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朱由崧《登極詔》這一表明朝廷方針的重要文件裏，我們隻見以“滅寇”為使命，不見“驅虜”之類字樣。所謂“三靈共憤，萬姓同仇。朕涼德弗勝，遺弓抱痛，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20]那個“馘”字，僅指李闖。
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在1644年，明朝認為國家危難僅為內部“匪亂”，而非外族“入侵”。現代人接觸這種情形，很難不產生反感；由於反感，又很難不在對明末的讀解中，摻雜現實的聯想。抗戰時期，歐陽予倩大概就是基於這樣的聯想，重解重寫《桃花扇》的。比如，把弘光朝隻談鎮壓農民軍不談抗擊滿清，與“攘外必先安內”相勾連；或，用投降/抵抗、賣國/愛國等現代情感價值，套論弘光間的人和事。這是從批判的角度，還有相反的，從歌頌角度混淆古今。我就讀過某《南明史》，談及永曆時明軍與李自成、張獻忠殘部合作，盛讚為基於民族大義同舟共濟，殊不知那是經過乙酉之變，明之大敵業以滿清為首要的緣故；和弘光間計劃與滿清聯手打擊李闖一樣，這也是時勢所致，沒有什麼現代意識形態可挖。
五
從倫理和心理上對甲申國變後的形勢有所疏解後，我們轉而具體考察明朝的對清政策。
自形勢緊迫論，特別是從後果論（僅隔一年，南都淪陷），明朝在滿清問題上，表現出令人不解的遲鈍與遲緩。這固然與史可法督師揚州、離開中樞，南京早早失去主心骨，馬士英等人貪瀆無為有關，卻也符合先前所講弘光朝對滿清所抱的不敵、不仇、不急的總體態度。
換成今天，會在第一時間認真研究對清政策。而在史料中，起初卻找不到這類記錄。弘光朝就對清政策的正式會商，居然還要等上將近兩個月。
不過，這不等於滿清問題在明朝政治中銷匿無蹤，它仍然有所浮現，從部分官員個人的議論和報告中。
熊汝霖得知滿清覬覦山東的動向，疏言：
近聞鹵騎南下，山東諸郡豈可輕委？南北諸鎮非乏雄師，不於時渡河而北，或駐臨濟，或扼德河，節節聯絡，斷其來路，直待長驅入境，徒欲一葦江南，公然向小朝廷（蔑指滿清）求活乎？且闖賊遁歸，誌在複逞。及今速檄諸鎮過河拒守。一麵遣使俾鹵回轅，然後合五鎮全力，分道西征。或如周亞夫之入武關，或如王鎮惡（東晉名將）之溯渭水，直搗長安，出其不意。[21]
檢《國榷》，六月初三乙未（1644年7月6日），“清以故戶部右侍郎王鼇永招撫山東河南。”[22]熊汝霖所說“近聞”，蓋即此事。北變後，山東、河南實際已成甌脫，即使李闖退走西部，明朝也未采取實質性動作回歸其間。如今，滿清先下手了。際此事態，熊汝霖認為朝廷必須有所表示與決定。他的思路，先防滿、後擊闖。通過主動進軍黃河以北，令滿清知明朝實力猶存、未可輕犯。然後以主力西征，搗李闖老巢。對此，他總結為一句話：“殺賊可以滅鹵。”我們看到，這雖是一道要求重視滿清問題的奏章，但“殺賊可以滅鹵”之論表現出，當時明朝深為有關複仇的倫理順序所限，而與現實本身的緩弛相擰相反。“殺賊”明明不能“滅鹵”，比較明智和現實主義的做法是，借“鹵”殺“賊”，枕戈待旦，“賊”盡之日，悉出精銳殺“鹵”。這是可能實現的方案，但當時明朝既無此雄心，思維方式也跳不出倫理窠臼。
客觀上，明朝此時處境確實頭緒繁多，左支右絀，難以兼顧。吏科章正宸說：“今日形勢，視晉宋更為艱難。肩背腹心，三麵受敵，而悍將驕兵，漠無足侍。”[23]所謂三麵受敵，是指北直滿清、晉陝李闖和楚蜀張獻忠，較四麵楚歌相去不遠。理論上不難設想種種進取方案，落於實際，就發現難以萬全，更不必說明朝還是那樣一盤散沙的狀況。因此，劉宗周提出的“北拒鹵，西滅寇，南收荊楚”[24]十字要點，看上去相對恰當、平實，實行起來仍屬渺茫。
嗣後，身在前方、受命巡撫河南的淩，總算提出了較為務實的對清策略。當時，朝廷主張不明，而淩雖職任在身，卻是光杆司令，無兵無錢，所謂“不藉尺兵，不資鬥粟，徒以忠義激發人心”[25]。有鑒乎此，淩建議從根本上調整對清策略，並相應調整軍事布置。他首先指出：“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然使彼（滿清）獨任其勞而我兵安享其樂，恐亦無以服彼心而伸我論。”此亦多爾袞所質疑、羞辱明朝者，淩認為從道義上這說不過去。但他進而指出，事情不止關乎道義：
為今日計，或暫借臣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為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已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並力南向，其禍必中江淮矣。[26]
