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恃東林渠魁、複社護法。狼狽相倚，則有複社之凶張采、華允誠，至貪至橫之舉人楊廷樞。鷹犬先驅，則有極險極狂之監生顧杲。皇上定鼎金陵，而彼公然為《討金陵檄》，所雲“中原逐鹿、南國指馬、祈哀犬羊、分地盜賊”，是何等語！乞大奮乾斷，立逮徐汧，革去舉人楊廷樞、監生顧杲，先行提問，其餘徒黨，容臣次第參指，恭請斧鉞。[77]
疏入，皇帝的答複是：“命已之。”要他們不要這樣搞。這答複，有可能出自朱由崧，也有可能出自馬士英，因為後者可以代皇帝批複，同時對於興大獄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然僅過八天，另一個東林死敵張孫振，便再上一疏，這次矛頭所指已非複社愣頭青，而是東林巨魁、崇禎大僚吳甡和鄭三俊，以及現任蘇鬆巡撫祁彪佳。[78]
原因在於，複社僅為枝葉，東林才是大樹之根，抑或“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地方保護傘。例如，祁彪佳之為阮大铖忌，主要是因為用顧杲為幕僚，從而被目作庇護者。閱《祁忠敏公日記》，確有多筆涉及顧杲。九月二十八日：
旬餘來，盛傳銓部（吏部）議欲轉（改調）予，予知非欲優待，乃以議論意見不合，有外予之意也。前以一揭救左公祖（指左光先，“公祖”係尊稱），已拂當路意。又因錢牧齋（錢謙益）言，東義之警有嘉禾二友早知於未變之前，惟錫山顧生名杲者能知二友，乃聘來晤於吳門歸舟。及予至吳門，屢於禮賢館晤之……不知顧生曾以討檄得罪阮圓海，而予獨取用，又觸忌甚矣。[79]
十月十六日：
薄暮，顧子方（顧杲，表字子方）偕台州顧南金入署，留酌於水鏡齋。顧甚知南中局麵消息，語多所未聞，且深勸予言去。[80]
從以上看，祁、顧相識乃是近期的事，祁從前並不知道顧杲曾主持《留都防亂公揭》。祁與顧交往，沒有庇護關係，祁遇事會谘詢於顧，與其說顧受益於祁，不如說倒是消息靈通的顧杲對祁彪佳幫助更多。南京政局日壞，祁是從顧杲那裏了解到，辭職的建議也來自顧杲，而祁彪佳接受了這建議。十月二十一日，祁彪佳接錢謙益信，“已知予深為時局所忌，勢不能留”[81]。二十六日，與赴任途中路過的楊龍友晤，楊是馬士英親戚，祁彪佳乘便表示歸誌，“求其轉達馬瑤草，必放予歸”[82]。十一月初一，得知柳祚昌“參徐九一、楊維鬥諸君子”事[83]。十一月初五，從友人書信讀到張孫振對他的指控：
至是，見掌河南道張孫振言予力爭皇上監國（當初，祁彪佳認為朱由崧立即登基不妥，宜以監國過渡）、阻建年號，請與吳鹿友（吳甡）、鄭玄嶽（鄭三俊）同誅而末之。誣予無所不至，甚且指為奸貪。予唯一笑置之。[84]
由是請辭益堅，終於十一月十四日得到批準。其間有一重要情節，即祁彪佳拿到張孫振彈劾奏章後，曾轉交給楊龍友，後者傍晚即過府拜訪，且帶來馬士英手劄一封，“以予才固殊絕，不肯即放”，楊龍友還轉達馬士英如下看法：“但論其（指祁彪佳）做官甚好，不必問意見異同也。”[85]祁彪佳對此感受良好，記入日記時，對馬士英略其姓氏而稱“瑤草”，語氣欣慰。有野史說，張孫振劾祁彪佳為馬士英所嗾，據此則明顯不實。換言之，張孫振的幕後另有其人；這個人，從祁彪佳日記的線索求之，隻能是“阮圓海”。
由祁彪佳所記，阮大铖與其黨徒步步緊逼、張網掘阱的態勢，一目了然。不少史著，包括《小腆紀傳》《清史稿》，甚至權威的《明史》都說，顧杲、黃宗羲遭到逮捕。如《明史》稱：“大铖又誣逮顧杲及左光鬥弟光先下獄”[86]，《小腆紀傳》“黃宗羲傳”記述：“時方上書闕下，而禍作，與杲並逮”[87]。這是一個錯誤，顧、黃並未被捕。但逮捕令確已下達，對此，黃宗羲述之甚明：
阮大铖得誌，以徐署丞疏逮子方及餘。時鄒虎臣（副都禦史鄒之麟）為掌院，與子方有姻連，故遲其駕帖。弘光出走，遂已。[88]
具體經辦者加以拖延，以此幸免。吳應箕也是逮捕對象，“周鑣下獄，應箕入視，大铖急捕之，亡命去。”[89]幸免者還有侯方域，他得到風聲逃離南京前，留書阮大铖，立此存照：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即楊龍友）叩門過仆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雲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
痛罵辣諷：
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仆且去，可以不言語，然恐執事不察，終謂仆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90]
並非人人有此幸運，複社名流陳貞慧確實被捕，幾死[91]。又下令逮捕呂大器、左光先（浙江巡按、左光鬥堂弟）、戶科給事中吳適。呂大器因先已返回四川老家，“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92]；左光先倒是抓到了，但押解途中“亂亟道阻，間行，走徽嶺得免”[93]；吳適不幸，真的身陷囹圄，罪名是“東林嫡派，複社渠魁”[94]——至此，東林、複社已公然是論罪依據。終於，屠刀也舉起來了，刀下之鬼便是周鑣、雷祚，兩人於乙酉年四月初九（1645年5月4日）遇害：
謂二人實召左兵（左良玉兵變），趣賜自盡。乃各作家書，互書“先帝遺臣”於腹，投繯死。遺命勿葬，如伍子胥抉目事，置棺雨花台側，未浹月（不足一個月）而南都破矣。[95]
以上，僅為零散迫害，實際上阮大铖已做好準備，隨時開展一個全麵打擊東林—複社分子運動，將其一網打盡，並擬就一份名單：
時孫振與阮戎政大铖欲阱諸異己，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96]
《幸存錄》也說：
未幾，有妖僧者，自稱先帝，又自稱為某王，殆類病狂者，而張孫振與大铖欲借以起大獄，流傳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之屬鹹列焉，即餘未嚐一日為京朝官、楊廷樞一老孝廉，而羅織俱欲首及之。[97]
之前，名單認定工作早就悄悄進行，“阮大铖作正續《蝗蝻錄》、《蠅蚋錄》，蓋以東林為蝗，複社為蝻，諸和從者為蠅為蚋。”[98]蝗、蠅易懂，蝻是蝗之幼蟲，蚋便是蚊子。他總共編了三本名冊（《蝗蝻錄》共有正、續兩本），以蝗、蝻、蠅、蚋為比喻，分別列入東林、複社成員，以及東林、複社的追隨者。然後，一直等待合適的時機。甲申年十二月起，接連發生大悲和尚、南來太子等案，因案情牽及帝位，阮大铖認為是絕好由頭，就此發難。所謂“羅漢”、“菩薩”等名目，與魏忠賢編造《東林點將錄》，比照《水滸傳》一百單八將給東林要人逐一加派諢名的做法，一脈相承，等於阮大铖不打自招。此名單，《小腆紀年附考》第327、328頁有較詳披露，於茲不贅。而所有史家一致認為，名單一旦落實，國中清流，將無孑遺。
事在一發千鈞之際。李清說：“非上寬仁，大獄興矣。聞馬輔士英亦不欲，故止誅大悲。”[99]夏允彝也說：“馬（士英）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100]除此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即左良玉突然兵變，以清君側之名，拔營東來，阮大铖輩已無力將大獄付諸現實。
乙酉年三月二十五日[101]（1645年4月21日），左良玉自武昌反。左良玉與東林淵源甚深，他的“清君側”，公開理由之一是替東林打抱不平，時人有詩，將該事件形容為“東林一路踏江南”[102]。左氏起兵前，在宣言中怒斥阮大铖：
