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除慣病是很難的。古代有一個老板，特別容易發怒。他下決心要改掉這毛病，便在案頭上放了一塊木牌，上麵寫著“製怒”。這天屬下來彙報事情，他聽著聽著又怒了，拿起牌子便扔向了屬下。
呂坤說，要戒除“慣病”，就要“著力”，事情的確如此。不以堅強的意誌來強迫自己改正，壞習慣是很難去掉的。
甘地被稱為聖雄。一次，一位母親帶著自己的孩子來見甘地，說自己的孩子特別愛吃糖，她想讓孩子改掉這習慣，但怎麼說孩子也改不掉，請甘地來勸勸孩子。甘地聽了，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對那母親說：“一個星期後你再帶孩子來。”過了一個星期，那母子倆如約來到。甘地對孩子說了一番話，孩子回去後便戒掉了自己的壞習慣。原來，甘地也有愛吃糖的習慣，他不但自己有這習慣，而且還去勸別人戒除。但多年形成的習慣不是輕易能改變的，即使是“聖雄”甘地也要花一個星期才能改掉自己的“慣病”。
張學良將軍年輕時染上了吸鴉片的習慣，他決意戒除，便把自己關在一間屋子裏，吩咐家人和手下人無論聽到屋裏有什麼動靜，都不許進來。他的煙癮犯了，十分痛苦，用頭撞床，大聲叫喚。屋外的人聽見了，怕他出意外，但誰也不敢進去。這樣折騰了一天，屋裏沒動靜了。家人進去看時，張學良靜靜地在床上睡著了。經過這樣的幾次折騰，張學良終於戒除了鴉片癮。
戒除壞習慣還有一難，就是“習慣成自然”後，你要改變它，可能一時奏效，但過段時間它可能又會發作。拿戒煙來說，許多煙民都多次戒了又多次“破戒”。馬克·吐溫曾幽默地說：“戒煙有什麼難？我已經戒過一千次了。”因此，戒除壞習慣，要有打持久戰的毅力。《韓非子》中講，西門豹性格急躁，他為了改掉這毛病，就在身上佩帶了一條皮帶。皮子柔而韌，西門豹借此常提醒自己不要急躁。還有一個叫董安於的，是個慢性子，為了改掉這毛病，他就常佩帶一根弓弦。弓弦緊而直，能提醒他辦事不拖遝。這就是“韋弦”這個典故的來曆。
壞習慣真的改不掉嗎？美國已故的鄧勒普博士花了很多年來研究習慣問題，並協助很多人改掉了咬指甲及吮大拇指的壞習慣。北京有一個年輕的出租車司機，經過努力，戒掉了毒癮，他還把自己的體會寫成了書。
馬爾登說：“你可以改變你的習慣，當然不像滾動木頭那樣簡單，但是你可以辦得到，隻要你真心希望這樣做。”他提出了五條建議：
（1）首先相信你可以改變你的習慣。對你自我控製的能力要有信心，如此才能為你的基本個性帶來積極的改變。
（2）徹底了解這些壞習慣對你身體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使你願意去承受暫時的損失甚至痛苦而培養出要求改變的強烈願望。麵對這些可怕的事實：體重過重會使你的重要器官不堪負荷；酒精會破壞你的身體組織；過度工作這也是一種不好的習慣，可能會使你的死期提早來臨等等。
（3）找出某種令你感到滿意的事物，用來暫時安慰自己。因為你在戒除一項長期的習慣之後，必會經曆一段痛苦的時期，這時就要找些事物來安慰你。像攝影、園藝或彈鋼琴這些嗜好，可能會協助你成功戒除壞習慣。
（4）發掘將你逼到這種情況的基本問題。你的挫折究竟是什麼？你是否低估了自己的價值？為何對自己如此敵視？（這是針對那些因挫折或失敗而有了酗酒、多食、吸毒等壞習慣的情況而言的。）
（5）認真處理這些問題，調整你的思想，接受你的失敗，重新發掘你的勝利。引導你自己邁向積極的習慣，這將使你的生活獲益。為你自己製定新的目標。在積極的活動中獲得成功的感覺，這將發揮你的能力與熱誠。
在我們的一生之中，腦部神經隨時都在驅使我們做出相關的動作。這種動作在相同環境下的不斷重複，使我們不自覺地產生了習慣。
習慣並不意味著僵化，它也可能意味著活力，更意味著秩序和節約。反射作用是自然而然的節省法，為腦神經提供了休息的機會，畢竟還有更重要的工作等著它去做。
要養成習慣，如果不用科學的方法，而僅憑一時的意誌，那隻會使你感覺到累而生厭。
習慣性的生活會使你感到有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生活空間。習慣成自然，自然成人生。在你的生活習慣中，你會使自己的性格、興趣、愛好、理想都得到體現。每個人的習慣當然是不相同的，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如果要把一種行為養成自己的習慣，而這種行為對你又是如此的陌生，那麼請你記住：“多做幾次就好！”習慣的養成，隻是動作的積累，腦神經指令的重複。這種行動你做得越多，腦神經所受的刺激和記憶就越深，你的反應也會更加熟練，習慣便是屬於你的了。
不過，習慣也會成為你生活中的負麵東西。生活方式的不同，自然要求有不同的生活習慣與之相適應。倘若兩者發生了深刻的矛盾，我們便說這種習慣是一種壞習慣，是與我們的習慣原旨相違背的。在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把它摒棄，用另外一種更健康、更有序、更有效的習慣來將它取而代之。
