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據說在北京街頭或在上海的馬路上，或是在南方沿海城市，到處都可看到妖豔嫵媚的女子，她們的觀念當然極為開放。但對於她們來說，“性”不過是可供交換的商品，“性”隻崇拜金錢。“性”依然不是女性精神和肉體的活的靈魂，不是她的內在的本質力量，不是完成男女全麵溝通的一個最強大的本體論支點，而僅僅是按照流行的社會觀念和行為塑造出來的異化物。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女人在國外容易成功，容易為西方社會接受，獲取獎學金或嫁個西方男人易如反掌；相比之下，中國男人就差得多，中國（大陸）男人在海外就難找到好的感覺，總是處在被動、被排斥和邊緣的地位，想找個西方女子結婚更是如上青天。東方（中國）男人不會引起西方女人的多少興趣，大多數情況下根本不構成欲望化的對象；而中國女子卻令西方男子想人非非，神魂顛倒。這種狀況主要是文化的原因。而不單純是“性”方麵的因素在起作用。西方社會不管婦女多麼解放和自由，這個社會起主導作用的依然是男性，也就是說這依然是一個男權社會。中國男人到西方社會不會被輕易接納，也不可能被永久接納。中國男人也不可能輕易認同另一種文化的權力體係。
來自不同社會的兩種男權從本質上來說處在敵對的狀態，各自代表著不同的文明的曆史和現實。而中國男人離開本土，到另一個社會，另一種文化中去謀求一席之地，這本身就是自我拋離、自我流放和自我閹割。在西方社會當然是西方男人占主導地位，這是由現存的社會權力製度決定的。但西方男人在中國也備受青睞，也是作為上等公民享有各種優越感。這又是由現代化形成的曆史決定的。發展中國家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係化的時期，資本主義以西方為中心向東方周邊地區擴展這個曆史事實，決定了西方發達國家在這個時期享有的經濟和文化優勢。作為西方文明的象征，那些西方男人在發展中國家當然享有文化特權。但中國男人到西方卻是以貧窮的、落後的、不文明的、也就是以從屬的、次等的文化的象征物出現，他的劣勢是明擺著的。
在以男權為中心的西方社會，東方（中國）女子就文化權力來說，構不成衝突和威脅。因為女性在現今的文化製度中被設定為從屬等級，她進人西方文化也是自覺而溫順地處在邊緣位置然而，她卻折射著異國情調，閃爍著東方神秘主義的色彩。西方關於東方女性的文化想象由來已久，隻要看看中國大陸影星鞏俐的形象，就可以理解東方（中國）女子在西方成功的秘訣。這與其說是東方（中國）女性特別有魅力，不如說是西方關於東方（中國）女性的想象奇妙怪異。中國女性在西方世界裏如魚得水時，切莫忘了走投無路的中國男性，更不必用鄙視的眼光去可憐他們。這不是他們個人的無能或錯誤，這是—種曆史的和文化給定的命運。在近代以來的現代化的曆史進程中，中國就是被世界曆史拖著走的，而作為這種曆史的象征物，中國男人當然被動。更不用說他們離鄉背井，遠離文化母本來到西方世界，他們如何強硬堅挺得起來呢？
確實，中國婦女在漫長的封建男權社會中深受壓迫，“女人是禍水”這種觀念貫穿在所有封建曆史文本中，是中國曆史關於女性的綱領性敘事，女人隻能在兩個極端生活，要麼就是貞女節婦，要麼就是“淫婦”“災星”。通過用性來控製社會，這是任何統治階級都擅長的伎倆，然而，男權曆史不公正地對待婦女，終究要自嚐惡果。而在這個曆史謬誤中，中國男性付出的代價也不會比中國女性少。然而，曆史已經鑄成錯誤，現在隻有麵對現實解決困境。在這裏，筆者顯然無意在中國男性與中國女性之間再造對立，而是試圖找到理解中國男人的種種困境，這些困境巳然是曆史的和文化的事實，要改變是相當困難的。但有些是可以改良的，如男女的交往關係，男女的家庭生活。在這方麵，解鈴還得係鈴人，中國女性作出一些積極的努力，多一份理解，多一份關懷，當是中華男子的幸運，也是重振中華雄風的必要的基礎。
1997年3月於英國愛丁堡
原文發表於倫敦《天下華人》1997年。署名東堯子（或成堯子？）。
女性化的時代
