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大有根據的：
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發曠衣，群夷之服……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123]
以上幾句，出自南齊顧歡的《夷夏論》。其寫作早在滿清入關之前約一千二百年。比它更早，有《漢書》對匈奴的描述：“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左衽，人麵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124]還有東晉江統《徙戎論》的名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誌態，不與華同。”[125]
何謂文化？從赤身祼體到以獸皮遮羞，即是文化；從以獸皮遮羞再到峨冠博帶，更是文化。人體修飾的每一種變化，都是文化使然，也無不表征了文化差異。這樣一想，我們也就明白冠服發式之不同，並非無關痛癢，的確標識著文化上的高卑美惡。故而，正如顧歡所說：“舍華效夷，義將安取”[126]，作為當時自居“天下”最高等文化的華族來說，變易服製，何啻奇恥大辱。幸好過往“諸夷”不大懂得中國人這種心思，對自身文化上的“卑微”亦渾然不覺；這樣，中國總算沒有提前發生為了頭發而血流成河的慘劇，曲阜孔家也才得以“三千年未之有改”。此時不然，越過山海關的這支“胡虜”，明了其文化上的“卑微”，也知道中國人的“驕傲”以什麼為根基，如欲摧毀之必須從哪裏下手……對於中國來說，如果征服者不獨擅長武力，還對文化有意識有想法，麻煩就格外之大了。
十二
還剩下最後一個問題，那也是筆者最想探究的：明亡之際，同是中國人，南北兩地的情形為什麼那樣不同？先是對“賊寇”的態度，北人支持，南人抵觸；然後是對“胡虜”的態度，北人順服，南人反抗。兩個反差彰彰明甚，十分惹眼，凡對這段曆史有一定涉獵者，都應能注意到。然而，究竟怎麼解釋呢？
關於“賊寇”，我們已用不少材料，說明不是民心向背問題。並不存在北方民眾厭倦明朝統治，南方民眾卻懷著美好感情的區別。後者確實不太歡迎北方的造反者，試圖把他們拒於門外。但這並不意味著愛朝廷，兩者並非可以直接劃上等號那樣簡單的關係。相反，在南方許多地方民眾眼中，“賊”與“官”倒不妨劃上等號。
關於“胡虜”，南北兩地遭遇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滿清並未區別對待，在北方執行一套政策，在南方另搞一套。過去蒙元倒曾有所區別，它將全體居民定為四等，蒙古人自己以及隨之而來的西域色目人為第一、二等，略早而且不太費力就征服的北中國人列為第三等，而把進行了激烈抵抗的南中國人置最末一等。滿清除對“自己人”（滿蒙兩族）搞優惠政策，對漢人倒可以說不分南北、一碗水端平。既如此，為什麼看上去南方漢人要比北方漢人更痛苦、更不滿、更難忍受，就好像受到了格外不好的對待呢？
思索這種奇怪情形，我首先想到魯迅先生《北人與南人》的一段話：
北人的卑視南人，已經是一種傳統。這也並非因為風俗習慣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曆來的侵入者多從北方來，先征服中國之北部，又攜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127]
這應該不失為一條解釋。中國曆史上的外族征服者，好像從來沒有來自南方的。而北方，從漢代起，就不斷有入侵者，而且一再成功，大體晉以後都維持著一代華族、一代異族交替統治的曆史，抑或以長江為界，華族、異族分治中國南北。換言之，北中國早已習慣於淪亡（從漢族角度看）或投降，故而魯迅後麵談到南人所以在元朝列四等，又有一段話：
因為他是最後投降的一夥。最後投降，從這邊說，是矢盡援絕，這才罷戰的南方之強，從那邊說，卻是不識順逆、久梗王師的賊。孑遺自然還是投降的，然而為奴隸的資格因此就最淺，因為淺，班次就最下，誰都不妨加以卑視了。[128]
又換言之，我們好像可以因此說，北中國的華族文化傳統不如南中國牢靠，質地也漸漸不那麼純正了。這恐怕是一個曆史事實。隔上二三百年左右，就被“蠻夷”衝垮一次，統治上百年，混居乃至混血，這種情況下，傳統沒法不斷斷續續，質地也沒法不羼雜。當然，這裏隻是就事論事，探討客觀曆史，不含狹隘民族主義的價值判斷。既有這層原因，北中國人與異族之間的文化價值衝突，不如南中國人那麼激烈、那麼有悲劇感，也很正常。像前麵引述的江統、顧歡，都是長江以南漢族王朝人士，就並非偶然。
以上算摸到一些頭腦，但明顯還是比較外圍的東西。
我們想要的，是來自明朝本身的線索；或者說，最後的解釋，應能顯現明朝所特有的社會現實。這當中，我注意到有個最特別、最突出的現象，亦即，明末東南一帶發生的種種，都不局限於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而有著相當廣泛的民眾普遍性。
無論在與李自成、張獻忠周旋中，還是如火如荼的抗清鬥爭，我們都看得見民眾的活躍身影。尤其後一事，像之前敘述所展現的，民眾完全成為主體。這種情形，實所未有。盡管戎華之別、夷夏之論源遠流長，過去卻幾乎僅係士階層話題，是所謂文化精英的意識形態。不用說兩漢、東晉和六朝，即便民族意識更強的南宋，普通百姓也談不上充分卷入其中。乙酉年夏季，兩個羅店農民隔河手指清兵破口大罵“檻羊牢豕”，這個鏡頭是帶著典型的明朝特征的。
如要加以概括，筆者願意這樣表述：在明代——起碼是晚明——士夫階層與一般民眾之間，已達成某種“意識形態一致性”。
這是一個相當有實質意義的演進。從先秦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強調士—民之間注定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到晚明士—民一體、趨同、互為表裏，中國社會基層在道義和基本價值觀方麵，已經形成了新的精神紐帶，或新型文化領導權。以往，儒生集團雖也在中國行使文化領導權，卻基本作為皇權附庸，在專製政體與民眾之間扮演中介角色，工具意味濃厚，缺乏獨立性，民眾對之沒有單獨的認同感。而在明代，曆來的兩極——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專製政體與民間社會，被打破了。知識分子士夫作為單獨一極而出現的趨勢，正在形成和明朗。他們作為鄉村社區的主要影響來源，越來越突出，重要性與日俱增。他們自己也有意識與專製政體拉開距離，運用獨立的思想價值資源，發揮獨立的倫理作用，努力發出與專製政體不同的聲音，悄然進行權力話語再分割。這樣的變化，民間社會很快就感受到了，意識到已經出現一種有別於專製政體、與民間立場和利益較為貼近而且朝氣蓬勃的精神力量。較明顯的標誌，就是萬曆末年生成的東林黨。但作為整體現象，這既不自東林始，也不局限於朝臣這樣小的範圍。實際上，它非常廣泛，遍及中國社會的最小細胞——村落，此即“鄉紳現象”。鄉紳是明代社會的全新元素。以往，比如宋唐，雖亦有大量士夫居留鄉間，卻很難稱之為鄉紳，他們與鄉間是遊離的、懸隔的。唯至明代，才存在那種從精神到事務真正融入或介入鄉間社會的士夫，構成“鄉紳現象”。明季，鄉紳在地方的作用愈益關鍵，甚而超過官府乃至朝廷。天啟四年（1624），蘇州著名的“五人義”事件，充分演示了立於鄉紳—民間互動基礎上的社會再組織情形。有民望的士夫周順昌、周起元、楊薑等，與五大民間領袖顏佩韋、馬傑、楊念如、沈揚、周文元，攜手對抗皇帝佞倖、把持朝政的魏忠賢及其黨羽毛一鷺等，闔城響應、支持，形成非傳統非“江湖式”造反、具近代民運色彩的群體事件。萬曆末年，鬆江民眾焚燒董其昌宅邸一事，則作為日常生活當中的例子，顯示了鄉紳對地方的影響以及如何影響。吳建華的一篇專論，就此做了細膩的分析，讀者願知其詳，可徑讀之，茲隻引其結論性的一語：“在鄉士大夫與士人是支配明代城鄉共同體的主流勢力。這個社會精英群體的一言一行都將影響政府管轄的措施和效果，影響普通民眾的行為和心態。”[129]我想說，這樣的評論，明代以前大概並不成立。
