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人，是繼司馬相如之後，西漢最著名的學者、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漢成帝時曾任給事黃門郎。王莽篡權後，揚雄為中散大夫。但他甘願寂寞，不參與朝政，在天祿閣校書，同時自己埋頭著書。他擅辭賦，以《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四篇最著名，具有較強的針對性。作《蜀都賦》，開後世京都賦的先河。
憂道不憂貧，為學有誌向
楚漢相爭，揚雄的先人們為避戰亂，又溯江而上，“處巴江州”，巴郡江州即今重慶。漢武帝元鼎年間，其父揚季因逃避仇家迫害，棄官，“複溯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郫即今四川郫縣，附近郡邑成都，故本傳又說他是“蜀郡成都人”。劉禹錫《陋室銘》所詠之“西蜀子雲亭”即指此。
揚季來到郫縣，再度成為普通平民：“有田一廛（chán），有室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一廛即一百畝，在地廣人稀的古代社會實在是個小數，僅是當時五口之家維持生計和提供賦役的起碼條件，屬於普通自耕農家庭。揚氏人丁也很單薄，雄雲：“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它揚於蜀。”在那個重資產、講族勢的社會裏，一個產業甚薄、人丁不旺的普通人家，要在人地生疏的環境裏生存下來，委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揚雄，一作“楊雄”。公元前53年生於成都。其本姓楊，揚雄好奇，特自標新，易姓為揚。揚雄少時好學，博覽多識，酷好辭賦。為人口吃，不善言談，而好深思。家貧，不慕富貴。他早年敬佩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每作賦，常以相如為楷模。
揚雄出生之後，家道仍無絲毫改觀，更是窮困潦倒，與乞兒為伍，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地步了。為了生計，他不得不頂風冒雨，親操耒耜（lěi sì，古代一種像犁的農具），參加生產勞動。但是，他胸有大誌，以聖人之業自任，不以產業為意。他一心研讀“聖人之書”，非此無所嗜好。
從師嚴君平，遠近慕鄉賢
根據揚雄自述，其為學有兩個特點，一是不講章句，隻究訓詁，開創了樸實的古文家風。二是深沉好思，清靜無為。揚雄為人清高，不事俗品，是一個好學、深思，同時又有高尚修養的儒者。而這些，都得益於他的老師嚴君平（道家學者，思想家），一位博學德高，隱於市井的大學者。
君平之外，揚雄還有一門遠親林間翁孺，通明訓詁，尤曉異代方言，揚雄從他學文字語言之學，為後來成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學家，奠定了基礎。除師事近賢外，揚雄還遠慕前輩鄉賢司馬相如。他仿照司馬相如，製作大賦。稱屈原之文遠過相如，對屈原不遇明君，自沉於江的遭遇深表同情，惺惺相惜，憐憫其人，不過揚雄並不以屈原采取自戕的形式為然，將愛國情懷與老莊的放達結合起來，這是他的進步之處。
因賦成名，再添奇文
一篇好賦，往往集作者辭章、才氣、哲思與數典於一體。而揚雄在而立之年便已寫成這樣多賦篇，充分顯示了他的高情與逸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揚雄的才華不久便被當朝天子知道了。
揚雄《答劉歆書》說：“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揚雄自西漢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被薦待詔，至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三月成帝崩，在成帝朝供職五年餘。五年中，揚雄主要是出入侍從，以文賦服務於帝王。揚雄《答劉歆書》記載，他接受成帝詔命，似乎不是為了仕宦騰達，隻是為了求得在生活有保障後，隨心所欲地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這倒也符合成帝招置文學侍從的需要，於是“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尚書台給學術事業費（筆墨錢）六萬，還特許在國家檔案館（石室金櫃）看書。這一時期揚雄尚存的作品主要有《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揚賦》四大賦，亦即本傳讚所說“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的“四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