有一位農民叫史蒂芬，長期以來養成了抽煙的習慣，最終他也為此受到了懲罰。有段時期，史蒂芬抽煙抽得很凶。一次他在度假中開車經過法國，而那天正好下大雨，於是他隻得在一個小城裏的旅館過夜。當史蒂芬淩晨兩點鍾醒來時，想抽支煙，但他發現煙盒是空的，於是他開始到處搜尋，結果毫無所獲。這時，他很想抽煙。然而，如果出去購買香煙路很遠。因為此時旅館的酒吧和餐廳早已關門了。他抽煙的欲望越來越大，幾乎不能控製自己，最終他決定出去買煙。然而，當他經過路口時，一輛汽車疾駛而過，而此時他已被煙癮折磨得神誌不清，於是被汽車撞倒了，還好沒有受到很大的傷害。
事後，史蒂芬承認，這一切都是抽煙造成的，如果不是長期養成抽煙的壞習慣，也許他不會得到這樣的結果。有時候一個壞的習慣一旦定型，它所產生的後果是難以想象的，尤其是習慣這種力量往往是巨大而無形的，當你感覺到它的壞處時，很可能想抵製已經來不及了。
相比之下，一個好的習慣卻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量，如果你反複地重複著一件有益的事情，漸漸的，你就會喜歡去做，這樣一來，所有的困難都顯得微不足道了。因為，習慣的力量可以衝破困難的阻撓，幫助你走上成功的道路。
比爾·蓋茨先生認為，是四種良好的習慣——守時、精確、堅定和迅捷——造就了成功的人生。沒有守時的習慣，你就會浪費時間、空耗生命；沒有精確的習慣，你就會損害自己的信譽；沒有堅定的習慣，你就無法把事情堅持到成功的那一天；而沒有迅捷的習慣，原本可以幫助你贏得成功的良機，就會與你擦肩而過，而且可能永不再來。
亞伯拉罕·林肯就是通過勤奮的訓練才練成了他講話簡潔、明了、有力的演講風格。溫德爾·菲裏普斯也是通過艱苦的練習才練就了他那出色的思考能力和傑出的交談能力。
常言道：“播種一種行為，就會收獲一種習慣，播種一種習慣，就會收獲一種性格。”
好的習慣主要依賴於人的自我約束，或者說是依靠人對自我欲望的否定。然而，壞的習慣卻像蘆葦和雜草一樣，隨時隨地都能生長，同時它也阻礙了美德之花的成長，使一片美麗的園地變成了雜草叢生的蘆葦叢。那些惡劣的習慣一朝播種，往往10年都難以清除。
當人到了25歲或30歲的時候，我們就很難發現他們會再有什麼變化，除非他現在的生活與少年時相比有了巨大的改變。但令人欣慰的是，當一個人年輕的時候，盡管養成一種壞習慣很容易，但要養成一種好習慣幾乎同樣容易；而且，就像惡習會在邪惡的行為中變得嚴重一樣，良好的習慣也會在良好的行為中得到鞏固與發展。
習慣的力量是一種使所有生物和所有事物都臣服在環境影響之下的法則。這個法則可能會對你有利，也可能對你不利，結果如何全看你的選擇而定。
當你運用這一法則時，連同積極心態一起應用，所產生的力量是巨大的，而這就是你思考、致富或實現任何你所希望的事情的根本驅動。
也許你並沒有很好的天賦，但是，一旦你有了好的習慣，它一定會給你帶來巨大的收益，而且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做事要懂得合作的重要性
由於競爭成為日常生活各個領域中一種無處不在的現象，團結互助就顯得尤為重要。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生存就更需要合作精神。事實上，縱觀古今中外，凡是在事業上成功的人士都是善於合作的人。
李嘉誠的名字在海內外已經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分析他成功的一生，助他走向輝煌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善於合作，善於和各類競爭高手團結協作。在他的麾下，聚集著這樣一群人：
霍建寧，畢業於香港大學，後去美國留學，1979年學成歸來被李嘉誠收歸長江實業集團，出任會計主任。1985年被委任為長江實業董事。他有著非凡的金融頭腦和傑出的數字處理能力。
周千和，20世紀50年代初期就追隨李嘉誠，是與李嘉誠先生南征北戰多年的創業者，他勤勞肯幹，真誠待人，為人處事嚴謹精明。
周年茂，周千和的兒子，曾在英國攻讀法律，對各項法律條文了如指掌，是經營房地產的能手，屬書生型人才，被李嘉誠指定為長江實業發言人。
洪小蓮，20世紀60年代末期起就是李嘉誠的秘書，跟隨李嘉誠20餘年，為李嘉誠立下了汗馬功勞。她精明強幹、雷厲風行，頗有“女強人”之風。
上述四員大將均屬創業奇才，李嘉誠把他們攏在自己帳下，從而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擁有人才的大老板。因為他深深明白，成功離不開團結協作。今日這種經濟競爭，說到底更是一種人才的競爭。如果擁有了各種人才，並誘導他們貢獻自身的能力和聰明才智，就能在競爭中取勝。
