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節甚明：吳應箕率先提議，顧杲明確支持；兩人隨即來找陳貞慧，達成一致，吳應箕當場成稿，而顧杲領銜簽名，同時發出數封信給複社在各地的核心人物。
然據吳應箕《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留都防亂一揭，乃顧子方倡之，質之於弟，謂可必行無疑者，遂刻之以傳。[34]
這封書信，是事情發生過程中，吳應箕為說服某同誌而寫，並且他又恰是兩位最早的行動討論者之一，因而以上說法比之於陳貞慧，離事情原貌又進了一步。綜合起來，我們可以認定：行動的倡議來自顧杲，而文稿起草人是吳應箕。
按陳貞慧所述，發動這場攻勢，複社諸君當時也覺得冒風險；顧杲“不惜斧锧”雲雲，以及陳貞慧所用“毅然”字眼，顯係此意。對此，筆者頗疑為時過境遷的自美之辭。就當日態勢言，複社方麵對阮大铖盛氣淩人，略無顧忌（請參考吳梅村所記“借戲”、徹夜辱笑阮大铖一幕）。不過，在是否需要以“公揭”方式將阮大铖示眾一事上，複社內部確有分歧。陳貞慧說：
仲馭、臥子極歎此舉為仁者之勇，獨維鬥報書以“铖不燃之灰，無俟眾溺，如吾鄉逐顧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攻一鄉，此輩即無所托足矣”，子方因與反複辨論。時上江有以此舉達之禦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聞。會楊與顧之辨未已，同室之內起而相牙，揭遲留不發，事稍露矣。[35]
複社重鎮楊廷樞，回信反對此舉，理由並不是“冒險”，而是小題大做。他認為阮大铖已成死灰，這麼一個人，隻須令其在鄉裏名聲掃地足矣，不值得在南都大動幹戈，那反倒抬舉了他。“無俟眾溺”的“溺”字，繁體與“尿”通，此處可解為“淹”，也可解為“尿”，如是後者，則複社中人對阮大铖的蔑視，可謂無以複加。
吳應箕也提到：
當刻揭時，即有難之者二：謂“揭行則禍至”，此無識之言，不足辨矣；又謂“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輩小題大作”，此似乎有見，而亦非也。[36]
存在兩種反對聲音：一是可能招禍，吳應箕對此以“不足辨”，一語否之；二是“小題大作”論，這顯然指楊廷樞“不燃之灰，無俟眾溺”的看法。
五
雖然內部有人反對，分歧到最後亦未消除，《留都防亂公揭》還是公之於世了。由吳應箕所用那個“刻”字，我們得知它不是手寫品，而是印刷品，所以必非一份，而是印了許多張貼到南京各處，“流毒之廣”可想而知。一夜之間，阮大铖臭了大街，《明史》說：“大铖懼，乃閉門謝客”[37]，《小腆紀年附考》的說法還要具體些：“匿身牛首山”[38]，遠遠躲到南京郊外，一改三年來的張狂，重新夾起尾巴，效果極著。陳貞慧還說，事先有個名叫成勇的禦史，答應將公揭奏聞朝廷，未知是否果行。
假如說一直以來複社“品覈執政，裁量公卿”，則在這一事件中又達到新的高峰，影響越出於士紳階層，而抵及市民社會，名聲大振。
至於公揭一文，本身實在談不上立意誠平，豈止危言聳聽，即向壁虛構、捕風捉影之處，亦複不少。比如，說阮大铖在皖“每驕語人曰：‘吾將翻案矣，吾將起用矣。’所至有司信為實然”，以至“凡大铖所關說情分（請托說情），無不立應，彌月之內，多則巨萬，少亦數千”，情浮於辭，有誇張之嫌；又說，阮大铖是因在老家觸了眾怒、小命難保，“乃逃往南京”，其實阮大铖躲避的是戰亂；又說，阮大铖交結之人雜亂不堪、形跡可疑，暗示其中有“闖、獻”奸細，言之無據；還說，“其所作傳奇，無不誹謗聖明，譏刺當世。”“《春燈謎》指父子兄弟為錯，中為隱謗。”[39]不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故而，我們若視之為明代的“大字報”，也無不妥。
