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長工，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教育家。
何長工時任紅五軍團十三軍政委，紅軍大學建立後，被任命為校長兼政委。
回到紅校工作一段後，於1933年夏秋間，根據我軍武裝和技術的發展，需要增設新的學校。中央軍委決定要擴編改組紅校，讓我籌建紅軍大學。一提起大學，人們總是要和繁華喧鬧的大城市聯係在一起。可這所大學倒也特殊，它既不在城市，也不在村莊，而是在瑞金西郊沒人居住的山溝裏，名字叫大樹下的地方。這裏，蒼鬆掩映，泉水淙淙，環境雅靜。我們經過現場勘察，由我和幾個同誌設計，當年我在比利時學點建築本領，如今才有機會得到第一次的運用。此後，上級又撥給兩個勞改連建造校舍，在政府和群眾的熱情支持幫助下，再加上紅校工作人員和學員的創造精神，不久校園裏一棟棟在蒼鬆翠柏環抱下的兩層樓房拔地而起，那邊小小的山崗上是防空掩蔽部，這邊是課外活動的中心——俱樂部，還有模型室……這歡騰的森林中的大學，把這萬年沉睡、僻靜的山溝喚醒了。我們看到用辛勤的汗水建成的中國共產黨培養紅色指揮員的最高學府，有誰不心花怒放呢！
同時，紅校還分編彭楊步校（第一步校）、公略學校（第二步校）、特科學校還有通訊學校等。已經辦了六期的紅校，不論對部隊建設，還是對軍校建設，都起到了酵母和種子作用。
紅大於1933年冬開學，軍委任命我為校長兼政委。紅大當時組織極為簡單，分高級指揮科，上級政治科，指揮科，參謀科，後勤科，附設教導隊、高射隊、測繪隊。專職教員僅有16人，其他均由中央負責同誌和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同誌兼課，或從前線回瑞金的將領來校作報告，如，周恩來、朱德、王稼祥，還有董必武、瞿秋白、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等負責同誌都曾來校作過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專題報告。紅大還賦予改造俘虜、改造白軍軍官的任務，對轉變過來的國民黨高級軍官如郭化中、陳士驥、何迪宙等，我們量才錄用，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他們原係保定和黃埔軍官學校出身，又熟知我們的敵手國民黨，我們把他們留下充任教員，發揮他們的作用，這對搞好教學是非常必要的。紅大學員來自中央紅軍，各部隊是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調學的。來校學習的都是些很好的同誌，他們久經戰爭的陶冶，又在紅軍建設上有很大的功績，是多次反“圍剿”中戰功卓著者，其中有榮膺中央軍委紅星獎章的。現在中國共產黨政軍領導人之中，在當年的紅校、紅大校園裏曾留下了勤奮好學的足跡。
紅大是培養紅軍幹部的熔爐。紅大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內容以及適應這一方針、內容的組織形式與鬥爭形式上，總的說來是隨著黨對敵鬥爭的政策和紅軍的技術、裝備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紅大和紅校的教育方針、教學內容和聯係實際基本相似，不過紅大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教學對象上和深度、廣度上都和紅校不盡相同。兩者較之，紅大是前進了。紅大是在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之後，在蔣介石準備百萬大軍行將第五次“圍剿”之前，形勢處於非常緊張，戰鬥相當頻繁，教學任務極為繁重的情況下開學的。它詳細總結了前幾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並化為紅大，全體教工、學員的政治營養，使學習和鬥爭不斷提高。但由於王明機會主義者過分強調正規化，幹擾了正確的東西。不過來紅大深造的這些幹部，在以往跟隨毛澤東同誌的戰鬥中，其正確的戰略戰術，一些傳統的人民戰爭的戰法，在他們之中有深刻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紅大很重視幹部素質的提高，研究如何把紅軍造就成真正的人民軍隊，把工農組成的遊擊隊變成正規軍，以迎接嚴重的鬥爭。研究在平時怎樣教育管理部隊，建立正規生活，建立政治工作製度，鞏固政治委員製度，特別反對分散主義，反對軍閥殘餘。要求每個學員幹部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堅韌不拔的戰鬥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