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關懷：一種知識與敘事
90年代的中國文化充滿戲劇性，那些一度是悲劇的布景，迅速轉化為喜劇的道具。經濟具有無限的消解功能，人民渴望脫貧致富，奔走於小康大康之間。進人90年代，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人民過上“小康生活”。意識形態在這個時代變成自我指涉的超級能指，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亦是如此。人民過得豐衣足食，他們花費巨資裝修狹窄的居室；他們唱卡啦OK，在飯館裏拿啤酒幹杯；在街頭書攤流連忘返；他們消磨在電視機前，在足球場的看台上裝得熱情洋溢……；確實，這是典型的和平年代的民俗畫，它充滿了東方式的庸碌和滿足。
這些令人優慮的事實，還不過是背景，最令知識分子痛心疾首的當然還是文壇現狀。這個昔日神聖清明的文壇，現在已經良莠莫辨。精品佳作無人問津，而粗製濫造者卻不脛而走。對床笫的迷戀竟然成為這個時期的最髙敘事原則和閱讀趣味；那些“純文學”最後的大師們，那些當代的史詩式的巨著，居然也大承金瓶之蓮露，盡演床笫之悲歡。所謂文壇，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了一個雜亂的“廢都”，一片神奇的“騷土”。如果這還不是在證明著一個時代的文化出了嚴重的毛病，那就沒有文化“危機”、“失敗”這種說法了。
我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曆史實際已經無關緊要，重要的在於，這樣一種描述，這樣一種敘事已經成為當今大部分人文知識分子的共識。因為這樣一種文化現狀，理所當然是重新倡導人文價值和終極關懷的必要前提。一大批有識之士驚呼“道德淪喪”，“文化沒落”，知識分子有費任，有義務改變這種狀況。於是不少有識之士開始倡導人文價值、終極關懷，強調知識分子的道德化立場，對文化現狀持激烈的批判態度。很顯然，這樣一些人也是魚龍混雜，它由很不相同的群落構成。對於那些堅持現實主義原則的前輩師長。當能理解他們的立場和主張，他們對知識分子的曆史主體位置懷有無可置疑的眷戀，對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有著度誠的敬敗精神。盡管他們的主張還帶有烏托邦的色彩，與現實的實踐功能也有所脫節，但我對他們永遠保持曆史的尊敬。至於那些跟著起哄的人，有些從來就沒有自己的真實主張和立場，他們對現狀的抨擊，乃至對後現代主義之類理論現象的敵視，不過是對話語權力進行不自量力的剽竊，顯然不足掛齒。我感興趣的依然是那些懷有真實曆史感的同代學人，他們的人文立場和終極關懷構成了這個時代意味深長的文化象征。
事實上，人們不難注意到，八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學人退守書齋，皈依國學或是反激進，持新保守主義立場，不過是回避現實的特殊策略。這種無可奈何的逃避，在意識形態語境中，被曆史之手改寫為一代學人的自覺。顯然，人文價值、終極關懷等等特別適合這種曆史情境。反之，這種曆史背景也賦予了人文主義立場以真實的現實含義，並且強化了這種話語的衍生。然而，曆史的變遷如此迅速而不可抗拒，乃人們始料所不及。那個厚重的背景很快就不起作用，並且被經濟大潮衝得麵目全非。無形的政治巨臂被有形的經濟之手替代，狂放混亂的商業主義操作，再次以浪漫主義的誇張手法到處傳頌。一代學人皈依書齋，紮根於中國人文精神，現在，他們的曆史針對性在哪裏呢？
學術化的立場就隱含了學術道德化的傾向，標榜一代學人獨立自主的人格，這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示範。當那道曆史布景被經濟主義迅速偷換時，一代學人還真有些猝不及防，真有被曆史戲弄和拋棄的感覺。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這道商業主義的背景迅速破綻百出，它最大的漏洞就在於“道德淪喪”，這對於一直持道德化立場的一代學人來說，完成一次曆史挪位倒是易如反掌。原來是作為學術自律而明哲保身的道德立場，現在改變成主動出擊，對現實進行幹預、批判和啟蒙。因此，強化、更徹底撕開這道裂縫則是必要的敘事策略。
