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著亦各有記載。如《爝火錄》卷二記，甲申年五月，“蘇州楓橋一帶，米牙斛腳千群，推官倪長玕部署之，練充鄉兵，防守滸墅，馴其驕悍，消叢聚。”米牙，即米行；斛腳，乃米行腳伕，在最底層，跡近所謂“流氓無產者”，且群體特征突出，極易“叢聚”。至今蘇州倪家弄口猛將堂東牆，存有《奉憲禁斛腳多勒陋弊碑記》，康熙三十一年八月立，文字多剝蝕，然自碑名中“多勒陋弊”四字，可略知其意而領略“斛腳”之“驕悍”。倪長玕用組成鄉兵的辦法，來消除為亂的潛質。不久倪長玕他任，接替者另搞一套，致“斛腳”們“遂相聚思亂，民皆逃徙，勢甚岌岌”，上級隻好仍讓倪長玕管事，後者“曉以大義散解之，一境始安”。[64]又如《平寇誌》記，乙酉年二月，福建汀州民變，由諢名“閻王豬婆”的人領頭，“盤踞蕪子湖，劫掠橫行”。巡撫張肯堂派寧化知縣於華玉招撫，“既往，賊橫，幾不免”。不過，於華玉仍設法予以說服，帶著幾百人回來。張肯堂將其改編，“命華玉率之勤王”，但走到浙東就“各散去”。[65]
七
考諸以上，我們發現南北民心應無不同。說來，南北百姓皆苦，且各有所苦。曩者多以為南方自然條件好，物產豐盈，日子較北方好過。客觀而言，確有此差別。然而卻有些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北方貧瘠，生存倍艱，不過要看到，北方民眾的經濟負擔較南方輕很多。黃宗羲說“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66]，這是強調的語氣，不能理解為北方百姓不出賦稅徭役。不過，明朝財賦泰半落在東南人民肩上，大概是不錯的。那條大運河為何是明朝生命線？即因賴此東南錢糧才源源北上，為朝廷輸血。如謂北京乃明朝心髒，大運河便是使它維持搏動的血管。自朱棣遷都北京以來，大運河從東南瘋狂吸血二百餘年，每位東南百姓一年勞作的果實，“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67]。東南人民除了貢獻糧食、鹽、棉花、絲織和庫銀，甚至要從收到運一條龍負責到底。例如貫穿整個明朝，蘇鬆常嘉湖五府承擔的“白糧”，不僅“全征本色”，且“民收民解”，費用驚人，沿途要受各關津閘壩官吏的勒索，支付纖夫費用，支付特殊情況下的臨時轉運、賃屋等費，經常遭到各地流氓地頭蛇劫奪與敲榨，趕上惡劣氣候也會造成額外損失……不一而足。最終加以核算，我們來看一位學者的研究：
史稱萬曆年間吳江縣“大率費米六石有餘，始完正米一石”。及至崇禎年間的官方報告，亦指出每船自起解至製銷需“費至一千五百兩”，平均每石費用為三兩，按當時法定的一般糧價折算約為六石左右。如果再把解戶因途中漂損而賠納的部分計算在內，那麼總的費用當然就更加浩大了。例如萬曆年間鬆江府有一位名叫宋憲的解戶，因糧解“半遭沉溺，半為歇家侵漁”，一般之使費竟“負官稅幾二千金”，亦即共虧欠二千兩，平均每石耗費高達四兩，約折算為八石左右。[68]
可見南方條件雖較北方為佳，而若將沉重負擔考慮在內，一般人民的景況也並不寬裕。
對明末北方多處爆發農民起義，史家往往提及極端化年景。如：“歲儉，無所得食，遂群聚為寇。”[69]“崇禎二年，秦大旱，粟騰貴。”[70]“草根木皮盡，人相食。”[71]北方自然條件差，較易遭遇極端化年景，南方一般較少。不過戰亂背景下，這種事情也同樣在南方出現，辛巳年（1641），張獻忠圍困下的桐城，便“城中食亦匱，多餓死，或割死人肉以為食”。[72]
