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焦慮與文化困境
1996年秋天，筆者在倫敦遇到澳洲來的施女士，看不出來這位弱小的中國女性在澳洲引發軒然大波，一句“中國男人不行”，令無數中國男人痛不欲生。據說在澳洲的數百人參與的辯論會上，施女士舌戰群男，力陳中國男人無數弊端，從生理到心理，從文化到精神，在生理學和比較文化學的東西二元對立水平上，再造“東亞病夫”形象。在場男士平日油嘴滑舌，無奈施女士擺事實講道理，鐵證如山，以數百名之眾，敗於石榴裙下。筆者未嚐目擊現場，隻是聽說而已。可以想見，澳洲男士犯下戰略性錯誤，豈有不敗之理？“中國男人”巳被推到被告席上，縱然巧舌如簧據理力辯，也難以理直氣壯。是否可以嚐試以攻為守？是否可以追問一下“中國女人就行嗎？”也是否可以責問：就中國男人不行而言，中國女人是否也有責任？這當然不是說要把責任往女人身上推，這就反證了中國男人不行，而是設身處地理解中國男人，以建設性的姿態找出中國文化依然存在的嚴峻問題。
罵倒中國女人和打倒中國男人一樣，都是情緒化泄私憤的行徑。應該從文化戰略意義上，來重新理解中國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特別是找出那些錯位之處。由於從男人身上找弊端的做法已經太多，在海外各種論壇上，中國男人已經被罵得一無是處，筆者在這裏，也小心謹慎地從中國女人身上發現點問題，的是重建我中華精神文明，重振我亞洲雄風。即便如此，筆者還是心有餘悸。
曆史發展到90年代，除了女權主義者，沒人敢輕易談論“女性”這個話題。所謂男權主義者，在精神上和文化上早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又當別論。在發達國家，依然時旮慮待婦女的事件發生，但隻要對簿公堂，婦女還是能夠伸冤的，，現在，保護婦女權益的呼聲日益高漲，以至於一一些職大妄為之徒吃了大虧。泰森鎄鐺人獄，不過是女權主義取得的一個小小勝利，而美國那位西班牙裔女子一怒之下割丈夫的器具時消遙法外，也讓男人不寒而栗，這個社會似乎對男性也沒有多少安全感男人碰一下女人可能就會身敗名裂，多少不白冤也無處中訴，而女人對男人盡可能玩於股掌之間，決不會擔當“性騷擾”的惡名。隻辛普森案子是個例外，婦女的權益沒有得到保障。但受害者是個白人婦女，這就是婦女問題遇種族問題，隻能避輕就重誰叫種族問題比婦女問題更熱門，也史難對付呢？但近聞美國的民事法庭判罰辛普森重金贖罪，搞得這位退役球星傾家蕩產，總算替婦女出了口氣。總之，在當今世界潮流中，婦女問題與種族問題都是極為敏感的活題，弄不好就要觸犯眾怒。婦女問題已經被“政治化”了，要想保持“政治上正確”，最好是跟著嚷嚷“婦女苦大仇深”，“保護少數人利益”雲雲。然而，中國的情況總是特殊，一拽事物的表麵現象與本質總是大有出人並且相互顛倒。
70年代初，西方一位極著名的女權主義者來到中國，她發現中國的婦女解放程度在當時屬於最高水平，超過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確實，在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婦女能像中國的婦女這樣解放，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婦女像中的婦女這樣不解放。如此自相矛盾的判斷同時適用於當今的中國婦女，這並不僅僅基於城鄉差異，更重要的是就婦女的社會存在形式與婦女的島我意識之間的臣大反差而言。西方那位女權主義者忽略一個重要的事實：中國婦女的解放是以貶抑男性為前提的。男女平等，同工同籌，通過對男性經濟地位的貶抑而達到男女平等男性的經濟優越感的喪失，則使他們在家庭中的統治地位全麵瓦解，他們沒有理由自以為是，而謙恭訓服逐漸成為他們的天性。
不難設想，這樣的男性適合於統治和管理。在某種意義上婦女解放成為一項卓有成效的管理策略，婦女無意中成為馴化男性的同謀解放的中鬨婦女終於要為此付出代價，她們一再概歎中國沒有真正的男子漢，呼喚“強悍的男性”乃是80年代以來中國婦女的自虐情結。80年代的“個性解放”與婦女解放混為一談時，結果卻不斷擴展關“勇猛的男性”的想象。特別是把中國男性與好萊杓雄單。施瓦茨，法國小生阿竺德隆，本硬漢高倉建之類相比較，電覺中閏男性萎縮卑微。
不難看出，施女士關於“中國男性不行”的話題足8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關於“男性”的文化想象的海外延續。隻不過施女士有更充實的個人經驗為基礎，不再是空泛的以電影幻象為藍本，而是以實際的生理學和文化學的考察為研究基礎，當然更具有說服力試圖從生理學的意義上來為中國男人辯解是徒勞的，行還是不行，從解剖學的角度就不難找到答案對於器具崇拜者來說，中國男人當然差強人意（中國女性中終於也有器具崇拜主義者？）。但“性”的問題顯然不是單純的生理學和解剖學的問題，它更主要是一個心理和文化的問題。就中國男人在性的方麵“差強人意”這點來說，如果采取治病救人的積極態度的話，可能因為中國男女對“性”的態度和需求落差過大造成的。也就是說，女性也存在問題。
