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紹曾說：“今夜上了三節課，黃穀雙教識字，汪嗣圻教算術，我教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女孩子都笑我的鴨公喉嚨……”
先生和學生都笑起來。熊先生親切地說：“好孩子，鴨公喉嚨？不要緊，有這樣一顆為民眾的心就好！你們給農村孩子上課，做得好！這裏大多數農民很貧困，供不起孩子上學。貧困造成二文盲，文盲愚昧無知，也就無法改變貧困。你們當小先生，給孩子們上課，就能改變這種狀況，你們自己也能了解社會和人生……趕快洗漱一下，睡覺去吧。”
熊先生是汪嗣圻認識的國立十一中的第一位先生。
當初，汪嗣圻報考國立十一中時，主持口試的就是熊先生。口試之後，熊先生說：“如果你考取了國立十一中，要十分珍借這個難得的機會。日本人侵略中國，你家鄉已經淪陷了，你要記住這國恥家仇，加倍努力學習，為建設一個富強民主的新中國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汪嗣圻的眼中，這位熊先生的身上，先生和父親融為一體。他對學生，平易近人，胸懷坦誠，視學生為親人。分析問題人情入理，從不空洞說教，善於利用事實，隨時隨地幫助學生提高認識。
有次班上遊雪峰山，峰高坡陡，腳下是萬丈溝壑，膽小的學生幾乎不敢往下看，也不敢往上爬，體弱的學生便打算放棄登山。熊先生前後照顧，讓體健膽大的學生照顧體弱學生，互相攙扶，終於全體登上山頂。
坐在山頂的草坪裏，熊先生表揚了幫助別人的同學，語重心長地說：“登山是需要互相幫助的，沒有互相支持，有的同學到不了山頂。互相幫助是團結友愛的表現。隻有團結，才能產生力量，才能共同進步。登山如此，打仗如此，學習也是如此。”
在談到世界形勢時，有個同學說：“眼見希特勒來勢凶猛，他會不會霸占整個世界？”
熊先生含笑說：“如果那樣，人類曆史就不太好寫了……你不妨看看《拿破侖傳》。”
熊先生講話時，眼睛時不時看看崔文甫、王文穆幾個同學。他們都是中國戰時兒童救濟協會從河南招收來的難童，在浦市難童教養院生活了一段時間，衣不蔽體，形同叫化子。隆冬季節，地上滿是冰霜，他們仍光腳穿～雙破草鞋，腳趾露在草鞋外，凍成了紫黑色。
這天回校以後，崔文甫、王文穆等四個同學正要去吃飯，熊先生和熊師母周碧良站在食堂門口，熊先生手中提個布包袱，熊師母卻端個飯盒。熊先生說：“冬天了，還穿草鞋，會生凍瘡的。昨天剛發了薪水，剛才在老街上買了四雙布鞋。今夜洗了腳都換上。”他笑起來，解開包袱，將四奴白底青麵布鞋遞到他們手上，“你們年齡差不多，個頭差不多，我也就來個‘主觀臆斷’，買了同樣大小的鞋……”
熊師母揭開飯盒，含笑說：“熊先生叨念好多次了，說你們患夜盲症。‘雞毛眼’可不好受，夜裏走路，高一腳低一腳的。今天買來新鮮豬肝，炒好了，你們正好吃……”
第二天，崔文甫幾個同學都丟了爛草鞋，換上了合腳的新布鞋。晚上下自習以後，王文穆幾個同學興奮地在操場上又蹦又跳，口裏喊著：“我看見路了，我不是‘雞毛眼’了……”
熊邵安確實不是一般的先生，他是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
他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參加了國立十一中的籌備工作。省委又派遣劉若雲、李穎生到十一中任教，組成黨支部，執行當時的白區工作方針“長期埋伏，隱蔽精幹，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當前是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宣傳抗日救國、團結進步師生是黨支部的主要工作。
塘田戰時講學院被查封後，雷震寰、肖正心、曾毓繁等共產黨員回洞口成立黨小組，雷震寰任組長，開展地下鬥爭。一九三九年九月，三人分別考入國立十一中師範部和高中部，繼續進行黨小組活動，並在師範部發展米長庚入黨。。
他們在學生中秘密組織讀書會，團結進步青年四十多人，經常閱讀進步書刊《共產黨宣言》、《大眾哲學》、《全民抗戰》，還召。開小型座談會，交流學習心得；辦民眾夜校，由讀書會成員擔任教員；辦牆報、壁報，宣傳抗日救國；組織兵役宣傳隊，組織“洪流劇團”，辦《平溪》刊物，抗日演劇活動轟轟烈烈開展，學生中以讀書會名義，組織“拓荒社”等進步社團。
群眾的宣傳教育很活躍，而黨支部核心必須極隱蔽。由邵陽中心縣委派靈上門聯係，每兩個月一次，但支部不能去找縣委。極少發展黨員，隻發展了耿憲章、彭富毅、李俊泉三個同學入黨。黨員與支部也隻能單線聯係，初16班學生應瑾安的關係從校外轉來，被指定與支委李穎生聯係。
這一切都是在熊邵安先生領導下進行的。
熊邵安是久經考驗的地下黨員。一九二六年他在上海求學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二年被捕入獄，被特務嚴刑拷打，一度小便失禁。
全麵抗戰爆發後，他走出監獄，又投身抗日洪流。一九三九年五月，受黨的派遣，參加國立十一中的籌建工作。他和劉若雲、李穎生積極配合楊宙康的工作，以極大的責任感和熱情，擔任教學工作。師生隻知道這位學問好、和藹可親的先生是學校的台柱，哪裏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呢？
解放後，熊邵安先生曾任安化縣副縣長，湖南省委黨校副校長，九十年代末逝世。他的學生王槐瑞、張瑞潔有詩懷念：
曆盡艱辛五十年，丹心一片鎮凶頑。電刑椅上錚錚立，牛絏棚中坦坦眠。
玉宇澄清邦有道，青春再喚史無前。如今桃李芳菲日，捷報繽紛慰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