但很奇怪的，大動亂卻隻從北方湧起。《平寇誌》載，短短一二年內，發生在陝西的起義，“其有名目者”（已闖出名頭的），即有紫金梁、滿天星、蠍子塊、老回回……“凡二十四家”，晉、豫兩省則有英王、王鎮虎、朱溫、趙令君……“凡三十八家”；又說“賊盡響河北”[73]亦即影響遍及河北全境，非以“蜂起”則不足以形容。而南方雖有零星事件，卻始終未顯燎原之勢；相反，以我們前麵舉到的幾例，倒有些虎頭蛇尾，草草了事，官府輕易即予擺平。更有甚者，南方民眾對於南下的北方造反者，一般不表支持，反而排斥、抵製，乃至與官府、官軍聯手打擊。在北方，造反者所到之處迎附蜂起，常常裏應外合。甲申國變後，趙士錦一行逃離北京南還，北方沿途多是乘亂而起態勢，一過淮河，情形立變，由此以迄東海，州縣居民紛紛組建鄉兵，嚴防死守，欲將“賊寇”堅拒門外。前述桐城民眾對張獻忠，也持敵意。眾多史述顯示，李自成、張獻忠在南方各地（荊楚至江浙，以及四川），難以聚集在北方的那種“人氣”；南方民眾與他們的關係即便不是排斥的，也在心理上表現疏離狀態。
這豈不有乖“邏輯”？既然南方民眾生存也很逼仄，所受壓榨或且過之，一樣苦大仇深，為何不與北方民眾同仇敵愾呢？“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74]依照階級鬥爭學說，解釋不通。
除了階級鬥爭，有別的解釋。民風大概就是一種可能的解釋。一般認為，北人剽悍，南人柔弱。南人缺少北人那種孤注一擲、好勇鬥狠的氣質，比較懦弱，比較膽小，容易息事寧人。以此性格，不光慎於“舉事”，連“從亂”也不大敢。這種地域之見，通俗易懂，又似乎總能驗之於日常見聞，因而彈此調者曆來不少。
事情如截止於乙酉年五月，我們或許隻能將原因歸結於南人心態及秉性。到那時止，東南民眾看上去隻是一副忍氣吞聲、得過且過的樣子，麵對橫征暴斂、侵奪搜刮乃至洗劫焚掠，敢怒不敢言。北方造反者明明已經創造了濃厚的反抗氣氛，他們居然也不順勢而動，加入暴動洪流。這不是民風柔弱、膽小怕事，是什麼？
然而，我們需要等候曆史翻到下一頁。
當清兵攻下南京，進而向東南腹地拓展時，出現了令人震撼的情形。這支關外鐵騎，從占領北京到向冀、晉、陝、豫、魯，亦即整個黃河中下遊北中國的推進，很少麵臨抵抗。抵抗在此，主要看民間行為，而非正規武裝力量。因為明朝官軍勢力已在“大順”掃蕩下，或逃或降，基本絕跡，如果發生抵抗，隻能靠當地民眾。然而，很少看到這種記錄。素來認為剽悍、尚勇的北中國人，比較安靜地接受了異族占領和統治，連推行種族歧視的“薙發”政策時，北方亦是波瀾不驚。反而在南方，尤其普遍認為民風軟弱的江浙一帶，滿清卻遭遇殊死抵抗，其慘烈、壯闊，二千年來無匹。
讀這段曆史，讓人困惑。同是中國人，為何南北兩地對滿清占領，反應懸殊？又為何身材孔武、性格亦更剛猛的北方民眾帖然以從，而從體力到性格都偏弱的南人，反倒爆發了巨大抵抗能量？倘執著於民風論，對此或許永遠想不通。我後來體會到，事情當在別的層麵，與民風無關。換言之，我們不把滿清在北方進展順利，視為北方民眾怯懦的結果；也不認為南人在抗清中的奮不顧身表現，可以將曆來的南人柔弱、北人剽悍這種看法加以顛倒。一般來講，北人勇鷙，南方民風偏軟，是客觀特點。明清代際南北民眾的表現，所以各反其常態，並非民風有變，而是別有原委。
拆解答案之前，我們先對東南抗清情形，取得直觀的了解。
八
南方的抵抗，不限於少數人或個別群體，而有上下一體、不分階層的全民性。且極具恒心與韌性，前仆後繼，幾年內，江、浙、皖、閩四地均可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為便於觀察，我們挑選兩個比較完整、集中的事件，了解其情形。
