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鍾為誰而鳴？最後一位騎士，也披掛上陣了。堂，吉訶德出生得遲了，錯過了騎士耀馬揚威的中世紀，這不妨礙他認為自己是最後的使者。他甚至承載著雙倍的重擔：不僅要實現自身，還企望拯救日落西山的整個騎士製度。套著硬紙糊的鎧甲，戴上以銅臉盆代替的頭盔——堂·吉訶德出發了，喬裝打扮，像是在燈火通明的舞台上。所有觀眾都手持望遠鏡、坐在包廂裏發笑。隻有他嚴肅得像個聖人——他不覺得自己是在演戲。遺憾的是，最後一位騎士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拔劍四顧心茫然，已找不見對手了。他隻能把風車想象成巨人，他隻能向虛構的敵人做最後的挑戰。他明明知道這是一次注定失敗的衝鋒，注定要被現實的銅牆鐵壁撞得頭破血流，但還是快馬加鞭。他要對得起騎士的身份，他必須為自己的信仰流淚、流血——世界荒蕪得連裁判都沒有了，但他是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裁判。衝啊，殺啊！是騎士永遠的口號，也是他個人最後的呐喊。他向自己的影子出擊，他要殺死自己，殺死自己與世界的第三者。在和平地帶，在遠處的觀眾席上，一張張保養得很好的麵孔被嚇得蠟黃。
理想主義的最後一個信徒，最終滾鞍落馬。堂·吉訶德為自己的騎士生涯，或者說，為整個騎士時代，親手畫上了句號——就像刑場上的阿Q在自己名字上畫圈，一樣嚴肅，一樣認真，盡可能畫得圓滿一些。最後一個騎士，沒有給大家丟臉。
那麼讓我們再回到死亡詩社中來。大家在原先的階梯教室裏重新坐好，完成我們的最後一課，看圖識字，舉手發言。就像加拿大女詩人阿特伍德《為一首永遠也不可能被寫出的詩所作的注釋》：“這是她的屍體，沉靜得失去手指，在寫這首詩……好像沒有別的可以去做，或者說拯救你自己吧。”肉體死了，靈魂在繼續寫這首詩。呼吸中斷了，風繼續吹拂著。姓氏被篡改了，最後的詩人繼續往黑暗的郵筒裏投遞著匿名信。拯救你自己，拯救你搖搖欲墜的最後一行詩，就是拯救整個詩歌。有一篇全世界最短的小說，共二十一個字：“地球上最後一個人坐在房間裏，突然聽見了敲門聲。”用貝多芬的話來說，這就是命運了。
我心目中的詩人是在理想與現實、大雅與大俗之間頂天立地的精神貴族。鬥轉星移，詩人的身份，如同中世紀騎士的勳號一樣，不斷地被貶值、被折舊，棄置於時代櫥窗的角落，顯得銅鏽斑駁。我很擔心，經曆了天荒地老，詩人會像恐龍一樣從這座星球上絕跡——至於所謂的幸存者，不過已蛻變為鋼筋水泥森林中踱著方步的軟體動物。所以，我懷念堂·吉訶德，穿一副紙糊的盔甲向頑固的風車做靈魂的俯衝，那敢死隊式的勇猛勁兒在我們身上還能找到嗎？我不進天堂誰進天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物俗的桎梏由誰來摧毀，理想主義的空中樓閣由誰來重建？然而，能承受住這種拷問的已沒有多少人了，更多的人連白卷都交不起，索性退卻，既不敢撫摸天堂，又不敢直麵地獄，於是隻能解甲歸田，徘徊於人間。在人間，凡夫俗子隔岸觀火，止足不前。
每讀但丁的《神曲》，我仿佛尾隨其後在地獄與天堂去了個來回，死而複生。這時再看人間，才能看出人情味來。神可敬，鬼可怕，置身神鬼之間，人像斷線風箏般左搖右擺。我們每一分鍾都在離開自己，不斷地開脫自己；我們對世界每一分鍾的印象都可能是最後一眼。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美與醜、善與惡、罪與罰、靈與肉、榮與辱、欲望與理智，構成每個人身上潛在的矛盾。英國詩人庫泊說：“上帝創造了鄉村，人類創造了城市。”城市是天堂的影子呢還是地獄的影子，抑或兼而有之？但丁在《神曲》中的遊曆分別依靠古羅馬詩人維吉爾與美女貝亞特裏齊的引導，滄海桑田，詩與美依舊是我們城市裏泄露的天堂的消息。縱然物欲橫流，金錢的口涎也曾濺濕我們風塵仆仆的鞋子，但精神的天堂，如同我們親手編織的草帽，懸之高壁，纖塵不染，仿佛一伸手便能擷取。所以，今天上午，在北京的一盞紅綠燈下，在一輛陳舊的自行車上，我構思了這兩句詩。我就把自己當作這個時代的最後一位詩人吧。然後，我才重新認識到詩人的驕傲、幸福與尊嚴。
“我頭戴的草帽就是天堂，我腳穿的鞋子就是地獄。”而我的心呢，在人間，在城市的斑馬線上，在炊煙嫋嫋以及暮鼓晨鍾的神曲之中，漸行漸遠……
在羅布·葛利葉筆下，詩人在塵世間的巡邏簡直近似於宗教的儀式了：“現在。我是單獨一人。夜已深了。我還在守夜。下雨以後，大火以後，戰爭以後，這是最後一班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