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曆史進程中的征服者
《我是太陽》與先前引起文壇轟動的《父親是個兵》前後呼應，形成一種強有力的衝擊，使鄧一光在整個敘寫過程中實現了個人理想的充分對象化，最大限度地滿足了自己創作本能的衝動和心理補償的需要，也將自己的創作推至了一個新的高峰。
1.英雄主義的精神指向
小說的題旨是有其特殊寓意的。“我是太陽”，這種比喻本身就富有意味，這是一種俯視的、無人可以匹敵的姿態，一種先天心理上的優越感。自信、自豪、驕傲，還帶點雄峙天下的霸氣。隻要是太陽，它必定要釋放巨大的熱能和光亮，必然會讓天下人抬頭仰視。父輩是太陽，革命軍人是太陽，沒有什麼能不讓他們騰越而出。這一題旨，還體現出創作主體一種潛在的心理定勢，我是太陽，我將延繼父輩的輝煌。
作品中的主人公關山林是鄧一光傾力打造的英雄，在鄧一光的英雄形象身上都有一種必備的品格，即英雄主義和硬漢精神，他在作品中形象地將其寓意為“太陽精神”，那就是在人生中不論遇到什麼挫折、打擊，都不屈不撓。即使今天被擊倒了，明天照樣轟轟隆隆地升起，繼續燃燒生命，仍然放射出灼人的光芒。生命中有這種“太陽精神”作為精神支撐，就可以更從容地麵對曆史和現實，毫無懼色地挑戰人生和命運。可以說，“永不言敗的太陽精神”，體現著他筆下的人物最本質的精神內涵，而且也是最為我們所欣賞、所認可的一種英雄的精神指向。
《我是太陽》以激情的書寫，體現了鄧一光對崇高風格的創作審美追求，或可說他是通過寫英雄來尋找一種表現崇高的途徑，去感受一種崇高的精神情感。崇高的創作美學指義，本身就包括著塑造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他們代表著強大的正義力量，超越一般人的優秀素質，能夠實現他人所不可能實現的夢想，所以塑造英雄是以崇高為審美風範的文學最主要的任務。鄧一光寫了一批英雄和硬漢，並且因此在文壇上成名，他用以塑造英雄硬漢形象的特定的人格構成原素，諸如勇敢、頑強、剛毅、力量、智慧、信念、自尊、自信、榮譽感、理想主義精神等，都是崇高這一詞語所容括的內容。鄧一光對英雄、硬漢形象傾注全部激情的書寫，本身就是一個尋找和追求崇高的過程，正是痛感於在物欲橫流的當下，理想的喪失、英雄的隱遁，已預示著一種潛在的精神危機，所以他才會重擎英雄主義的精神旗幟，在曆史的視域中塑造英雄，從父輩英雄身上讓我們重新感受崇高。
2.英雄形象的美學品格
鄧一光塑造的英雄形象具有其特定的美學品格，在時空關係上體現著曆史的限定性，在英雄人物的內涵認定上則趨向於單一性，主要偏重於敘寫曆史時空中的戰場英雄。在鄧一光的英雄理念中，似乎隻有在炮火中衝鋒陷陣的軍人才是最能體現英雄觀念和行為的一類人，才真正是他理想中具有卓越才能的英雄，成為他所敬佩和崇拜的對象。這種有關英雄的觀念和英雄品質規範的形成，與他出生和後天成長的環境有很大關係，作為軍人的後代，鄧一光更欣賞那種麵對麵的廝拚，馬嘶槍鳴，鼓角相聞，血雨腥風，生死相搏的戰場氣氛和戰鬥氣勢，以及在一個轟轟烈烈的戰爭背景下，那些用生命的行為來直接表現勇敢、力量，以及非同尋常的個性品質的軍人英雄。戰場上的勝負，大起大落的戲劇性的變化，為鄧一光的創作提供了更豐富、自由的想象空間。
所以，《我是太陽》中的主人公關山林就是一個所向無敵、無堅不摧的勇者形象。這個人物少年時代參加紅軍，兩次爬雪山過草地，血雨腥風從戰場上一路走來，參加了解放戰爭時期打四平、攻錦州、占沈陽等重大戰役，參加過攻克遼陽、鞍山、營口的戰役，也參加過東北剿匪戰鬥。這些著名戰役與剿匪鬥爭在中國革命史和軍史上都有過文字記載，對愛讀戰史、軍史的鄧一光來說，這些記載形成了他對戰場、對軍人最直接的印象或觀念，並深深地積存於他的意識中，這一切構成了他生發想象的根基。實際上在寫關山林時，活躍在鄧一光腦海中的英雄表象，超越了所有的個體英雄表象，成為整個戰場上英勇戰鬥的英雄整體形象的組合式表達。關山林的形象，完全是在戰場上凸現出來的，他身上具有非同尋常的勇敢精神，打起仗來有一種不怕死的拚命勁頭，幾乎每次戰役都置生命危險於度外，提著衝鋒槍冒著槍林彈雨衝在最前麵。