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不少人物傳記，對傳主的交遊，都不約而同地注重起來，更有專從交遊入手探索一時代“文人集團”的著作。這至少對一般讀者很有用處，交遊講清楚了，便可見出傳主當時的作用、影響，他發揮這作用影響的方式與渠道，更能折射其為人。沒有交遊，就沒有人物活動的完整曆史。王元化先生曾經感歎魯迅傳難寫，交遊方麵不易詳明，也是原因之一。以魯迅的重要，逝世不過六十年，有些交遊情況就已經頗感渺茫了。許多“回憶錄”，事後還須“正誤”，說明是誤傳，誤記，甚或虛構。研究者輕視交遊，一至於斯。有些傳記幹脆抓住傳主內心世界，揀出幾個大關節，深文周納地演述開來，這種寫法固然凝煉，可以騰出許多篇幅來剖析人物內心，但未能正麵接觸複雜的交遊圈子，失之於偏，也是很明顯的。
交遊給胡適傳作者帶來的挑戰有所不同。一般說來，胡適樂觀、開朗，朋友遍天，敘述他的交遊，選擇編排材料，應該綽有餘地。但朋友圈子太大，他在其中的位置，也容易看偏。何況胡適多朋友，並不說明他多知音。胡適主觀與客觀、內與外，處處都是矛盾，溫源寧描寫的坦蕩清淺，隻是一麵。他多朋友，很可能就因為實際上少朋友；他清淺易懂，也很可能是因為另一種隱晦難懂，這才努力用直白如話的語言訴說自己，求其友聲。胡適“著名的微笑”背後，也隱藏著一麵捉摸不透的深的湖。
這種“捉摸不透”，魯迅刻畫得很精彩：“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麵樹一杆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麵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字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倘若敢於觸及胡適密如蛛網的交遊圈子，又願意這樣“側著頭想一想”，所以往往能夠——盡管不必盡與魯迅相同——從這“捉摸不透”裏（例如至今還有點模糊的胡魯交往）看出一些有趣的事情來。
二十年代中期尤其自女師大事件以後，魯迅就逐漸淡化了《新青年》時代開始的與胡適的交往，許多雜文對胡的正麵掊擊，逐步升級。但魯迅主要針對胡的政治主張和某些學術觀點，並未否定全人。他曾經說過，“胡適之有考據癖，時有善言”，這顯然有別於瞿秋白以降的批胡模式。1932年魯迅回北平探母，處理家務，應酬，演講，百忙中還抽空往胡宅一敘。此事見羅爾綱《胡適瑣記》，魯迅日記通信均無記載，或非信史，但據說是胡思杜親口所講，也不可不察。許多回憶文章隻說魯迅抵平翌日胡適如何發表談話，施放暗箭，當時情形，兩人見麵可能性極小。另一種說法，魯迅那次並未拜訪胡，隻是不期而遇，一個笑問“又卷土重來了？”一個答曰“不，就將卷土重去也。”胡適日記不知可有記錄，如有，該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麵了，晤談內容，自然相當重要。
胡適始終沒有激烈地批評魯迅。早期器重周氏兄弟，曾請魯迅代為定奪《嚐試集》篇目，凡魯迅認為可刪，多能依從。對魯迅小說史研究與創作，一生都給以高度評價。兩人在《新青年》編輯方針和古小說考證方麵往返切磋，彼此推許，更是眾所周知。胡適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表白他器重魯迅，具有某種超越具體曆史情境的“敬愛”：“你提到‘交淺言深’的話，使我有點感觸。生平對於君家昆弟，隻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甚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這當然不排除他和魯迅在許多問題上的絕然異趨，但根本態度，也是對事不對人。他反對魯迅的觀點，並不抹殺全人；他不同意魯迅許多做法，對撲麵而來的魯迅風，肯定不會無動於衷，但他沒有故意無視魯迅的成就與貢獻，沒有貶低魯迅的人格。他反對陳西瀅、蘇雪林等人攻擊謾罵魯迅，認為魯迅的功過是曆史性的，隻能以曆史的眼光加以分析評判。這自然並不完全出於吳稚輝所說的“Gentleman的臭架子”。無論魯迅還是胡適，都不認為可以用世俗的方式打倒對方，都願意曆史地審視對方。有這氣度，為敵為友，都會比較的爽快。
胡、魯交往詳情，似乎還可以進一步發掘。這不僅對研究胡、魯本人有價值，將來進一步比較以胡、魯為中心的兩個不同的“文人集團”及其相互關係，打破文化疆域上似成定局的南北隔絕與京海分途，造成現代文學史文化史新的敘述構架，都該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自古及今，文人交遊之廣如胡適者，確屬罕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原是詩家誇張恭維之辭。現代文人，稍微出名的，都有不少朋友，但多數很有限，被各種圈子圈住了。胡適也有他的朋友圈子，但比別人的更大，更鬆散，更能容納異己。不管後來那些曾經將“我的朋友胡適之”掛在嘴邊的人是否“看清”了他，疏遠了他，背棄了他，至少在當時，他對“我們一般少年朋友”確有吸引力，以其“磁性人格”（唐德剛語），為新文化運動聚合起大批思想精銳。
胡適把交友當做一樁很嚴肅的事情，廣結善緣，幾乎是他事業的一半。著述之外，每做一件事，總會交上新朋友，或在老朋友基礎上，更添一份情誼。事情過去了，舊雨新知留下來，其人格意誌就通過這種方式影響他人。胡適就是胡適的朋友，不止是《胡適文存》的作者。他一生不做“自了漢”，鼓吹通過“努力”實現他的“宗教”——最終轉換為社會價值的“不朽”。交友是“努力”的收獲，也是“不朽”的一部分。
胡氏一生堅持在政治以外談政治，然而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往往“人權”“王權”兩麵都不討好，自命清高更談何容易。政治對人的約束、壓迫與變形，他是很能理解的，所以他並不鄙薄政治家，也不歧視一般並無劣跡的政客，明知當道者的底細，仍想“試他一試”，還鼓勵學生朋友從政，努力造就“好人政府”。亦官亦學的身分固然尷尬，卻幫他擴大了朋友圈子。做官的朋友，自然不是他意誌的執行者，但他許多政治文化設想，和這班朋友分不開，又是事實。胡適政治上幸與不幸，成功與失敗，光彩與不光彩，很大程度上都牽連著那些身居廟堂的朋友，這和專攻“為己之學”或“心學”的傳統型文人，自然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