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大聯係實際廣泛開展校際和社會活動。與彭楊、公略、特科、通訊、供給、衛生等學校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本來是一家，有著共同之點，情同手足的兄弟學校，更可取長補短。不過紅大起著教育的核心作用，各校的教育計劃中央軍委指定由紅大統一擬製，並經常派出考察小組到各校指導。一切為著前線，無論是何種突擊動員，如擴大紅軍、選舉、查田、春耕秋收、慰勞祝捷以及整理新兵師團等等無不參與。曾受到《紅色中華》、《紅星報》的好評。特別是紅大和部隊的聯係是血肉不可分的。學校是紅軍的縮影，紅軍是學校的擴大。紅大所教所學的，也就是紅軍所作所用的。紅大之所以聯係實際好，還在於它有一個理論聯係實際的校領導班子，學校的負責人和教工人員經常是部隊、機關、學校輪換和交流，經常是前線後方，後方前線。紅大為黨為紅軍培養了好多人材，如宋任窮、韋國清、程子華、曹裏懷、周建屏、郭天民、彭雪楓、張宗遜以及劉道生、吳克華、唐亮、楊梅生、陳外歐、蔡順禮、劉興隆、帥榮等等，都曾在這裏學習生活過。
盡管紅大工、學人員處在那樣艱苦的戰爭環境下，為適應這一環境的文體活動搞得卻相當的出色。俱樂部成為課外活動的中心，到處歌聲嘹亮，鬥誌昂揚。每兩周一次文娛晚會，還有趙品山主持的話劇團經常演出。學校各隊都有列寧室，各單位牆報辦得有聲有色，文圖並茂。紅校和紅大辦了幾種刊物：《紅校周刊》，後改為《紅校生活》；還辦過《革命與鬥爭》、《紅色戰場彙刊》以及後來辦的《紅爐》，頗受校內外同誌們的歡迎。同時，定期組織軍體會和球賽（當時籃球不易買到），使學校生活更加富有生氣。文體活動之所以搞得好，除與領導上重視外，還同熱愛這方麵工作的專業人員如趙品山、石聯星、危拱之（紅大總支部書記）的具體組織領導有關，又有校外胡底、李伯釗等的熱情讚助，加之上海來的搞文藝的知識分子如左聯的音樂家崔音波努力參與俱樂部的工作。由於紅校、紅大辦的生動活潑，所以成為紅色指戰員仰慕的地方。因此，其他根據地來中央蘇區和本根據地來瑞金的同誌，總是被吸引到這裏參觀一番。
艱苦困難像塊磨刀石，它在砥礪著每個人。紅大也同我軍一樣是在同困難搏鬥中生長、壯大起來的。內有人力、物力、財力和開始辦校經驗不足等困難，特別是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幹擾；外有蔣介石的反革命“圍剿”，紅大成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空襲的目標。但這一切都不能阻礙它的前進。我們雖然被敵人封鎖，日常用品奇缺，連食鹽都很困難，經常吃帶苦味的硝鹽，吃草包飯（因食糧困難隻有吃用草包包著定量的份飯），但困難是嚇不倒富有創造精神的紅軍的。為戰勝困難，減輕人民的負擔，我們自力更生創辦了軍人書店、軍人合作社、畜牧場、碾坊、園圃。同時，這又是教職工、學員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地方。我們用雙手創辦的校園，可惜在我們離開中央蘇區長征之後，被那一小撮“勇於對內，怯於對外”的民族敗類、反共專家們所毀。
1934年春夏之交，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的火藥味更濃了，這時我由紅大調往中央蘇區的南大門——粵贛軍區，由周昆接替了我紅軍大學的工作。由於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長征北上。長征開始，紅軍大學和其他幾所學校變成了幹部團，在陳賡為團長、宋任窮為政委以及肖勁光、羅貴波等同誌的帶領下，在長征中發揮了他們
專業知識和勇敢戰鬥的重要作用。
摘自《何長工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