從東南情形看，士夫—民間的新型互動，或者說“意識形態一致性”，在明末達到了相當充分的程度。平時的重大地方事務及日常矛盾處置，已對此形成很大依賴，而官府乃至朝廷中央的影響反而靠後，甚至有邊緣化跡象，有它沒它均可。換言之，即便官府不存在，當地社會與民眾仍能組織起來，甚至組織得更好。乙酉年五月，南京投降後的東南現實，有力證明了這一點。江陰、嘉定兩地大型抗清行動，以及無錫、常熟、休寧、徽州、貴池等多處遊擊性質的抗清活動，都是在政府缺失的背景下，得力於鄉紳—民間這條紐帶。這種現象的後麵，便是士夫、民間基於共識和互信，形成合力（往往是反抗的合力），去貫徹共同意誌、追求共同利益。就曆來的中國社會關係而論，這是極重大的、堪稱帶突破性的動向，假以時日，中國社會基本結構與模型因此有所變革，絕非不可期待之事。可惜，滿清以外族入主所勢必伴隨的高壓統治，大大削弱、抑製了鄉紳—民間新型關係的變革性潛質。雖然有清一代，鄉紳—民間關係也繼續存在下去（太平天國時即曾發揮作用），但其反抗性明顯流失，更多地僅僅作為一種地方穩定杠杆而已。
以上分析，大致可以從意識形態及社會組織兩個層麵，解釋明末東南民眾“拒寇抗虜”這種表現的由來。但是，它仍不能解釋為什麼東南民眾有此表現，而北方民眾卻沒有或甚少有。
回答後一問題的方式，相當簡明，隻須實證。
我們從一組數字談起。明代二百多年曆史，科舉考試所產生的殿試頭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和鄉試第一名會元，總數共244人。其各省分布及排名如下：第一，南直隸（含今蘇皖兩省）66人；第二，浙江48人；第三，江西48人；第四，福建31人；第五，陝西（包括甘肅）9人；第六，湖廣8人；第七，北直隸7人；第八，山東7人；第九，四川6人；第十，廣東6人；第十一，山西4人；第十二，廣西2人；第十三，河南2人。[130]
對這些數字略作分類，得到以下結果：一、東南一帶（蘇、皖、浙、贛、閩）人數達193人，幾為其餘地方四倍（後者全部相加為51人）。二、南直一省人數，便超東南以外各地總和。三、浙、贛、閩三省，各自人數都接近於他處總和。四、以南北分片看，南部諸省即南直、浙、贛、閩、湖廣、川、粵、桂共215人，北部諸省即陝甘、北直、魯、晉、豫僅29人。
至此，答案可謂一目了然：明清鼎革之際，南北方頗相懸殊的表現，是長期以來文化重心隨經濟重心不斷南移的結果。這個過程，遠自東晉始；以後，北方蠻族每侵入一次，華族的經濟、文化重心就為之南移一步。中間當然還有反複，但南移趨勢不斷且逐步深化，及至明代，正統華族文化的中心，已處長江中下遊一帶，北方則失卻純正、轉為雜蕪，“混血”特征突出。
這個過程，實際上同時發生了兩件事。一是中原文化的華族正統性不斷流失，二是長江中下遊的化外性不斷減弱、消失，取代中原成為華族文化的正統地。我們隻須回看春秋時的情形，就知道南北方是如何悄然發生這文化上的流轉。在那時，長江中下遊與西北的狄戎一樣，本屬化外之地。但經過代代南移，中原文化正統及精英大舉轉移過來，東晉、南宋兩次最大的遷徙，都向東南輸送了大批豪族和文化精英，江浙許多大姓望族，祖籍原在黃河流域，而福建客家人多來自河南，則人所共知。
北方則隨著戰亂和自然條件惡化，從經濟到文化不斷衰落。東晉以後，大致上保持胡華混居的狀態。即以今天北京論，其居住、飲食、風俗、地名乃至相貌、體形，其元素、來源均較雜蕪，留下種族融合的深刻痕跡。
文化的流轉，隨著時間推移，以悄無聲息的浸潤方式，一點點地改變和影響社會現實、社會發展，令文化質地、成分、積累和人才生產的差異逐漸加大。其結果，最終則凸顯於科舉的榜單。到明代，文化分布、人才分布呈現明顯的南重北輕格局。東南一帶，講學、出版、藏書、藝文等文化事業，全麵領先。尤為關鍵的是，由於思想和人才積累雄厚，東南一帶在政治變革和社會再組織上，明顯處在有利地位。剛才講到鄉紳—民間的新型關係，北方基本無覓其蹤，東南卻已十分活躍、強勁崛起。也許還記得我們在談桐城情況時，先賣了個關子，按下未表，至此則不言自明：以其方圓百裏的彈丸之地，而持續百年、源源不斷產生名臣碩學，居然成為天下文藪；這不止是簡單的人文薈萃，更表現了一種社會脈絡。一個地方，有此脈絡或無此脈絡，相差豈能以道裏計。故而，明清鼎革之際，南北判然有別的情形，既揭示了兩邊文化傳統在各自曆史情境下的走向，也是不同社會狀態、發展趨勢的一種鮮明對比。認識到這兩點，恐怕比僅僅從中談論民心向背、民族氣節一類話題，更切中於當時曆史的緊要。
【注釋】
[1]蕭善因選注《元散曲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48頁。
[2]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列傳第六十二，中華書局，1976，第4092頁。
[3]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列傳第六十二，中華書局，1976，第4092頁。
[4]張廷玉等《明史》卷二十四，中華書局，1974，第333頁。
[5]計六奇《明季北略》北都崩解情景，中華書局，1984，第350頁。
[6]趙士錦《甲申紀事》，趙士錦等《甲申紀事（外三種）》，中華書局，1959，第9頁。
[7]計六奇《明季北略》北都崩解情景，中華書局，1984，第350頁。
[8]收於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另有中國曆史研究社編、神州國光社出版之“中國曆史研究資料叢書”本，題《虎口餘生記》，脫誤較多，茲依《甲申朝事小紀》所載。
[9]邊大綬《虎口餘生紀》，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00頁。
[10]邊大綬《虎口餘生紀》，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00—401頁。
[1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188頁。
[12]趙士錦《北歸記》，趙士錦等《甲申紀事（外三種）》，中華書局，1959，第23頁。
[13]趙士錦《北歸記》，趙士錦等《甲申紀事（外三種）》，中華書局，1959，第24頁。
[14]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頁。
[15]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6頁。
[16]《漕撫路振飛上總督張國維書》，趙士錦等《甲申紀事（外三種）》，中華書局，1959，第25頁。
[17]李光壂《守汴日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5頁。
[18]李光壂《守汴日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7頁。
[19]李光壂《守汴日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31頁。
[20]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77—493頁。
[21]毛慶蕃《題辭》，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黃山書社，1990，卷首。
[22]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87頁。
[23]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92頁。
[24]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94—495頁。