這些瑕疵，我們不予諱言，但要從中把握曆史方向，立足根本，鑒別是非。有學者論：
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編演新戲，交結朋友，聲歌自娛，這在當時的留都也是極平常的事。不料，顧杲、吳應箕、陳貞慧這批公子哥兒看得老大不順眼，心想秦淮歌妓、鶯歌燕舞乃我輩專利，阮胡子來湊什麼熱鬧。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他們寫了一篇《留都防亂公揭》廣泛征集簽名，對阮大铖鳴鼓而攻之，文中充滿了危言聳聽的不實之詞。[40]
公揭其文，確實不好。但文章不好，不等於事情做得不對。阮大铖心懷仇怨，這連他的朋友張岱也不否認，他的“交結朋友”絕不是什麼“極平常的事”。至於以“公子哥兒”一語括定複社諸人，將他們對阮大铖的鬥爭，悄悄歸結於“秦淮歌妓、鶯歌燕舞乃我輩專利”，讀此，令人唯覺無語。乙酉之變後，清兵南下，恰是這些“公子哥兒”，或戰至死，或為國自盡，而那個阮大铖卻溜之大吉……可見論人論世，不能一葉障目，必得瞻前顧後、看到整體。複社諸君，在公揭一文中有其不可，於整體或大節卻無愧曆史；阮大铖剛好相反，1638年某種意義上他是“受害者”，但我們卻並不因此而免其“禍國者”惡名。吳應箕抗清“慷慨就死”（《明史》語）後，有個朋友在詩中寫道：
九死卿將一羽輕，齊山真共首陽名。乾坤此日猶長夜，枉使夷齊號劣生。[41]
他說，就義了的吳應箕，將阮大铖徹底變成一根羽毛，也暴露著整個世界的黑暗——作者在詩末諷刺性地注道：“時移文稱次尾劣生”。恰恰是這麼一個捐軀者，被官方文件以“劣生”相稱，黑白顛倒若此。可惜，作為後世治史者，有人也重複了這種顛倒。
再有，我們雖稱《留都防亂公揭》為明末“大字報”，覺得複社精英的做法與表現，讓人油然想到“革命小將”，但切不能忽視時間的不同。相似的情形，發生於十七世紀初與發生於二十世紀後期，不可同日而語。在當時，萬馬齊喑、暮氣沉沉，中國的曆史與文化在老路上已山重水複，精神如“鐵屋”（魯迅），文化如“醬缸”（柏楊），人格如“病梅”（龔自珍），當此情形下，複社的青春、躁動乃至孟浪，正是新的血液與生命，至少閃出一條歧路，走下去，雖不知如何，但總不是徘徊於老路，總能給人遐想的餘地。無論如何，最不應該用二十世紀的語境估衡十七世紀的事情，如果僅因偏激、過火一類字眼浮於腦海，便將複社與二十世紀某些現象同質化，我們恐怕既脫離了曆史，也解除了判斷力。情緒或方式似曾相識，不代表性質相同。複社是自發、自主現象，是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是舊格局變革的先聲，不是“奉旨造反”，不是“導師揮手我前進”，不是“三忠於四無限”。前者使我們難得地領略一縷“青春中國”氣息，後者卻讓人痛切品嚐了沉重與呆愚。
我一直認為孔尚任是從青春氣息去體會、捕捉那段往事，否則，他不會將劇中一切提煉成“桃花”的意象。他與劇中人，時代相近、語境相同，我們寧願信賴他的感受。“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十七世紀上半期，以一個自我砥礪、奮發進取、蒸蒸日上的青春知識群體崛起為標誌，中國思想、文化和政治明顯引入新的因素，桃花一度燦爛。可惜這脆弱春光，難禁關外寒流長驅南來，使我們無緣見它如何生長，進而結出怎樣的果實。
六
《留都防亂公揭》後，還有一次交鋒，乃至上演肢體衝突。事見《桃花扇》第三出“丁”，筆者涉獵未廣，沒有找到有關此事的其他材料，但以《桃花扇》敘事皆有所本推之，這樣重要的情節，應非出於孔尚任的杜撰，讀者中高士倘知出處，幸為指點。我僅於祁彪佳（那時他在北京任職）稍後日記（四月初六）裏，看見一筆“時因江南所用之人，風波甚多，而礙手不少，連日與毛禹老商之未決。”[42]不知此番學生鬧事，是否也在“風波甚多”之內。