於是，在90年代商業主義的背景下，人文關懷顯得迫切而難能可貴，正如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人文主義立場具有政治無意識的敘事功能一樣。無可否認，表達人文主義關懷在很大程度上屬於知識分子的專業職責，長期以來形成的文化傳統也以此作為知識分子的天然屬性。對這種超越性價值的強調，也充分表明了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傾向，他們在文化上的優越性。人世的態度一直成為知識分了從事專業活動的依據，“內聖外王”與其說是一種人格理想，不如說是一種學術理想。對現實的關懷甚至像夢魘一樣糾纏著退守書齋的文人學士。不管以何種方式修身養性，終究難以忘懷“兼濟天下”。在這裏，究竟是什麼力置使知識分子這個族類如此關懷現實，如此強調內在的超越性和責任感呢？人們當然會以同語反複的形式迅速回答，當然是知識分子這個族類的主觀意識，它的天然的專業活動。然而我在這裏要追問的正是這個“主觀意識”的原動力，它的第一推動力來自現實的召喚，或來自主體的自覺意識嗎？
事實上，人文關懷、終極價值等等，不過是知識分子講述的一種話語，與其說這是出於對現實的特別關切或勇於承擔文化的道義責任，不如說是他傾向於講述這種話語，傾向於認同這種知識。在這裏，知識譜係本身被人們遺忘了，說話的“人”被認為是起決定支配作用的主體。那種“關懷”的姿態人們顯然隻看到麵向現實的一個側麵，而對知識認同的那個更為原初的和更根本的方麵被掩蓋了。實際上，他一直在談論一種知識，這種知識譜係包蘊著“人文關懷”。不管用“後蒙與救亡”的二元關係來描述現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是否合適，但是至少現代性的啟蒙規劃貫穿了現代以來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知識構型。在中國現代文學或現代思想史的語境中來談論問題，毫無疑問會觸及到“人文關懷”這種元理論命題，甚至可以說這種知識構型就包含著這個思想內核。
馬克斯韋伯曾經給文化的現代性賦予了實質理性的分離特征。因為宗教與形而上學結為一體的世界觀分道揚鑣了，自18世紀以來，從這些古老的世界觀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已經被人安排分類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麵：真理、規範的正義，真實性與美。那時它們被人當做知識問題、公正性與道德問題、以及趣味問題來處理。科學語言、道德理論、法理學以及藝術的生產與批評都依次被人們專門設立起來。無可否認，在現代性的文化規劃中，人們能夠使得文化的每一領域符合文化的職業特點，而文化領域內的問題則成為特殊專家的關注對象。文化傳統被這種現代性的文化職業化處理劃分為三個自律化的內在結構：認識一工具結構，道德一實踐結構，以及審美表現的合理性結構，每一結構都無一例外地處於專家們的控製掌握之中。也許在文化社會學的角度看來，現代性的文化規劃按專業化分離了，盡管在知識的實踐方式方麵，各門學科的知識專家被限定於本領域發揮作用；但是，其中至少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心甘情願自律於有限的專業範圍內，特別是固守住現代性企圖的知識分子尤為如此。因為現代性的知識設計依然抱有——甚至更急切地期望人文知識會促進對自然力量的控製，促進對世界、自我、道德、進步、機構的公正性甚至人類幸福的理解。從啟蒙時代傳遞下來的人文知識就強烈包含這種意指關係，這種知識本能傾向於關懷並設計人類的生存現實和未來。