李嘉誠還采取“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把團結協作運用得淋漓盡致。為了避免東方式的家庭化的企業管理模式，他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大膽啟用洋人。EwinLeissne是他高薪聘請的第一位洋人，請來之後，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對。但是，李嘉誠卻不為所動，而是任用EwinLeissner做了總經理，負責日常行政事務。接著，他又聘請了一位美國人PoulLvons做經理，由他配合原來的基層管理人員實行企業的國際化管理。20世紀80年代，他又大膽啟用了英國人馬世民。馬世民聰明好學，積累了大量融合東西方企業管理精華的管理經驗，是個難得的人才。當時，雖然馬世民還名不見經傳，但李嘉誠卻提升他做了和記黃埔董事兼總經理。
由李嘉誠一手構建的這個擁有一流專業水準和超前意識、組織嚴密的“內閣”，在激烈的經濟競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說，李嘉誠財團之所以能夠成為跨國財團，和他周圍那些能幹的中國人、外國人是分不開的。尤其是李嘉誠大膽啟用的那些外國人，在幫助他衝出亞洲、走向世界方麵既充當了“大使”，又充當了衝鋒陷陣的“士卒”。正如一家評論雜誌所稱道的“李嘉誠這個‘內閣’，既結合了老、中、青的優點，又兼備了中西方色彩，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如今，李氏王國的業務包括房地產、通信、能源、貨櫃碼頭、零售、財務投資及電力等，十分廣泛。試想，如果李嘉誠先生不與他人合作，僅靠一個人的力量，縱使他有三頭六臂，也不能創造如此宏大的事業。因此，李嘉誠的成功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團結協作的成功。
我們的祖先早就認識到了合作的重大作用。古代思想家荀子曾說過一句名言：“每一個凡人，其實都可以成為偉大的禹。”凡人成為偉大的禹的條件是什麼呢？就是團結協作。漢高祖劉邦在平定天下以後，設宴款待群臣。席間，他對群臣說：“運籌帷幄，決勝千裏之外，朕不如張良。治國、愛民和用兵，蕭何都有萬全的計策，朕也不及蕭何。統帥百萬大軍，百戰百勝，是韓信的專長，朕也甘拜下風。但是，朕懂得與這三位天下人傑合作，所以朕能得到天下。反觀項羽，連惟一的賢臣範增都團結不了，這才是他失敗的原因。”
沒有人不需要任何幫助就能成功的，畢竟個人的力量有限。善於與人合作的人，能夠彌補自己能力的不足，達到自己原本達不到的目的。
《聖經》中有這樣一則故事：
在古代巴比倫，一群膚色不同的人正建通天塔。他們當中有黑種人、黃種人、白種人，由於大家使用的是一種語言，彼此間易於交流與溝通，因此，命令傳達得既準確又迅速，各泥瓦匠間配合默契，一座宏偉的通天塔建設得相當快。
這-切，上帝都看在眼裏，心想：若是讓人類如此繼續協調地工作，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情辦不成呢？於是，上帝便施法力，讓不同膚色的人使用不同的語言。由於語言不通，工作指令無法迅速準確地傳達，塔上的人需要泥土，塔下的人卻往上送水，工地一片混亂，通天塔的建設陷入了癱瘓狀態。
建設通天塔需要泥瓦匠們彼此間的交流與合作，那麼一個單位內的工作，同樣需要領導者與下屬、員工與員工之間的通力合作。合作的基礎便是彼此間的協調，從而達到意見的統一。很多單位之所以缺乏效率，執行能力差，原因就在於成員之間交流不暢，不能很好的合作。
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岩，自己不甚讀書識字，但他從生活經驗中總結出了一套生活哲學，歸納起來就是：“花花轎子人抬人。”他善於觀察人的心理，同士、農、工、商等階層的人協同作業。由於他長袖善舞，善於團結別人，所以人們對他非常信任。他與漕幫協作，及時完成了糧食上交的任務；與王有齡合作，王有齡有了錢在官場上混，胡雪岩也有了機會在商場上發達。如此種種的互惠合作，使胡雪岩這樣一個小學徒工變成了一個名震江南的巨商。
自己的力量有限，這不單是胡雪岩的問題，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但是隻要有心與人合作，善假於物，那就要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而且能互惠互利，讓合作的雙方都能從中受益。
馬克思在寫巨著《資本論》的時候，家庭生活陷入極度窮困的境地。為了讓馬克思不中斷寫作，好友恩格斯放棄了自己的理論研究，去從事他厭惡的“該死的生意經”，用這筆收入資助馬克思完成著述。