大多數中女性對“性”采取拒絕、鄙視的姿態，把性看成是一種齷齪行為，它不可能帶來快樂和美妙的享受。中國女人充其量是要有些浪漫，淺嚐轍止的遊戲，能得實惠的關懷與嗬護。這使中國男性要獲取性資源極為困難，不管是浪漫的邂逅相遇，還是夫妻之間的例行公事，中國男性要獲取性資源要付出相當大努力，有時甚至是高昂的代價。中國男人對“性”懷有無限的渴望，而中國女人卻沒有多少興趣。這就像商品一樣，性是一個“賣方市場”，男性處在買方的地位，女人緊悄，男人廉價。中國男人必需四麵出擊，到處奔波，大多數情況下是做些陪本的買賣。而女人卻待字閨中，願者上鉤，從容不迫，可有可無，有意無意之間。她當然輕鬆自如。而男人在邁向床鋪之前，已經費盡心機。他們要設汁好每個環節，想好每一個句子，做好每一個手勢。稍有不慎，輕則前功盡棄，重則反目為仇。對於中國男人來說，從餐桌到床鋪路漫漫其修遠兮，他隻有上下而求索。餐桌不過是萬裏長征的第一步，並且下床之後還有無數的承諾要兌現。中國男子在床上的表現自然不會十分出色。
即使是夫妻之間，也不見得好到哪裏去。中國的丈夫要獲得一次哪怕是例行公事的機會，都要付出相當的努力。所謂“例行公事”，那還是算是對家庭工作高度負責的。更加普遍的情形是“恩賜”和“賞臉”。對中國丈夫來說，那一天就是“過節”。那一天肯定不能做錯亊，獎金不能少拿，不能挨領導批評，煤氣罐要換好，地要拖幹淨，做菜不能忘了放鹽，洗碗擦桌子是少不了的，放洗澡水還當是件美差……整個工作程序不能出差錯，最好大氣都別出，一句話不對，惹得姑奶奶不高興，那就可能前功盡棄，隻好過上十天半月再故伎重演。如此下來，中國男性能有多少作為？做一件事如此困難，做完事當然也就沒必要感激涕零。就像出國蓋公章如此艱難，二十幾個公章下來，跑都來不及，還要再說謝謝嗎？隻不過這回“例行公事”卻是還有下一回，但潛意識中卻是想著：好不容易逮著一回，就這麼回事？要中國男性表現出色，中女性也要有所作為，不管是妻子還是情人，努力去創造一個寬鬆自如的環境，不要把“性”看成是男人的事，男人占了便宜，女人吃了虧，那就永遠沒有平等的關係。西方婦女在這方麵到底如何，筆者沒有任何直接經驗，依據一些研究資料和影視傳媒，再加上道聽途說來看，西方婦女至少不會讓男人如此困難。她們會把“性”看成生活的必需，看成雙方共同的娛樂項目，對待“性”也就平等自然得多。
當然，中國男人的壓抑和焦慮，不僅僅單純來自女人，這當然有社會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國的社會給男性構造了太大的壓力，遠的不說，就說最近半個世紀中國男人過得很不輕鬆按照福科的觀點，性與政治是一枚硬幣的兩個背麵。男人說到底是要獲得政治權力的認同，五、六十年代，直到70年代，“革命”是中國男人的首要任務，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徘徊，這都造成中國男人強大的心理壓力。“革命”時可能高度亢奮，戰鬥力甚強，一旦被指責為“不革命”或被打成“反革命”時，那就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而革命者，處於權力中心總是少數，大多數人則經常是被革命的對象，朝不保夕，不用引述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理論也可以想象其生理和精神狀態。中國社會長期以權力為社會運作的軸心，權力當然也是獲取性資源的最重要的依據。有權力者當然可以輕易獲得性資源，而無權力者就困難得多。關於中國當代社會的“權刀與性資源”的主題，是不難寫上幾本書的。這種狀冴還不僅僅限於社會的性資源的分配方麵，這種權力關係其至滲透進家庭。中國女性當然認同社會已經確立的意識形態，對權力的傾慕長期是中國女性擇偶的首要條件。這種意識當然也延續在整個婚姻關係中，並且有效地支配著全部的家庭生活。
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總算把中國男人從政治桎梏中解救出來。但權力軸心依然在起作用，隻不過其中心開始分化——從權力中分化出金錢。金錢能瓜分權力的一部分功能，這應該說是一種社會進步。中國男人總算有更多的機遇實現自我的能量，有更多的途徑和方式去獲取成功。但不管是權力的成功還是金錢的成功，總之，“成功感”構成了中國男人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重要依據。不斷地進取，失敗，然後再開拓，再挫折，再進取，如此以往，循環往複。中國男人困獸猶鬥。成功了，獲取了權力和金錢，妻子或情人則滿心歡喜，當然也會紅袖添香，洞房花燭，使出渾身解數。若是男人在權力場上或金錢方麵，失足敗北，垂頭喪氣，回到家裏很難有好臉色看，更不用說要獲得恩賜。中國的家庭生活離社會太近，並且如此緊密地為社會的意識形態所左右，也是令人稱奇。這隻能說中國的社會組織極其成功，對人們的控製巳經深人到家庭生活的內部。中國人沒有私生活，不是說他∕她無法保護隱私，而是說他∕她根本說無力創造私生活，也無力創造隱私。他∕她的生活全盤社會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