“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的意義，現在並不僅僅體現在知識改造世界的能力上，它同時表現在知識對“人”——說話主體的絕對支配上，人們講述一種知識，這種知識就具有衍生和擴張的傾向。福柯看到“知識就是權力”，人們過去隻注意到知識賦予說話主體以權力，而忽略知識對說話主體的支配權。人們講述一種知識，這種知識就拖曳著它的龐大的譜係學，它給這種話語以特定的意義，並且給說話主體以相關的立場和傾向。知識吞沒了說話主體，話語在敘事中以它的係譜學的特征陳述自身。例如，那些強調“人文關懷”的說話主體，他們的敘事方式來自現代性的啟蒙設計，他們大量引用或運用的知識（文化資源或資料史背景），可以看到其中隱藏的“人文精神”，那些現代文化巨匠構成的厚重的思想史資源，不管是章太炎、梁啟超、康有為、還是魯迅、胡適、陳獨秀或陳寅恪，對這些已經被曆史指認為“偉人”、“大師”的談論，他們的思想資源本身早已意指著一種經典性的文化價值，一種已經被命名為“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存在，談論本身理所當然變成一次對“人文價值”的重溫，變成一次卓越的“人文關懷”。而在那些特別強調“終極價值”的敘述者那裏，可以看到大量的存在主義的、神學一本體論的以及東方神秘主義的知識在起根本作用。在這種“追尋”和“關懷”的立場背後，可以明敁看到海德格爾、薩特乃至於斯賓格勒或日爾鬆和馬裏坦的影子，看到他們的文本拚貼而成的“人類的信念”和“永恒的歸宿”這種東西。
在一些關於人文精神的精彩討論中，經常散發著濃重的存在主義哲學味道：“我理解的‘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是對人類命運，人類的痛苦與解脫的思考與探索。人文精神史多的是形而上的，屬於人的終極關懷，顯示了人的終極價值。”（《讀書》1994年第4期第73頁，袁進語）。人文精神有時候又被定義為人道主義式的存在主義：“這就是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它是如此玄虛又與生命本體結合一體：“人文精神不光是一種態度，一種心境，更是一種生命的承諾……它必然要通過人的行為和選擇表現出來。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就已超出道德範圍，而完全是人文精神的體現了。……它不僅要有高度的道德操守，也要有一種殉道精神。”（同上，第80頁，張汝倫語）。無可否認文人學子對“人類存在”所抱有的崇高信念，但是我依然要指出這裏談論的是存在主義或啟蒙主義哲學。這裏采用了存在主義慣用的那種敘事，即直接麵對“生命本體”說活。講述這樣一種知識，采用這樣一種敘事，顯示了一批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尤為崇高而有責任感，他們堅韌而執著追尋那個支撐人類活下去的“根本理由”——人文理想。
沒有人能對此有所懷疑，確實，這種反詰是致命的：難道人類可以沒有理想而存在下去嗎？沒有人文精神，人類還成其為人類嗎？又因為追尋“人文理想”，而使得這種敘事，這項學術事。和相關的活動變得尤為高貴。在這種追尋‘中，思考者終於貼近了生命本性，進入人類生存的精神深處，這個思考著的主體甚至變成神，變成真理的天然解釋者和占有者。它高大偉岸的姿態呈示於現實的思想舞台之上，它當然有權力、有資格和理由向民眾示範和啟蒙。談論這樣一種知識，進人這樣的知識譜係，知識的意義和價值自然投射到講述者身上。他們順理成章被指認為或自我指認為一些思想深刻的人，有責任感和有理想的知識分子，“民族的脊梁”和希望所在。很顯然，在這裏，道德化的立場貫穿了專業化的知識敘事，知識再次被人格化、道德化，知識和道德在這裏糾纏不清，它們之間隨意移動，模棱兩可，似是而非，在“人文精神”和“終極性”裏重疊，它當然具有不可抗拒的伸越力量。
把專業性的和職業化的知識操作，改變為道義的力量，它現在針對人類存在本身說話，並且努力規劃人類的生存現實和未來。知識似乎天生就是追蹤人類的終極存在，知識生就高尚而偉大。事實上，知識總是被“生產”出來的，在這裏，知識又是主體登上曆史舞台的道具和布景。一些關於“人類性”、“終極”和“永恒”等等巨型語言，它們並不就是知識命定的目標，它們同樣是被敘述出來的，背後未嚐沒有噯昧的曆史情境，未嚐沒有具體的曆史企圖。這樣一種知識，關於這樣一種知識的敘事，把知識分子推到人類命運的探索者的位置，知識分子當然有理由自我指認為曆史的主體，民眾的啟蒙導師，超越性的精英，他們令人肅然起敬，頂禮膜拜；他同時有理由拒斥那種遊戲式的、非主流化的、回避理想化企圖的後現代主義式的話語。對那些隨遇而安的尋求暫時快樂的姿態，統統斥責為“渴望墮落”。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站立在文化的製高點上，對文化的“他者”實行恐恫：沒有“人文精神”，不關懷人類的命運和終極，這叫什麼知識分子？