《資本論》第一卷問世後，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動情地寫道：“這件事之成為可能，我隻有歸功於你！沒有你的犧牲精神，我絕對不能完成我那三卷的巨著。”
五四時期，作家沈從文開始創作生涯時一文不名，窮困潦倒。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就在他伏案寫作的時候，著名文學家鬱達夫來了。他不認識沈從文，隻是讀過沈從文的文章慕名而來。他見這個年輕人穿著單薄，一付窮困潦倒的樣子，便馬上解下自己的圍巾圍在沈從文的脖子上，又邀他一同去飯館吃飯。
告別時，鬱達夫囑咐沈從文：“要好好地寫下去，我還會再來看你的。”
鬱達夫走後，沈從文感動得哭了起來。後來，他倆成為至交，沈從文也成為斐聲海內外的有影響的作家。
1788年，德國詩人歌德與席勒相識。
歌德出身富裕家庭，成名後又得到魏瑪公爵的賞識，30歲出頭就當了國務大臣，被封為貴族稱號，過著富貴日子。因此，他感到自己“早已不再是詩人了”。
在與遭受貧窮與疾病的折磨卻始終不渝、30歲就成為著名悲劇詩人的席勒相交後，歌德內心受到席勒那不受環境影響、專心致誌的創作精神的影響和鼓舞，他“作為詩人複活了”。在友情的搖籃裏，歌德一氣完成了幾部著名的敘事長詩。1797年，兩位詩人還開展了創作敘事歌謠的友好競賽，寫出了不少優美篇章。這一年，在德國文學史上被稱為“敘事歌謠年”。歌德在與席勒相識不久，就寫信給他說：“在和你相識的那一天，是劃時代的一天。”
《莊子》一書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莊子去給親友送葬，途中經過惠施的墳墓。他對跟隨他的人說：“郢地有一個人用白灰刷房子，不小心在鼻尖上抹了蒼蠅翅膀那麼大的一點白灰。他請好友匠石給他擦掉。匠石掄起斧子，帶著一股風，朝郢人的鼻子砍下去。那點白灰被幹淨徹底地砍掉了，而郢人的鼻子卻毫無損傷；並且他仍然端直地站在那兒，臉色沒有絲毫改變。宋元君聽到這件事以後，就把匠石叫來說：‘你試著也替我把鼻尖上的汙點砍掉吧。’匠石說：‘我曾經給人砍過鼻子上的汙點。不過現在，我砍汙點時用的墊子已經不在人世了。因此我的準頭也就沒有了。’自從惠施死去以後，就沒有能讓我施展辯論才能的人了，因此我沒有可與談話的人了。”
在《呂氏春秋》裏也載有類似的一個故事：
伯牙善於彈琴，鍾子期善於聽音。伯牙彈琴的時候，心裏想著高山。鍾子期說：“好啊！巍峨高聳，就如泰山。”伯牙彈琴的時候，心裏想著流水。鍾子期說：“好啊！汪洋浩瀚，就如長江大河。”伯牙彈琴的時候，心裏想著的東西，鍾子期從他彈出的琴聲中，都能聽出來。
伯牙和鍾子期一起到泰山的北麵去遊玩，突然遇上了暴雨。他到岩石下麵去避雨，心裏惆悵，就拿出琴彈奏起來。一開始他奏的是表現天降連綿大雨的樂曲，接著又彈表示高山崩裂的音調。他每奏出一支曲子，鍾子期總能完全講出它的旨趣和意境。最後伯牙歎息說：“好呀，你欣賞音樂的能力真強。你心中想象到的，和我從琴聲中表達出來的思想感情完全一樣，我的琴聲怎能逃過你的耳朵呢？”後來鍾子期死了，伯牙再也找不到知音了，於是就把琴摔壞了，終生不再彈琴。
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的是，一個好的合作者，對一個人的成功是多麼重要。
“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在現在的社會上孤膽英雄已經行不通了，要想成功，你就必須能夠找到幫手，團結一切可以對你有所幫助的人。
學會創新，才會有更大的發展
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社會中，隻會循規蹈矩、人雲亦雲的人遲早會被淘汰，隻有擁有創新精神才能緊跟時代腳步。
世界上本沒有路，隻是走的人多了，也就變成了路。但人不能總是走別人的路。一個人的成功，就是因為他走了一條別人不曾走過的路。世界上隻有一個金利來，隻有一個比爾·蓋茨，隻有一個毛澤東，他們都是出色的成功者，他們都走了一條自己的路，一條不尋常的路——創新之路。
古代有個樵夫，一天，他在山中砍柴，為了避雨來到一個山洞裏。洞中有兩位老者在下棋，他便在一旁專心觀看起棋局來。棋逢對手，殺得難解難分，一直下了七天才分出勝負。這時樵夫想起回家，一看斧頭的木柄都已經腐爛了。回到原居處，別人都認不得他，他也認不得別人，一切都變得非常陌生，不知何朝何代。原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這個故事說明了一個深刻的道理：你隻要放鬆自己，過幾天神仙般的日子，回過頭來，這個世界立刻就讓你看不懂了。
