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公元1550～1616年），字義仍，號海若，又號若士，別署清遠道人。江西臨川人。明代戲曲作家、文學家。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中進士，任太常寺博士、禮部主事，因彈劾申時行，降為徐聞典史，後調任浙江遂昌知縣，又因不附權貴而免官，未再出仕。曾從羅汝芳讀書，又受李贄思想的影響。在戲曲創作方麵，反對擬古和拘泥於格律。作有傳奇《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合稱《玉茗堂四夢》，以《牡丹亭》最著名。在戲曲史上，和關漢卿、王實甫齊名，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被譽為“東方的莎士比亞”。
家族熏陶，少年才學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八月十四，湯顯祖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自號清遠道人，晚年又號繭翁。其祖上四代均有文名：高祖、曾祖藏書、好文；祖父湯懋昭，字日新，博覽群書，精黃老學說，善文，被學者推為“詞壇名將”；父親湯尚賢是個知識淵博的儒士，為明嘉靖年間著名老莊學者、養生學家、藏書家，重視家族教育，為弘揚儒學，他在臨川城唐公廟創建“湯氏家塾”，並聘請江西理學大師羅汝芳為塾師，課教宗族子弟，生子湯顯祖、湯儒祖、湯奉祖（湯鳳祖）、湯會祖、湯良祖、湯寅祖；伯父湯尚質酷愛戲曲，還從事過戲曲活動，母親自幼熟讀詩書。
雖然湯懋昭、湯尚賢父子門派不同，但均是滿腹經綸的學者，祖輩認真求學的態度，在湯顯祖幼小的心靈上打下深刻的烙印。湯顯祖天資聰慧，勤奮好學。五歲時進家塾讀書，十二歲能詩，十三歲師從徐良傅學古文詞，十四歲便補了縣諸生。二十一歲中了舉人。按他的才學，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指以學問求富貴，獲取高官顯位）如草芥了。但是，跟隨整個明代社會一起墮落的科舉製度已經腐敗，考試成了上層統治集團營私舞弊的幕後交易，成為確定貴族子弟世襲地位的騙局，而不以才學論人。
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萬曆八年（公元1580年）兩次會試，當朝首輔張居正要安排他的幾個兒子取中進士，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幾個有真才實學的人作陪襯。他打聽到海內最有名望的舉人無過於湯顯祖和沈懋學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籠絡他們。聲言隻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許顯祖等中在頭幾名。以宰相之威勢，加以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誘惑，沈懋學等果然中了高科；但湯顯祖卻潔身自好，一無所動。他雖然並不反對張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為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他先後兩次都拒絕了招攬。說：“吾不敢從處女子失身也。”結果湯顯祖名落孫山。而且，在張居正當權的年月裏，他永遠落第了。但因此，湯顯祖卻以高尚的人格和潔白的操守，得到海內人士的稱讚。
湯顯祖三十四歲時，以極低的名次中了進士，布滿荊棘的仕途從此開始。他先在北京禮觀政（見習），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就是七年。自永樂以來，南京是明朝的留都。雖各部衙門俱全，實際上毫無權力，形同虛設，太常寺尤為其中的閑職。有人詠之於詩曰：“印床高閣網塵紗，日聽喧蜂兩度衙。”其閑寂可想而知。然而，當時南京是文人薈萃之地，湯顯祖在此，一麵以詩文、詞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麵研究學問，作書中蠹魚（dù yú，昆蟲，又叫衣魚，喜生活在溫濕處）。雖至夜半，書聲琅琅不絕於口。別人問他：“老博士何為嗜書？”答曰：“吾讀書不問博士非博士。”這種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張居正而終於在這時被嚴加處分的文人形成鮮明的對照。
有反抗性格，不隨波逐流
早在嘉靖時代，文壇上就盛行著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倡導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萬曆期間，以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步其後塵，有加無已。風氣所及，一時有所謂“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類。其中王世貞不僅有才能，而且有地位和勢力。
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湯顯祖以應天府尹的身份赴南京，後在這裏為刑部侍郎、尚書，地位顯赫。士大夫趨之若鶩。許多人奔走在他門下。他的片言隻語，便可“翕張賢豪，吹噓才俊”，儼然為文壇盟主。可是，湯顯祖是一個尊重文學而不屈服於權勢的人，他重視創新而反對複古，他注意汲取古代一切優秀的文學遺產而不為複古派所規定的範圍所局限。他的文學思想和旨趣與王世貞輩大相徑庭。因此，他雖與王世貞同在南都，且又為王世貞之弟世懋的直接下屬，卻不願與王氏兄弟相來往。他寫信給朋友說：“無與北地諸君接逐之意，北地諸君亦何足接逐也。”更有趣的是，湯顯祖為揭露文學複古派的真麵貌，還約了友人把李夢陽、李攀龍、王世貞的詩文拿來解剖，劃出他們詩文中模擬、剽竊漢史唐詩的字句，塗塗抹抹，一一作俎上之論。王世貞知道後，也無可奈何，啞然失笑而已。這表明，湯顯祖不僅不以權勢是從，而且當複古文學思潮籠罩海內時，他有主見，有特識，決不隨波逐流。這不是說湯顯祖有一種先天性的反抗性格，這實際上是他接受古代優秀的文化思想影響的結果。湯顯祖早年就做了羅汝芳的學生，自小跟他學道，讀“非聖之書”。後來又與激進的禪宗大師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進的思想家李贄，讀其《焚書》，十分傾慕。他說：“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時在吾心眼中矣，見以可上人（紫柏）之雄，聽以李百泉（贄）之傑，尋其吐屬，如獲美劍。”形成了他政治上、文學上的反抗性，也被人稱之為“狂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