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當代湖北長篇曆史小說興盛的開端。這一時期，對曆史小說創作直接起著導向作用的，是毛澤東提出的隻有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的學說，這為以後的曆史小說創作奠定了基本的基調也成為一部分曆史題材小說圖解曆史時所秉持的政治觀念。
在中國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曆史題材小說重點關注的是社會曆史的創造者、推動者，和宏大的曆史發展主題，著重表現的是對曆史進程起過影響作用的重要人物和重大曆史事件，強調的是其對於中國曆史和文化的發展所體現出的價值和意義。由於將農民起義視作是曆史的推動力量，所以在這一時期，描寫農民起義和起義軍英雄就成為主導創作傾向，而對政治主題的尋找和表達又超過了塑造人物。這種在“動力論”、“階級論”掣肘下的選材的價值取向和曆史發展的主題，前後延續的時間很長，從五十年代末開始一直統領著文壇，在七十年代末形成一個創作高峰，其尾聲近乎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們從當代中國作家創作的線性曆史景觀和文本積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發展路向。
而湖北曆史題材的小說創作，同樣也呈現在這樣一個曆史線性的發展過程中。按創作年代排序，最早敘寫農民起義和農民英雄的，是姚雪垠創作的鴻篇巨製《李自成》，其後有楊書案的《九月菊》、《長安恨》（黃巢），也包括當時還在湖北讀書的劉亞洲的《陳勝》等，《李自成》的創作延續的時間最長，在這類作品中最有影響。
八十年代中後期至九十年代以降，曆史小說在創作觀念上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轉而將帝王將相置於曆史舞台的中心，注重觀照社會權勢人物在推進曆史進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以及其所創造的曆史偉績。於是描寫帝王將相曆史功過的小說，逐漸占據了曆史小說創作的主體地位，皇帝係列依序排列幾乎可以覆蓋整個中國曆史，在湖北有楊書案的《秦娥憶》（秦始皇）、《半江瑟瑟半江紅》（隋煬帝）。胡曉明、胡曉輝的《春秋五霸》、《唐宗》，還有映泉的《楚王》三部曲，以當代人的想像去激活曆史的意象，從楚武王寫到楚莊王，將兩千多年的楚史碎片連綴生發成一部恢弘的文學巨製。
將相係列也蔚為大觀，如熊召政的《張居正》、胡曉明、胡曉輝的《天鑒》、《滿江紅》（嶽飛），彭友元的《末代名臣張之洞》，餘耀華的《大唐財相劉晏》等，《張居正》以其史詩性的品格，不僅在湖北文壇引人矚目，而且也獲得了全國性的聲譽。
中華曆史上的文化精英人物因其在曆史上的影響和地位，一直是作家所關注的重點，尤其是進入九十年代後，更成為創作的聚焦點，同一人物反複被多種小說文本所書寫。在湖北創作曆史小說比較早、作品也比較多的是楊書案，從八十年代起，他就曾有《九月菊》等八部長篇曆史小說問世，九十年代轉向寫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和古代哲人，著力為古代聖哲立傳，1990年他出版了《孔子》，其後陸續完成了《老子》、《炎黃》、《孫子》、《莊子》等“諸子係列”長篇。這些距今已有數千年之距的春秋戰國時代的人物，留存於傳世文獻中的記載極其有限，遍尋史冊，鉤沉典籍，所得僅是稀疏的段落和寥寥數言，尤其是老子，軼聞傳說更是虛無飄渺，相對來說創作上有相當難度。楊書案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兼收民間野史，並且將自己的理性認知和情感之流與曆史巨川相貫通。他在曆史小說的構架中主要偏重於對人物的文化審美觀照和對其思想體係的引申闡發，探尋儒家、道家及兵家的曆史淵源及理論觀點，從思想文化的角度去把握敘寫對象，以自我文化知識的沛然底氣去生發藝術想像，不僅以具體的故事情節填補曆史所留下的空白，並且在小說敘事上形成了自己古樸、典雅的語言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