事發時間，劇本注明為“癸未三月”，癸未年即1643年。年代如此確切，更顯得作者有所本。不過，月份上也許是二月而非三月。因劇中講得清楚：“今值文廟丁期，禮當釋奠。”[43]亦即故事發生在丁祭日。考明代製度，朝廷規定“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師孔子”[44]，即每年有兩次祭孔大典，分別在仲春、仲秋月的第一個丁日（一般每月有三個丁日）舉行，故稱“丁祭”。春季包括正月、二月、三月，相應為初春、仲春、暮春。因此，“仲春上丁”就是指二月的第一個丁日，具體在癸未年（1643），則為二月初三日（公曆3月22日）。
這樣，我們便有了非常具體的時間：1643年3月22日。
地點為文廟亦即孔廟，也就是秦淮河北岸那座有名的夫子廟。丁祭，既是國家大禮，也是學子向先師致敬的日子，所以，“孔子廟每年的丁祭，都是由學生來主持的。”[45]若在地方，由府、州、縣學的學生參加，北京、南京兩都，則為“國子監”的學生。國子監，是明代最高學府，“永樂元年始設北京國子監。十八年遷都，乃以京師國子監為南京國子監，而太學生有南北監之分矣。”[46]學生主要由郡縣學每歲揀選而來，規模龐大，“洪、永間，國子生以數千計”[47]，不遜於任何現代大學。故而可以想象，丁祭那天，夫子廟是怎樣一番人頭攢動、水泄不通的景狀。
其間，前來參祭的複社諸人，意外地與阮大铖撞個正著。戲中寫道：“［小生驚看，問介］你是阮胡子，如何也來與祭；唐突先師，玷辱斯文。［喝介］快快出去！”小生是吳應箕，那個“驚”字有講究。此時距《留都防亂公揭》已曆五載，五年來“閉門謝客”的阮大铖想必是銷聲匿跡，不怎麼拋頭露麵的；誰知道眼下突然出現在這樣一個重要日子和重要場合，作為“公揭”的始作俑者，吳應箕豈止意外，更將驚其大膽，所以緊跟著有一句：“難道前日防亂揭帖，不曾說著你病根麼！”而阮大铖這樣回答：“我乃堂堂進士，表表名家，有何罪過，不容與祭。”“我正為暴白心跡，故來與祭。”[48]
彼此言語相撞，爭著爭著，阮大铖形隻影單、難敵眾口，羞怒之中率先破口大罵：“恨輕薄新進，也放屁狂言！”這一罵不要緊，四周全是毛頭學生，“輕薄新進”、“放屁狂言”豈不觸了眾怒？大家齊齊指定了他道：“你這等人，敢在文廟之中公然罵人，真是反了。”於是圍上來，一頓飽打。那阮大铖養得一口好髯，人稱“阮胡子”，此番正好成為襲擊目標，“把胡須都采落了”；然而這隻算輕傷，打到後來，阮大铖唱道：“難當雞肋拳揎，拳揎。無端臂折腰，腰。”[49]，便是跌、摔。肋骨挨了拳，胳膊折了，腰也摔壞了。阮大铖見勢不妙，來個“三十六計，走為上”，落荒而逃。
“襲阮事件”，因發生於丁祭日的國立大學學生集會，看起來似更有後世學潮的味道。其一哄而起、群情激昂的廣場性、群體性如出一轍，連肢體語言，也很合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50]
需要特別在意1643年這個時間點，第二年，便發生了崇禎死國、清兵入關、福王南立、馬阮當政等大逆變。從這一時間窗口回看丁祭風波，對接下來的一係列事態，便有了清晰的意識。它不啻於將青春知識群體與阮大铖之間的矛盾推向高點，所謂舊恨新仇，並蓄胸間，一旦找到缺口，怎能不決堤而出？
七
對弘光黨爭加以探問之前，我們先就材料的使用，明確一個原則。由於事涉真偽、情況複雜，為求客觀，我們對基本情節的諸家講述，不得不有所依違、取棄。凡與之有利害關係，或傾向過於鮮明，雖是親曆者，我們對於這樣敘說與論評，也隻好束之高閣，例如黃宗羲的《弘光實錄鈔》、文秉的《甲乙事案》。可靠或合理的材料，應該符合兩點：一、中立的、沒有派別身份的作者；二、作者雖在“門戶”之中，但敘事論人能夠做到持平、求實。以此兩點繩之，我們從諸著內遴出兩種，作為了解弘光黨爭的主要依據。