揚州陷落，是一大標誌，就此宣告清兵南侵事態不可改變，當時人們對此已非常清楚。乙酉年五月十三日，揚州消息傳至嘉定——同日，趙之龍、錢謙益等在南京議定向滿清投降，而朱由崧、馬士英等已逃離，嘉定人尚不知也——他們僅從揚州陷落消息，即預測到前景，而有組織鄉兵之議。從一開始，這就是民眾的自發行為。知縣錢默想溜之大吉，“百姓遮道止之，乃聽十民議，按籍抽丁，以備他變。”[75]他們攔住縣官，迫使他行使應有的職責。按籍抽丁，就是家家戶戶出人，全民皆兵。之後暫時平靜，三十日，錢默還是逃走，鄉兵一度散去。六月初四，清兵到嘉定，明朝吳淞總兵吳誌葵每有騷擾，群眾則尚未采取明顯行動。閏六月十二日，滿清下達薙發令，“至縣，遠近大嘩，始謀舉事矣。”[76]十三日，“人心愈憤”：
市上大呼曰：“安得官軍來，為我保此發膚！”苟有倡義者，即揭竿相向矣。於是諸鄉義兵，不約而起……六裏內一呼響應，動以數萬計，無不地自為守，人自為戰者。[77]
昆山也同日起義，殺掉滿清委派的縣令。起義民眾還主動攻打太倉，所以如此，因為那裏在一些士大夫表率下，“城中無不辮發者。四境之民怨之。”[78]
嘉定抗清，確實是典型的民間自發現象。這體現於兩點：一、有極大廣泛性，“動以數萬計”。二、明顯帶著民間自發現象的特征或局限性——缺乏組織，效率較差，又不計代價、不問後果，隻靠一腔熱血，激情使然。以下描述，便顯現了這一點：
七月初一日庚戌，追擊李成棟於婁塘，鄉兵會者十餘萬人。成棟分騎力戰，鄉兵皆潰，遂屠婁塘，與太倉合。時，會兵磚橋東，不下十餘萬人，奈諸鄉兵本村農烏合，推排擠塞，紛呶如聚蚊，多適為累。北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名為蟹螫陣。[79]
情形可悲，乃至可笑。不過，這種“村農烏合”、雜亂無章、“多適為累”的麵貌，這種以芻蕘之輩而敢然與野戰軍接殺、螳螂奮臂般的反抗，正好凸顯了東南抗清的民眾自發性。
再看兩個單獨的鏡頭。
閏六月十八日，清兵李成棟部進攻羅店，在一條河邊，與當地鄉兵遭遇：
與鄉兵隔水語曰：“棟等不過奉命守吳淞，與羅店初無仇釁。今假道歸婁東，幸諸君寬其一麵。”鄉兵支某、陸某等戟手罵曰：“汝曹檻羊牢豕耳。莫作此想。”[80]
羅店距吳淞不遠。過去筆者母校在此辦有農場，某年深秋，我曾隨全班前來務農兩周。其野渡舟橫、衰草萋萋的水鄉景象，至今在目。今睹此文，羅店記憶油然喚起。兩相對照，頗訝於那樣柔靜的地方，也曾有性情如此剛烈的農夫。“檻羊牢豕”，不僅罵對方為牲畜，而且是被關起來、因而死定的牲畜。
不過，支、陸二農夫雖然豪氣幹雲，卻尚不能與一個名叫朱六的同鄉相比：
有清將一人，失其姓名，身長八尺餘，麵色如鐵，乘馬押陣，偶失隊。鄉兵朱六，於道傍登溷邊，北將單騎過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同墮河中。北將倉卒拔刀，未及出槊，朱六用兩手緊束之，疾呼求救。鄉兵聞呼聲甚迫，亟返視，見朱六正與北將相搏，濺水如濤山浪屋，大笑。爭下水擒之，立刻梟斬，首級奇大，幾如五升碗。[81]
從名字一望便知，這是最普通的農民。明代這種階層的人，一般有姓無名，所謂名字，不過以排行代之。注目以上場景，我們不免要想一個問題：這位很可能大字不識的農民，究竟哪裏得來一種精神，使他迸出驚人勇氣和力量，敢於撲向如此健碩的勁敵？
真正大出意外的當數清兵。他們入關以來，所向披靡，一帆風順，或許已習慣於受降。偏偏來到江南，這些吳儂軟語、身形苗條、傳說中膽小如豆的“蠻子”，反而誓死不從。從閏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清兵用了兩個月，反反複複，才算敉平。
一旦到手，就開始屠城。
