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1年9月，在高原燦爛的秋陽中，我第三次來到拉薩。下榻布達拉宮東側不足200米的四通賓館，正是期待中的位置，開啟窗戶就能看見那萬眾景仰的聖殿。我把在拉薩的時間暫定為20天，這與此行的目的緊密相關，這部《從長安到達薩——唐蕃古道全程探行紀實》文字部分40萬字已出框架，主要篇章已完成，需交西藏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藏學家何宗英先生審閱把關並作序。何先生是我2009年來拉薩認識的，學識淵博，為人謙和，我就涉及藏學方麵的一些問題向他請教，他回答得十分專業透徹，使我受益匪淺。
之後，我們互贈著作，電話聯係，何先生願意審閱拙著並作序，20天是不能再少的時間。另外，書中還需補充圖片，一些沒有去過的地方心中總不踏實。比如拉薩河與尼洋河發源的米拉山，我一直懷疑這便是藏學家任乃強主張的康藏地界；百年前趙爾豐、陳渠珍駐軍之地工布江達；藏軍抗英要塞江孜古堡；西藏僅存的帕拉貴族莊園；福康安大敗廓爾喀矗立於紮什倫布寺的功德碑等等，正好利用空檔時間前往。還有一個想法是，如果時間允許，就在拉薩完成這篇後記，對於這部書稿來講，也含有某種象征性的意義。
二
其實，這部《從長安到拉薩——唐蕃古道全程探行紀實》與已經出版的《從長安到羅馬——漢唐絲綢之路全程探行紀實》（太白文藝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應該說是孿生姊妹篇。當然，想法不是最初就有，而是逐步形成。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舍文學而習文史，曆時10年踏訪蜀道，完成《山河歲月》《中國蜀道》之後，很自然地開始絲綢之路的踏訪，先後20次西行，一段段地考察從長安到羅馬的絲綢古道。最初，是把唐蕃古道也包含其中的，因有專家認為，唐蕃古道從長安到拉薩，之後又延伸至尼泊爾與印度，這條溝通中外的商貿大道，應視為絲綢之路的組成部分，亦被部分學人稱為絲綢南路或西南絲綢之路。
1997年7月，絲路探訪踐行，前後20天去了甘肅、青海、寧夏，返回首次寫作一組關於絲路的6篇作品，其中就有收入本書的《如鏡湖泊·轉瞬四季》《草原·帳篷·孩子》等。之後，多次西行，其中也包括了沿青藏、川藏、滇藏的行走與探索，在沒有去拉薩與日喀則、前藏與後藏、深入西藏腹地之前（第一次去拉薩為2004年），已經寫了關於藏地的不少篇章，甚而應廣州出版社之邀，編過一本《行走在青藏的邊緣》，後因計劃調整，這套叢書沒有出版，但卻促使我及時寫下了深入藏地的印象、感受，否則事過境遷，有些篇章可能永遠不會再寫。
2006年，出版文集時，絲路卷六卷中就含有一卷《唐蕃古道》。2008年，應三秦出版社之邀，我編出兩本各約12萬字的《秦蜀古道》《唐蕃古道》加盟陝西曆史文化百部叢書。這時，我已經意識到唐蕃古道是一個蘊涵深厚的大課題，值得下功夫去挖掘、去鑽研。這樣決定之後，我斷然把《從長安到羅馬》中關於唐蕃古道的部分全部抽取出來，當時《從長安到羅馬》已列入陝西重點作品，需要全力以赴做好，唐蕃古道就暫時放下了。
三
轉瞬之間，三年過去，《從長安到拉薩——唐蕃古道全程探行紀實》也正式提上我的創作日程。首先，《從長安到羅馬——漢唐絲綢之路全程探行紀實》已經塵埃落定，全書上下兩卷，由50萬文字與近500幅圖片，5卷100章構成，太白文藝出版社2011年元月出版。應該說這部作品在我的寫作生涯中占有比較重要的位置，曆時之長，費勁之大，感悟之多，讓人銘心。至於社會反響，這裏僅援引新華社西安6月26日一則電訊：陝西省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蓬的力作《從長安到羅馬——漢唐絲綢之路全程探行紀實》在入選省重點精品圖書和國家“十二五”重點規劃圖書之後，又獲殊榮：入選2011“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這是由國家新聞出版署組織，專家嚴格評審而入選的。今年全國共申報297部作品，入選47部。《從長安到羅馬——漢唐絲綢之路全程探行紀實》是陝西唯一入選作品。入選作品將由國家資助組織專家翻譯向海外推薦。