一是李清所著《三垣筆記》。作者於弘光間先任工科給事中，再升大理寺丞，事多參決，是曆史目擊人和“在場者”。其次，他從崇禎朝起就與黨爭保持距離，置身其外。關於《三垣筆記》的寫作，他強調兩點，一是求實，“非予所聞見，不錄也”；二是“存其公且平者”，對某一方“不盡是其言”，對另一方也“不盡非其言”。他指出，關於這段曆史，官方“記注邸鈔，多遺多諱”，私家“傳記誌狀，多諛多誤”，《三垣筆記》就是針對這種情況，“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51]
二是夏允彝（表字彝仲）的《幸存錄》。和李清不同，夏允彝有派別身份，他與陳子龍並為幾社兩大創始人，“時吳中名士張溥、張采、楊廷樞等結複社以為東林之續也，公亦與同邑陳公子龍、何公剛、徐公孚遠、王公光承輩結幾社，與之相應和。”[52]然而《幸存錄》乃是夏氏赴死之前，以超越黨派立場、痛思明末曆史的沉潛之心，所投入的寫作；書未竟，“聞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黃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53]，臨歿前，喚其子完淳而特囑之：
餘欲述南都之興廢，義師之勝衰焉，今餘從義師諸公九京遊矣！靡有暇矣！汝雖幼，南都之大政，於庭訓猶及聞之……餘死矣，汝其續餘書以成！[54]
這樣一本著作，其誠切端肅，豈尋常文墨可比。這一點，為李清所證實。他晚年隱居著述期間，讀到《幸存錄》，不禁激賞：“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盛讚之“存公又存平”；對於自己寫《三垣筆記》，李清也引夏氏為同調，說：“苟彝仲見此，無乃首頷是記（《三垣筆記》）亦如予首頷是錄（《幸存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為幸也。”[55]
八
這段史事，線索概如《幸存錄》以下所述：
士英首以阮大铖薦，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為少司馬。大铖一出，日以翻逆案處清流為事。憲臣劉宗周（劉宗周，官左都禦史）以疏爭，士英、大铖內用群璫（太監），外用藩帥，並收勳臣為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輩，而內璫勳藩遂不可製。賄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跡狼籍者，皆用賄即還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並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連比成案）者。……而一時柄臣，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欲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垣、袁弘勳、張孫振者，不啻人頭畜鳴。又，擁立操異論者不過數人，而柄臣自侈其功，凡人糾必欲以此誣入之。如妖僧等事，幾起大獄，卒致左帥（左良玉）以眾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撤勁兵以防左帥，敵已至維揚（揚州），而滿朝俱謂敵必無虞，且欲用敵以破左（左良玉），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群邪並進，莫過於此。[56]
把前因後果以及層層遞進的關係，講得有條不紊，要言不煩。