屠城之事，入關前他們常幹。努爾哈赤時期，對於所攻之城素事燒殺。不降殺，降亦殺；或洗擄一空，焚城而去。所以如此蓋因當時女真形態未脫原始，征伐目的惟在財帛子女。這種情況到皇太極時，隨著滿清萌生入主中國之念而發生改變。1631年，圍攻大淩河城，守將祖大壽抵抗極頑強，後送養子祖可法至清營為人質，一見麵，諸貝勒即大為不解問道：“爾等死守空城何意？”祖可法回答，是因有遼東永平等處降民遭屠戮的前車之鑒。對此，嶽讬貝勒當即表示：“遼東之事我等不勝追悔”[82]。過了二個月，嶽讬向皇太極建言：“先年克遼東、廣寧誅漢人拒命者，後複屠永平、灤州，以是人懷疑懼，縱極力曉諭，人亦不信。”建議為使“人心歸附”“大業可成”，拋棄屠戮舊習。皇太極“嘉納之”。[83]之後，滿清確實一洗陋習，其下北京、南京後的表現，可圈可點，在冀、晉、魯、豫、陝等北方各地，亦罕有劣跡。在它，自然想努力扮演仁義之師，客觀上卻亦因所到之處未遭抵抗。一旦膽敢抗拒，就絕不手軟，而故伎重施。四月在揚州，發生了入關後第一次屠城慘案。眼下，則輪到嘉定。
揚州之屠，主要是洗劫，在這自古繁華之地一逞獸性，恣意淫搶。嘉定之屠，更多出於報複、泄憤，以懲其士民之不降不順，非殺盡而後快：“肆其殺掠，家至戶到，雖小街僻巷，無不窮搜，甚至亂葦叢棘中，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屍體遍野的同時，還有個怪現象，每具屍體“皆傷痕遍體”。何以如此？“此屢斫使然，非一人所致也。”原來，人雖已被殺死，卻還會有兵卒隨時在已經“寂然不動”的屍體上再砍幾刀。這顯然超越了殺戮本身，成為非理性的宣泄。滿城之中，“刀聲砉砉然，達於遠邇。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斷肢者，血麵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狼藉路旁，彌望皆是。”最後，河道裏屍首水泄不通，船篙竟無可下之處，白花花的人體脂肪浮滿河麵[84]……這樣的屠城（之前城外鄉間的殺戮不計在內），七月初四、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一共進行了三次，史稱“嘉定三屠”。
九
略早，常州府江陰縣已發生更加可歌可泣的抵抗。
較之嘉定，江陰的不同在於，抵抗得到一定的組織。兩位明朝低級別官員（典史）陳明遇、閻應元，先後擔任領導者。一般民眾，也較有秩序意識，許多問題事先有商議，議後能遵行。大家決定，“其老弱婦孺與不能同誌者，宜速去”；轉移老弱婦幼後，“城門盡閉”，逐一討論守、戰、不同隊伍的服色與旗幟、聯絡外援等事項。決定啟發官府庫藏封條，將錢物用於抵抗運動；一旦發現不夠，有個叫程壁的徽商立刻捐出三萬五千兩。這樣，江陰得以比較迅速地進入軍事狀態，“分隊伍，樹旗幟，鳴金進止”，“集教場”、“填塞道路”、“分途出入”；加強警戒，防範奸細，“燈火徹夜，互為盤詰”，事實上也果然盤獲了間諜，“命拘之獄”。[85]
江陰全民抗戰的氣氛，不特堪比嘉定，且尤有過之。“四鄉居民不約而至者數十萬計。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無憾。有不至此，共訐之。”[86]“鹹以效死勿去為念。”[87]“各鄉保鄉兵距城五六十裏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負糧，棄農不顧。不用命者互相攻訐，雖死無悔。”[88]“鄉兵陣伍散亂，進退無節。然清兵所至，盡力攻殺，多有斬獲；即不勝，亦未嚐俯首效順也。”[89]
自閏六月初一起事，這座僅由莊稼漢守衛的城池，清兵久不能下。
