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交際，也是養成胡適文化個性的關鍵。他留學美國七年，飽讀“西書”之餘，大部分時間是讀“西人”，在活生生的個人身上，感受其製度文化的得失優劣。溫源寧說胡適英文比中文寫得更好，由此可以推知他和西人交往之盛（要他做大使，主要也是看中此點）。論熟悉西方典籍，胡適不能推為首選，但留學生那麼多，惟有胡適最能體現西方文化的生氣，最能有效地衝擊傳統痼疾，雖然歸國以後除“漢學”外很少再跟蹤西方學術的新發展，但“西化”思想還是胡適最能一以貫之，這些都不能不歸因於他在美國“深入生活”之認真徹底，所得具體感受之豐富真切，那是啃書本啃不來的。試比較胡適吳宓留美日記，看他們在美國迥然不同的交遊情況，其理自明。一個那麼長袖善舞，一個那麼拘謹局促；一個謙謙君子，卻差點愛上洋小姐，一個則道貌岸然，非禮勿聽，非禮勿視；一個把留學之地當成第二故鄉，一個則自認雖然留學，其實和在國內讀書也無甚差別。兩人文化觀念徑庭懸隔，實也種因於此。
歸國之後，他能迅速取代章太炎、梁啟超而躍登現代中國的學術杏壇，首先固然由於他提倡科學研究方法，在諸多領域均有拓荒性創獲，但交遊作用也不可忽視。一代學術風氣的轉移，實賴一二影響全局感召多士的領袖人物，而此領袖人物積極廣泛的交遊，又是其發揮領袖作用極其重要的渠道。蔡元培胡適，正是這樣兩個學界領袖，但蔡主要提供基本辦學方針與製度保障，胡的作用還包括許多瑣碎細致的人事。能在現代教育思想、學校製度和人事調配三方麵同時發生領袖作用，當時胡適確屬第一人。
胡適三十年代在北京，晚年遷台，都堅持周末的“家庭開放”（胡太太江冬秀說是“胡適之做禮拜”），人們可以不經預約前來拜訪。他這天百事不問，隻接待朋友，討論，聊天，回答種種問題，滿足種種要求。更多的“朋友”則通過寫信與他神交。他離開大陸時留下幾大箱書信，中華書局選出一部分，編成三巨冊《胡適來往書信選》，一千四百多封，真是洋洋乎大觀。看他書信行文，跟做文章一樣，就可以知道朋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
他的朋友並不限於官場學界，許多是陌生麵孔，求他幫助，要他引薦的。不少人在信中沒說幾句就直奔主題，向他要錢。他用這種通信借貸法，確實盡其所能讚助過不少人。留學法國的許德珩回國沒有盤纏，他代為籌借；林語堂在美國弄得一貧如洗，他慷慨彙去一千美金，還是用北京大學名義，並不期望回報。
中國成名的學者，一般對尚未成名的後生小子，總有一種古怪的畏懼和嫌惡，畏懼他們有朝一日會取而代之，嫌惡他們功底不深，好發大言。這兩種心理，胡適都沒有。他僅憑一篇考證文章，就決定識拔青年學人周汝昌，全不顧念周研究《紅樓夢》會超過自己。初次見麵，便慨然借給周《石頭記》“甲戌本”（他收藏這個孤本，視若珍寶，1948年底倉皇南，扔下幾百箱圖書，簡單的行李中，隻有正在做考證的《水經注》與這個“甲戌本”），還允許周氏兄弟在家裏進行複製。
孔子說，“無友不如己者”，胡適在政府學界和社會上的朋友，有多少“如己者”呢？也許正因他能反聖人之道而行之，有交無類，才有那麼多朋友吧。
胡適常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這當然不是叫人放棄立場，濫交朋友。他有時也會因觀點立場不同而和舊日朋友疏遠隔絕。顯著的例子，可以舉章士釗、梅光迪。胡適自有成其為胡適的立身標準，這個無需多說。“不疑”，隻是不要瞎猜測，不整天防範人家，不拿高得不能再高自己也夠不著的“形而上”標準裁量他人，不苛求，像古今無數理學家那樣，動輒做尖酸刻薄的誅心之論，而是叫人寬以待人，是在重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友”那句老話，是鼓勵人人心中存一個精神的大海，容納、消化各種人性的汙穢雜質。
有一封書信經常被人引用，是傅斯年1920年從英國寫給胡適的。傅這樣諄諄教誨他的老師：
先生現在在中國知識界的地位已高，因此事件必多，分神的地方不免。這又何嚐不是一種可免而又可憑以施行所期的現象。但從將來的大成上看，不免反為魔障。人的幸福我以為全在學問與事業之進行中，而不在成就之後。但凡覺到了成就，頓時意趣索然。以先生之識與力，自必精勤繼續未竟之業。總之，為個人言，古來成學業者，都是期於白首，而不隱於才華；為社會計，此時北大正應有講學之風氣，而不宜止於批評之風氣。社會上的名望，我常倒轉說：“不可懷也，亦可畏也”。先生自提倡白話文以來，事業之成就，自別人看之實在可驚，則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於未來之大業。所以興致高與思想深每每為敵。人性最宜於因迫而進，而惰怠於實至名歸之時。
這些話都不是說先生如此，乃謂名成之下更危險，不可不預防。易多牽連，便多危險。先生不要誤會，此非言已有此象，乃謂有不可不防者——預防社會止住自己的進化。
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響最大，因此極感，所念甚多。願先生終成老師，造一種學術上之大風氣，不盼望先生現在就於中國偶像界中備一席。
盡管申明“不是說先生”，不是“已有此象”，但我們很容易看出，傅是在批評他的老師，是在指出“已有此象”，是在以教訓的口吻說話。這自然出於他的率直，愛之愈切，言之愈重，但能這樣做，敢這樣做，肯這樣做，主要還是憑了他對胡適的信任：信任胡適的容忍度，信任胡適聞過則喜從善如流的理性，信任他推己及人敢於用平常教訓學生的話來“反求諸己”的勇氣。胡適多直諒多聞的諍友，少以利聚散唯唯諾諾的密友，這從他和傅斯年的師弟之誼中，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