我們已經知道，馬士英迎立福王，出於阮大铖的謀劃。然而兩人的淵源，既比這個早，也比這個深。李清記載：
周輔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祿大铖，迓之江幹，情甚摯。延儒慮逆案難翻，問大铖廢籍中誰為若知交可用者，大铖舉原任宣府馬撫軍士英。時士英猶編戍籍，忽起鳳督（鳳陽總督），茫然，既知大铖薦，甚感。[57]
據《明史》，周延儒再召為相、赴京，時在崇禎十四年（1641）九月。由此可知，《留都防亂公揭》之後，阮大铖雖“閉門謝客”，暗中仍四處奔走；由此也可知，那時馬、阮已經沆瀣一氣。
縱如此，阮大铖頭上頂著“逆案”罪名，既是先帝欽定，又相當於“反革命集團”案，不像普通罪名方便撤銷，而且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牽一發動全局；加上朝中東林占優，阻力甚大。馬士英雖然擠走史可法，高居首輔，想要對阮知恩圖報或樹為羽翼，也不那麼容易。這便是夏允彝所說的，“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為少司馬”。為了阮大铖，馬士英最後不惜動用非常手段，踢開規章，罔顧朝議：
諸閣臣皆以為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阮大铖）冠帶來京一旨，即士英手票。[58]
手票，是輔臣代皇帝草擬的旨意。馬士英利用票擬權，以朱由崧名義，允許阮大铖按原品秩，穿戴正式朝服晉見。
這顯然是權奸才幹得出的事，但馬士英無所謂。朱由崧明知這道旨意並不出於自己，卻並不追究，而且如期接見了阮大铖。原因毋待贅言，他的帝位拜馬士英所賜，那個將要接見之人，也在“定策”中立有大功。接見後，關於起用阮氏，高弘圖未表反對，但認為須走正常程序，交“九卿科道公議”，這樣，“大铖出亦自光明”。馬士英哪會上這個當！
士英曰：“滿朝大半東林，一會議，大铖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豈臣曾受大铖賄耶？望陛下獨斷。”[59]
如今國人多以為古代皇帝權大無邊，可以為所欲為。實際並非如此。帝製中國，尤其在明代，法度頗嚴；至少就製度層麵說，皇帝麵臨諸多限製，其“一言堂”的自由也許還不及後世。比如任用官員，明代嚴格規定權在吏部，吏部負責銓選，必要時經群臣公議，絕對不可以“出於中旨”亦即由皇帝直接任命。這是一個重大原則，雖然也屢有破壞，但隻要發生這種事情，總會引起朝臣強烈抗議。馬士英“望陛下獨斷”一語，公然違反國家製度。它隻在兩種情況下會變成現實，要麼趕上一個剛愎自用的皇帝，要麼趕上一個身不由己、懦弱無能的皇帝。眼下情形，屬於後者。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朱由崧在馬士英麵前直不起腰來，隻能默認後者之所為。
然而，阮大铖恢複冠帶之後，馬士英卻沒有進一步行動，實質性地解決他的職位。直接或者表麵上的原因，是“舉朝大駭”，一片反對之聲。朱由崧接見阮大铖，在六月六日（或六月八日），此後十多天，抨擊阮大铖的奏章接連不斷，而輔臣高弘圖等紛紛乞休。[60]李清則提供了這種說法：“時馬輔士英謂大铖冠帶已複，且因薦叢議，意稍懈。”[61]似乎在馬士英看來，為阮大铖爭取到恢複冠帶的待遇，已經算對得起他，加上反彈如此強烈，馬士英也覺得犯不上為了阮大铖樹敵太多；或者，他想把事情先放一放，等待更合適的時機。然而，在馬士英不曾出手的情況下，忽傳中旨，“即命添注（阮大铖）兵部右侍郎”，時間是八月底或九月初[62]。李清揭秘說：
內傳起升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從安遠侯柳祚昌言也……說者謂李司禮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交者，獨大铖杯酒殷勤，意甚感。此番傳升，實係承芳，士英不知也，頗慚恨。[63]