母係社會已經過去十多萬年，人們已經習慣於父權統治，婦女深受男權統治的壓迫，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人們也有必要看到男女關係的複雜性。婦女在作為從屬等級時，並不是被動的，婦女也有可能瓦解乃至於顛覆男權的支配地位。中國古代就有過各種說法，夏商周的覆滅似乎都與女人有關，唐的興衰也被歸結為女人起的作用。這些說法在把女人看成禍害的同時，其實也表達了男人對女人的恐懼，這種恐懼是不可逾越的，因為他來自男人的內心深處，男人的根本弱點在於他無法戰勝自己的力必多，這使他終究要成為女人的俘虜。在男人占據絕對統治的時期尚且如此，一旦男權有所削弱，社會趨向於文明，並且適當解放人性，婦女的地位就會被推到奇特的高度。
早在歐洲的十八世紀，婦女的地位就有過飆升時期。在法國君主專製時代，上層社會發展出以女性為中心的生活氛圍。說它是一種氛圍，是因為這是一種生活格調和情趣在十八世紀的歐洲，這種氛圍構成最時髦的生活場景。龔古爾兄弟在其享譽一時的著作《十八世紀的女性》一書中描述了突然出現的婦女黃金時代。他寫道：“在1700至1789年間，女性不僅是促使一切動起來的獨一無二的彈簧。她是最高級的力量，是思想領域的女王。她是被置於社會頂峰的意象，所有人的視線都射向她，所有人的心靈都向往著她。她是人們跪拜的偶像，是人們祈禱的聖像。一切幻想和祈求，一切憧憬和宗教癡迷，都以女性為對象。女性起了通常是宗教所起的作用：充實人們的心智。在路易十五和伏爾泰統治的時代，在沒有宗教信仰的世紀。她代替了上天。人人都慌著去向她表示自己的感動，把她抬到天上。
為了她創造的偶像崇拜使她君臨凡界……結果，女性對於十八世紀不僅成了幸福、享受和愛情的女神，而且也是真正詩的、真正神聖的生物，是一切精神振奮的目標，是體現於人體形象的人類理想。”如果注意到這一時期正是宗教走下坡路，世俗生活開始流行，那麼也不難理解婦女突然走到偶像地位的緣由。十八世紀的君主專製時代正是通過創造一種以婦女為核心的生活氛圍，從而創造了專製統治下的溫情脈脈的生活場景。從路易十四時代起，國王和臣子爭風吃醋就不是什麼奇聞，而國王和臣子們舉辦的所有公共消遣無一不是向他們的情婦表達的敬意。路易十五時代是一個無所作為的時代，臣子們和貴族模仿騎士的唯一方式就隻能是向婦女獻殷勤。路易十五時代的沙龍充斥著緋聞和傷風敗俗，但這一切都被當作一種生活情趣加以品味，再也沒有什麼其他方式能像勾引婦女那樣成為衡量一個人才能的最有力的證據。十八世紀法國的起居室裏四壁鑲滿了鏡子，這就可以理解人人裝腔作勢都顯得訓練有素，在男女風流場中有用武之地。那一時期一位情場老手蒂裏伯爵在他的回憶錄裏寫道：“在法國，必須付出不少的努力、機靈、外表的真誠、遊戲和藝術，才能征服值得征服的女人。必須麵麵俱到，每個環節都是同等重要，同等的必須做到。
不過，幾乎總是能夠獲得勝利的樂趣，隻要進攻方不是窩囊廢，而被進攻的女人不是美德的化身。”法蘭西民族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以沙龍為中心創造的文化趣味和審美風尚，在相當長的時期引導著歐洲的文化，而沙龍的中心實際是由一些令男士神魂顛倒的女人為核心，那麼，我們不得不把婦女對現代文明的轉型期所作的貢獻給予更高的評價：；當然，有人會爭辯說：“女性統治的時代從來不是女性地位真正提高，反而是她受侮辱最深的時代。”（愛德化傅克斯）十八世紀的婦女對文化的統治不過是一種假象，婦女的地位和權利沒有任何實際的保障，婦女被抬到如此重要的地步，不過是掩蓋了那個時期人們所崇尚的情欲而已。隻有女性才淹使情欲的表達得以實現，在貪圖世俗享樂的時期，還有汁麼比男女淸欲的表達更幸福的事呢？
如果說這種現象不過是君主專製時代的特例，歐洲的君主專製時代不過存在了二百年，進人工業革命，這種製度連帶它所創造的文化生活氛圍都壽終正寢。從資本主義擴張時代來看，國家一民族的宏大事業支配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婦女隻能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當婦女的地位和男人平等而不是更高時，或者說，當婦女從偶像的聖壇走向粗鄙的日常生活，甚至變成一個普通勞動力時，這也是男權猖撅的時代。可想而知，有一種更高更有力的神取代了愛欲女神，這肯定是男權的末日。好在世界曆史終究迎來了它的太平盛世，甚至於有人大膽斷言“曆史已經終結”（福山語），世界曆史已經沒有什麼大是大非需要大動幹戈。曆史在平穩地發展，社會趨於穩定，人們豐衣足食，人們又開始仰望聖壇上的女神而想入非非。消費社會不失時機支配了人們關於現在和未來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