（守衛者）合鄉兵二十餘萬人與在城民兵，分保而守。城門用大木塞斷，派十人守一垛。卯時，喊“殺”一聲；午時再派十人，喊“殺”一聲；酉時，仍換前十人，隨宿。夜半，再換後十人更番，周而複始。城下設十堞廠，日夕輪換，安息燒煮。公屋無用者，毀拆磚瓦，使瞽目人傳遞不停……井井有條，絲毫不亂。[90]
清將二都督大怒：“我得北京、得鎮江、得南京，未嚐懼怯，未嚐費力；不要說江陰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費力。”“二都督恃勇，衣三層甲，腰懸兩刀，肩插兩刃，手執隻刀，獨登雲梯”，卻被城上守民“群刺其麵”，一湯姓童子，“持鉤鐮槍，用刀鉤斷其喉管”。[91]
僵持一個半月，七月中旬，滿清以精銳王牌博洛貝勒（他也就是後在福建勸降鄭成功之父鄭芝龍的人），“悉統所部共幾二十萬來江陰”[92]。同時抵達的，還有大炮百門。殺雞真正用上了牛刀。七月十九日，博洛發起攻擊，炮轟整整一周，“炮聲震天，聞二百裏。一晝夜用火藥萬五千斤”[93]。城牆或裂或陷，幾不能保，閻應元亦傷右臂。然每次進攻，卻總被擊退，城牆則迅速修複。守民極英勇，“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身僵立不仆；一人胸背俱穿，直立如故。”[94]“大雨；民立雨中受炮，毫無降意。”[95]
其間，恰逢八月十五中秋日。這慘烈的戰場，居然出現遼遠浪漫的一幕：
百姓攜壺觴登陴，分曹快飲。許用（一諸生）仿楚歌，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登高傳唱，和以笙笛簫鼓。時天無纖翳，皓月當空，清露薄野，劍戟無聲。黃弩師鼓胡琴於西城之敵樓，歌聲悲壯，響徹雲霄。外兵爭前竊聽，或怒罵、或悲歎，甚有泣下者。[96]
此情此景，堪為華族自古抗敵史上大美之圖，留載史冊。
不屈，直至八月二十日。這天，清軍又從南京調來重炮二十四門，“較前更大，每舟止載一位”[97]，一發炮彈重達二十斤。二十一日，雨勢甚急，清軍發炮猛攻，城上守民見炮火閃亮，即避伏垣內，俟炮聲停頓，複登城守禦。不料，清軍發現這種情況，加以利用，轉放空炮，“煙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謂炮聲霹靂，兵難遽入”，實際清兵卻潛渡城河，從煙霧中蜂擁突上……江陰終於告陷！[98]
“閻應元坐東城敵樓，索筆題門曰：‘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裏江山。’題訖，引千人上馬格鬥，殺無算。奪門西走，不得出，勒馬巷戰者八，背被箭者三。顧謂從者曰：‘為我謝百姓，吾報國事畢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99]未死，次日被俘，殺於博洛貝勒前。
“陳明遇令閉衙舉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備道前下騎搏戰，身負重創，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100]
城陷，百姓“猶巷戰不已，清兵用火攻敗之。四民（即士、農、工、商）駢首就死，鹹以先死為幸，無一人順從者”。清兵“下令從東門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歲以下童子不殺”，然合城百姓拒為所誘，“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環者不能悉記。內外城河、泮河、孫郎中池、玉帶河、湧塔庵河、裏教場河處處填滿，疊屍數重”。[101]