樵夫所處的悠閑的農業時代尚且如此，更何況如今的信息時代了。無論是商界巨擘洛克菲勒、昔日聲名顯赫的亨利·福特，抑或是其他世界級的石油大王、鋼鐵大王、汽車大王……可能也無法看懂今日的世界。20世紀末的某一天早晨，大王們一覺醒來，便驚愕地發現，他們已經司空見慣的財富排行榜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以比爾·蓋茨為首的一批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貿然闖了進來，並以令無數大王汗顏的速度，榮登全球富豪的金、銀、銅寶座。微軟公司的市值超過了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的總和，百年積蓄也難與他匹敵，怎能讓人想得通？“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農業時代出現的大大小小的地主、財主，必然要被洛克菲勒、亨利·福特和卡內基們替代，而工業時代的石油大亨、汽車大王、鋼鐵大王，也必然要讓位於新的財富霸主，這是信息時代知識經濟的必然產物。
世界是在創新中發展的。如果沒有創新，那麼我們人類還將停留在多少萬年以前的猿人時代。仍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而創新，是由每一個人進行的，能夠不斷創新的人，就取得了事業的成功；因此，成功者沒有一個不是創新者。沒有創新，就隻能守舊，這正如巴爾紮克所說：“第一個把女人比作花的是聰明人，第二個再這樣比喻的人，就是庸才了，第三個人就是傻子了。”鬆下幸之助說：“隻有努力創新，才會有前途，墨守成規或一味模仿他人，到最後一定會失敗。”
思想家希恩說：“歡樂的名字叫創造。”把創新與歡樂相提並論，你還不熱衷於創新，其他名人也說過和這句哲理類似的話。福爾克說：“創造者才是真正的享受者。”阿蘭說：“熱鬧唯有借助欲望和創造，才能幸福。”創新本身並不是這個東西和過去的不一樣，而真實價值在於從不一樣中體味歡欣和幸福。
蘇聯作家盧那察爾斯基認為：“人可以老而益壯，也可以未老先衰，關鍵不在歲數，而在於創造力的大小。壯衰的界限不在於年齡這一時間概念，而取決於創造能力這一素質概念。”
在目前全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資本力量在企業經營中的重要性已讓位給創新。就是說，走在時代前麵的創新將引導事業走向繁榮。
一國的經濟興盛要靠企業家，靠企業家領導的創新。在以往，世界經濟中的亮點，主要基於技術創新所取得的領導地位。比如英國憑借蒸汽機、紡織機、車床、鐵路的發明，成為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的經濟霸主。德國則以19世紀後半葉在化學、電子、光學儀器等方麵的創新，而成為資本主義的新秀。如今稱霸於世界的美國，其當年的崛起得益於鋼鐵、通信等方麵的技術創新。但是，日本的崛起契機卻與英、德、美各國不同，日本靠的是管理創新。
雖然日本在任何一個技術領域中都不是先驅者，但它在管理上卻雄居於領先地位。日本積極學習美國在二戰期間的管理方法，並進行了許多創新——尤其是關於應該將人力視為資源而不是成本的觀念。日本使西方新的“社會技術”——管理適應於自己的價值觀和傳統，從而讓管理發揮出作用。20世紀70年代後，日本因此由二流工業國一躍而成為一流工業國。
企業家的創新不僅帶來了技術的進步，更引起了人們觀念的進步。隨著買方經濟、網絡經濟的到來，個性化消費日益成為遍及全球的潮流。同時，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成為全球性的競爭。競爭的重點也由產品的質量轉向服務的滿足。
今天的人類已進入體驗消費的時代，全球市場更加變幻莫測。原本為大多數管理者所奉行的保守謹慎的做法，已無法應付激烈的競爭。新時代的競爭要求企業必須麵向顧客、麵向未來，不斷地進行創新。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隻有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而不是管理者才能領導企業迎接這種挑戰。
IBM公司總裁托馬斯·沃森認為，IBM公司的成功不是資源的調配，也不是靠研究部門或推銷部門的勤奮工作，而主要靠全體職員開動腦筋獨立思考。沃森指出，在IBM的所有廠房和辦公室內都有寫著“思考”的牌子，以隨時提醒員工和領導者什麼事是最重要的，不要因為每天忙於雜務而忘記創新。無論大會小會，隻要沃森到場，總要把這個問題掛在嘴邊，似乎在對聽眾說：“如果你們沒有聽清我的發言，但至少應該記住創造性思考。”
領導者不要誤以為創新思維隻是技術人才和參謀人員的專利，也不要誤以為隻有在重大問題上才值得我們絞盡腦汁去思索。對於領導者，就是在一些棘手的小問題上，也要開動創新思維的機器。