睚眥殺人，如雷祚、周鑣等，鍛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三案為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103]
事變既生，馬士英、阮大铖悉遣江北重兵迎拒左良玉，黃淮防線為之一空，清兵渡淮時，“如入無人之境”[104]。以此觀之，明不亡於寇虜，而亡於黨爭之說，倒也鑿然。
十一
夏允彝之子夏完淳，被郭沫若歎為“神童”。郭這樣說：
夏完淳無疑地是一位“神童”，五歲知五經，九歲善詞賦古文，十五從軍，十七殉國，不僅文辭出眾，而且行事亦可驚人，在中國曆史上實在是值得特別表彰的人物。[105]
這位絕世的少年，於年僅十七被滿清大員洪承疇殺掉之前，踐行父親臨終之托，續完《幸存錄》。其中對弘光朝事的一番總結，令曆來識者撫膺擊節：
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聞。[106]
自崇禎十七年五月福王監國，至弘光元年五月朱由崧北狩，一年之內，國家態勢基本如此。
這也便是乃父於南京陷落、痛不欲生之際，所剴切書寫的反思：
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而平心論之，東林之始而領袖東林者……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敵製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嚐為朝廷振一法紀，徒以忮刻，可謂聚怨而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則兩者同之耳。[107]
何為痛定思痛，莫過於此。
除夏允彝以“清流”營壘同誌身份，所道出的悔恨自責之聲，我們也應看一段李清從黨派之外做出的評論：
至魏忠賢殺（魏）大中，謂為大铖陰行讚導者，亦深文也。但一出而悍傲貪橫，鋤正引邪，六十老翁複何所求？而若敖（通“熬”，煎熬）已餒，何不覓千秋名，乃遺萬年臭？[108]
兩段話並而齊觀，才是比較完整的認識。就東林—複社來說，國家危難時刻，未能聚焦主要矛盾，全力赴當務之急，確係難辭之咎。然而與這種過激相比，以阮大铖為代表的一班貪橫之徒，滿懷私欲，毫無急公近義之心，才是葬送國家的真正根源。這樣的是非，必須分清。
所以，黃宗羲在讀到夏氏父子的《幸存錄》《續幸存錄》後，很不讚同，麵對同一營壘裏出現這種議論，他略無避諱，針鋒相對寫出《汰存錄》，加以批評：
愚按：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此彝仲學問第一差處。莊烈帝亦非不知東林之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純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東林者之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製乎東林，故參用之。卒之君子盡去，而小人獨存，是莊烈帝之所以亡國者，和平之說害之也。彝仲猶然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謂昧於治亂之故矣。[109]
這段話，是直接針對剛才夏允彝那段引文而發，語氣之激烈，不免令人感到對那樣一位殉國烈士有失恭讓。但在黃宗羲看來，事關大是大非，“當仁，不讓於師”，何況同道？他認為，善與惡沒有調和的可能和必要；推動曆史和政治朝善的方向發展，是必須堅持的立場，不存在對惡妥協的問題，這是治亂之別的根本。他再次重複了對於帝權的批判，指出帝王（哪怕是崇禎皇帝那樣就個人品質而言相對不壞的帝王）本質上不以天下之治為目標，為了家天下私利，他們對於“君子”（善）和“小人”（惡），采取參用手法，從中製衡，這正是國家不得其治、終於頹亡的原因。隨後，他提出如下觀點：
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今必欲無黨，是禁古今不為君子而後可也。[110]
什麼是“東林”？古往今來，所有推動曆史進步、努力建造好社會、與奸惡勢力不懈鬥爭的健康力量，凡屬這種追求或這樣的人，無論出現於何朝何代，都是“東林”；曆史本來有“黨”，天然存在正邪之分，怎麼取消得了，又何能混淆？
醍醐灌頂，耳目一新。
讀《汰存錄》，筆者油然想到約三百年後的魯迅。這兩位浙江老鄉之間，真有太多的相似之處。黃宗羲如此苛對夏允彝，某種意義上我頗感不忍。不過，黃宗羲所談處在更高的層麵。夏允彝的反思，為明朝解體而發；黃宗羲則是從曆史正義的高端，論析基本原則，以及人們應有的抉擇。朝有存亡，代有興替；把握住正確的曆史觀，總比一時一地的得與失重要。
同時又意識到，從東林到複社，明末黨爭中前仆後繼、代代湧現的知識精英，是如此朝氣蓬勃。他們的信念、激情，以及因此迸發出來的不可思議的才華，乃是中華持續千年的文明繁榮和新的苦悶所共同作用、孕育的結果。不消舉更多的例子，單單一個夏完淳，倘若你肯去讀一讀那部將近八百頁的《夏完淳集箋校》，定會為這個犧牲時年齡不過十七歲的少年，有著如此高貴的人格、如此巨大的才華、如此豐厚的學識、如此精深的思索，而目瞪口呆。他的形象，描寫出一個真正的“青春中國”，一個在思想、文化乃至社會政治上潛藏甚而已經展露出原創能力的中國。至此，筆者不禁再度感慨於滿清的入主，之於中華文明可能的豹變乃是極嚴重的幹擾。興許，東西方文明的賽跑，就差在這二三百年之間。
【注釋】
[1]孔尚任《桃花扇凡例》，《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1頁。
[2]孔尚任《桃花扇小識》，《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3頁。
[3]孔尚任《桃花扇小識》，《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3頁。
[4]孔尚任《桃花扇本末》，《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5頁。
[5]孔尚任《桃花扇小引》，《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頁。
[6]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57頁。
[7]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39頁。
[8]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40頁。
[9]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1—24頁。
[10]眉史氏《複社紀略》，中國曆史研究社編《東林始末》，神州國光社，1947，第204頁。
[11]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83頁。
[12]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3—24頁。
[13]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4頁。