作為團長的關山林在張北與日軍作戰時，抱著一挺歪把子機關槍帶頭衝上長城，打得壯烈無比；在進攻四平的戰役中，下到尖刀連，親自指揮部隊一寸寸地向前靠近，手裏提著一支打燙了的卡賓槍，指著前方出現的任何障礙聲嘶力竭地喊到打掉它；攻打錦州，成為副師長的關山林提著一支湯姆式衝鋒槍帶著先頭團衝來衝去；攻打沈陽，已是九師師長的關山林，提著蘇製波波斯衝鋒槍率先衝了上去，在奔跑跳躍中點射；青樹坪之戰，關山林手拿湯姆式衝鋒槍把自己像一塊石頭，釘在了121高地上。大概這種衝鋒的勇敢姿態，最能寄托鄧一光對英雄的想象和熱烈的期望。他必須要以這種衝鋒式的強悍動作來顯示人們看得見又能引起欽佩之心的戰場上的勇猛，身陷危境時的沉著、頑強，遭受重創後的堅忍和生命潛能的最大釋放，以展示他所崇拜和欽佩的戰勝之神的英雄品質。
3.出走者，征服者和堅守者
關山林不僅是戰場上的征服者，也是中國曆史進程中的征服者。這一英雄形象，並不是個體的，而是體現著群體的階級的意義，承擔著改寫中國曆史的重任，以血肉之軀推動著曆史的前進。不論是作為階級的代表，還是作為生命的主體，他注定要完成三種角色的轉換，即出走者，征服者和堅守者。關山林16歲參加革命，他的出走完全是出於階級覺悟。出走並不僅是個體意識支配下的離開土地、離開家園的行為，而且也隱喻著他們將要經臨的曆史處境，意味著對自己命運的選擇。出走才真正是他們人生的開始。也意味著他們的另一種成長。他們被革命納入了宏大的曆史視域，成為曆史空間的主體承載者，爬雪山過草地，創立新中國，出走掀開了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頁。
征服者一直是以革命命名的經典敘事中的主角，鄧一光在對關山林這一征服者的塑造中，集納了所有與英雄概念相係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去把握和表述，他賦予關山林最優秀的品性，並且在其敘事的機製中加入許多個人的審美編碼係統，如無畏的膽魄，威猛的力量，嗜血好鬥的行為方式，渴望力量、智慧和生命較量的強者精神，使征服者的形象在血與火的戰場上得以最充分的體現。鄧一光也為關山林提供了最出色的戰爭環境，讓他出生入死地穿行於那些被載入軍史、戰史的中國現代戰爭史上最著名的各項戰役。為了體現人物的不同尋常，鄧一光不惜設置了最特殊的敘事語境，讓關山林在惡劣的自然、生存的困境中對自己的生命素質和人格精神做出最為出色的證明，於是雪山草地、戰火硝煙、囹圄逆境、絕路惡仗、屈辱失敗，這一切成為鄧一光對關山林進行考驗和鍛打的鐵砧，在艱苦的錘煉中體現出生命的質感和意誌力的壯美，體現出人的價值和智慧的火花。
關山林作為堅守者的形象卻體現出一種強烈的悲劇精神。革命勝利了，作為一個征服者本該去享受一下勝利的成果，但關山林卻無法平定下來，放馬南山、刀槍入庫使他痛苦不堪，無奈地經受著難以忍受的心靈折磨。昔日的英雄氣概，拚搏廝殺的勇氣，生命較量的暢快都轉化成了精神上的堅守，一種不死的信念支撐著他生命的抗爭。但處在一個和平的時代，他的這種堅守多少顯得過於偏執而有些不可讓人理喻，盡管這種堅守體現出一種獨特的氣質和性格，一種撼人的精神力量，但也為關山林這一堅守者的形象抹上了濃重的悲劇色彩。關山林是血與火打造出來的戰爭的兒子，似乎命中注定他隻能在戰爭的宏闊背景中瀟灑縱橫、自由穿越。而一旦結束了戰爭之旅，他生命中最輝煌的一章也就結束了，鄧一光曾感慨“英雄主義，如今已經很像一個傳說，或者，它很像一個童話了。”但鄧一光仍然投注全部的生命激情地去創造著這種新傳說、新童話。他概歎英雄的失落，卻不放棄對英雄的重新尋找和確認，他希冀用自己的一支筆，重述對英雄永存的心靈期待，重現英雄的風采和輝煌，讓作為英雄象征，體現著光榮、勇氣和正義精神的太陽轟轟隆隆地升起。
二、血性雄渾的升騰
被鄧一光當作英雄來塑造的人物，都體現著能與他人相區別的獨特個性，這也是他們之所以引人注目，之所以令人難忘的原因。一個人的個性特征，既體現著一種生命的本能傾向，也展示著後天塑造所產生的個人魅力。個性意味著一個人擁有具有專屬意義的強烈的自我，它集中了個人的所有優勢，或恰恰相反，但不論哪一種情形都同樣可能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