現代管理之父、素有“企業家的導師”之稱的彼得·杜拉克認為，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就是創新。他說：“創新是企業領導者特有的工具。借此工具，他們把變化看作是開創另一個企業或服務的機遇。創新可以作為一門學科展示給大眾，可以供人學習，也可以實地運作。企業領導者應該有目的地尋找創新的來源，尋找預示成功的創新機遇的變化和征兆。他們還應該懂得並應用成功創新的原理。”
迪斯尼樂園創始人沃爾特·迪斯尼說：“以前我們興旺發達，那是因為我們敢於冒險嚐試新事物。我們的公司不能停止不前，我們還要創造出新的東西來。”
美國以經營推廣“麥當勞”快餐店聞名世界的企業家雷·克羅克說：“我從來不認為夢想是浪費精力，反而我覺得夢想總是和實際生活有聯係的。”
盛田昭夫是日本索尼公司的創始人兼公司總裁，關於創新，他說道：“惟有創新才能生存。”
美國莫裏森國際公司創始人羅伯特·莫裏森說：“我從來就認為，一個人不應該害怕去做任何創新的事情。”
美國波音公司創始人兼首任董事長威廉說：“在我們的觀念裏，沒有什麼是荒誕不經的，也沒有什麼是不能做到的。我們的工作就是不斷地研究與實驗，並且盡快把實驗出來的結果做成成品。盡管飛行物及飛行裝備已經得到了改良，我們仍要保持一顆不斷創新的心。”
總之，不創新，你就失敗；沒有創新，就是抱著錢袋子，也會趕不上時代的潮流。
做事要充分挖掘出自己的潛能
人的潛能到底有多大？這個問題恐怕是誰也無法回答的。因為按照科學家的說法，人的一生隻能用去其腦力的1%，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99%的潛能有待挖掘。如果能夠多開發一些潛能，那麼你的命運就會大不相同。
我們沒有發現自己的潛能是因為人都有惰性，如果可以依賴，如果可以不動腦筋，那麼就沒有人願意主動發揮出自己的潛能來，這個現象在女性身上最為明顯。也許是因為社會的浮躁，也許是因為當今社會依然以男性為主體，女人在社會中總是扮演依附性的角色（當然並不代表所有的女性都是依附於男性的）。可是如果一旦失去男性的依靠，女人往往會爆發出驚人的力量，比如離婚的女人，因為有過失敗的婚姻，對男性的信任度開始下降，因此她們更多的需要靠自己創造生活。而事實上，很多女性已經用自己的行動證明女人的潛能是無限的，原來她們離開男人會生活得更好！
這就是潛能的力量。但是很可惜，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釋放出自己的潛能，所以我們更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就學著逼迫自己，對自己要求得更高一些，去做那些你認為自己做不來的事，也許你就會發現，很多能力都是要靠自己深入挖掘才能表現出來的。優秀的人就是懂得如何充分挖掘自己的潛能的人。
有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個人死後升上天堂，聖彼得在天堂的門口迎接他，並帶他到處參觀。走到天堂的車房，那人看見停泊著的車輛中，有很多輛日本製造的小房車，而隻有寥寥可數的幾輛勞斯萊斯大房車。這位天堂最新的公民有點奇怪為什麼有那麼多日本車而比較少名貴的汽車，於是要求聖彼得解釋一下。聖彼得攤開雙手無可奈何地說：“我們也沒有辦法，凡間的人祈禱的時候，絕大多數要求天主賜給他們日本車，隻有很少數的人敢要求擁有勞斯萊斯，所以就有現在這種奇怪的現象存在了。”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什麼呢？它是說大部分人都小覷自己的能力，自己限製自己本身的發展，有小小的成就馬上以為自己已經到達巔峰狀態，於是不肯再冒險，堅決不再向上爬，結果白白浪費了自己的潛能，錯過無數向前推進的機會。
下麵來看網上讀到的一個故事：
一個名叫於磊的小夥子，長得一表人材，他是家裏的獨子，家庭條件也很好。他自幼便表現出過人的才智，考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觀察力極強，對於處理自己的生活更是井井有條。
讀高中時，有位老師對他說：“以你的成績及讀書天分，你將來很有希望考入一所名牌大學。”於磊聽了，馬上搖頭，然後說：“名校不是我這種庸才讀得上的。”一番好意的老師不禁為之惋惜。
參加美國大學的入學考試時，於磊的成績相當好。他原本有資格申請就讀麻省理工學院，可是他卻選擇了去一所三流的學校。他還是相信名校不是他“這種人”可以讀的。
大學畢業後，他的同學都進了大公司工作，因為他們希望有較大的發展。可是，於磊卻選了一間小規模的公司，他的理由是：“人少的公司學習的機會多些，競爭也沒有那麼大。”
可是世事的安排卻似乎與於磊作對，他服務的那間小公司因為規模不斷擴大，同時也進行了一連串的人事調整，而在水漲船高的原理之下，於磊的職位也越升越高。
每一次升級，於磊的情緒總要低落一陣子，他總是說：“這次必死無疑，我哪裏有能力擔任這個職位呢？這簡直是要了我的命！”