這種說法具有無邊的威懾力，具有神啟般的力量。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把當今時代描述為一個“道德淪喪”、“價值失落”的時代，並且把很大一部分責任推給文化。事實上，中國從古到今都有過“道德淪喪”，本世紀上半葉就不“淪喪”？一個多元分化的文化情境就隻能概括為一個“文化垮掉”的時期麼？很顯然，這是一種描述，也是一種敘事，它是追蹤、張揚“人文精神”的必要的前提，是道德化的職業態度理所當然的敘事方式。對感官快樂的尋求，對一種輕鬆的、沒有多少厚重思想的消費文化的享用，壓抑太久的中國民眾，即使有些矯枉過正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惶惶不可終。我們當然可以抨擊並撕破那些無價值的東西給人們看，但我們同時允許民眾有自己的選擇。我們的“人文精神”尋蹤者不是要追求一個“終極目的”——“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嗎？人民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感性解放，而文化精英卻立即焦慮不安。
盡管我對持人文關懷立場的同代知識分子保持足夠的曆史尊敬，但我依然試圖打破這樣一種幻覺，即有種特別崇高而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他們尤為關注人類的命運和精神價值。我試圖表明的僅在於此：他們也不過是在講述一種話語，在運用他們已經習慣的專業知識，特定的知識背景映襯出他們關懷人文精神的現實形象，如此而已。在這多元化的時代，過分張揚這種“精神”，把一切都統攝到“人文精神”的綱領之下，拒斥和貶抑其他的知識和話語，多少也顯得有些武斷吧！
1994年
“說不”與民族主義的崛起
1996年，一本匆忙炮製的小冊子《中國人可以說不》（以下簡稱《說不》）成為中國大陸的熱門讀物。印刷數量保守估計不下60萬冊，一群烏合之眾一夜爆富，據說，策劃者之一也是半職業書商的某某，麵對著一大堆鈔票，以為自己做夢搶了銀行。盡管有人說，這不過是一群文化掮客為了賺錢而搞的投機生意，不過一時嘩眾取寵，它沒有任何文化的嚴肅性可言；也有人說那不過是一些拚湊而成的大雜燴，是對“日本可以說不”的拙劣模仿，它沒有任何創造性可言。但是幾十萬冊的銷量本身就足以說明它有相當的影響，它受到有關方麵的重視和在知識分子中間廣泛爭論，而且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並且正在醞釀製作電視專題片擴大影響，這些足以表明它代表著當今中國一股強有力的文化勢力。不管是投機還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它都是一種象征，它象征著中國青年不再那麼迷信美國，不再那麼崇尚西方文化。它的偏激態度足以慫恿著中國青年一代走向反美和反西方的民族主義。
《說不》觀點龐雜，結構紊亂，情緒性的發泄過多，但旗幟鮮明，立場明確。《說不》毫無保留地對美國的霸權主義進行徹底的“揭露”或醜化。自從1949年以來，美國在中國的形象就是窮凶極惡的反動派，有時候是紙老虎。直到1972年以後，中美建交，美國的形象才變得親切可愛，而在80年代，美國是中國人民所向往的樂土。現在，《說不》再度把美國描述成橫行霸道的帝國主義：“美國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而且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割裂中國領土的世界性陰謀……正反映在國際事務的奧妙變化之中。作者們不惜把中美矛盾推到敵對極端。《說不》認為：“深刻的意識形態歧見，西方文明對東方的傾覆姿勢，霸道的國家主義和領袖欲是美國人之所以‘遏製’的基本出發點。