八十天來，為對付這僅由老百姓守衛的彈丸小城，清軍調集兵力二十多萬，喪失三位王爺、十八位大將[102]；所折兵士，據許重熙《江陰城守記》：“清兵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103]以上僅為戰死數，負傷者還未計於內。而他們的對手，不過是田間陌阡的農夫。這樣一場城守奇跡，古往今來，未之聞也。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清兵大開殺戒，屠城兩天（《明季南略》則說“清兵屠城凡三日，晨出殺人，暮則歸營。”），“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幸免者，僅躲在寺觀塔上隱蔽處的五十三人而已。至此，前後八十一天，江陰人以“城內死者計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人”[104]的代價，替明朝國人表示，中國“不至拱手獻人”[105]。
十
日寇南京大屠殺無人不知，而1645年清兵在揚州、嘉定、江陰連續三次大屠殺，知道的人大概已不多。從當時人口比例講，後者比南京大屠殺有過之無不及。時過境遷，這類記憶卻往往被曆史衝淡。我們重新提及，如果隻為翻翻舊賬，沒有必要；重要的是，從中收取一些新的發現和認識。
重新認識首先從一點講起：揚、嘉、江三次屠城，本都可以“避免”。此話怎講？前麵提到皇太極時滿清調整政治戰略，放棄了屠戮舊俗，公道地說，入關後直至揚州事件前，清兵比明軍、李自成紀律都好，更遑論張獻忠。揚、嘉、江之屠，直接原因都是遭遇抵抗。
反過來，三地遭屠也為我們做了強烈的標記：到1645年夏天為止，滿清入侵的過程，隻在東南引發抗戰，在別的地方都望風順從、波瀾不興。這個要點，我們且將它記下。
次而還有兩個要點：第一，南京投降後，清兵沿鎮江、無錫東進過程中，在很多地方絕無擾民，更不必說屠戮。第二，發生大慘案的江陰、嘉定兩地，亦非一開始即呈惡性對抗態勢，而是因為當中發生一個重要關節。
且看親曆者計六奇的所見：
初三日甲寅，下午，清兵三百餘騎自北而南，穿無錫城中而走，秋毫無犯，觀者如市。
初四日乙卯，五更時分，穿無錫城中走，至傍晚止，約萬人，馬三萬餘匹，奔放縱橫，見者麵麵相覷，寂無人聲。
初七日戊午，下午，清兵到無錫，穿城而過，一夜不息。月夜張買貨物，清將殺四人，懸其首於南、北門禁，城中頗稱秋毫無犯。水陸俱進，水多於陸。
初八日己未，清兵又過無錫一日，舟中俱有婦人，自揚州掠來者，裝飾俱羅綺珠翠，粉白黛綠，亦一奇也。[106]
這幾筆記述，均取自計六奇乙酉年五月日記，非同於傳聞。兩次用了“秋毫無犯”一詞。初七所記“清將殺四人”，味其上下文，被殺者應係清兵中個別擾民者。唯一負麵場景，是初八來自揚州的清兵載豔婦以過。之後，閏六月、七月間，日記也有兩筆關於清兵經過無錫的記敘，皆無劣行，且又一次提到“城中秋毫無犯”[107]。
另外，蘇南抗清雖熾，卻並不僅此一種情形，也有立即投順的。如“常州豎順民旗，至丹徒迎清兵”。[108]“無錫選貢士王玉汝等具肉一百擔、麵一百擔、羊三頭以迎清兵。傳聞清兵惡門神，城中各家洗去，皆粘‘大清萬歲’於門上。”[109]前亦曾提及，太倉城內一律歸順。關於無錫的歸順，計六奇還交代了以下原由。據說劉光鬥（前明朝禦史、大理寺右丞，已降清）致信王玉汝，告以：“師至而抗者屠，棄城而乏供應者火，公有心人，當為桑梓圖萬全。”[110]王玉汝接受了這看法，出麵與清軍溝通。當然，無錫也有不降的一派，他們在顧杲帶領下，入太湖打遊擊。凡已歸順的地方，滿清並未加害，這個事實應予承認。