由於於磊對自己的潛能毫無認識，因此他對自己的能力一點信心也沒有。他變得越來越緊張，而隨著這種情緒而來的是他的工作表現顯著地退步，他犯錯的次數也日益增加，他不能處理份內的工作，最後他的精神終於崩潰了。
後來於磊不得不在療養院中癡癡呆呆地過日子。若是有人在他麵前輕聲說一聲“工作”兩字，就可以把他嚇得半死，看來他至少還需要恢複好長一段時間。
於磊是個不了解和不接受自己潛能的特殊例子。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很多對自己潛能不充分了解而因此自限的人。假如這些人能夠充分了解及利用自己的潛能，那他們豈不是可以為自己創造更豐富更美好的人生？所以，隻有不斷地發掘、了解、利用自己的潛能，才能將自己的成就推上一個又一個的高峰。
了解及利用潛能的宗旨在於去辦好那些你真正喜歡做的事情。有一個人自小就非常喜歡繪畫，他的作品時常被老師選出來作為示範來講解，因此有一個時期，他常夢想自己將來會成為出色的畫家。可是這個人的父母對孩子表現出的繪畫才能很不以為然，因為他們認為以繪畫為生是一件很不穩定的工作，於是他們千方百計地去勸阻孩子發展繪畫的潛能。
他們告訴孩子：“你完全沒有繪畫天分。”他們對孩子所畫的圖畫不但不欣賞，還諸多批評。漸漸地孩子開始相信自己對繪畫真的沒有天分，他對這個曾一度喜愛的愛好失去興趣，他放下了畫筆。再過一段時期，他發覺自己根本不懂得作畫。不久，他甚至一提到繪畫便露出憎惡的神色。
孩子的父母終於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孩子長大以後，做了一名中學的數學教師，這份工作他也算稱職，但他總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到30歲，他已經意誌消沉得想完全放棄工作，不過基於對父母及自己家庭的責任感，他咬著牙一直堅持下去。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被邀請替一本教科書畫幾張插圖，他一拿起畫筆便再也不能放下。這次，他的妻子企圖勸阻他，可是他對她說：“我被父母強迫放棄了自己的愛好，聽從了他們的安排，事實證明，那是錯誤的。它浪費了我的潛能，我決不能再犯錯誤了。”
不久，他辭去了教書的工作，專職替人繪畫各式各樣的插圖。有空的時候，他不停地繪畫，他希望不久可以舉行個人畫展。他說：“現在我才覺得在真正地生活。”
嚐試問問自己：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有什麼素質是其他人沒有的？我做什麼事情時覺得最舒服？我做什麼事情做得特別好？我有什麼嗜好？我有什麼與生俱來的才能？有什麼事情我做得特別自然？空閑的時候我會去做什麼事情？這樣就可以找到你的興趣所在，隻有在這些有興趣的領域你才可能發揮出自己的潛能。
許多時候，父母、老師及其他長者，會為了我們將來有安定的生活，而替我們選擇一條安穩有保障的路。可是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往往忽略了我們的潛能，造成很大的浪費。
因此當我們生活得不如意，覺得未能發揮潛能時，不妨問問自己：“父母為我們所安排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問題？”如果你覺得確有問題的話，那就表示你的生活方式未能將你的潛能充分發揮出來，你需要改變。
還有一種情況，當別人說：“你最擅長是做……”，“這件事找到你辦孰確保無誤”，“我早知道你對此事的反應會如此了”，“你別的可能不行，這個一定行”等話時，將這些說話內容詳細地用筆記錄下來。如此做了數星期之後，有係統地分析你的筆記。你會發覺你的行為有一定的模式，原來你一直在人前顯露自己某方麵的興趣及才華。這些興趣及才華很可能是你自己以前從未意識到的，不過如果你相信“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句話，你不會對這些發現掉以輕心，因為它們會帶領你發掘到自己真正的潛能所在。
做事要勇於打破固有的思維模式
生活中，人們在思考問題時，總會存在一種慣性思維，會習慣地概括自己已有的知識、經驗，按照一種固定的思路去考慮問題。這種固定的思維模式給人們在思考問題時帶來的傾向性，對於人們解決一般問題，可以達到“駕輕就熟”的積極作用，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一件事。但當人們需要開創性地解決問題時，固有的思維模式往往會成為一種障礙、一種束縛。它使人們局限在某種固定的思維模式內，打不開思路，不能形成創造性的新觀念、新意識。