[25]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95頁。
[26]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77頁。
[27]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78頁。
[28]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第6088頁。
[29]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之十七奏疏，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92頁。
[30]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131頁。
[3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33頁。
[32]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第3頁。
[3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6頁。
[34]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33頁。
[35]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132頁。
[36]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215頁。
[37]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33頁。
[38]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32頁。
[39]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36頁。
[40]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216頁。
[41]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132頁。
[42]史可法《報高兵移瓜州疏》，《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第6頁。
[4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34頁。
[44]史可法《報高兵移瓜州疏》，《史忠正公集》卷一，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第6頁。
[45]該疏《史忠正公集》未錄，茲據《明季南略》所載片斷。
[46]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233頁。
[47]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33頁。
[48]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34頁。
[49]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233—234頁。
[5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36頁。
[51]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33頁。
[52]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33頁。
[53]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184頁。
[54]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31頁。
[55]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35頁。
[56]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36頁。
[57]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46頁。
[58]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64頁。
[59]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468頁。
[60]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20頁。
[61]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39頁。
[62]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52—554頁。
[63]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558頁。
[64]李天根《爝火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110頁。
[65]彭孫貽《平寇誌》卷之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270頁。
[66]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4頁。
[67]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4頁。
[68]鮑彥邦《明代白糧解運的方式與危害》，《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
[69]彭孫貽《平寇誌》卷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頁。
[70]彭孫貽《平寇誌》卷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3頁。
[71]彭孫貽《平寇誌》卷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7頁。
[72]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87頁。
[73]彭孫貽《平寇誌》卷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4頁。
[74]毛澤東《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90頁。
[75]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83頁。
[76]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84頁。
[77]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84頁。