[14]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3頁。
[15]眉史氏《複社紀略》，中國曆史研究社編《東林始末》，神州國光社，1947，第181頁。
[16]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華書局，1974，第7938頁。
[17]羅哲文《總序》，《園冶》，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9，卷首（未標頁碼）。
[18]陳植《園冶注譯序》，《園冶》，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9，第5頁。
[19]阮大铖《冶敘》，《園冶》，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9，第32頁。
[20]吳梅村《冒辟疆五十壽序》，《吳梅村全集》卷第三十六文集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773頁。
[21]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30頁。
[22]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73—74頁。
[23]張岱《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74頁。
[24]魯迅《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第274頁。
[25]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華書局，1974，第7938頁。
[26]吳梅村《冒辟疆五十壽序》，《吳梅村全集》卷第三十六文集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773頁。
[27]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2頁。
[28]侯方域《李姬傳》，《壯悔堂集》，商務印書館，1937，第130頁。
[29]吳梅村《冒辟疆五十壽序》，《吳梅村全集》卷第三十六文集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773頁。
[30]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68頁。
[31]溫睿臨《南疆逸史》，中華書局，1959，第265頁。
[32]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65頁。
[33]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2頁。
[34]吳應箕《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樓山堂集》第十五卷書，中華書局，1985，第176頁。
[35]朱希祖《書劉刻貴池本留都防亂揭姓氏後》，《明季史料題跋》，中華書局，1961，第22頁。
[36]吳應箕《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樓山堂集》第十五卷書，中華書局，1985，第176頁。
[37]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華書局，1974，第7938頁。
[38]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50頁。
[39]《留都防亂公揭》，《國粹學報》，國粹學報館，1910年第74期。
[40]顧誠《南明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第70頁。
[41]邢昉《哭吳次尾》，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26頁。
[42]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335頁。
[43]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23頁。
[44]張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七誌第二十三禮一，中華書局，1974，第1225頁。
[45]歐陽予倩《桃花扇》（話劇）第一幕第一場，《歐陽予倩全集》第二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第343頁。
[46]張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九誌第四十五選舉一，中華書局，1974，第1678頁。
[47]張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九誌第四十五選舉一，中華書局，1974，第1681頁。
[48]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24頁。
[49]孔尚任《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25頁。
[50]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7頁。
[51]李清《自序》，《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3頁。
[52]沈眉史《夏公彝仲傳》，《夏完淳集箋校》附錄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29頁。
[53]王鴻緒《明史稿》，《夏內史集》附錄，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八年（1939），第83頁。
[54]夏完淳《續幸存錄自序》，《夏完淳集箋校》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422頁。
[55]李清《自序》，《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3—4頁。
[56]夏允彝《幸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292—293頁。
[57]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94頁。
[58]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94頁。
[59]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95頁。
[60]計六奇《明季南略》，馬士英特舉阮大铖，中華書局，2008，第41—43頁。