這阮大铖真是厲害，無須馬士英，他照樣搞到“中旨”。一位侯爵為他提案，司禮監太監則幫他討得旨意，人脈遍於內外；這也有力證明，避難南京以來他對打通關節所下的苦功，複社的警覺絕非無中生有。
而馬士英的懈怠，也很堪玩味。他與阮大铖之間，並非想象的那樣鐵板一塊。這一點，對弘光政局本有其意味，但東林—複社一方未能明辨，更談不上加以把握、從中周旋，反而多少有些“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九
阮大铖從上台到翌年滿清兵臨城下逃往浙江前，總共就幹了兩件事：貪腐和構陷；兩件事都幹得很有力度，很瘋狂。李清說：
阮司馬大铖自受事以來，凡察處降補各員，賄足則用。嚐語沈都諫胤培曰：“國家何患無財，即如撫按糾薦一事，非賄免即賄求，半飽私橐耳。但命納銀若幹於官，欲糾者免糾，欲薦者予薦，推而廣之，公帑充矣。”[64]
不單自己受賄，還公然主張國家通過受賄擴大財源。在他帶領下，弘光朝賄風大熾，至如夏允彝所說：“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跡狼籍者，皆用賄即還官，或數加超擢。”官場上的一切，無不用賄賂來解決。回想《留都防亂公揭》對他的攻擊，此刻阮大铖以實際行動，坐實了某些當初似乎危言聳聽的指責，比如，“凡大铖所關說情分，無不立應，彌月之內，多則巨萬，少亦數千”。貪腐，顯然乃此人天性中所固有；他的富有，顯然也是利用政治腐敗、權錢交易而來。他是此一遊戲的老手和高手。
我們的內容主要是黨爭，故對阮氏的貪腐問題不擬著墨很多。在貪腐與黨爭兩件事情之間，前者調動了他的欲望，後者則調動了他的感情。對於貪腐，他是順應本能去做；對於黨爭，他則傾注了巨大的愛憎。在本能中，他展示了瘋狂，甚至是非理性（以弘光朝的朝不保夕，他貪得無厭去攫取錢財，實在不可理喻）；而在愛憎中，他展示了專注、智慧、嚴密和深刻，讓人見識到他的政治頭腦和才幹。
他陷身逆案，重返政壇並未使他徹底翻身、揚眉吐氣，對他來說，若要如此，必須翻案。然而，逆案乃先帝欽定，當年，崇禎皇帝曾以親手燒毀閹黨文件《三朝要典》的行為，警示逆案決不可翻。此人所共知，阮大铖再狂悖，也不便矛頭直指崇禎皇帝。這時，他絕頂聰明的腦瓜開始發揮作用：
馬輔士英以薦阮光祿大铖為中外攻，甚忿。大铖亦語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耳。”於是士英疏攻從逆光時亨、龔鼎孳、周鍾等，大铖教也。[65]
什麼意思？李自成克北京，不少明朝官員投降歸順；同時，李政權也以“大順”為號。不是罵我“逆案”嗎，我就給他來個“順案”。難為阮大铖想得出！一字之別，盡得風流，真是神來之筆、絕妙好對：逆、順成偶，我逆彼順——然而，到底誰是真正的“逆臣”，請試思之。
上麵列為“順案”首要的三人，是崇禎末期極活躍的“清流”大名士，當時俱以正人自居，城破後卻“認賊為父”。三人中，除周鍾外，都算是敝同鄉，也即阮大铖同鄉；龔鼎孳合肥人，光時亨桐城人。龔鼎孳和周鍾的行徑相對確鑿。龔氏先降闖、再降清，後在清朝官至尚書；周鍾據說曾向李自成上《勸進表》、代草《下江南策》，中有“獨夫授首，萬姓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66]等語，馬士英的奏疏稱：“庶吉士周鍾者，勸進未已，又勸賊早定江南，聞其嚐驟馬於先帝梓宮（棺木）前，臣聞不勝發指。”[67]光時亨據說曾力阻崇禎南遷，而城破後又“躬先從賊”[68]；但後有不同材料說明他是被誣陷和冤枉的，清末，馬其昶先生說：“公初墮陴（城牆），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卒殞命於奸人（指馬、阮）之手，事既已驗白，而野史誣載，至今猶被口語……當公之下獄也，獨禦史必欲坐以‘阻南遷’罪殺之。禦史者，即初麗逆案，而後首迎降之張孫振雲。”[69]李自成潰逃後，周鍾、光時亨脫身，輾轉回到南方，龔鼎孳則留在北京歡迎滿清；眼下，正好可以治這兩位南還之人的罪。
