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之旅中最為顯目的景觀，尤其是九十年代以降，曆史小說的創作更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創作成就，凸顯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曆史小說創作的鼎盛時代的到來。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和曆史記憶，成為當代作家創作的最豐厚的文化底蘊和書寫資源。作家與曆史相契合相溝通的不同路徑，以及對曆史的理解和接受認同上的差異性和包容性，使作家在曆史小說的創作中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由此形成了情態迥異的文本審美特點。曆史小說繁盛的直接或間接的社會動因，以及其在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之間審視和闡釋曆史的文化立場；曆史小說作家在創作中所體現出的巨大的藝術審美的創造力，以及曆史文本的接受效應和後遺效應等等，都為文學研究提供了可多種選擇的話語批評空間，和進行多向度審美研究的可能性。
就創作實績而言，湖北長篇小說創作的重心過去一直承重在曆史題材的小說上，這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麵：其一是作品引發的反響比較大，像姚雪垠的《李自成》在全國範圍內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還有八十年代問世的鄢國培的《旋流》，九十年代後熊召政創作的《張居正》，都在當代文壇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李自成》、《張居正》分獲第一屆和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就獲獎人數次數來看，湖北都排在全國前列，而兩部獲獎作品都是曆史題材，且在讀者中反響巨大，這使得湖北省在曆史小說的創作版圖上成為重鎮，而且在曆史小說的創作、出版和研究上都有了自己的定位，像長江文藝出版社就將曆史題材的小說列為自己的出版重點，並形成了自己的出版係列。
其二是創作延續的時間比較長，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降，湖北曆史題材的小說創作，經曆了中國曆史小說發展的各個階段，因創作主體秉持不同時期的曆史觀、價值取向和審美趣味，而形成了不同的文本構成方式，體現出各自獨特的文本價值。
三是文本類型的多樣化。湖北的曆史小說幾乎囊括了中國當代長篇曆史小說的各種敘事範型，正是基於這樣幾個特點，我們可以將湖北的長篇曆史小說創作，擱置於當代中國曆史小說發展的文學進程中去進行觀照，以曆時性的發生學研究來充實我們考察的深度，將中國的曆史文學傳統作為參照係，才可能更清楚地去了解和把握湖北長篇曆史小說在中國文壇的地位，以及其所固有的詩學藝術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