因而，美國正在組建“反華俱樂部”，“現在每一分、每一秒，西方人都在設計著他們的陰謀。”因而“‘遏製中國’已成為美國的一項長期戰略”。作者認為美國隻有一個目的，就是搞垮中國：“為了維持自己的長久的霸權地位和冷戰後格局，不擇手段地使用陰謀、謠言及武力威脅與貿易製裁……這樣，“反遏製也將成為中國的長期戰略”。因此，“所有的僥幸心理都必須拋棄。反遏製，這是中國在中美國關係的進程中必須采取的一項重大戰略。在美國所采取的每一個遏製中國的步驟中，我們都必須針鋒相對。”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反遏製外，《說不》尤為強調要在文化上全麵抵製美國。作者聲稱要“焚燒好萊塢”，對國人說英語憤憤不平。作者敵視美國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因此並不奇怪，作者宣稱中美矛盾要通過戰爭來解決，敬告世人不要忌言“準備打仗”。作者們甚至在大聲質問：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做‘超級大國’？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爭取做世界勢力的積極領導者和強大斡旋者？”作者們崇拜的對象是利比亞的卡紮非：“連利比亞這樣的國家都敢於提出‘小聯合國’這樣詩意而可愛的想象”，作者們的想象力毫不遜色：“那麼試問：我們是否應提出一場戰鬥！”“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作者們鄭重建議：“華盛頓建造一座更大更寬的陣亡軍人紀念牆，預備刻上更多的美國青年的名字。我們深信，那座大牆將成為美國人心靈的墓地。”這一切都建立在作者們的愛國主義信念上，作者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的信心上。《說不》啟示錄式的口吻宣稱：“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作者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重新走向輝煌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屬於中國人的世紀。”“十二億中國人民通過反遏製，民族自尊、民族自強的無窮力量將突現出來。”
《說不》在愛國主義的招牌底下，盡情發泄了民族主義情緒。盡管作者企圖掩飾：“這不是一份民族主義宣言……”，作者也再三表示，“極端民族主義不可取，但民族主義還是要的”。很顯然，《說不》不折不扣是一群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事實上，他們的這些觀點，也不過就是把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極“左”思想與當今國際上正在時興的極右派觀點加以組合發揮而已。後冷戰時期，隨著前蘇聯的垮台，東歐前社會主義陣營就出現民族一國家認同的潮流，擺脫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體係之後，這些國家要給自己從文化上重新定位。
而在另一方麵，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已經不能像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那樣，僅僅靠武力和聖經，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小得不對第三世界民族一國家主權的基本尊重，也使第三世界努力去強調自己在文化上的特殊性。某種意義上，“文明的衝突”（亨廷頓語）確實成為後冷戰時期世界格局劃分的基本結構依據。世界變得多極之後，每一極都想在世界新秩序中占據一席之地。這使民族一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迅速髙漲。例如日本和德國的極右勢力就相當強大。德國的極右派又派生出“新右派”，已經有一整套的理論。這些理論甚至與“新左派”。如出一轍，令人難辯真假左右。當然其宗旨還是清楚的，例如，激烈的排外，反人權思想，反霸權主義，強調民族自決，強調個人選擇生活的自決權等等。極右派和新右派對當代資本主義現行製度構成強大的挑戰，也在某種程度上誘發影響社會不穩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