這番話，真正觸及政策導向層麵，而非頭癢撓頭、腳疼揉腳。思考方向正確，頭緒理得較順。基點是“權通北好”，與滿清暫締聯合；聯合的目的，不僅是先解決李闖問題，也以此安定明朝防務，引滿清西向，“然後徐圖處置”；若不如此，在尚未準備好的當下與滿清相爭，是徒然引火燒身，非明智之選。這構想是否一廂情願，還要看滿清的態度。但它本身立論，應屬情理帖然，明顯可行。
淩建言未見采納。原因首先顯然是，主政者心思根本不在此，而諸鎮武臣則大多無意於北進。其次，談遷在《國榷》裏提到：“清虜命李建泰招諭淩，授巡撫。陽受之，以聞。”[27]淩“或暫借臣便宜，權通北好”之言，似即指此事。朝廷是否就此對淩有所猜疑，亦未可知。當然，淩的忠誠毫無問題，後來清兵渡河，他於城破時自經殉國，相當壯烈。
還有一個原因，也許更加直接——此時，朝廷已就對清政策形成預案，在此情況下，淩的建議自然不再有考慮的必要。
六
關於明朝對清政策的出台，需要交代一下背景。
朱由崧登基，南都大局既定，有關北事，久無片言。朝中相持不下、往複爭訟者，全在黨別派係。持續矚目、跟蹤滿清動態的，僅史可法一人。他受“定策首功”馬士英排擠，在朱由崧即位第三天（五月十八日乙巳），即於禦前陛辭，開府揚州，督師江北。置身前線，或許是他認識較為切實之故，但更重要的還是責任感。
六月初，滿清開始有所動作，向山東派遣巡撫。史可法很快向朝廷報告，指出：“恢複大計，必先從山東始。”提出派巡按禦史王燮可至山東。對此，《國榷》僅記“章下吏部”，沒有下文。[28]六月末至七月初，滿清異動頻頻，“清虜易我太廟主，奉高皇帝主於曆代帝王廟”（將朱元璋牌位請出太廟），“清虜命李建泰招諭淩，授巡撫”，“清虜命固山額真同平西王吳三桂下山東”，“清虜下青州，東昌、臨清皆降”。[29]史可法的應對，是支持山東的民間抵抗。他請朝廷對“山東倡義諸臣張鳳翔等”予以委任。因為是空頭支票，這次，朝廷不感到為難而爽快同意，“命次第擢用”。[30]
比之於分散的措施，史可法最關心的是方針大計，而這竟遲遲闕如。他以一道《款虜疏》[31]，專論此事：
目前最急者無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近聞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或雲假之（“之”，《中興實錄》作“虜”）以破賊，或雲借之（同上，原為“虜”）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寧（遼東都指揮使司寧遠衛，今遼寧興城）前既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畿輔間必不為我所有。但既能殺賊，即為我複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仇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指李闖），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敵兵（《中興實錄》作“今胡馬”）聞已南來，凶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議定遣何官、用何敕、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已過。萬一北兵至河上，然後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圖我之誌，而我反迎。既示我弱，益見敵強（《中興實錄》作“益長虜驕”），不益歎中國之無人，而自此北行之無望耶？乞敕兵部即定應遣之官，某文某武，是何稱謂，速行覈議。[32]
此疏《史忠正公集》未著日期，依《南渡錄》，當寫於六月下旬[33]，從某些內容（如“音耗杳然，未審孰是……則勢必隨以入關”）看或更早。
雖然消息還有些含混，作者卻已憑藉出色的研判力，對局麵給出恰當分析。基本認識，頗與淩不謀而合。同樣認為滿清對李闖作戰，客觀上替明朝報了仇，應以此為重，因勢利導，暫釋前嫌，將其兵鋒引向李闖；指出，如不及時明確政策，可能導致滿清南下與明為敵，造成李闖死灰複燃。
正如標題所示，奏章最重要的內容，是提請和敦促朝廷派出使團前往北京，與滿清正式談判。他根據某些跡象警告說，如果清兵已經逼近黃河，事情或將不可挽回。正是這一警告，引起南京高度重視，朱由崧“命速議北使事宜”[34]，不久，“召對閣臣高弘圖等”[35]。