治“從逆諸臣”之罪，倫理甚正，又深得民意（當時南中這一呼聲很高），阮大铖鬼就鬼在這裏。他是項莊舞劍，暗渡陳倉。不能正麵和直接打擊東林一複社，就先迂回、再牽連。比如以周鍾牽連周鑣。周鍾、周鑣是堂兄弟，又同為複社骨幹，而周鑣在《留都防亂公揭》事件中非常賣力，有人對阮大铖說：“周鑣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之黨，又以詬公而媚鑣。”[70]阮遂“銜鑣刺骨”。他通過發動“順案”，先將周鍾下獄，繼而逮係周鑣。其實，周氏兄弟素來不和，“以才相忌，各招致門徒，立門戶，兩家弟子遇於途，不交一揖”[71]。論理，兄弟反目若此，不合以周鍾牽連周鑣，但阮大铖確是善做文章的人，連這種家族內部矛盾，他也能夠利用。《小腆紀年附考》記載，周鑣的叔父等告了一狀，稱：“家門不幸，鑣、鍾兄弟成隙，鑣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等書，偽撰《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且鑣於陛下登極首倡異謀，是鍾罪止一身，鑣實罪在社稷也。”[72]雖然我們沒有旁證，但此事相當蹊蹺，周鑣叔父很像受人指使，將罪名一股腦兒推在周鑣身上，或曾被暗示如此可以開脫周鍾，亦未可知。
要之，借“順案”為繩索，阮大铖終於啟其翻案、複仇之幕。
十
弘光間，馬、阮並稱。但論做權奸的天分，馬士英不及阮大铖遠甚。後者甲申年九月起用，權勢激增，大有後來居上之勢。起初，他以馬士英為靠山，後來實已將其甩開而另抱粗腿。確定吏部尚書人選一事，顯示某種程度上，阮大铖的權勢已能與馬士英分庭抗禮。當時，馬士英屬意張國維，阮大铖則欲用張捷；某日，忽接中旨，任命張捷為吏部尚書。“內傳忽出，士英撫床驚愕，自此始憚大铖。”[73]要知道，阮大铖此時官職不過是兵部右侍郎，馬士英卻是內閣首輔；換言之，總理幹不過一個副部長。其實，從阮大铖通過大太監為自己拿到兵部右侍郎的任命一事，已見出苗頭。李清描述他的強勢：“阮少司馬大铖意氣軒驁，侵撓銓政，其門如市。”[74]還提起一次親身經曆：
予以謁客過阮司馬大铖門，見一司閽者，問曰：“主人在否？”閽者對曰：“若主人在，車馬闐咽矣，如此寂寂耶？”予為一歎。[75]
可惜弘光朝太短命，前後存世一年，阮大铖則總共隻有八個月來表現他的弄權天賦，從身陷逆案之人而冠帶覲見，而添注兵部右侍郎，而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乙酉年二月初六，1645年3月3日），雖未躋身內閣，但稍假時日，莫說入閣辦事（其實他後來雖無閣臣之名，已有閣臣之實），取馬士英而代之恐怕也指掌可取。
阮大铖追逐權力的推動力之一，自然源於報仇雪恨的渴求。他曾當麵對吳梅村發出警告：
吳學士偉業以奉差行與阮戎政大铖別，大铖曰：“上仁柔主，一切生殺予奪，惟予與數公為政耳。歸語聲氣諸君（你那些複社哥兒們），猿鶴夢隱，定不起同文之獄也。”[76]
似乎是網開一麵：放下屠刀，猶可成佛；重點則實不在此，重點是“一切生殺予奪，惟予與數公為政耳”這一句。他當然不會停留於口頭威脅，以“順案”為突破口，切實付諸行動。
繼周鑣、雷祚下獄之後，更大的網拉開了。十月丙子（11月20日），安遠侯柳祚昌（亦即為阮氏奏請添注兵部右侍郎的那人），疏訐翰林院學士徐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