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各種所述,我們大致複原一下朱由崧時來運轉的那一刻:他隨潞王等來到淮安後,落拓登岸,窮困潦倒,與幾位隨從靠借來的一千金度日。正在無計可施之際,一日,忽然遇見幾個陌生人。其中一個,掏出一封信箋,上麵寫著恭迎他去南京繼承大統之類的話,具名者“馬士英”、“劉孔昭”等等,都是些響當當的人物。當然,來者不曾告訴他的是,他們在淮安首先尋找的是潞王,可惜,打聽來的消息顯示,潞王的船隊前一天就駛離該處,現在甚至已經渡過長江。換言之,當初若非黯然離開王舟,他本人也將與這樣的機遇失諸交臂。然而,事起突然,一時間,福王信疑參半。不過,很快馬士英就親自趕來覲見,帶著幾位軍事強人的效忠信,還有浩浩蕩蕩的軍隊。朱由崧終於明白,一件大事即將發生。
以上所有情節,我們無法給出具體日程表,很多事情在幕後發生,史無明載,就連當時史可法和南都諸臣都蒙在鼓裏。[48]《國榷》有一筆記載,5月30日(四月二十五日壬午),“史可法約南京諸大臣出議,不果。”原因不明,會不會是馬士英奉迎福王正在途中,密囑其同夥暫時回避?根據我們掌握的日期,6月1日(四月二十七日甲申),南京禮部官員前往儀真麵見福王,正式呈交請他駕臨南京的“百司公啟”;這意味著,6月1日之前他應該正在從淮安到儀真的路上。
5月30日,史可法召集會議“未果”,僅隔一天,6月1日同樣的會議卻開成了,而且取得決定性成果。《聖安皇帝本紀》記道:
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等,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注、都察院右都禦史張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薑曰廣等,南京守備掌南司禮監務太監韓讚周等集朝內。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49]
緊接其後,顧炎武提到“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作為李沾嚴厲威脅的注腳。
這個會議,馬士英、史可法均不在場。前者是資格問題,後者似乎返回浦口駐地,不在南京。
對於某一方,這是一次準備充分的會議,對於另一方,則有些猝不及防。呂大器顯然遭到當頭一棒,他以不肯起草文件和用印的方式,做著無謂而徒勞的掙紮。
《明季南略》和《小腆紀年附考》說,與李沾發出威脅同時,劉孔昭、韓讚周“複力持之”。朝臣、勳貴、太監,三種聲音交織得很好,充分顯示事先經過周密聯絡和策劃。呂大器還想拖延,遭到劉孔昭“麵詈”,警告他“不得出言搖惑”。“大器不敢複言”。“議遂定”。“乃以福王告廟”。[50]告廟,是將結果呈報於列宗列祖,在禮法上完成確認。
同日,禮部官員趕往儀真遞交“百司公啟”,福王“得啟即行”。次日(6月2日)抵浦口,魏國公徐弘基等恭接。第三天過江,舟泊南京城外燕子磯。第四天(四月三十日丁亥),南京要人謁見。第五天(五月初一日戊子),福王離舟登陸。入城前,先到孝陵祭告,然後從東華門入,步行穿過皇極殿,出西華門,到內守備府,以之為駐蹕行宮;百官朝見,行麵君時正式的四拜禮。
“定策”塵埃,至此落定。
入城時,王輦所到之處,市民沿街聚觀,紳士們肅立恭迎。《國榷》說:“始,江南聞變,各懷危懼。至是,士民忻忻有固誌。”[51]南京街頭氣氛說明,隨著福王到來信心正在恢複。而在稍遠的外地,還是人心惶惶;計六奇記述,福王入南京當日,“無錫各大家避居湖濱”,整個五月上旬,不斷有搶劫消息傳來,五月十一日(6月15日),時為教書先生的計六奇正授課中,聽到外麵銃聲一片,跑出一看,“數百人荷戈鳴金,巡繞廬舍”,打聽後得知是地方集資組成的臨時保安隊伍,“每人予米三升,錢三十文,肉半斤”。[52]撇開政壇的矛盾鬥爭不論,從民間角度看,新君人選產生是受歡迎的,它對穩定人心、恢複安寧有積極意義。
十一
曆史常有奇怪的巧合。
1644年6月7日,古曆謂之庚寅日。就像彼此約好的,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在這天進入北京,而遠隔千裏,明朝福王朱由崧也於當日在南京宣布監國。
事實上,當然沒有什麼約定或溝通,以當時情形,北京、南京兩地起碼須隔十幾日方能了解對方那裏發生了什麼。然而,他們卻不謀而合,共同選擇6月7日這一天去做各自最重要的事。何以如此,隻有老天知道。也許,真的有什麼神秘力量,冥冥中做出這樣的巧安排。
《小腆紀年附考》記述多爾袞入城的經過:
(明朝官民)備法駕迎太子於朝陽門,望塵俯伏,及登輿,非太子也,眾駭愕間,前騶者麾都人悉去白冠,則我大清攝政王率滿洲兵入城矣。城上白標驟遍……[53]
崇禎死後,盛傳太子落入李自成之手,並於5月中旬一片石大戰前被挾往前線;及李軍戰敗,太子為三桂所救,留在軍中[54]。這隻是傳聞,明太子的真正下落一直懸疑,三百多年來學者窮究備考,仍無定論。不過當時北京城內對太子在吳三桂軍中的傳聞,好像篤信不疑,而多爾袞決計利用這一點——以及北京對吳三桂實已降清的不知情。他讓部隊詐稱奉太子還朝,騙入朝陽門。瞬間,北京易幟,“城上白標驟遍”。
《國榷》也記道:
清攝政王湯鵝泰(多爾袞當時的譯音)入北京。時鹵簿出朝陽門,臣民望塵伏道左,止輦升輿,則胡服頎身,臣民相顧失色,關寧兵(指吳三桂軍)已先驅入都門。城上俱立白旂。[55]
多爾袞本可耀武揚威,以征服者姿態強勢入京,但他卻采取了掩人耳目的方式。這固然說明來者並非想象中的那種粗魯無謀的“蠻夷”,似也讓人感到,北京城的未來統治者對明朝的正統地位和權威,心存畏憚。他們頗注意替自己的行為尋找合法性,以便從倫理上成為有說服力的中國權力繼承者。從一開始,滿清就著眼於此,包括之所以通過與吳三桂聯合的方式入關(清兵完全可以隨時越過長城,這在崇禎二年十月“乙巳之變”中,皇太極率十萬滿蒙騎兵突入關內、逼臨北京,已一目了然),以及占領北京後禮葬崇禎(雖然並不隆重)、將軍事行動首先放在追擊李自成上。後來,在多爾袞致史可法的那封著名的信中,這些撈取合法性的努力,都成為滿清論證自己更配得上統治中國的依據。