有關這次召對，《款虜疏》之外，我們再補充一個背景。
《國榷》等記述，六月初九辛未，滿清“馳詔江南”。這個文件，相當於《告江南人民書》，首次全麵闡述了滿清對明政策。首先，它用“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者，鄰邦之義”一語，概括三月十九日以來的事態，以此為目前兩國關係基調。其次，申明在此過程中清國的恩德：“我大清皇帝，義切同仇，恩深吊伐。六師方整，蟻聚忽奔。斬馘虜遺，川盈穀量……為爾大行皇帝縞素三日，喪祭盡哀。欽諡曰‘懷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宮聿新，寢園增固。凡諸後妃，各以禮葬。諸陵鬆柏勿樵。”隨後對弘光新朝，示以諒解、共存之意：“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並表示願與明朝合作，“各勦勍旅，佐我西征”。[36]
曾有作者質疑此件，以為與滿清“統一全國”戰略不合，應為贗偽，抑或雖有起草卻並未正式發出。[37]此聊備一說，然而，政治、外交從來如博弈，棋無定形，著法尚變，未必拘泥。即如以上詔書中所謂對李闖與明朝同仇敵愾，又何必果信？就在1644年初，滿清當局還曾致信李闖等各地農民軍首領：“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字，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38]同理，此時滿清對明示好不僅可能，作為緩兵之計、麻痹戰術恐怕還甚有其必要。
對方已表態，這邊不能假裝聽不到，何況對方姿態看起來還超出預期，使南京願意回應。總之，在史可法奏疏和滿清公開信的背景下，明朝結束新君登基以來未對滿清表明態度的局麵，在朱由崧主持下，拿出具體方案。
七
六月二十三日禦前會議，形成如下結果：決定正麵呼應滿清，雙方“通和講好”；為此，組建並及早派出使團，出訪北京。在這基本對策下，還研究和明確了許多細節問題[39]：
一、決定對滿清進行經濟補償，分為兩個方麵：一是“助我剿寇有功，複應勞軍若幹”，即其入關作戰的軍事耗費補償；二是未來每年的“賞賜”及定額，答應崇禎三年標準之上逐年遞增，“每量增歲幣十分之三”，並且補足曆年所欠之款（崇禎三年後因邊釁停給），不過這項錢款的支付，附有以下說明和條件，即眼下“物力未充”、暫不付與，同時須“俟三年馬匹不犯”。
二、考量在“國書體裁”中，亦即作為官方正式口徑，對滿清君主以何相稱。“景泰中曾稱‘也先可汗’，或‘可汗’，或稱‘金國主’，宜會議。”留待進一步討論。
三、交涉時，本朝使節所持禮儀。“今彼據燕京，稱帝號，我使第不至屈膝，即是不辱命，全天朝禮。”曩往，大明居帝尊，以女真為臣屬。眼下後者稱帝，明朝無力與之計較，隻能退而求其次，至少不被以臣屬相待。
四、對使節的授權。主要是賠償（“賞賜”）額度；規定使節“到時可議”，即允許有一定彈性，具體是“十萬上下，聽便宜行”，但“十萬以外太多，必須馳奏”。
五、將經濟賠償與收複失地掛鉤。會議提到，為防止“鹵先勒銀幣，然後退地”，給錢之前，雙方應該“歃血誓盟”。不過，這方麵準備達到的目標，史料中沒有很明確的結論。起初說法是：“如議分地，割榆關（山海關古稱榆關）外甌脫與之，以關為界。”這主要是因為，北京有明室陵寢，“若議榆關內，則山陵單弱，何以安設備守？惟不妨金幣優厚”，所以希望用多給錢的辦法保住北京。不過，後來明顯覺得這不太可能，高弘圖說：“必不得已，山東決不可棄，當以河間為界。”亦即對於未來邊界，明朝打算最多讓步到冀魯之間。但這究竟僅屬高弘圖個人意見，還是會議的結論即是如此，尚不清楚。
這些內容，必然引起爭議。工科都給事中李清質疑，談判如若有成，恐怕明朝反受其害：
未得，而我之酬謝窮；既得，而虜之征求何極？昔寇準遣曹利用款遼，曰：“爾所許，過三十萬則斬汝。”然未幾複益至五十萬，積漸使然也……民窮而餉匱，餉匱而兵枵，兵枵而鹵突，情見勢屈，恐江南已騷然靡敝。[40]
他的憂慮未為無理，以當時態勢言，則並不在點子上。除非明朝有把握戰而勝之，將滿清驅回關外，否則，“以金錢換土地與和平”其實是比較經濟的辦法，因為戰爭消耗顯然將大大高於贖買的費用。
八
這次會議，是了解弘光朝的好材料。我們由此知道，它打算“以幣乞和”，並準備在領土問題上對滿清讓步。不過，除了看得到的內容，還有深度解析的必要。倘若足夠細心，會發現某個議題的缺失。先前，無論在淩建議、史可法奏章還是滿清文告中，我們都曾見到一個共同內容，即：明軍西進，與滿清聯合追剿李自成。這個問題，在禦前會議有關記述中隻字未提。