就連反抗最烈的嘉定、江陰兩地，起初其實也已歸順清朝。這一點，後來有所留意的人不多，抑或為了突出清兵兩次暴行的殘酷，而有意掩蓋。但實事求是起見，我們在此專門強調：起義之前，嘉定、江陰均已歸順。
請看《江陰城守紀》的記述。六月二十四日，清朝委任的知縣方亨到達江陰，當即提出一個問題：
亨曰：各縣已獻冊，江陰何以獨無？耆老出，遂諭各圖造冊，獻於府，轉送於南京，已歸順矣。[111]
所謂圖冊，即包括黃冊（戶籍）、魚鱗冊（土地登記）、稅簿等在內的重要政府檔案，其移交，象征政權交替，而江陰由“耆老”為代表，向新政權交出了這些圖冊，所以說“已歸順矣”。嘉定情況也一樣：
（六月）十四日乙醜，北安撫周荃至縣，取邑篆（大印）冊籍而去。[112]
從手續上說，兩地都已接受和承認新朝統治。其次，從時間來看，江陰起義為閏六月初一，嘉定為閏六月十三日，而一個月前清兵即已出現和經過該地，均未受到反抗。不單如此，滿清向江陰、嘉定都委派了縣令，他們也各自露麵、到任（清朝嘉定縣令張維熙和江陰方亨一樣，六月二十四日到達，因躲避明朝總兵吳誌葵抓捕遁去，於閏六月初六複來），到此為止，兩縣人民均未宣布起義。
事態急轉直下，是因一個十分特殊的導火索：薙發令。
薙發令完全是災難性、摧毀性的，其所造成的軒然大波，怎麼形容都不過分。它在東南一帶觸發的決絕抗爭，僅《明季南略》一書之中，即有形形色色、不可勝數的實例。無錫五牧鎮，一位養魚鷹的薛姓老者“以薙發自縊死”。[113]武進諸生許某，為逃避薙發，整整一年“晝則閉戶，夜半始出”[114]，順治三年才被發現。天啟進士、無錫人華允誠，誓不薙發，為此“杜門者三年”，直到被告發，清撫土國寶勸其薙發，“不從”，解至南京，遭毒打，“拔公發幾盡”，仍不從，稱“吾不愛身易中國之冠裳也”，卒見害。[115]無錫泰伯鄉諸生鄒來甫，創下更久的記錄，“不剃發，隱居教授，至康熙初年”。[116]宜興盧象晉為不薙發，不惜裝瘋，還是被識破，“捕置獄中”。[117]名臣徐汧聞知薙發令下，“誓不屈辱，曰：‘以此不屈膝、不被發之身，見先帝於地下。’遂自沉於虎邱後溪死。”[118]複社領袖楊廷樞，“清至不剃發。丁亥四月，時隱山中被執，大罵不屈。”[119]然後被殺……
江陰、嘉定起義，純因滿清強製推行薙發令。就兩個事件本身而言，我們明確給出結論：沒有薙發令，則沒有起義。前麵說過，薙發令下達前，政權已經移交，民眾雖不滿，卻並未拒絕新統治者——尤其是，並不曾出現將拋卻性命以示抗爭的苗頭。薙發令一下，這才民怨沸騰，而至生不如死、忍無可忍。
我們且借江陰起事經過，還原一下過程：在交出地方圖冊後，民眾普遍認為曆史一頁就此翻過——
閏六月朔（每月初一稱朔），方（亨）行香，諸生耆老等從至文廟。眾問曰：“今江陰已順，想無事矣。”方曰：“止有薙發耳，前所差四兵為押薙發故也。”眾曰：“發何可薙耶？”方曰：“此清律，不可違。”
回到衙中，常州府詔文正好送到，當眾開讀，同時命書吏抄成布告，其中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一語。這不知是何人得意之筆，大概以為編成這種順口溜有助於“政策宣傳”。可惜效果太強烈，讀至此，抄布告的書吏投筆於地，說：“就死也罷！”方亨正欲鞭懲該吏，現場已當即嘩變，宣布“反了”。二十多天後，對峙中，清兵從城外射來勸降書，所談同樣著重於薙發，稱：“南北兩直、山、陝、河南、山東等處俱已薙發，惟爾江陰一處敢抗違國令，何不顧身家性命耶？”又稱：“爾等係清朝赤子，錢糧事小，薙發為大。”意謂，答應薙發，朝廷即可免除錢糧，“不動爾一絲一粒”。如此勸降，簡直本末倒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二天，“江陰通邑公議回書”，人們這樣回答：