[61]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02頁。
[62]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55頁。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44頁。
[63]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02頁。
[64]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08頁。
[65]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96頁。
[66]徐鼒《小腆紀傳》卷十九列傳十二周鍾，中華書局，1958，第207頁。
[67]徐鼒《小腆紀傳》卷十九列傳十二周鍾，中華書局，1958，第208頁。
[68]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華書局，1984，第434頁。
[69]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黃山書社，1990，第185頁。
[70]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50頁。
[71]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50頁。
[72]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250頁。
[73]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18頁。
[74]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13頁。
[75]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16頁。
[76]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15頁。
[77]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76頁。
[78]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81頁。
[79]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94頁。
[80]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0頁。
[81]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2頁。
[82]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3頁。
[83]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4頁。
[84]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5頁。
[85]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曆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5頁。
[86]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華書局，1974，第7941頁。
[87]徐鼒《小腆紀傳》卷五十三列傳四十六儒林一，中華書局，1958，第571頁。
[88]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65頁。
[89]徐鼒《小腆紀傳》卷四十六列傳三十九義師一，中華書局，1958，第480頁。
[90]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壯悔堂文集》卷三，商務印書館，1937，第53頁。
[91]趙爾巽等《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八遺逸二，中華書局，1977，第13851頁。
[92]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九，中華書局，1974，第7143頁。
[93]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黃山書社，1990，第177頁。
[94]徐鼒《小腆紀傳》卷十四列傳七吳適，中華書局，1958，第160頁。
[95]徐鼒《小腆紀傳》卷十九列傳十二周鑣，中華書局，1958，第207頁。
[96]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2頁。
[97]夏允彝《幸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308頁。
[98]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27頁。
[99]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2頁。
[100]夏允彝《幸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308頁。
[101]據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85頁。
[102]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10頁。
[103]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華書局，1974，第7943頁。
[104]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3頁。
[105]郭沫若《夏完淳》，《夏完淳集箋校》附錄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73頁。
[106]夏完淳《續幸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322頁。
[107]夏允彝《幸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293頁。
[108]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14頁。
[109]黃宗羲《汰存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頁。
[110]黃宗羲《汰存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