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是偉大的，最後一個同樣是值得紀念的。“火就是你，火就是我，火就是火”（郭沫若《鳳凰涅檠》），真正的詩人隻有一個，他是全體詩人生命的總和。詩人是不死的。紀念碑是不朽的。
做個詩人沒什麼了不起的。但是，如果你假設自己是這座星球上的最後一個詩人，正在書寫著人類的最後一首詩——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你會有一種宗教感。你會覺得正在給《聖經》結尾。你寄希望於篝火永不熄滅，這個瞬間無限延長——當身邊的劈柴消耗殆盡，你不得不添加進自己的骨頭、自己的血肉。這就是我的藝術觀。純粹的藝術需要這種毫無保留的態度，紀念碑的施工和剪彩，無不需要你把血肉之軀投入轟鳴的水泥攪拌機裏……
所以不妨假設：最後一個詩人的出現與存在，是一種可能。它促使我們懂得犧牲的涵義。
最後一個永遠是悲壯的，曆史氣息濃鬱的。最後一個莫希幹人。最後一個匈奴。最後的貴族，搭乘著巴黎的最後一班地鐵。大托爾斯泰，曾經被譽為俄羅斯最後的良心。二戰期間，好像是茨威格，被稱為歐洲大陸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我頓時透過硝煙彌漫，目睹到文明的碎片，傾聽到良知的呻吟，預感到種族的夭亡……
茨威格自殺沒多久，一個叫巴頓的將軍站在納粹廢墟上陶醉於自己最後的征服者之夢：“仿佛古羅馬時期，我就開始在這片衰草斜陽的古戰場上衝鋒陷陣了，我是最早的士兵，又是最後的士兵，我的最大幸福就是在最後一場戰爭中，被最後一顆子彈打中……”這支用子彈殼吹奏的最後的士兵之歌，真是太有詩意了，我簡直不相信它出自赳赳武夫之口。
《史記》裏的荊軻，可謂春秋戰國時代最後一個刺客。秦王即將一統天下，群雄俯首稱臣，泱泱六國，唯獨最後一個鬥士自披喪服、匆忙上路了。在秦國龐大的戰爭機器麵前，匹夫之勇、一柄匕首的鋒芒簡直微不足道，但荊軻並不就此罷休，他要以個人的膂力，代替束手就縛的六國做最後的衝刺。六國的百萬大軍，未使秦王稍作躊躇，荊軻一賭魚死網破的孤注一擲，反倒使暴君膽戰心驚。最後的刺客倒下了，最後的抗爭失敗了，曆史卻留下了缺口一荊軻是真正抨擊曆史的職業殺手。
而圍繞著最後一個詩人，有可能發生怎樣的故事？海子曾經被我視為本世紀中國最後一個不僅直麵人生、而且敢於正視死亡的詩人。他有著唐代李賀般的鬼才，長期在北京郊區的昌平縣城離群索居，日子也過得郊寒島瘦，窮，且多病。當這塊國土上的偽詩人們忙於給少男少女簽名、講課或者索性改行、下海之時，最後堅持著的詩人卻遠離塵囂，躲在象牙塔裏寫詩，熬自己的心血點一盞長明燈。我無法猜測他是否考慮過向世俗作最後的談判與講求，但有一次，他恐怕孤獨到極點了，開始懷念人群，懷念人間宴席的氛圍，便拐進離住所最近的酒店，和老板商量：“我在這裏給大家朗誦我的詩，能否給我酒喝？”長得屠夫般壯實的老板的答複，既客氣而又冷酷：“我可以給你酒喝，但你別在我這兒念詩。”詩，在人間似乎成了最多餘的東西。海子不久在山海關臥軌，自殺的原因與其在酒店裏的這番遭遇無關。但聽他生前好友追述了這最後一則人間詩話，我骨髓都感到一陣陰冷。那蔑視詩人的酒店老板，在我想象中如地獄裏的鬼臉判宮般冷漠無情，他以一個傲慢的手勢就裁決了藝術在塵世間的價值與命運。或許，他是無知的，因而也是無罪的，但他的神情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的態度。如果把城市誇張為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那肯定失之偏頗，但步步退讓的藝術，確實快被拜金主義的儀仗隊擠進牆縫了。海子寫完一生中的最後一首詩，就死了，據說在某些宗教中，自殺的人是無法升入天堂的。但窮人最好不要相信天堂，天堂隻會使你加倍尷尬——因為天堂的門票，可能都已經漲價了。
海子的故事——世紀末一位詩人和一位酒店老板的對話，本身就是一首詩，一首對這個黃金時代的諷刺詩，一首哀悼藝術的長恨歌，是投向地獄的匕首與投槍，然而地獄不會流血，地獄的傷口並不感到疼。受傷的還是我們，疼痛的還是我們。詩歌是本世紀的最後一個神話了，海子臥軌了，神話破滅了。所以我想到了天堂、地獄和人間，以及它們彼此的關係。所以我給詩人畫了這樣一幅肖像：頭戴著高尚的光環，腳踏著的卻是世俗的荊棘——當你瞻仰那神聖的桂冠，也千萬不要忽略那滴血的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