江陰禮樂之邦，忠義素著。止以變革大故，隨時從俗，方謂雖經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薙發一令，大拂人心，是以城鄉老幼誓死不從，堅持不二。[120]
斬釘截鐵。“公議回書”的表述非常清楚：江陰人民承認“變革”，不反對“易代”，本已接受清朝統治；一切因薙發而起，此令不除，江陰全體百姓誓死不從。
十一
撥草尋蛇，辨跡追蹤。末了，鎖定目標，卻發現根源竟是微末的頭發。正是為這微細纖緲之物，一方寧願罔顧性命，另一方則死死咬定，萬事皆有商量，唯獨頭非剃不可！
我們來看順治二年（1645）十月的一件事：
陝西河西道孔文上奏：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允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薙發訖。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縫掖（指冠服），子孫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製度，雖各有損益，獨臣家服製三千年來未之有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發，以複先世衣冠統，惟聖裁。得旨：薙發嚴旨，違者無赦。孔文奏求蓄發，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121]
那時，曲阜孔府雖已薙發，卻深受愧對祖宗的折磨。顯然在所有商議之後，由孔文漂出麵，請求清廷給予孔府特恩，保留其“三千年來未之有改”的服製。注意：僅是特例，無涉旁人。然而旨意下來，絕不開恩，重申“違者無赦”；對膽敢以此上奏的孔文漂，僅看孔夫子薄麵，才饒其不死，“著革職永不敘用”。
可見在薙發問題上，清廷斷然不容討價還價；哪怕曆三千年未改的孔府，現在也非改不可。
至此我們應該補充說明，薙發並非滿清鐵腕政策的全部。薙發成為焦點，是因由此觸發慘劇太多。實際上，滿清要推行的是一個整體褫奪華夏衣冠的計劃。所以，繼閏六月強推薙發令後，七月初九（戊午）又追發通知：
諭禮部：官民既已薙發，衣冠皆宜遵本朝之製。從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價騰貴，一時措置維艱，故緩至今日。近今，京城內外軍民衣冠遵滿式者甚少，仍著舊時巾帽者甚多，甚非一道同風之義。爾部即行文順天府五城禦史，曉示禁止。官吏縱容者，訪出並坐。仍通行各該撫按，轉行所屬，一體遵行。[122]
從這個計劃，我們發覺滿清是很不相同的征服者。曆史上，北中國多次被異族占領，到元代更是全境陷落。然而，他們卻沒有哪個想到迫使華族易服，否則曲阜孔家何能“三千年未之有改”。之如此，是因那些“狄夷”均未越出武力征服者層次，隻顧奪取中國疆土和人民，擁而有之，便稱心如意。滿清之不同，正在於覺悟到不能隻做武力征服者。入關以前，它即著手認識中國文化，招納、任用漢人文士，完全是知己知彼，有備而來。它懂得，在中國，衣冠服製絕非穿衣戴帽，而連結著華族的民族認同、文化差異與等級。中國人實際上不怕國土淪失，隻要冠服未改，就並不覺得已被征服，甚至反而藏在冠服的優越感下，對征服者投去蔑視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