需要探討一下，這個問題關係著什麼。在滿清而言，它把入關與李自成作戰，攬為義舉，並一直借此從名譽上打壓明朝。它主動提議與明軍共進恐怕不是出於真心，而是料定明朝做不到這一點，打道義牌，從而彰顯後者“不忠不義”。而淩、史可法等明朝有識之士強烈主張西進，正是看到這一點，史可法曾在另一道奏疏中憂慮地指出：“虜假行仁義而吾漸失人心。”[41]與此同時，他們認為聯清西進，具有戰略價值。淩稱之為“名為西伐，實作東防”；史可法指出，這既可“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又兼收阻“胡馬南來”、防“凶寇東突”之效。再有，是否邁出西征這一步，根本而言關乎“恢複大業”。史可法等深知，當時整個朝政窳窆百現，積重難返，誰都無法使其有全局的改觀，於是希望借西征啟其一端，令“不急之工、可已之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飲，左右之獻諛，一切謝絕”[42]，振奮精神，扭轉“偏安”思維，將朝政納入“恢複”正軌。
反觀禦前會議，獨獨對西進不著一字，也就明白南京主導思想上無意於“恢複”。這才是弘光政權的死結。
我們現代人一見“乞和”、“割地”，往往痛心疾首，以為大慝。但在古代，這並非想象的那樣嚴重。古代不存在嚴格的國際法體係，盟誓、條約有一定約束力，可是真的加以無視和撕毀卻也不算什麼，沒有聯合國、海牙國際法庭之類居中仲裁、估衡罪責，爭端最終還是由實力來解決，我們看春秋戰國間，那種不斷盟會又不斷毀棄的鬧劇，正不知有多少。十七世紀中葉，起碼在中國，依舊如此；今日予之，卻不妨於條件發生變化的明天，重新奪回來。
六月二十九日召對，令人印象深刻處，不在於討論了對滿清的賠償與割地問題，而在於對西進問題完全不提。假如明朝一麵著手與滿清媾和，暫屈大丈夫之所當屈，一麵順勢而動，整頓兵甲、驅師西進，我們對局勢的解讀，尚能於消極中捕捉一絲向積極轉化的因素，對未來則尚有想象的餘地。那一缺失或消失，不單證實了來自滿清的判斷，也向曆史證實，這朝廷確已自棄希望。
九
出使北京的使團，倒是很快組成了。七月初五，宣布使團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左懋第領銜，馬紹愉、陳洪範為副使。臨行，左懋第辭闕，痛陳：
臣所望者恢複，而近日朝政似少恢複之氣。望陛下時時以天下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恥為心……撫江上之黎氓，而即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臣更望皇上命諸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為事，勿以臣此行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為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而後能拱護南都於萬全。[43]
分明已抱訣別之意，字字泣血，曆曆可見。明朝實不乏這樣的忠正之臣，可惜，他們都不能挽狂瀾於既倒。那種整體的隳壞，正如《左傳》所言：“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44]
明朝似乎覺得，向北京派出使團，便萬事大吉，重新變得無所事事，此後我們隻看到一些零星記載，如七月十七日將出使名義從“款北”改為“酬北”（“款”有藐視之意）[45]，八月初四補充決定“優恤”吳三桂之父吳襄、贈其“薊國公”[46]，九月初二“史可法請進兵恢複，詔以‘北使方行，大兵繼之未便’。”[47]之外再無動靜，哪怕屢有塘報報告“和議未成”[48]，包括十二月中旬使團成員陳洪範隻身南歸、從而確知和談失敗[49]，南京也都沒有任何應對。
雖然朝廷狀態如此，史可法卻沒有放棄。他權當先前建議已獲默許（確實也沒有遭到否定），而自行準備。從所見材料看，南京主事者從未對他的準備工作給予任何實質的支持，但他一直都在積極籌備，縱然隻是孤旅一支，縱然隻是象征性地表示明朝采取了行動，也要將它變成事實。八月十八日，他向朝廷報告“將北伐”，“命申紀律”[50]，九月初二，請求正式進軍，但被以等待和談結果為由，下令暫緩。
以後，史可法曾多次敦促。九月二十六日，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