英國有一個心理學家喬·沃爾斯曾做過一個心理遊戲：在桌麵上放一張十美元的鈔票，鈔票的正中壓著一把豎直放著的沒開刃的菜刀，菜刀上支撐著一個橫過來的木杆，木杆兩端係著兩個用來平衡的東西，輕微晃動就會掉下來。遊戲要求參與者在保持木杆平衡的前提下，把鈔票取出來。經過多次嚐試，參與者發現，不管怎樣小心謹慎，要想不碰到木杆而取出那張鈔票幾乎是不可能的。
其實，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把鈔票從刀刃壓著的地方撕開，然後就可以把鈔票取出來了，然而，絕大部分的參與者都沒有想到這個辦法。
究其原因，不是這個辦法高深莫測，鈔票是很有價值的東西，不是紙，所以根本沒有想過要把它撕開。這種在一定條件下表現出來的思維方式，揭示出了人們心理活動的局限性，缺乏靈活性，並成為創新思維的障礙。
眾所周知，大象能用鼻子輕鬆地將一噸重的行李抬起來，但我們在看馬戲表演時卻發現，這麼巨大的動物，卻安靜地被拴在一個小木樁上。
因為它們自幼小無力時開始，就被沉重的鐵鏈拴在牢固的鐵樁上，當時不管它用多大的力氣去拉，這鐵樁對幼象而言太沉重了，當然動也動不了。不久，幼象長大，力氣也增加，但隻要身邊有樁，它總是不敢妄動。
這就是思維定勢。長大後的象，可以輕易地將鐵鏈拉斷，但因幼時的經驗一直留存至長大，所以它習慣地認為“絕對拉不斷”，所以不再去拉扯。從人類來看也是如此——雖有被賦予稱為“頭腦”的最強大的武器，但因自以為是或自我設限而不用武器，於是徒然浪費“寶物”，實是愚蠢。由此可知，不隻是動物，人類也因未排除“固定觀念”的偏差想法，而隻能以常識性、消極的否定性的眼光來看事物，自以為是地認為“我沒有那樣的才能”，終於白白浪費大好良機。除了這種靜止地看待自己的形而上學的錯誤外，用僵化和固定的觀點認識外界的事物，有時也會帶來危害。比如，通常我們都知道，海水是不能飲用的，可是如果抱定了這種認識，也可能犯下嚴重的錯誤。
一次，一艘遠洋遊船不幸觸礁，沉沒在汪洋大海裏，幸存下來的8個人拚死登上一座孤島，才得以幸存下來。
但接下來的情形更加糟糕，島上除了石頭，沒有任何可以用來充饑的東西。更為要命的是，在烈日的暴曬下，每個人口渴得冒煙，水成為了最珍貴的東西。
盡管四周都是海水，可誰都知道，海水又苦又澀又鹹，根本不能用來解渴。現在8個人惟一的生存希望是老天爺下雨或別的過往船隻發現他們。
等啊等，沒有任何下雨的跡象，天際除了海水還是一望無邊的海水，沒有任何船隻經過這個死一般寂靜的島。漸漸地，他們支撐不下去了。
有7個人相繼渴死，當最後一個人快要渴死的時候，他實在忍受不住地撲進海水裏，“咕嘟咕嘟”地喝了一肚子海水。這個人喝完海水，一點兒也覺不出海水的苦澀味，相反覺得這海水非常甘甜，非常解渴。他想：也許這是自己渴死前的幻覺吧，便靜靜地躺在島上，等著死神的降臨。
他睡了一覺，醒來後發現自己還活著，他非常奇怪，於是他每天靠喝這島邊的海水度日，終於等來了救援的船隻。
後來人們化驗這海水發現，這裏由於有地下泉水的不斷翻湧，所以，海水實際上是可口的泉水。
習以為常，耳熟能詳，理所當然的事物充斥著我們的生活，使我們逐漸失去了對事物的熱情和新鮮感。經驗成了我們判斷事物的惟一標準，存在的當然變成了合理。隨著知識的積累、經驗的豐富，我們變得越來越循規蹈矩，越來越老成持重，於是創造力喪失了！於是想象力萎縮了！思維定勢已經成為人類超越自我的一大障礙。
亨利·福特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直到40歲，他的生意才獲得成功。他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在建立了他的事業王國以後，他把目光轉向了製造八缸引擎。他把設計人員召集到一起說：“先生們，我需要你們造一個八缸引擎。”這些聰明才智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們深諳數學、物理、工程學，他們知道什麼是可做的、什麼是行不通的。他們以一種寬容的態度看著福特，好似在說：“讓我們遷就一下這位老人吧，怎麼樣說他都是老板。”他們非常耐心地向福特解釋說八缸引擎從經濟方麵考慮是多麼不合適，並解釋了為什麼不適合。福特並不聽從別人的意見，隻是一味強調：“先生們，我必須擁有八缸引擎，請你們造一個。”
工程師們心不在焉地幹了一段時間後向福特彙報：“我們越來越覺得造八缸引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福特先生可不是輕易能被說服的人，他堅持說：“先生們，我必須有一個八缸引擎，讓我們加快速度去做吧。”於是，工程師們再次行動了。這次，他們比以前工作得努力一些了，也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資金。但他們對福特的彙報與上次一樣：“先生，八缸引擎的製造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