錚佼佼、無可指摘；錢謙益、呂大器卻不免質地不純、雜厝斑駁。錢氏在弘光登極、馬士英攬權後，竟覥顏投靠；呂大器則在排福迎潞方案破產後，趕緊獻上馬屁，以圖自贖。而這二人，恰是當時迎立潞王的首倡者和最積極推動者，可見這一方案羼雜不純動機實屬事實。
其二，書生氣重，不懂務實。講原則、守信念，本是知識分子的正派作風，韓愈說：“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餓死而不顧”，程頤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很多明代正直官員，都極重名節，鄙視滑頭油腦。不過，書生氣太重有時會變成硜執和狹隘，對小節斤斤計較，反而置大局於不察。關於“定策”這件事即如此。盡管有許多陳年舊賬，盡管朱由崧渾身毛病，但當時情勢下，這些均非大局。大局是什麼？一言蔽之：按照倫序，福王當立。正如路振飛告誡的：“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39]這個大局不堅持、不把握，就授人以柄，反被對手搶去先機。隻要這步棋走正，別事均可另圖；反之，這步棋沒走對，則滿盤被動。在這一點上，史可法猶豫不決是很大的失誤，他應該把福王的道德缺失拋諸腦後，當機立斷，力排眾議，立即迎福王於淮上。
很多年後，黃宗羲反思此事，曾這樣批評史可法：
當是時，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異議者，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奈何有諱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發之矢乎？臣嚐與劉宗周言之，宗周以為然。語之可法，不能用也。[40]
以上的道理本身，光明磊落、朝氣蓬勃，很能體現明末改革派士大夫的新思維。可是，如此超前的主張若想付諸實踐，並不現實，畢竟還是君主體製，隻能在現存倫理話語內說事、處理問題。黃宗羲的建議，史可法非不想用，是根本不可用。他徘徊不定，就因為內心處在所願與不能的夾縫中，既不甘心擁戴福王，又深知這樣做的難度。不在其位，難謀其政。史可法作為當局者所想到、看到、體會到的東西，黃宗羲豈能盡知？可惜的是，盡管史可法可能都想到、都看到、都體會到了，卻陷入哈姆萊特式遲疑，讓那個馬士英捷足先登。
九
關於馬士英擁立福王，在基本事實不變的情況下，各家敘說多有不同。計六奇說：
馬士英獨念福王昏庸可利，為之內賄劉孔昭，外賄劉澤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移書史可法及禮部侍郎呂大器，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已傳諭將士奉為三軍主，請奉為帝。[41]
這是最強硬、最決絕的一幅圖景，“必欲立之”，“已傳諭將士奉為三軍主”，至以武力相威脅。顧炎武同樣提到福王之立有軍事為後盾：
時士英握兵權於外，與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敢違。[42]
其他講述，卻包含讓人意想不到的情節。最奇特的是《弘光實錄鈔》所記：第一，抓住時機、搶“定策”之功的主意，來自阮大铖，是他“走誠意伯劉孔昭、鳳陽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使事出已而後可以為功”。第二，三人密議的結果，並非徑以福王為目標，而是由阮大铖派手下一個叫楊文驄的趕往淮安，“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
文驄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曰福王也。文驄入見，啟以士英援立之意。[43]
計六奇記錄了一種說法，也稱馬士英最初奔潞王而來：
或雲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發一日，且渡江，乃亟奉福王登舟，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兵護行。[44]
對此，計六奇表示懷疑，“其說非也”；他認為，馬士英是在福王舟抵儀真時，“私致推戴之意，且招劉澤清以兵南下”。撇開細節問題，馬士英開始並非隻擁戴福王這一點，應屬可信。《小腆紀年附考》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版本：
士英亦遣其私人傳語可法，謂立君以賢，倫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即答以七不可之說……[45]
馬士英一類人，腦中盤旋的隻有“投機”二字。有奶便是娘，“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的行徑，很合乎他們的內心邏輯。倫序也好，賢愚也好，在他們這裏，才真正純屬一種借口、一種旗號，需要什麼就拿出什麼，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總之，把“定策奇功”搶到手就是了。李清說，這夥人中另一位重要角色劉澤清，原來也表態擁護潞王，一旦聽說馬士英與其他幾位將軍結成同盟，“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高）傑等。”[46]所以，他們遠比史可法們靈活，別人還在躊躇、還在煎熬之際，他們卻早已搖身一變、順勢而動、穩操勝券。
十
李清還提到在這過程中朱由崧有一個舉動：
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47]
可能性不知如何。更多跡象表明，朱由崧“被”擁立的成分似乎較大，無論以他的頭腦，還是以他彼時的處境、心氣論，都不像有能力采取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