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學與前代相比，最突出的成就在戲曲方麵，後人常把“元曲”和“唐詩”、“宋詞”並稱。詩、詞、散文等文學樣式則相對衰微。這是因為蒙古貴族重武輕文，尊崇軍事人才，不重視乃至鄙薄文士，認為“漢人唯務課賦吟詩”，沒有什麼用。
戲曲一般分為雜劇和散曲。散曲今存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套數四百五十多套。由於散曲是在北方金代的俗謠俚曲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所以絕大多數是北曲。散曲作家前期有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盧摯、貫雲石等，作風樸實，多本色語。後期有喬吉、張可久、張養浩等人，文字稍露才華而辭藻清麗。因為散曲用作宴會歌伎唱詞，所以豔曲較多。但也有不少寫景、抒情和懷古、歎世的小令，以及少量諷世喻俗、指摘時弊、揶揄亂世英雄的套數，都有時代特色和較高藝術成就。其中，元代雜劇關漢卿的作品最多，成就最大。他的《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調風月》、《單刀會》等劇，都是傑作。關漢卿和白樸、馬致遠、鄭光祖被後人稱為“元曲四大家”。四家以外的王實甫成就也很高，他的《西廂記》被元末明初人賈仲明譽為“天下奪魁”，這部劇本在當時以及後代影響很大。
明代是小說、戲曲等俗文學昌盛而正統詩文相對衰微的時期。因元末農民起義聲勢浩大，使大部分地區陷入戰火之中。這種局麵必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知識分子和作家，有的參加了起義隊伍，有的因“避兵”而浪跡天涯，這使他們開闊了視野，充實了生活。在這些作家群中，劉基和宋濂是應召參加起義軍的著名文人，傳說施耐庵是張士誠義軍中的人物，羅貫中則是因“遭時多故”而奔走江湖的作家。因此，羅貫中和施耐庵能夠在民間長期流傳的三國、水滸故事的基礎上，加工寫成《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這兩部巨著。
在詩文領域裏，劉基、宋濂、高啟是這個時期重要的詩文作家，他們的創作，有的以傳記取勝，有的以寓言見長，有的善於駕馭五古，有的善於采用歌行，都取得一定的成就。其中，當時影響力較大的是“前七子”和“後七子”。“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以李、何為代表；“後七子”是嘉靖、隆慶年間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以李、王為代表。他們的共同之處是提倡複古擬古，師唐廢宋。不同的是，“前七子”強調文章學習秦漢，古詩推崇漢魏，近體宗法盛唐。“後七子”在學古過程中對法度格調的講究更趨於強化和具體化，其中王世貞顯得更為突出。
在戲曲領域裏，明代後期是繼元雜劇之後中國戲曲史上又一個繁榮時期。傳奇出現了創作高潮，產生了傑出的劇作家湯顯祖。這時期的雜劇由於形式有了變化，並運用南曲或南北合套，有人稱它為“南雜劇”，其中也出現了不少優秀或比較優秀的作品。
綜觀明代文學，小說成就最高，戲曲次之，詩文相對衰微。《三國演義》可說是曆史演義小說的高峰，《水滸傳》則是英雄傳奇小說的典範。《西遊記》可說是神魔小說的楷模，《金瓶梅》在人情小說中揭露封建社會黑暗方麵也是前無古人的。明代的白話短篇小說，是宋、元話本的繼續和發展，其成就也很高，它猶如曇花在明後期一現，彌足珍貴。戲曲中的《牡丹亭》以其獨特的構思，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精神，影響深遠。所以，明代小說、戲曲的成就是極為輝煌的。
關漢卿（約公元1220～1300年），號已齋（一作一齋）、已齋叟，解州人（今山西運城）。元代雜劇作家。與馬致遠、鄭光祖、白樸並稱為“元曲四大家”。他是中國古代戲曲創作的代表人物，元曲四大家之首。以雜劇的成就最大，一生寫了六十多種，同時也寫了不少曆史劇，散曲今存小令四十多首、套數十多首。其中《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魯齋郎》、《單刀會》、《調風月》等，是他的代表作。關漢卿塑造的“我卻是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不伏老》）的形象也廣為人稱讚，被譽“曲家聖人”。他的劇本被翻譯成英、法、德、日等國的文字，在世界廣泛流傳，外國人稱他為“東方的莎士比亞”。
生而倜儻，博學能文
關漢卿從小聰慧，博學多才，不屑做那種下級官吏的差使，後來就放棄職務，去從事雜劇活動。他長期生活在演員中間，為他們寫曲本，有時還自己粉墨登場，充當演唱角色。他為人詼諧蘊藉，也就是說很有幽默感，和演員們很合得來，特別跟當時的著名女演員珠簾秀，建立了很深的友誼。南宋滅亡（公元1279年）之後，關漢卿曾到過當時南方戲曲演出的中心杭州，寫有《南呂一枝花》、《杭州景》套曲。還曾到過揚州，寫曲贈珠簾秀，有“十裏揚州風物妍，出落著神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