當北京上演明末版“鬼子進村”一幕時,福王朱由崧的監國儀式也在南京舉行。較諸清兵狡詐的入城,南京的儀式來得冠冕堂皇、從容不迫。儀式第一個環節,行告天禮,並焚燒祝文。據說,祝文燒出的灰燼扶搖而上,“飄入雲霄”[56],這像是不錯的兆頭。然後,朱由崧升殿,以監國身份接受群臣的四拜之禮。開國名將徐達之後、魏國公徐弘基跪進監國寶印,群臣再行四拜禮。這樣,明王朝正式結束了自4月25日以來四十七天無君的狀況。
朝廷正式發布崇禎皇帝的訃告,同時作為監國臨政的舉措,大赦天下,並決定免除因用兵而向民間征收的“練餉”、停收崇禎十二年(1639)以來“一切雜派並各項錢糧”;上述稅費,如有崇禎十四年(1641)之前拖欠未繳者,現在也一筆勾銷[57]——當然,這隻是順水人情,其實收不上來。
無論如何,從表麵看,朱由崧監國就像以往每位新君即位一樣,保持著帝國的一貫風範,有條不紊,程序規整。王朝經曆了悲痛,但沒有失去秩序,而且以舉行監國儀式為標誌,似乎正在恢複平靜、重新開始。
幾天內,陸續做出重要任命:以史可法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高弘圖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都察院右都禦史、薑曰廣為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左侍郎、王鐸為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周堪賡為戶部尚書。
6月19日,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這純粹是個手續問題。十二天前,所以首先以監國名義臨政而不直接即皇帝位,是因法定皇位繼承人是崇禎太子,現在,在太子沒有下落的情況下,朱由崧“因序而立”,但需要以監國的名義過渡一下。
即位詔書宣布,明年改元,新年號是“弘光”。之前,閣臣們擬了兩個年號,一為“弘光”,一為“定武”。寫下,團作兩丸。朱由崧“祝天探丸”,摸到了“弘光”[58],他就此成為弘光皇帝——換言之,倘摸到另一紙團,曆史上留下來的便是“定武皇帝”。據說,對這年號的凶祥,當時就有議論,“弘”字也還罷了,“光”字如何用得?吏部尚書張慎言在得知清朝那邊年號為“順治”後,私下提出一個理論:“光”從火,而“治”從水,“恐水能克火”[59]。對字義或諧音有所諱忌,在中國是很常見的心理。“嘉靖”的年號,就曾被民間聯想為“家家皆淨”。實際而言,當然並無道理。就算朱由崧“祝天探丸”得到的是“定武”,事情該怎樣仍將怎樣。一年以後,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運數也沒有變得好起來。
撇開運數不談,在朱由崧即位的當時,明王朝確有柳暗花明之意。從5月上旬聞悉崇禎死訊算起,短短一個月,順利解決了新君就位的問題,今後各項事務的展開似乎有了保障。人們從詔書中看到,新君有力地強調著“燕畿掃地以蒙塵,龍馭賓天而上陟,三靈共憤,萬姓同仇”,並立下“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的誓言[60]。考慮到諸多有利條件,就像皇帝承諾的那樣,帝國將會翻開“更始”的一頁。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以來,北京兩易其手,南京也經過一番明爭暗鬥找到新的主人。此刻,它們就像兩大高手,在中國這張巨大棋盤的兩端同時各就其位,準備布子行棋、對壘博弈。好戲在即,粉墨已畢,我等隻管持壺啜茗、定睛細看便是。
【注釋】
[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1頁。
[2]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71頁。
[3]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6頁。
[4]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73頁。
[5]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78頁。
[6]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7頁。
[7]趙士錦《北歸記》,《甲申紀事(外三種)》,中華書局,1959,第23—24頁。
[8]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頁。
[9]趙士錦《北歸記》,《甲申紀事(外三種)》,中華書局,1959,第24頁。
[1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頁。
[11]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30頁。
[12]錢海嶽《南明史》第二冊,中華書局,2006,第1頁。
[1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88頁。
[14]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頁。
[15]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6頁。
[16]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88頁。
[17]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5889頁。
[18]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5977頁。
[19]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30頁。
[20]錢海嶽《南明史》第二冊,中華書局,2006,第1頁。並見《國榷》第6066頁。