[78]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84頁。
[79]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87頁。
[80]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85頁。
[81]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89頁。
[82]王先謙《東華錄》此句寫為：“殺遼東民乃太祖時事，我等亦不勝追悔。”多出“太祖時事”等字樣。見該書天聰六，《續修四庫全書》三六九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88頁。
[83]蔣良騏《東華錄》卷二，中華書局，1980，第32頁。
[84]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88頁。
[85]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25頁。
[86]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24頁。
[87]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27頁。
[88]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30頁。
[89]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30頁。
[90]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34—135頁。
[91]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36頁。
[92]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0頁。
[93]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3頁。
[94]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1頁。
[95]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5頁。
[96]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6頁。
[97]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7頁。
[98]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7頁。
[99]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7—148頁。
[100]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8頁。
[101]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8頁。
[102]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4頁。
[103]許重熙《江陰城守記》，《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52頁。
[104]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49頁。
[105]許重熙《江陰城守記》，《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52頁。
[106]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32頁。
[107]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33頁。
[108]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31頁。
[109]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31頁。
[11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32頁。
[111]韓菼《江陰城守紀》，《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22頁。
[112]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中國野史集成》第三十三冊，巴蜀書社，1992，第182頁。
[113]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35頁。
[114]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36頁。
[115]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37頁。
[116]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39頁。
[117]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40頁。
[118]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55頁。
[119]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56頁。
[120]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1984，第245—246頁。
[121]王先謙《東華錄》順治五，《續修四庫全書》三六九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48頁。
[122]王先謙《東華錄》順治五，《續修四庫全書》三六九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44頁。
[123]李延壽《南史》卷七十五，中華書局，1975，第1876頁。
[124]班固《漢書》卷九十四下，中華書局，2002，第3834頁。
[125]房玄齡等《晉書》卷五十六，中華書局，1974，第1531—1532頁。
[126]李延壽《南史》卷七十五，中華書局，1975，第1876頁。
[127]魯迅《北人與南人》，《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第354頁。
[128]魯迅《北人與南人》，《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第354頁。
[129]吳建華《“民抄”董宦事件與晚明江南社區的大眾心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30]數據取自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三聯書店，1983，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