這就不僅為寫作姊妹篇《從長安到拉薩——唐蕃古道全程探行紀實》積累經驗，提供範例，還樹立了必要的信心。《從長安到羅馬》的寫作原則是“以史學的視角看絲路，以文學的筆法寫曆史”，《從長安到拉薩》很自然地成為“以史學的視角看西藏，以文學的筆法寫雪域”，並非形式上簡單的繼承，而是決定著如何布局，如何謀篇，如何表現，一句話，“怎麼寫”。同樣是以古道貫通全篇，以地理分界各自成卷，再把影響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富於傳奇色彩的曆史人物，曾經活躍又消失的部落，一度輝煌又毀滅的遺址乃至於土司製度，母係遺風，藏羌走廊，川藏邊情，宗教演變，民族起源……盡可能編織進去，盡可能天衣無縫，渾然一體，又不露破綻。這些目標，要做到還得集中時間，集中精力，下一番大功夫。
四
機遇在2011年來臨，原因簡單，我退休了。有了充分的完全供自己支配的時間。之前，任漢中市文聯主席、作協主席長達15年之久，不是如省作協副主席那樣的兼職，是實際主持工作。一個黨外人士，也算罕見。這首先得感謝漢中曆屆黨政領導的信賴與支持，使我能在任期內盡職：購置文聯辦公樓層及車輛；組建協會，出版叢書；倡導為左翼戲劇先驅、抗戰時寫出《放下你的鞭子》的作者左明修葺陵地，為國畫大師方濟眾故居立碑；策劃金賢文學獎，鼓勵文藝新人。再是，做為群團組織，獨立單位，日常應對考核檢查，下鄉扶貧，爭取編製，申請經費，迎來送往，協調紛爭……當今所有單位都難以避免的行政瑣事，文聯概莫能免。
值得慶幸的是我始終認為：作家是以作品存在的，並不因日常行政瑣事幹擾影響寫作。蜀道係列、絲路係列、學人傳記係列相繼完成。朋友見麵，包括領導總問：“最近寫什麼？”可見在人們心目中，我是作家而非官員。2006年貫徹國家公務員法，文聯做為黨政群團組織，納入公務員係列。我堅持走職稱，為此向人事局專門打了報告。靠什麼安身立命？應自己清楚，與利益無涉，與操守相關。中國“官本位”曆史悠久，有廣泛基礎，任何人的成就價值多以“官位”衡量。“唐宋八大家”最小也知州知府，歐陽修、司馬光更位居丞相，權傾朝野。尋常百姓眼中，縣長遠比專家威風。
中國據說列為事業單位約有三千萬人，多為知識階層，按晉升職稱取酬。多年中人們以為正高便到頂級，其實不是，“正高”還分四級，國家1956年曾給教授定級，在《新文學史料》中看到回憶文章：大作家茅盾可評一級教授，也可按文化部長定級。中斷半個世紀，2006年中央下文啟動，職稱共分13個檔次，教授為1—4檔，副教授為5—7檔。曆時4年，塵埃落定，接到省委組織部與省人社廳文件，我被評為“一級文學創作二級崗位”（即二級教授）。同一份文件二級崗位的還有史學泰鬥張豈之，國學大師霍鬆林，國畫大家劉文西，陝西文學界僅陳忠實與我兩人（賈平凹為公務員正廳），與這些大家同榜，我誠惶誠恐，我認為他們都應該是一級，可文件規定兩院院士參評一級。參評二級的標準是：“在正高工作崗位15年且現在三級崗位，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我1994年評上正高，至今已18年，文件要求的條件一項，我有兩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93年），陝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2005年），所以順利通過。對此，我十分知足，也很看重。因為這是國家和社會對一個從事文學創作40年、誠實勞動者的公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