[21]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31頁。
[22]《明史》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作“慈炯”,他著如《鹿樵紀聞》或作“慈燦”。
[2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6頁《。國榷》同,見6077頁。
[24]黃宗羲《原君》,《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頁。
[25]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6頁。
[26]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26頁。
[27]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26頁。
[28]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76頁。
[29]《明神宗實錄》卷二五六,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影印本,1962,第4761頁。
[30]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十一,中華書局,1974,第282頁。
[31]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11頁。
[32]古藏氏史臣(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頁。
[33]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13頁。
[34]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13頁。
[35]溫功義《三案始末》,重慶出版社,1984,第106頁。
[36]古藏氏史臣(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8頁。
[37]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26頁。
[38]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78頁。
[39]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6頁《。國榷》略同,除“現在惟有福王”作“現在既有福王”,見6077頁。
[40]古藏氏史臣(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6頁。
[4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6頁。
[42]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6頁。
[43]古藏氏史臣(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頁。
[44]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7頁。
[45]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55頁。
[46]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26頁。
[47]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26頁。
[48]“南都諸臣不知也,方列王不孝不弟七款……不知傑等與士英已迎立福王矣。“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26頁。
[49]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96頁。
[5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7頁。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56頁。
[51]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81頁。
[52]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8頁。
[53]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56頁。
[54]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55頁。
[55]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83頁。
[56]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57頁。
[57]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57頁。
[58]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99頁。
[59]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99頁。
[60]李清《南渡錄》卷之一,《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1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