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三吟（後記）
“一、二十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
“賦予土地一種情感和神秘的價值是全世界的農民所特有的態度。”
“所有的人都認為，遵守社會秩序、道德和信仰的農民應當養活城市，並像供給步兵營那樣供給工業營的闊佬。”
……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在九年前讀著這些話，這些由法國社會學家H·孟德拉斯通過他的著作《農民的終結》講出來的這些話時，所引起的心靈上的震顫乃至悲愴。
這些話之所以在我的心靈上引起共振、共鳴，因為我是農民的兒子，同時也是一個以描寫土地為已任的作家。
我曾千百次地感歎：人類在早期無比虔誠地從事著的農業，至今還被稱為“第一產業”的農業，怎麼就一步步淪為最低賤的行業，從業者從而獲得了一種類似“賤民”一樣的身份？
不隻是中國，這在全世界幾乎都是如此。著名學者秦暉先生曾撰文考據，“農民”一詞在西方一些語言中就有“賤”的含義，帶有貶的成分。
為什麼？因為工業化的效率與利潤？因為城市化的熱鬧與浮華？反正，在一些傳統農民還在與土地纏綿繾綣的時候，更多的農民卻在決絕地背離土地，走向了城市。
中國比那些發達國家略遲一些，直到二十世紀末才進入了“農民的終結”這一階段。進入這個階段時，中國農民一樣地帶了歡欣，也帶了悲傷；帶了豪邁，也帶了自卑；帶了踴躍，也帶了畏縮；帶了幸福，也帶了苦難！
“土生萬物由來遠，地載群倫自古尊”，可是，土地從來沒遇到過像今天這樣的冷落。有些人打量她時目光中含著熱切，但那是擁有資本的人正想把被他們的祖先奉若神明的土地變成新的資本，或是想從農民那空蕩蕩的衣兜裏再搜去幾個硬幣。
仍在土地上勞作的人們，正為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真正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而沾沾自喜，可是他們直起腰來探頭看看，突然發現城市的高樓已經讓他們後腦勺貼著脊梁骨也看不到頂兒了。而在許多許多的時候，他們被晾在一邊，無權參與城裏的討論，無處表達他們的聲音。
他們不明白，城裏人的樓房比他們的高，城裏人的腰包比他們的鼓，城裏人的腰杆比他們的直，這究竟是因為什麼？
土地上的人陷入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困惑。但走出土地是他們的共同意願，甚至老一代農民也在鼓動兒孫們到城裏“出息”去。可是兒孫們去了，經常是帶著心靈與肉體的累累創傷回來，帶著癟癟的口袋回來。還有的兒孫們出去一趟，染一頭紅毛或黃毛卻再不出門，整天罵他們的父母為什麼不把他們生在城裏！
土地，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沉重，這樣喧鬧，這樣色彩斑斕，這樣耐人尋味。
大約從1994年開始，我在土地上且走且看，且看且吟，開始了係列長篇小說“農民三部曲”的寫作。我努力想把土地的曆史與現實描摹下來，加上一番思考，讓人們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北方農村有個粗略的印象。第一部《繾綣與決絕》先在《大家》發表第一卷，《小說選刊·長篇小說增刊》創刊號做了轉載，在《作家報》組織全國近二百名專家、學者評選的“1997年全國十佳小說”中名列長篇第一名，後又入圍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成為25部候選作品之一；第二部《君子夢》（現更名為《天理暨人欲》）的第一卷由《當代》發表，2001年與《繾綣與決絕》一起獲得第三屆人民文學獎，2002年《君子夢》又獲首屆齊魯文學獎。現在第三部《青煙或白霧》也已問世，正期待著讀者的評判。
其實，我明白這三部作品還有許多的不足，即使得到一些好評，那也是對我這種涉足許多作家不願涉足的領域的行為的一種鼓勵。而且，我更明白自己的工作是怎樣地於世無補。我在土地上吟詠，吟歌，甚至吟嘯，其實絲毫改變不了土地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雖然到最後把自己累病，大口大口地喝著苦藥湯的時候，我嚐到的苦實際上抵不上農民之苦的百分之一。
唉，土地，你默默地鋪展在那裏，把什麼都展示清楚了，還用著我來饒舌嗎？
好在氣候開始變了，一年年地更加風調雨順。莊稼，花朵，樹木，樓房，人的心靈和身個兒，都會成長起來的。
所以，我擦一把嘴邊的苦藥湯，轉而欣慰，轉而慶幸。
我想，當有一天一個作家的吟唱彙入全中國農民的吟唱，當全中國農民的吟唱彙入全人類的吟唱的時候，那將是多麼恢宏的音樂，多麼美妙的情景！
我殷切地期盼著，並且高豎起耳朵準備聆聽。
順便說一下，我在第三部《青煙或白霧》中寫到陳永貴時，曾參閱了馮東書所著的《“文盲宰相”陳永貴》和映泉所著的《陳永貴傳》，在此向二位先生表示感謝。
2002、5、28